丹尼尔#183;贝尔论大众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丹尼尔论文,贝尔论文,大众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15)06-0110-07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社会学家，被认为是后工业社会的预言家，以划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为经济、政治、文化三大板块而蜚声学界。贝尔年长弗雷德里克·詹姆逊15岁，在美国知识界名重半个世纪，可是他在中国的影响，似远不如堪称中国的后现代教父、接着大谈正统现代性的詹姆逊。这里面意识形态的左右之分，应是一个重要原因。回顾大众文化理论的发展过程，我们发现为大众文化辩护的，大都出于左翼马克思主义阵营。像贝尔这样一位最终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的右翼文化理论家，不遗余力来为大众文化和大众社会辩护，比较少见。是以也理应引起我们格外的重视。 一、大众社会理论批判 大众文化开始被正名应当说始于20世纪60年代，是时雷蒙·威廉斯等人通力以popular culture来替代先时流行的mass culture。威廉斯在其《关键词》一书中，就masses词条有过细致分析。他指出，复数的masses是一个模棱两可、自相矛盾的语词：在许多保守思想家看来，它是一个表示轻蔑的语词；但是对于社会思想而言，它是一个积极的术语。具体来说： 就现代社会意义上说，masses和mass具有两种互不相同的含义。Masses(1)是乌合之众或者说群氓的现代表述，他们低贱、无知，又蠢蠢欲动。Masses(2)是指的同一群人，但是如今将他们视为积极的，或者潜在的积极社会力量[1]。 这可见，将大众文化的前身mass culture理解为群氓文化，说到底是一个立场问题。诚如威廉斯所言，同样的人群、同样的文化，在精英知识分子看来是乌合之众文化，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视野看来，那就是一支潜在的生力军。 但是总体上看，大众文化的前身mass culture，终究是不知所云的一盘散沙。美国文化批评家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是这一立场的代表人物。麦克唐纳1937年至1943年在《党人评论》杂志做编辑。在这之前，先后在《时代》和《财富》杂志任职。1944年他发表的《大众文化理论》说，过去一个世纪里，西方文化实际上是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传统文化，也就是“高雅文化”，它的主要阵地是教科书和图书馆。另一种就是“大众文化”，它紧盯着市场，唯利是图、批量制作，是口香糖那样的一次性消费，如广播、电影、卡通、侦探小说、科幻小说和电视等。麦克唐纳的大众文化理论被认为是典型的中产阶级趣味，暗示知识精英完全可以孤芳自赏，不必理会大众所好。 在这一背景下来看丹尼尔·贝尔的大众文化及大众社会理论，我们发现它几乎是20世纪4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蒙受的一面倒批判中，一个难得的例外。这个例外不是来自新左派和自由主义阵营，反之恰是出自素以文化保守主义者蜚声的丹尼尔·贝尔，耐人寻味。1960年出版的《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中，丹尼尔·贝尔对大众文化及其基础大众社会，有过专门分析。作为此一时期美国声望最高的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首先关注的是大众社会，这个大众文化的基础和土壤。该书题为《作为大众社会的美国》的第一章，开篇就说，当今西方世界里，除了马克思主义，大众社会理论也许是最有影响的社会理论。这一理论主要是由现代社会的贵族批评家们所炮制，这些批评家的名单里包括奥尔特加·加塞特(Ortega Gasset)、卡尔·雅思贝尔和汉娜·阿伦特。贝尔认为这些大众社会的批评家们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不太关心社会自由的普遍性状态，反之格外关心个体的自由。他这样概括了此种大众社会理论： “大众社会”的观念可以概括如下：交通和通讯革命促成了人与人之间更加密切的交往，以一些新方式把人们连接了起来：劳动分工使人们更加相互依赖；某一方面的社会变动将影响到所有其他方面；尽管这种相互依赖日益强化，但是个体之间却变得日益疏远起来。家庭和地方社区古老而原始的团体纽带已经被摧毁；自古以来形成的地方观念信仰受到了质疑；没有什么统一的价值观念能取代它们的位置。最重要的是，有教养精英的批判标准再也塑造不了世人的意见和趣味[2]。 这里的关键就是“有教养精英的批判标准再也塑造不了世人的意见和趣味”。在贝尔看来，精英批评家是太好为人师，一旦发现大众社会自行其是，不再处处仰仗他们的鼻息，难免就要来数落它的种种不是。所谓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过去人与人之间的有机关系荡然无踪，一切都表面化和细分化，以至于个体焦虑与日俱增。 贝尔认为像《大众的反叛》的作者，西班牙哲学家加塞特这类早期大众社会理论家，主要是担忧精英社会的退化，换言之，大众平庸、野蛮，而且理直气壮的反叛冲动，势必影响到精英阶级的价值判断。而后期的大众社会理论家，如德国的曼海姆(Karl Mannheim)和汉娜·阿伦特等人，则关注社会是如何过度组织化，以及社会传统结构瓦解如何导致法西斯这类极权主义的兴起。但贝尔指出，并不是贫困本身导致大众反叛，反之贫困通常导致宿命论，把人引向迷信和宗教；而是社会不公无端刺激人的欲望，方使激进主义流行起来。由是观之，美国不满现实的政治理应怨气最深，盖因都市化、工业化和民主化对于传统社区纽带的损害程度，是史无前例的。但是美国既不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也没有效法欧洲法西斯主义的热情，这又当何论呢？ 贝尔的回答是社会的多元化。甚至“原子社会”这个声名狼藉的工业社会代名词，也被他作了相当乐观的正面阐释。他指出，今天美国从事各种文化、社会与政治活动的族群数量惊人，爱尔兰人、意大利人、犹太人、波兰人、捷克人等等不一而足，各个在美国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街道邻里之间，也显出顽强的文化多元化特征。如芝加哥市区有82份社区报纸，周发行量达100万份。按说在国家媒体压力之下，这些传播街谈巷语的地方小报很难有生存空间。但是贝尔发现事实竟是恰恰相反：就在芝加哥，1910年以来，这类小报的数量增加了165％，发行量则在过去40年里猛增了770％。同时，教育水平的提高促使文化鉴赏力的同步提高，人们把更多的钱花在古典音乐会上而不是棒球上，一个庞大的雅俗共赏社会正在兴起。当然也有反叛。贝尔举了“垮掉的一代”这个边缘文学的例子，指出这一群诗人和艺术家虽然奇装异服、吸毒、听爵士，放浪不羁不可一世，但是他们反叛的不过是美国文化生活的笼统惯习和惰性，并没有具体的目标。不像以往的离经叛道都是明确攻击上流社会的清教主义和维多利亚道德主义，包括图书检查制度、禁酒令和警察制度支撑下的伪道学。但是“垮掉的一代”没有真正的敌人，所以大家相安无事，由着它去标新立异。 不仅如此，贝尔还反过来质疑了早期的大众社会批判理论。他认为齐美尔等大众社会理论家之所以谴责大众社会，是因为现代都市人孤立无援。但这或者是欧洲社会的特征，却不是美国社会的特征。反之美国在战后的社区重建中千方百计营造博爱、团结的和睦气氛，虽然被讥为制造隔阂，缺乏个性，但美国其实非常敏感地接受了欧洲的批评。又如美国被公认是离婚、犯罪和暴力高涨的国家，但贝尔的看法是，离婚数量持续上升并不表明家庭的解体，而是显示了更自由、更个人化的选择基础，以及新婚姻方式的出现。至于犯罪和暴力，贝尔陈列数据和个案表明较之25年或50年前，它们实际上有了大幅度下降。彼时的芝加哥、旧金山和纽约，差不多就是罪恶的渊薮。人们之所以感到犯罪和暴力与日俱增，那毋宁说是拜电影和电视的大肆渲染。总之，当代美国社会和文化的变化较之其他国家即便是更大也更快，但这并不等于社会混乱与道德沦丧必然接踵而至。对此贝尔表达了他对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大众社会及大众文化的一个相当乐观的结论，认为它们不过是揭示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 这些变化是出现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的，它现在正在对过去200多年里西方社会以及现在的世界面临的如下质问做出回答：在自由构架之内，如何去提高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同时维护和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由于这些原因，大众社会理论已经无法作为西方社会的描述，而只能作为对当代生活不切实际抵制的意识形态[3]。 所以不奇怪，在贝尔看来，意识形态的终结，同样意味着大众社会及大众文化无条件盲目批判理论的终结。 二、《异议》的例子 《意识形态的终结》第一章中，有一条脚注讨论了文化的定义辨析问题。作者指出，大众社会这个概念语焉不详，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文化”这个语词的两种用法常常被人混淆起来。这两种用法其一是注目于人类学的意义，另一是注目于人文主义的意义。是以有些批评家忧心忡忡地方民俗和地区习俗的“瓦解”，诸如方言、烹饪、歌谣、舞蹈、幽默等等，指责它们都是给整合进了大众社会里面，被统一的民族模式取而代之，故而标志了文化的衰落。贝尔承认这些指责是有道理，但是它们都是站在人类学的意义上来解读文化，反之假如立足于人文主义的视野来看文化，未必就得出同样的结论。所以很奇怪，在过去乡村形态的解体被认为是“高雅文化”发展的必然前奏，在今天乡村形态的解体却被视作人文主义文化瓦解的构成因素。因此殊有必要做出区分： 人类学的文化概念是相对的。它不蕴含关于任何一个特定文化的判断，并且它不可以被用作批判“高级文化”的工具。那些能让人找到乐趣的事物已经从乡村舞蹈和民间幽默转向巴西的桑巴舞和百老汇的浮光掠影。从分析角度上看，这个事实同文化性质相比是一个不同的问题。如做出这些批评那样，有人探讨的是推测的社会混乱的问题，而有人探讨的则是文化性质问题[4]。 要言之，大众文化的怀旧情结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认同，让人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但是它与文化本身，也就是说人文意义上的文化认知，不是一回事情。 本着以上认知，我们可以来看贝尔围绕《异议》(Dissent)杂志，对美国20世纪50年代所做的文化分析。《异议》是美国这一时期少数几种公开宣扬社会主义政治，且对当代文化批判持激进立场的杂志之一。作者指出，它就像英国的《大学与左派评论》和法国的《论争》那样，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阐释是格格不入的。《大学与左派评论》创刊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发的共产主义阵营骚乱之际，《论争》创刊于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之后。《异议》的面世较这两家刊物要早5年，更多带有30年代的发牢骚遗风，没有先者一往无前的新鲜气息，显得世故而乏味。但即便如此，《异议》作为同欧洲“老左派”决裂的产物，大家还是对它寄予了很大的期望。 贝尔认为，《异议》作为一家激进刊物，它的鲜明特点是将美国概括为一个大众社会，由此来抨击此一社会方方面面的奇形怪状。就此而言，《异议》同《大学与左派评论》以及热衷抨击现代社会的其他左派声音是开始合流了。但是大众社会作为一个概念，自有它自己的特别氛围。人固然可以使用激进主义的陈词滥调，去攻击“资本家”，甚至“资产阶级”，可是在“大众社会”里，你抨击的只是“文化”，很难发现究竟谁是敌人，什么东西是敌人。贝尔发现最早运用大众社会概念的一批早期作家却不是这样。如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加塞特、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以及诗人T.S.艾略特等，这一批人都持有一种贵族的、宗教的、精英主义的文化观念。在他们看来，以往有教养阶层确立的趣味和优雅标准，都已经给大众拆解得面目全非了。他们反对平均主义，反对工业社会，反对给予大众“文化投票权”，总而言之是彻头彻尾的精英主义立场。问题在于今非昔比。贝尔指出，今天的青年激进主义者很难再采取他们先辈的立场，因为田园牧歌的浪漫意象早已经给冷漠无情的机械社会所摧毁。一如对于工业社会的抗议，总也是乡村社会反对无根匿名城市生活的呼声，虽然后者享有隐私和自由，而且年轻的激进主义者们，可不是白痴乡巴佬。对此贝尔陈述了他反对盲目怀旧，坚持文化进步的明确立场： 我认为，像《异议》和《大学与左派评论》使用的那样，这幅大众社会的景象是误导人的。像爱德华·希尔斯一直认为的那样，把“大众”带入他们以前一直被拒绝进入的社会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在“传统社会”中，人们过着一种同样抑郁、单调、生硬、机械有时是野蛮的生活(索尔·帕多维尔在一项法国研究中曾经指出，相当多的法国人从来没有出去旅游过，从来没有参加过志愿者协会，甚至从来没有去看过博物馆展览)，与此相反，伴随着流动性、职业选择、剧院、图书和博物馆的可能性，现代社会是更加丰富多彩的社会，也是更加富足的社会[5]。 适因于此，贝尔反对《异议》和《大学与左派评论》这一类刊物连篇累牍攻击大众文化，认为它们多是套用早期马克思的语言，特别是马克思的异化观念，由此使炮火带上一种似是而非的政治色彩。问题在于，大众文化可能具有种种弊病，可是它们说到底是文化的问题，而不是政治的问题。贝尔指出，在吸取极权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教训之后，在混合经济和政治多元化时代，人们渐而接受社会政治的温和状态之际，要来叙说清楚“文化激进主义”的具体内容，更是难上加难。因为悖论在于，无论什么东西，只要被认为是文化激进主义，立马就被人接受；同样无论什么东西，只要自命为先锋派，不管它是抽象的表现主义，还是“垮掉的一代”诗歌，马上就有人欢呼喝彩。当高雅文化的产品，从勋伯格到马蒂斯再到“纽约学派”，成为畅销文化产品时，确认什么是标准“腐败”的源泉，马上就成了一个棘手问题。循规蹈矩的资产阶级道德和自由不羁的艺术精神，从来就是一对纠缠不休的冤家兄弟。 所以文化激进主义，最终将被向以标新立异为荣的美国社会与美国生活方式收编。贝尔举的例子是，一方面许多新的文化批评家，如绘画方面的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和文学方面的特里林(Lionel Trilling)等，之前都可算是古典左派，可是如今他们的趣味不光影响严肃的画家和小说家，而且影响到了广大公众的趣味标准；另一方面，像哈佛、哥伦比亚、伯克利大学那样的文化精英圈子，同50年前相反，如今变成了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自由文化圈”，鼓励批评和争鸣，哪怕是怀旧也好。就此而言，在这里我们遇到了最后一个悖论，甚至《异议》这家鼓吹不同声音的刊物，也成了此种文化的一个合格成员，而且是个受到欢迎的成员。 三、文化批判的困顿 1976年出版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贝尔回顾了他当年的大众文化辩护立场。就后来流传广泛的麦克唐纳的大众文化理论而言，贝尔的看法是，那应属于激进知识分子对于中产阶级文化的反叛。他引了麦克唐纳的这一段话：“大众文化的花招很明显——就是要用各种手段取悦大众。但是中产文化从两方面做到了这一点：它假装尊重高雅文化的标准，但实际上给高雅文化掺了水，将之庸俗化。”[6]进而说明，麦克唐纳的用语本身需要作一解释，那就是它是彼时政治激进意志的反映，一如是时兴起的无产阶级文学被称为普罗文化(proletcult)，麦克唐纳就是身体力行在实践这一套行话。言外之意，就是麦克唐纳迷恋俄苏走火入魔了。他进而指出，战后麦克唐纳的名著《大众文化与中产阶级文化》，是激化了马修·阿诺德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将被抹平差异的恐惧，该书不仅对电影及电视类大众文化发动毁灭性攻击，而且攻击自身趣味平庸的文化传道者。总之，大众文化是人为制造的文化，根据套路打包奉送，没有个性，缺乏标准，完全屈服于观众。但说到底，贝尔发现，那其实还是针对中产阶级文化的敌意，一如用修订标准版《圣经》替代钦定本《圣经》，以及向制片大佬高德文(Samuel Goldwyn)献媚的现代艺术电影馆等，在贝尔看来，麦克唐纳其实是在给一个时代的趣味败落唱哀歌。 贝尔发现麦克唐纳的问题也一样波及汉娜·阿伦特这位著名的犹太裔哲学家和政治学家。他指出阿伦特是一位富有思想且令人不安的社会批评家，她进一步推进上述麦克唐纳的“中产文化”经典命题，将之与历史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结合了起来。他引述汉娜·阿伦特《社会与文化》一文中的观点，发现阿伦特认定资产阶级社会永远是把文化看成商品，认为它培植的是一种势利的价值观。这显然是将文化无条件等同于大众文化。而资产阶级社会又被自动精英化，被视为由受良好教育、有良好素养的人构成的相对同质的共同体。由此，贝尔认为阿伦特对大众文化本能的敌对态度，显示了一种不可救药的怀旧主义：过去可以逃离社会，彰显生机勃勃的个人主义，那是典型的叛逆不羁波西米亚作风；而今天当大众社会将所有阶层人口聚合在一起时，实际上也就迅速堵死了逃离路径。不仅如此，大众社会今天已不复需要文化，它要的是娱乐。文化产品被社会消费，一如其他任何商品。对于阿伦特的这类精英主义立场，贝尔终究还是如此耿耿于怀。当50年代的政治激情消散远去，贝尔认为，文化批判是改头换面，通过攻击大众社会、出轨无序，以及异化这些主题，凭借阿里阿德涅线团的引导走出混沌，延续了其攻击社会的本能。一个例子便是知识分子成为昔年讽刺对象的座上客。如《党派评论》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不遗余力地讥嘲《纽约客》，如今则焕然成了它的统治者。 贝尔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在描述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今天看来他颇有先知先觉的意味。他强调后工业社会是一个享乐主义时代。何为享乐主义？贝尔指出，享乐主义的世界是时尚、色情、广告、电视和旅游畅行其道的世界，也是一个虚伪的世界，人们都是为了唾手而得的期望而活着，完全无视手里已经拥有的东西。他举例《花花公子》的成功，指出到20世纪70年代，这本新杂志过去十年里累计销量达到600万册。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在鼓励男性的性能力幻想。故到60年代，性高潮崇拜替代财富崇拜，成为美国生活的基本欲望。享乐主义的前提是大众消费的兴起，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变革。贝尔枚举的相关技术革命改变生活习惯的例子，即大众消费的象征中，一马当先的是汽车、电影和广告。汽车消除了小镇社会的距离约束，年轻人可以轻而易举开车去20英里外的路边旅馆舞会，汽车的封闭空间成为中产阶级的密室，热衷冒险的年轻人就在里面释放性压抑。电影代表世界的窗口，它改变了文化。年轻人模仿电影明星，学会两性之间的微妙互动，养成了虚饰的老练。广告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普及性，霓虹灯闪烁不停地街道上，摩肩接踵的人群分享着都市的活力。广告不仅是物质商品的标志，也是新生活方式的展示、新价值观念的预报。对于上述享乐主义时代大众文化全面登陆的结果，贝尔的看法是，它导致放弃清教主义和新教主义道德观，让资本主义失去了所有超验伦理。这不仅凸显了文化规范和社会结构规范之间的断裂，也彰显出社会结构本身的突出矛盾。 但贝尔反对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的截然两分，认为这两种文化数百年来的人为隔离，到后工业社会已经行之无效。为此他专门提到美国文化批评家苏珊·桑塔格1964年发表的《关于“坎普”的札记》(Notes on “Camp”)，认为这篇两年后被收入作者文集《反对阐释》中的著名文章，是开辟了文化鉴赏的第三条道路。他引用了该文对于“坎普”的描述：“它完全取消了高雅与低俗的区别，并提供了一个新立场，那些并不墨守成规的观众想要用享受来替代严肃，而且仍然是用审美术语来思考这些问题。坎普是嘲弄、抱怨的一种形式，然而也是局外人的一种审美判断。”[7]桑塔格对于“坎普”的这一定义，在贝尔看来，正是表达出了不同于高雅文化，也不同于低俗文化的第三种文化趣味标准。但贝尔认为它同样不足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矛盾，因为文化阶层是如此迫切拥抱新生事物，以至于“坎普”这个新潮概念本身，一转眼就成了陈词滥调。对此贝尔的感受是，现代主义很艰难，它一心否定历史，但是历史永远矗立在那里。后现代主义虽然并不专门同现实过不去，但是它攻击一切，取消学科分野，这只能是一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自杀策略，就像他的先祖力士参孙，这个加沙的盲人，终究是同宿敌非利士人同归于尽。要之，用贝尔自己的话说，那便是“现代主义已弹尽粮绝，如今，文化也已筋疲力尽，唯一留下的矛盾就是政治矛盾了”[8]。 既然文化已经筋疲力尽，独剩下政治矛盾，那么，求诸政治挂帅的马克思主义，是否可望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矛盾？贝尔就此有过一个分析。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最大弱点，是在于没有文化理论。文化只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不但马克思本人，而且之后几乎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说明过经济基础是如何产生出不同的文化模式的。他表示欣赏《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资产阶级开拓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这一著名论述，称赞这是最天才的预言。但认为马克思没有预见到，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新兴崛起技术阶层的人数，将压倒旧工业时代的无产阶级。这个事实也使“资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的两分变得没有意义。所以与其从外在社会因素来说明文化，不如更多关注文化的内在力量： 影响了科学和文化发展的“社会”因素这个概念，忽略了科学研究项目展开过程中的“内在”力量，这力量想要回答理论为什么能解释以及怎么解释经验的变异和异常；或者忽略了对形式结合的内在探究，这种形式结合是艺术家使用的文类所设定的限制，比如音乐中的奏鸣曲，或比如立体派绘画中的单幅画面之多重视角。当有人问马克思，为什么在科学和产品之新物质时代，我们仍然欣赏希腊绘画和悲剧时，他回答说，那是因为希腊代表了人类的孩童时期，我们被它的丰富艺术性所吸引[9]。 贝尔指责马克思没有留下一个文化理论体系是没有道理的。马克思的时代与贝尔写《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20世纪70年代，文化的自觉意识不可同日而语。马克思虽然没有言必称文化，但是他的意识形态等理论，本身成为贝尔文化思想的巨大资源。值得注意的是，贝尔认为马克思以儿童的天真来说明希腊艺术的不朽魅力未能由表及里，切中要害，是以无法解释为何历史上伟大的宗教，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历经数千年留存至今，而巨大的政治帝国和经济体系却分崩瓦解了。 丹尼尔·贝尔将西方社会分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独立的领域，自称自己是经济学领域中的社会主义者，政治领域中的自由主义者，文化领域中的保守主义者。比较他50年代和70年代的大众文化理论，可见贝尔的文化保守主义名号所言不虚。50年代在大众文化与大众社会挂钩，由此引来层出不穷的一面倒批判时，在他看来那不过是政治激进主义作祟。70年代当大洋彼岸伯明翰学派中兴，大众文化本身而不是大众文化批判被视为一种叛逆姿态时，贝尔又以视觉文化为对象，关注起了大众文化异于常态的审美体验和价值取向。赵一凡曾将贝尔同詹姆逊比较，认为这两位名教授是代表了美国知识界的左右之争，称贝尔的后工业社会批判，得益于他开阔的社会性视野、精到的结构分析、厚重的历史意识。然而出于精英立场，他对后现代偏见严重，责难太多，如斥其俗鄙、反智、不敬鬼神、享乐放纵等。总之，“贝尔的后现代批判难免老气横秋。而他的信仰重建方案，实与阿诺德、艾略特的宗教情结一脉相承”[10]。这应是一个不乏中肯的评论。《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贝尔谈到过他同阿诺德文化观念的区别，认为阿诺德把文化看作完美人格的必由之路，但是他更愿意视文化为符号形式的艺术表达。但是贝尔发现阿诺德有信仰，麦克唐纳没有信仰，认为这是两人大众文化批判出发点的差别所在。虽然，阿诺德以文化替代上帝，或者说，以伦理和美学替代宗教的路数已经时过境迁，风光不再，但是我们反观贝尔本人的大众文化认知，其实多多少少还能瞥见马修·阿诺德的影子。 收稿日期：2015-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