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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87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1）06－0212－06
古代敦煌是中原与西域、中国与西亚乃至欧洲、北非交往的咽喉，正是由于这样的特殊地理位置，才使它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和中原王朝对外交往的窗口。在这个交汇着中国、希腊、印度、中亚、西亚等不同系统的文化都会中，汉文化自汉代以来就一直占据着主要地位。
敦煌学之产生源于对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文献和敦煌莫高窟石窟艺术的研究。
敦煌石窟是以石窟建筑、彩塑和壁画三者合一的佛教文化遗存。敦煌莫高窟是全国也是世界上保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一处石窟艺术遗存。它不仅对研究中国古代美术史具有重要价值（有人将其称为中国古代美术博物馆），还为研究音乐舞蹈史以及古代生产、生活与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保存了珍贵的图像材料。
宋元以后，莫高窟逐渐衰落，不再为世人所知。1900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一个名叫王圆箓的道士在敦煌莫高窟第16窟甬道北壁发现了一个一丈见方、六尺多高的复洞（现编号为第17窟），洞内堆满了从十六国到北宋时期的经卷和文书，总数达6万件以上。涉及诸多民族文字，内容也极其丰富，涉及历史、地理、考古、语言、文学、美术、音乐、体育、舞蹈、建筑、民族、宗教、民俗、天文、历法、医学、数学等多门学科，但以佛教典籍和寺院文书为主。不论从数量还是从文化内涵来看，敦煌文献的出土都可以说是20世纪我国最重要的文化发现之一。此外，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文化宝藏。自此，世界各国所谓的学者、探险家纷至沓来，取走大量的文物、经卷。在那样一个社会民变、匪患等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更由于当时清政府的无能和地方官府的保护不力，中国学者才有意识着手辑录、研究敦煌文献，临摹和保护敦煌石窟雕塑，逐渐形成中国自己的敦煌学。
一、近代中国敦煌学发展历程
（一）1900—1909年中国敦煌学发轫期
这一时期是敦煌文献的发现与劫掠时期，几乎未进行研究，但一些学者已经开始了对千佛洞的研究，为以后的敦煌学研究打下了基础。
在藏经洞发现以前，我国学者主要是对千佛洞作了记载和研究。如：清代雍正年间，督修沙州城的光禄少卿汪漋，就写过《游千佛洞》等诗，对敦煌艺术推崇备至：“窦启琳宫现，沙凝法象填”，“神工劳劈划，匠手巧雕镌”，“大地形容盛，灵光绘画宣”，“庄严挥四壁，妙善写重颠”。清乾隆年间，安西观察副使常均考察敦煌，写了《敦煌杂抄》《敦煌随笔》；嘉庆年间，著名西北史地专家徐松游历了千佛洞，在其《西域水道记》卷三“哈喇卓尔所受水西源党河”条下，收录了许多有关敦煌和莫高窟的材料。道光年间，许乃谷任敦煌县令时也曾至莫高窟巡礼，写了《千佛岩歌并序》，描述了莫高窟当时的景况，并叙述了莫高窟的碑石和有关历史。1879年，匈牙利地理学会会长洛克齐在我国西北考察期间，曾浏览过敦煌千佛洞，并于1902年在汉堡的东方学家大会上介绍了莫高窟美术，有人认为这是对敦煌艺术的最早评述。1900年藏经洞被发现后，1902年，金石学家、甘肃学台叶昌炽从敦煌县令汪宗瀚那里得到一些藏经洞发现文物。他在《语石》卷一《吐蕃一则》中说：“敦煌县千佛洞，即古之莫高窟也。洞扉封以一九泥，十余年前，土壁倾眵，豁然开朗，始显于世。中藏碑版经象甚夥”，“已闻石室发见事，亦得画象两轴，写经五卷。”汪宗瀚“先后寄贻宋乾德六年水月观音画像，写经卷子本，梵叶本各二。笔画古拙，确为唐经生体，与东瀛海舶本无异”，并曾建议将藏经洞发遗书运至兰州保管。
1907年6月，英国人斯坦因买通了当时看护敦煌藏经洞的王道士，将12大箱近万卷写本、绘画、织物等珍贵文物运出了敦煌县城，从此，这些文物就再没有回来①。
而伯希和拿走了大约6000件②。“对于汉学研究来说，这都是一些无法估价的财宝。当然，其中的许多写本是佛教的，但也有历史、地理、哲学、经典、纯文学、各种契约、租约、逐日所作的札记。”③
1910年清政府下令将剩余藏经洞18箱文物运往京师图书馆。这18箱文物，也仅仅才8000多卷。
1912年，日本的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探险队到达敦煌，从王道士手里弄走500余卷文书④。
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莫高窟，从王道士手里用500两银子弄走570卷文书。
1914—1915年，俄国地理学会派遣的以奥登堡为首的第二次中亚考察队到敦煌剥走北魏、隋、唐、五代等各时期壁画多方，并盗走一些塑像。其拿走的藏经洞遗存文书具体数目不详，但今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收藏的敦煌古代文献和以敦煌名义编号的中国其他地区的古代文献总数近两万号。
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到达敦煌得到藏经洞文书三卷，并盗走唐代供养菩萨一尊。随后用特制胶布沾走珍贵壁画中他认为最为精彩的部分，总面积32006平方厘米，导致珍贵的千年壁画受到了永久性的摧残⑤。
至此，藏经洞足足四万多卷的古代文献大部分被劫往国外，分散在世界各地。文献的流散，使此后一百年间中国学术界蒙受了巨大的耻辱。陈寅恪所言“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之说⑥，正是百年来中国学人的内心感受。
（二）1909—1925年中国敦煌学草创期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以辑录整理、公布资料为主，同时也以跋、按语和提要等为主要形式对文献进行一定研究。
1909年8月中旬，法人伯希和盗劫敦煌遗书之后，到北京为法国国立图书馆购买汉籍，“行箧尚存秘籍数种”，“北京士大夫中学者，于古典具趣味者谈谈造访，见此赍来之珍品，无不惊者。”⑦ 直到此时，北京学界才得知莫高窟敦煌文献。当时在京学者如罗振玉、王仁俊、蒋斧、曹元忠、王国维等，都前住伯希和寓所参观、抄录和拍摄。罗振玉根据这些资料，于1909年11月刊行的《东方杂志》6卷10期上发表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首次向国人介绍了敦煌石室藏书及其发现的情况，记录敦煌遗书12种和书目31种，对个别遗书作简要说明，开始了对敦煌遗书的整理编目。之后，他怀“耿耿此心”又在《东方杂志》第6卷11、12期上发表了《莫高窟石室秘录》一文，是对前文所作的补充。“此篇叙述较详且确，并有考证语”，不久又在两文的基础上写成《鸣沙山石室秘录》一书，约于1909和1910年初印行，这是我国学者对敦煌遗书刊布和大规模研究与介绍的开始。他又和蒋斧、董康、王国维等一起，将伯希和所带敦煌文献编成《敦煌石室遗书三种》一书于1909年11月刊印，此书所收均是唐人手写的古籍，或是不同的传本，或是久佚之书。每书录文排印，附有辑者或蒋斧的考证和校记。王仁俊的《敦煌石室真迹录》（6册），收录了敦煌文书30篇，都作了按语（另有8篇无录文，只有按语），于1909年9月石印刊行，这是我国第一部敦煌文书资料集。蒋伯斧的《沙州文录》等也于1909年出版。我国敦煌学研究史的第一页，就这样在1909年揭开了。
1909年敦煌学的帷幕拉开以后，我国学者整理刊布的一批有关敦煌文献的书籍和学术论文便接踵而至。主要有：刘师培据伯希和寄赠照片刊布《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19种（1911年），这是最早的敦煌文献提要之作。还有《石室秘宝》（民国初年，存古学会辑）、《鸣沙石室佚书》（1913年，罗振玉辑）、《鸣沙石室佚书续编》（1917年，罗振玉辑）、《鸣沙石室古籍丛残》（1917年，罗振玉辑）、《摩尼教入中国考》（1923年，陈垣著）、《韦庄的秦妇吟》（1923年，王国维著）、《敦煌零拾》（1924年，罗福葆辑）、《沙州文录补》（1924年，罗福苌辑）、《敦煌石室碎金》（1925年，东方学会编）等。
在罗振玉等人的大力奔走呼吁下，1910年清政府学部才将劫余遗书8000多卷运到北京，交由京师图书馆保存。该馆组织人员将这批遗书整理编目，于1911年至1912年编出了一个“草目”“详目”，李翊灼编了《敦煌石室经卷中未入藏经论著述目录》，这是敦煌文献专题目录编纂之始。1922年起又由时任京师图书馆馆长的陈垣和俞泽箴在检阅8000余卷全部遗书的基础上，至1924年编成《敦煌劫余录》一书。1929年，陈垣又将此稿加以修订，这是第一部著录敦煌遗书规模最大的分类目录，1930年由历史语言研究所印行出版。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认为此书是“诚治敦煌学者，不可缺之工具也”。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阶段王国维于1920年发表的《敦煌发现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东方杂志》1920年第17卷第8期），简要地评介了10余种俗文学作品。这是第一篇对敦煌文学作系统介绍、评说的论文，也是敦煌学史上第一篇研究敦煌文学的专作。它开启了其后大规模敦煌文学的研究。
这一阶段，刊布和研究的范围主要是四部书，尤其是经部和子部。在研究上的主要方法是考证经卷文献本身，还未进行理论上深入分析和研究，并对文献以作跋、按语和提要等形式加以研究。如王国维《唐写本韦庄秦妇吟跋》《唐写本云谣集杂曲子跋》；陈寅恪的《有相夫人生天因缘曲跋》《敦煌本唐梵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跋》《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刘师培的《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国粹学报》1911年第7卷第1期）等，文献的来源主要是伯希和敦煌劫卷，也有少数斯坦因劫卷。
（三）1925—1941年中国敦煌学创业期
这一阶段我国许多学者到国外查抄敦煌资料，并利用广泛的国内外的资料进行专题研究。
这一阶段开始的标志就是刘复（半农）《敦煌掇琐》的出版。《敦煌掇琐》是作者直接从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敦煌文献中选录的文献资料集。继刘复之后，胡适、向达、王重民、于道泉、姜亮夫、王庆菽等陆续赴巴黎、伦敦调查、拍照、抄录、收集敦煌文献。这样拓展了敦煌研究资料来源，开阔了敦煌研究的视野。如罗福苌《伦敦博物馆敦煌书目》（《国学季刊》1卷1号，1923年）和《巴黎图书馆敦煌书目——伯希和氏敦煌将来目录》（《国学季刊》1卷4号，1923年）；王重民《巴黎敦煌残卷叙录》两卷（北平：北平图书馆，1936、1941年）《巴黎伦敦所藏敦煌残卷录十二篇》（《图书季刊》新1卷1期，1939年）；劳贞一《伯希和敦煌图录解说》（《说文月刊》3卷第10期，1943年）；向达《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1卷第4期，1939年），《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新中华杂志》5卷13号，1937年）；伯希和《巴黎图书馆敦煌写本书目》（陆翔译《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8卷1期，1934年）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敦煌掇琐》。《敦煌掇琐》共收敦煌文献104种，分小说、艺术、宗教等17类，是刘复在巴黎图书馆根据原卷抄录的，开从国外抄录、翻拍敦煌遗书的先河。其“上集是文学史的材料，中集是社会史的材料，下集是语言史的材料”。所涉小说、杂文、小唱、诗、艺术、家宅田地、社会契约、讼诉、官事、婚事等等，“一是可以见当时社会状况的断片，一是可以得当时通俗文词的标本。”⑧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成为中国敦煌研究的史源，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敦煌学的研究选题。
同时，我国学者加强了国内北平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如许国霖《敦煌石室写经题记》（1935年）《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1937年）、金祖同《流沙遗珍》（1940年）等。而罗振玉又推出了《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1939年），影印出版了自家搜集、收藏的敦煌文献，其中亦包括一些与历史有关的文书（有些已公布过录校本）。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本2分，1930年）和《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8本1分，1939年）。
其中《敦煌劫余录》收集了北京图书馆藏8679卷的有关情况，详记每卷的起讫、纸数、行数和第次，在附记内还移录有题记和卷子的残缺情况。王重民先生曾评价说：“这样细致、渊博而又正确的目录工作，不是任何人所能作的”。“诚治敦煌学者，不可缺之工具也。”并呼吁国人利用敦煌文献以研究问题，“勉作敦煌学之预流”。陈寅恪不认为敦煌遗书的精华部分已被外国“探险家”搜掠一空，剩余的尽是些糟粕。认为“取质、量二者相与互较而平均通计之，则吾国之八千余轴比于异国及私家之所藏，又何多让焉！”白化文先生在高度评价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的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几个大问题：“头一个大问题是，卷背文献多未见诸著录。另一个问题是，具有学术提要性质的是‘附记’，可并不是每号卷子都有。……再一个问题是，提要中多未录原卷题记。从敦煌学研究的实践来看，学者多认识到题记的重要，希望提要内转录题记。”而许国霖《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1937年）辑录写经题记464则，收录敦煌文献99种，则是作者从中国国家图书馆辑录而得。这些辑本注重社会经济文献和通俗文学作品的收集，收录范围大大增广。所以白先生认为，《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是《敦煌劫余录》的补苴工作之一。
这时期的敦煌文学研究颇有成就，如向达《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1937年）和《论唐代佛曲》（1929年）、郑振铎《词的启源》和《敦煌的俗文学》（1929年）、胡适《白话文学史》（1928年）等论述了敦煌遗书中的民间文学作品，包括白话诗、歌辞、赋、变文、词文、话本等。尤其是变文研究，如王重民的敦煌本《王陵变文》（《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10卷第6期，1936年）、孙楷第《〈敦煌写本张义潮变文〉跋》（《图书季刊》3卷3期，1936年）、《敦煌写本〈张淮深变文〉跋》（《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本3分）等，一直延续到50年代初，后大多收录于《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这时期，也开始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历史问题，如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商务印书馆，1943年）、《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本1分，1930年）皆是代表之作。尤其是归义军和金山国的研究，有了此时敦煌史料的利用，取得了突破性发展。如孙楷第《敦煌写本（张义潮变文）跋》（《图书季刊》3卷3期，1936年）、王重民《金山国坠事零拾》（《北平图书馆馆刊》9卷6期，1935年）、向达《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等。
1931年，贺昌群的《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东方杂志》第28卷第17号，1931年）首次向国人对敦煌艺术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与展示，通过对伯希和《敦煌图录》376个洞窟的壁画的介绍，使国人对千佛洞的内容和结构有了大体的了解。这表明敦煌学的研究范围已由敦煌文献扩大到敦煌石窟艺术。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和研究的不断深入使人们对敦煌学这一概念的认识也逐步深化。
这一阶段，我国敦煌研究者不少人曾赴英、法两国去了解敦煌文献的情况，查抄遗书，拍摄照片，编辑目录，题写序跋，“经国人之抄录影照，多已完备；北京、伦敦、巴黎三处目录，经国人之整理经眼，亦将祥备。”⑨ 国内外的资料广泛搜集，扩大了研究视野，并且学者突破四部书，人们开始利用中外所藏敦煌文献进行多方面专题研究，出现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论文。主要有：关于归义军历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关于唐代法制文书的研究，唐代俗文学研究，文字、音韵研究，关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研究，关于唐代地志的研究，对敦煌艺术的初步介绍与研究，等等。研究的主要方法不单是考证文献本身，写作简单的序跋、提要，一变成为利用新资料，用比较科学的新方法，进行有真正意义的专题研究，因而水平大为提高。
（四）1941—1949年中国敦煌学形成期。
在三四十年代，我国的美术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历尽艰辛，纷纷奔赴敦煌进行考察，对敦煌的古遗址、遗物和敦煌石窟进行了实地调查和资料搜集、整理，对其历史、文物及其价值做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对壁画进行了临摹、展览、介绍，并且利用敦煌文献进行多方面学科研究，最终形成了中国的敦煌学学科体系。这就是这一时期的特点。
早在1925年2月，在藏经洞发现25年之后，陈万里作为北京大学的代表，跟随华尔纳到敦煌进行考察，他感叹到“敦煌千佛洞中壁画，包含史料，至为广漠。非竭多数人之才力，穷长时间之研究不为功”，并号召将来成立“有组织、有计划、有各种专门学者分工担任之中国敦煌考古队”⑩。1936年6月，国民党政府委员邵元冲到敦煌参观莫高窟、阳关等古迹，随行高良佐著书，对莫高石窟艺术记述颇详(11)。1937年5月，中国建筑学家梁思成到敦煌，考察莫高窟古代建筑。李丁陇于1938年冬到莫高窟临摹绘塑，完成了《极乐世界图》临摹草稿和大批单幅画，并于1939年8月在西安举办了“敦煌石窟艺术展”。1941年10月，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率高一涵、马云章、卫聚贤等人到西北敦煌考察，深感莫高窟的现状岌岌可危，“似此东方民族之文艺渊海，若再不积极设法保存，世称敦煌文物，恐遂湮销。非特为考古家所叹息，实是民族最大之损失”。因此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招容大学艺术学生，就地研习，寓保管于研究之中”(12)。“民国三十二年教育部收千佛洞为国有，就地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千佛洞的历史可以说是进了一新阶段了。研究所的初步重要工作是在保存方面。”(13) 终于在1943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常书鸿为所长，史岩、李浴、董希文、苏莹辉、段文杰、孙儒侗、史苇湘、李承仙、霍熙亮等来到这里工作，他们对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临摹和保护做出了杰出贡献。1941年，艺术家王子云领导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抵达敦煌进行考察(14)，他们踏察洞窟，抄录碑文，研究壁画，打开了敦煌研究的新局面。何正璜成文《敦煌莫高窟现存佛洞概况之调查》（《说文月刊》第3卷第10期，1943年）介绍了他们考察情况，该文分“敦煌莫高窟之沿革及现状，佛洞之格式及布置，敦煌艺术之作风，洞窟之编号及专论”等，对当时莫高窟作出较为详尽的考证和记述。被敦煌学史研究者认为是我国第一份“莫高窟内容总录”。也就是在这一年，国画大师张大千偕夫人杨宛君、次子张心智、学生孙宗慰等来到敦煌，清理了309个洞窟，进行编号，对壁画进行了临摹复原，并在成都、重庆、上海举办了敦煌壁画临摹展，一时间，全国掀起了一股“敦煌热”。同时还出版了《敦煌临摹白描画》《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特集》，积极宣传和保护敦煌艺术。陈寅恪高度赞扬了张大千的敦煌之行：“敦煌学，今日文化学术研究之主流也。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见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何况其天才特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在吾民族艺术上，另辟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更无论矣。”1942年春，重庆中央研究院组织“西北史地考察团”，在宁夏、甘肃一带考古，并至敦煌对敦煌文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943年，画家吴作人、关山月、赵望云等先后到莫高窟考察，临摹壁画，著文介绍敦煌石窟艺术。1944年，中央研究院与北大合组“西北科学考察团”到敦煌考察，其中的美术工作者曾在重庆沙坪坝举行过敦煌临摹的壁画展览。
随着美术家到敦煌的考察、临摹，敦煌艺术的研究达到了高潮，“敦煌壁画和塑像可以说是中国艺术史的奇观。”“在敦煌石室不仅看出中国绘画各代的演变，并且还看出许多交流的影响。”(15) 如关山月《敦煌壁画的作风》（《风土什志》1卷5期，1945年）、傅振伦的《敦煌艺术论略》（《民主与科学》，1945年第1卷第4期）、常书鸿的《敦煌艺术与今后中国文化建设》（《文化先锋》5卷24期，1946年）、宗白华《略谈敦煌艺术的意义与价值》（《观察》1948年第5卷第4期）、范烟桥《中国艺术之宫—敦煌》（《中美周报》，1948年第291期）等，都是从宏观上探讨敦煌学艺术的文章。而陈觉玄《从敦煌莫高窟壁书中所见到的佛教艺术之系统》（《风土什志》，1945年第1卷第5期）、震雷《敦煌的佛教美术》（《艺术家月刊》1946年第1期）等更为微观的探究敦煌艺术。
研究者通过实地考察，实物与文献相结合，石窟与经卷相结合，开拓了敦煌研究的新途径。如向达《玉门关阳关杂考》（《真理杂志》1卷4期，1944年）和《记敦煌石室出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新5卷4期，1944年），开辟了利用敦煌文书结合传世文献和实地踏勘研究敦煌史地的新途径。董作宾《敦煌纪年——敦煌石室写经题记年表》（《说文月刊》3卷10期，1943年），开始尝试利用敦煌写经题记考察敦煌莫高窟窟寺之创建与寺观之名以及敦煌世族。史岩《敦煌石室画像题识》（比较文化研究所、敦煌艺术研究所、华西大学博物馆联合出版，1947年）收录106窟题识940条，对莫高窟供养人进行了汇录。
这一时期，敦煌地区这些考察和考古活动，增加了不少新的实物资料，大大超越了原有的敦煌遗书，研究范围进一步较前扩大。同时学术界也逐渐认识到了建立敦煌学这门学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开始有意识地从事本学科的建设，如傅芸子的《敦煌学三十年》是第一篇敦煌学发展史的系统总结。同时，西南联大也开设了“敦煌学导论”课程。这样从敦煌遗书的研究、敦煌史地的研究，再到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上的研究，最终于此时确立了科学而完备的中国的敦煌学体系。
二、近代中国敦煌学发展特点
在近代中国，敦煌遗书发现的50年里，中国敦煌学研究体系逐渐形成，有着以下的特点：
（一）学术性
“敦煌学”一词，据王冀青先生考证，最早出自日本敦煌学家石滨纯太郎之口。1925年12月在大阪出版发行的《敦煌石室の遗书（怀德堂夏期讲怀德堂夏期讲演）》中，石滨15次使用了“敦煌学”一词，并且对国际敦煌学的起源、发展、研究范围、问题、广义敦煌学和狭义敦煌学的区分等作了全面而系统的阐述。在近代中国，“敦煌学”得到了中国学者的广泛讨论。1930年，陈寅恪在《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是国人第一次提出和使用了敦煌学这一名词。从陈寅恪先生的意思来看，他所说的“敦煌学”，主要是指对敦煌藏经洞出土文书的研究。1940年，向达先生修订《唐代俗语考》时，也沿用了这一名词，说“时贤因为之特创一敦煌学之新名辞”。后来学术界将敦煌学所特指的敦煌遗书发展到其他研究层面。“世人知道敦煌学，是包括敦煌石室发现的手卷，孤本有关宗教、哲学、天文、地理、历史、语言、诸方面的学问。”(16)“莫高窟是印度艺术流到我国的中途站，这不但是在艺术上留下了宝贵的价值，而且是佛学的宝库；道、儒、佛家的结晶，碧眼洋人都称之为：‘敦煌学’。”(17)“敦煌学”一词的内涵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姜亮夫先生在《敦煌学之文书研究》中说：“敦煌学之内涵，当以千佛岩、榆林诸石窟之造型艺术与千佛洞所出诸隋唐以来写本、文书为主，而复及古长城残垣、烽燧遗迹、所出简牍，及高昌一带之文物为之辅。”姜先生把“敦煌学”之内涵，扩大到敦煌乃至吐鲁番出土或保存的所有文物和文献，已为广大学者所接受。随着敦煌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和全面展开，学术界逐渐上升到敦煌学理论的研究，从而使敦煌学的体系更加完备和科学，发展成为一门以研究敦煌遗书、敦煌史地、敦煌石窟艺术兼及敦煌学理论的学科体系。虽然近代中国学者还未像当代学者那样明确而全面的提出“敦煌学”的内涵和外延，但在实际研究中确已包含了这些内容，如傅芸子在其《敦煌学三十年》中就已经全面展现了近代中国敦煌学一些成就，并且系统总结了近代中国的敦煌学发展历史。
（二）国际性
自古以来，敦煌这一地方本身就是中西方交通咽喉之地，东西方文化在此交汇。“敦煌在汉唐时代的一个总辏咽喉之地，为华戎所交的都会，一方面接受外来的文化，一方面又将接受来的东西向东传布出去。所以敦煌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占有继往开来的地位。”(18) 另外，“在二十世纪初年，我国清朝光绪和宣统之间，英法考古学者在敦煌得到惊人的发见，震动了各国学术界，因此创立敦煌学一门学问，来研究敦煌的一切。”(19) 同时，敦煌出土文物已流散、保存在中、英、法、俄、日等国，“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这样多的珍宝，现在大多数安置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院、巴黎的国家图书馆里，供世界学者的研究，‘敦煌学’的体系，也被世界上提出来。”(20)，可见，敦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
在1900年后的50年里，英国学界的敦煌研究，主要有：Birger Bohlin.Newly Visited Western Caves at Tun-Huang Newly Visited Western Caves at Tun-Huang.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1,No.2(Jul.,1936),pp.163—166; Arthur Waley.Recent Acquisitions for Public Collections-VII.A Sketch from Tun-Huang-British Museum,Print Room,Stein Collection Recent Acquisitions for Public Collections-VII.A Sketch from Tun-Huang-British Museum,Print Room,Stein Collection,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Vol.34,No.191(Feb.,1919),pp.54—55; Lionel Giles.A Census of Tun-huang.T'oung Pao,Second Series,Vol.16,No.4(Oct.,1915),pp.468—488(21); Cheuk-Woou Taam.The Discovery of the Tun-Huang Library and Its Effect on Chinese Studies.The Library Quarterly,Vol.12,No.3(Jul.,1942),pp.686—705;
法国学界的敦煌研究，主要有：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peintures et sculptures bouddhiques des époques des Wei,des T'ang et des Song,by Paul Pelliot,Paris:Librairie Paul Geuthner,1920—1924; Touen—houang Che Che yi Chouhommage à Paul Pelliot,by Edouard Chavannes,Toung Pao.Vol.Ⅱ,1910.
日本学界的敦煌研究，主要有：西本龙山编纂《燉煌出土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戒本》（十诵戒本刊行会，1929年）；矢吹庆辉选《大英博物馆所藏才一レル？スタィン蒐集燉煌出土未传古逸稀觏佛典白写眞目录》（大正大学，1931年）；矢吹庆辉著《燉煌出土古写佛典に就ぃて》（岩波书店，1932年）；矢吹庆辉编著《鸣沙余韻：燉煌出土未伝古逸仏典开宝》（岩波书店，1933年）；仁井田陞《燉煌等发见唐宋戸籍の研究：スタィン探险队敦煌发见法律史料数种；ペリ才探险队敦煌发见法律史料数种》（国家学会，1934—1936年）；松本荣一著《燉煌画の研究》（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1937年）；神田喜一郎编《敦煌秘籍留真》（小林写真製版所，1938年）；松冈
著《敦煌物语》（日下部书店，1943年）；那波利贞著《中晚唐时代に于けゐ燉煌地方：佛教寺院の碾磑经营に就きて》（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内东
経济研究所，1942年）等等。
可见，当时敦煌学的研究成为国际的“显学”研究，尤其是日本学界成果较多，且有精品之作。针对当时研究状况，当时的中国学者也提倡国际交流、合作研究。“同时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学术的工作，虽是极微小的部分，都需要国际上的合作。敦煌的工作不过其一例而已！”(22)
（三）综合性
在近代中国敦煌学研究治学范围涉及历史、地理、考古、语言、文学、美术、音乐、体育、舞蹈、建筑、民族、宗教、民俗、天文、历法、医学、数学等多门学科知识，而且与中亚学、丝路学、简牍学、藏学等都有交叉，研治敦煌学者几乎都是来自各种学科的学者、专家，很少有单纯、专一的“敦煌学专家”。
当时敦煌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涉猎以下方面：（1）藏经洞所出古代文献（俗统称“敦煌遗书”）及相关文物。（2）敦煌地区石窟保存的以壁画、雕塑为主的艺术品及石窟建筑以及保护。如《敦煌研究所制定壁画管理办法》（《教育通讯》1947年第4卷第12期）、《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方回《文史杂志》，1944年第4卷第1期）等等。（3）敦煌地区的历史、地理、民族、宗教、社会经济、科技研究等。如《敦煌千佛洞近貌》（《智慧》，1947年第35期）。如：孙毓修《唐写本公牍契约考》（《东方杂志》8卷2号，1911年）、曾了若《隋唐之均田》（《食货》4卷2期，1936年）、陶希圣《唐代管理水流的法令》（《食货》4卷7期，1936年）、徐中舒、郑德坤、冯家升《月氏为虞后及“氏”和“氏”的问题》（《燕京学报》1933年6月第13期）、朱中翰《敦煌石室古本草之考察》（《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4卷5期，1935）、王重民《敦煌本历日之研究》（《东方杂志》34卷9期，1937年）、夏元《汉室敦煌农历之考证》（《中日文化》3卷5—7合期，1942年）等等。（4）与敦煌自身相关的文学艺术创作。如程志新《敦煌行脚》（《旅行杂志》，1948年第22卷第2号）、蒋山青《敦煌行脚》（《文艺先锋》，1944年第5卷第6期）、徐克刚《敦煌纪游》（《旅行杂志》，1944年第18卷第7期）等等。
就期刊论文而言，当时敦煌学论文涉及语言文字、宗教、经史典籍、文学、艺术、社会经济、科技等各个方面。在70余种期刊发表相关文章250余篇。为新中国的敦煌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近代中国敦煌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从研究的资料来看，经学为主，其他方面流落国外，这就加大了中国学人的研究难度，尤其是流落国外的文献，在近代多是文献的辑录，而对其利用和研究是在当代才开始
“敦煌自汉至唐，为中西交通孔道，外来宗教，如佛教、火祆教、摩尼教、景教，皆先后集于其间。唐代以来，写经之风甚胜，故敦煌石窟所藏写经最多，而敦煌学中为东西学人所最致力者，亦以宗教方面有最大贡献的著作。”(23)“敦煌的古藏书库，其所藏，在艺术上也大有价值，如绢画纸画及绣物等等；但其最大的价值，则在写本。写本之中，大多数为中译的抄本佛经，间有梵文书，吐蕃文书等。而在文学上最可注意者则为俚曲，小说及俗文，变文，古代文学的抄本等等。”(24)
但很多还没有进行研究，比如敦煌及周边地区出土的大量各民族语言的材料，但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还未能完全翻译、解读，所以也未能利用这些民族的史料研究其本民族历史。事实上，近代中国的敦煌学研究虽然很广泛，但都还未进行深入研究，直到新中国，许多问题才得以深入、完备的研究，许多问题得以厘清。
（二）从研究的群体来看，研究队伍薄弱。当时的中国国内敦煌研究者人数较少，而且以北京学者为主
研究队伍薄弱，“‘敦煌学’在世界各名大学中已列为课程，但在中国因其中所藏之写经不存，地址又远在西睡，是以很少有人前往探究。”(25)“吾国学者，其选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26) 更缺乏合作交流研究，没有出现像日法学者伯希和、羽田亨共编《敦煌遗书》（东亚考究会，1926年）这样的合作研究。
（三）从研究的程度来看，注重辑录整理，缺乏深度的综合性研究
当时敦煌学者几乎都是来自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学者、专家，很少有单纯、专一的“敦煌学专家”，所以缺乏相互间的合作，国际间的合作研究更难提及。“夫敦煌在吾国境内，所出经典，又以中文为多，吾国敦煌学著作，较之他国转独少者，固因国人治学，罕具通识，然亦未始非以敦煌所出经典，涵括至广，散佚至众，迄无详备之目录，不易检核其内容，学者纵欲有所致力，而凭藉未由也。”由于治学者缺乏通识研究，取用新材料，使用新方法，思考新问题等等乏善都影响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在近代中国，中国学者不仅创立了中国敦煌学学术体系，还有的将其升华到敦煌精神。他们认为“……从敦煌千佛洞所表现的伟大的亘古不变的人生的精神，就是艺术的精神，宗教的精神和民族的精神”叫做“敦煌精神”。“从千佛洞石窟整个艺术作品之精神的表现，是创造性的。这种创造性的艺术，无论在塑像和壁画上面都充分地表现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的生命力以及其生活上的原则和方式。我们顶礼着这一二千年文化艺术的光辉，虔诚地祷祝艺术生命和艺术精神之新生。”(27)
这种艺术性、创造性生生不息的敦煌精神将继续激励着当代人继续传承下去！
注释：
① Dr.Stein's Two Years of Exploration.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Vol.41,No.2(1909),pp.94—99; Mr.Macartney,M.Aurel Stein,L.D.Barnett,Lord Curzou,Henry Trotter,T.H.Holdich,Sven Hedin.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1906-8:Discussion.The Geographical Journal,Vol.34,No.3(Sep.,1909),pp.264—271M.Aurel Stein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1906-8.The Geographical Journal,Vol.34,No.1,No.3,1909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1906-8(Continued); Aurel Stein.A Third Journey of Exploration in Central Asia,1913－16.The Geographical Journal,Vol.48,No.2—No.3,1916.Aurel Stein,F.H.Andrews.Ancient Chinese Figured Silks Excavated by Sir Aurel Stein.Drawn and Described by F.H.Andrew.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Vol.37,No.208(Jul.,1920),pp.2—10；周予同《斯坦因氏与敦煌石室》（《学生杂志》1930年第17卷第9，10期）、吴金鼎《斯坦因敦煌盗经事略》（《国闻周报》，1930年第7卷第33期）、《斯坦因千佛洞取经始末记》（王竹书译《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5年第9卷第5期）、斯坦因著《敦煌取经记》（贺昌羣译《小说月报》，1931年第22卷5号）、史泰英《敦煌秘藏运英记》（亚珞摘译，《风土什志》，1945年第1卷第5期）．
② 伯希和．敦煌石室访书记[J].陆翔译．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9(5),1935:3—27.
③ 译自巴黎1910年1月的《法属亚洲委员会会刊》，这是在法国各界于1909年12月12日举行的欢迎伯希和的大会上，伯希和在巴黎大学阶梯教室中所作的3年西域探险总结报告。
④ （日）橘瑞超，橘瑞超西行记[M].柳洪亮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
⑤ 陈万里．西行日记，朴社出版，1926.
⑥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J].历史语言研究集刊，1930,(1))
⑦ 救堂生．敦煌石室中の典籍[J].燕尘，2(11),1909:8.
⑧ 蔡元培．《敦煌掇琐》序，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1925.
⑨ 傅芸子．三十年来中国之敦煌学[J].中央亚细亚．2(4),1943:57.
⑩ 陈万里．西行日记[M].自叙，北平朴社出版，1926.
(11) 高良佐．西北随轺记[M].建国月刊社，1936:214—241.
(12) 于右任．建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J].文史杂志，2(2),1942:42.
(13) 夏鼐．敦煌千佛洞史略[M].敦煌艺展目录，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48:8.
(14) 王子云．敦煌莫高窟在东方文化上之地位[J].国立西北大学校刊，35期，1948.
(15) 劳贞一．敦煌石室的状况与其艺术[J].西北文化月刊，1(2),1947.
(16) 常书鸿．敦煌艺术与今后中国文化建设[J].新思潮月刊，1(2),1946.
(17) 刘尚德．艺术宝库——莫高窟[N].西北日报，1949－3－14.
(18) 方回．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J].文史杂志，4(1),1944:50.
(19) 北京大学．敦煌考古工作展览概要（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北京大学出版社，1948:2.
(20) 水天明．敦煌访古报告书[N].兰州和平日报，1948－11－15.
(21) 可见中译本：（英）齐尔士著．千五百年前之敦煌户口册与中国史籍上户口数之比率[J].王庸译．东方杂志，25(4),1928:33—40.
(22) 北京大学．敦煌考古工作展览概要（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M].北京大学出版社，1948:15.
(23) 傅芸子．三十年来中国之敦煌学[J].中央亚细亚．2(4),1943:54.
(24) 郑振铎．敦煌的俗文学[J].小说月报，20(3),1929:476.
(25) 卫聚贤．敦煌石室[J].说文月刊，3(10),1943:21.
(26)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J].历史语言研究集刊，1930,(1).
(27) 易君左．敦煌精神之发扬光大[N].兰州和平日报，1948－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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