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连载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中国论文,现状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大革命”后和“文化大革命”末期中国文化的连续性具体表现在鲁迅研究的逐渐繁荣和发展上，而这个时期的鲁迅研究的发展则又表现为业务派鲁迅研究队伍的壮大和研究成果的增加上。在“文化大革命”中，马克思主义政治派受到了较之任何其它派别的知识分子都更为惨重的打击，这一方面因为他们在从1949年开始的文化整合运动中保留并发展了自己的力量，在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是自觉与不自觉维护着现实政治权威的主要文化力量，而他们维护的政治权威是各个不同政治派别和政治领袖的权威，无形中成了继续推进文化整合运动的阻碍力量；另一方面则因为他们在漫长的文化整合运动中对广大其它派别的知识分子进行过政治的和个人的打击，使他们在逆境中经受了更大的实际的和心理的压力。这种人生经历促进了他们文化心理和文化思想的转变，并由这种转变直接影响到“文化大革命”后的鲁迅研究格局的变化。如上所述，他们的文化思想和文艺思想产生于二、三十年代。他们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激进青年，但在没有更深切地体验五四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传统的时候，便在进化论思想和社会政治形势的实际变化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以知识分子的身分从事左翼文化运动。在这个运动中他们是以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意识各种不同的人事和文化的关系的，他们从事着各种人事的和文化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积累了自己的人生经验，也以这样的经验对待后来完善并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思想。他们的思想是双层的：一层是他们原来的一些思想观念，这些思想观念是零碎的，不系统的，但是是他们自己的，其中主要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形成的一些自由、民主、平等、个性解放、人道主义的观念；一层是他们后来遵从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些思想观念是系统的，但是是在服从的思想形式中重复的别人的思想。“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使他们重新返回自我，用自己内心的标准重新感受并思考自己后来遵从的思想学说，从而导致了他们文化思想和文艺思想的巨大变化。周扬在“文化大革命”前始终坚持并突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以阶级斗争的旗帜领导了文艺界的历次政治批判运动，但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开始提倡人道主义，并对鲁迅在三十年代左翼文化运动中坚持的独立思想立场表示了理解和赞赏，对自己在三十年代与鲁迅发生的思想矛盾从自我否定的角度做了总结。晚年的周扬已不可能在具体的鲁迅研究中作出实际的贡献，他在漫长的文化整合运动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也不可能使他重新获得其它派别的知识分子的完全理解和同情，但他“文化大革命”后的变化却使他的年轻的追随者们无法重新加入马克思主义政治派的阵营，这大大削弱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派的力量；另外一些原来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派的知识分子，则从另外一个方向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派。在“文化大革命”之前，马克思主义政治派以维护政治权威的方式也同时维护了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维护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毛泽东和鲁迅的个人崇拜。但是，他们是在维护政治领袖的个人权威的目的下发表自己的政治的和学术的观点的，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与毛泽东和鲁迅没有不同的见解。“文化大革命”中的个人遭遇和“文化大革命”后比较自由的文化环境使他们不必隐瞒与毛泽东和鲁迅的某些分歧，在反对个人崇拜的思想形式下把自己对鲁迅的不满作了或明或暗的表现。他们的选择也对新时期鲁迅研究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除了具体的是非以及由此引起的争论，它的更根本的影响是使中国的鲁迅研究在“文化大革命”后开始了一个文化还原运动。不容讳言，“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国大陆的鲁迅研究，并不是一个完全真实的文化活动。它是在文化整合运动中进行的，是在毛泽东对鲁迅的崇高评价的政治支柱的支持下进行的，它与1949年以前的鲁迅研究的根本不同在于，1949年以前的鲁迅研究是在相对自由的条件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以其强大的社会影响抵消了国民党政权的文化专制的力量，使各种不同的文化思想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对鲁迅及其作品的不同感受和理解能够得到更为自由的表达，而1949年之后则使各种相反的意见受到了压抑。中国社会对鲁迅的欢迎程度被政权的力量大大加强了，对他的排拆力量被深深地掩埋在一些社会成员的内心，只作为一种潜在的文化力量存在于中国社会的腹地。解铃还须系铃人，马克思主义政治派在“文化大革命”前曾经是维护政治权威话语的主要文化力量，当他们中有人首先感到必须自由地表达自己对鲁迅及其思想的感受和看法的时候，潜在于社会腹地的各种不同的鲁迅观才会浮出社会的水面，而只有这样，中国的鲁迅研究才能重新返回到地面，才能面对活生生的真实社会认识问题和文学认识问题展开自己的研究活动。在延安时期成长起来的文艺家是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共生命的，在文化思想上他们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派，在新时期他们多数人依然保持着自己的文化观念，但他们在鲁迅研究界没有自己的势力，对新时期的鲁迅研究没有直接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政治派在1949年之后得到了迅速的壮大，因为在这时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在文化取向上绝大多数具有马克思主义政治派的特征，但他们与三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派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即他们不是在不同的政治倾向间进行自我选择的，而更是在自己的人生道路的选择中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思想的。他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念才有自己的人生出路，但这也决定了他们政治观念的不确定性。“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大混战使他们失望于自己的政治选择，纷纷从政治的战场退回学术的研究，加强了学术派的力量，削弱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派的力量。
原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派的解体，使“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派经历了一个重新组合的过程，其中除少部分属于原来这个派别的知识分子之外，一些原来属于马克思主义务实派的知识分子现在具有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派的一些特征。马克思主义务实派的知识分子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他们在文化心理和文化思想上具有更大的稳定性。他们的文化思想是在特定的现实需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以自己的真切现实感受和思想认识为基础的，但一旦建立起来便万牛莫挽，极难改变。他们有中国农民的坚韧和执着，但也像中国的农民一样缺少应有的灵活性，在他们形成自己的文化思想以后的第二次文化思想大变动的历史时期，往往表现出更大的滞重性。他们继续在语言形式上坚持自己的思想观念，反对任何形式的对这些思想原则的批评，于是就在不自觉中成了新的历史时期文化发展的滞涩力量。但是，他们之为马克思主义政治派，与“文化大革命”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派有着一系列根本的区别。“文化大革命”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派维护的是政治权威自身的文化思想和他们个人的威信，与他们自己的思想未必一致，而马克思主义务实派则是维护自己一向坚持着的思想信仰；在与政权机关的关系上，“文化大革命”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派是全面符合的关系，而他们则是部分符合的关系，即他们维护的只是政权机关公开坚持的思想政治路线，而对于那些应付眼前事变的权益性政策措施则往往取着不赞同的态度，甚至可以说他们之极力宣扬政治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就是因为对这些政策措施的本质意义有着自己的理解，取着隐蔽的批评态度。由于他们的这些特点，他们已经不可能得到政权力量的无条件支持，而他们自己也更着眼于根本的政治思想路线问题，对不具有思想政治性质的学术观点一般取着相对宽容的态度。他们的变化同样反映着社会思想的进步，反映着思想自由原则的加强。在“文化大革命”前他们大都从事过鲁迅研究，有一些还是卓有成就的鲁迅研究专家，他们的思想状况和文化心态与新时期的鲁迅研究也是息息相关的。对新时期鲁迅研究有更直接关系的倒是本质属于业务派中的部分知识分子，他们就其从事的职业和意欲达到的目的，都不超出学术的范围，但由于在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文化界就很少进行过非政治批判性的真正意义上的思想争论和学术争论，所以他们往往用政治批判的语言和形式进行本质是思想和学术的争论，在形式上有类于马克思主义政治派。由于他们并非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获得自己的思想和观点，而是从现成观念中接受过来的，所以他们没法展开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学术意义的争论，对于鲁迅研究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没有作出应有的贡献。上述这一切都体现着在“文化大革命”后马克思主义政治派影响的削弱。
马克思主义政治派在“文化大革命”后的影响的削弱是一个不容讳言的事实，但却不是一件多么值得庆幸的事情。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从五四时期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知识分子为它的传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马克思主义政治派在中国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历史上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大社会群众和广大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形象，对于新时期鲁迅研究者感受并思考鲁迅后期接近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意义和价值是有直接影响的。我认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派正孕育着一个十分重要的变化，即他们正向着离开政治权力的直接支持，以自己独立的思想力量作用于社会政治生活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国家政治管理机关越来越把经济的发展放在首先考虑的范围；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派的知识分子越来越感到经济变迁对社会思想和社会道德造成的毁灭性影响。二者各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其结果必然是这样：国家政治管理机关越来越感到马克思主义政治派知识分子所提出的思想道德要求对自己所关注的经济发展是一个难以负载的重担，从而无声无息地放弃对这些知识分子的直接权力保护；马克思主义政治派知识分子则越来越感到难以接受现实政治造成的社会思想和社会道德的现状，从而渐渐放弃对现实政治的无条件的支持。在不久的将来我们都会发现，与现实政治实现完全结合的将不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派的知识分子，而是仅仅关注实际事务和个人发展的英美派中青年知识分子。在那时，马克思主义政治派知识分子在横向上将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在纵向上将与中下层社会群众和广大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相呼应，从而完成向自己的本质的回归。到那时，也只有到那时，鲁迅的独立社会本质才会以新的形式重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不论你是赞同他还是反对他）。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马克思主义务实派的部分知识分子转化为马克思主义政治派，而另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务实派的知识分子则转化为业务派的成员，所以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务实派实际是不存在的。这里的原因是非常明显的：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这个派别早已在马克思主义政治派的政治压力下被摧毁，重新走上文坛而又坚持原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立场并直接参预社会思想斗争的这派知识分子便具有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派的社会面貌，而失望于历次政治思想批判的知识分子虽仍然保留自己的思想见解但却只能返回到一般的学术研究中来。因此，我把这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派改称马克思主义正统派，以与这时期的业务派相对称。
新时期鲁迅研究的高潮首先是由这时期的业务派知识分子掀起的。失望于政治批判的中国知识分子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像潮水般退回到自己所朝思暮想的学术文化界，这是他们能够自由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的唯一社会空间，也是他们得以安定地从事自己的本职工作的场所。这时期的业务派知识分子除老一辈知识分子之外，主要是由1949年以后成长起来的中年知识分子组成的。他们大多数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便在鲁迅研究中作出过自己的贡献，“文化大革命”中止了他们的研究工作，但鲁迅作品是“文化大革命”中除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外唯一被奉为权威性作品的著作，“文化大革命”后期鲁迅作品的注释、鲁迅佚文的发掘和整理、鲁迅作品的教学和教学研究，使他们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形成了自己的基本观点，为这个时期鲁迅研究的繁荣发展准备了充足的条件。可以说，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这时期业务派的鲁迅研究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其作品的数量也是空前的，至今是中国乃至世界鲁迅研究的最雄厚的基础。这时期业务派鲁迅研究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走向系统化，几乎在鲁迅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研究专著，甚至是多部专著。改变了过去以单篇文章为主的鲁迅研究状况。这一转变的意义在于，人们不再满足对鲁迅作单纯评价式的性质判断，而努力在整体的结构中对鲁迅思想和作品的各个方面都作出全面的展示。显而易见，这是这时期业务派鲁迅研究学者与马克思主义政治派的最根本的区别。从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到周扬的《精神界之战士》，再到“文化大革命”中两报一刊纪念鲁迅的社论，都是对鲁迅历史作用和精神价值的单向性质判断。毫无疑义，这些性质判断的开始是有革命意义和思想意义的，它在各种对鲁迅的诋毁和污蔑中表示了研究者本人对鲁迅的总体价值判断，对于不了解鲁迅价值和意义的社会群众有指涉作用和宣传作用，但越到后来，这些单纯性质判断的鲁迅论文便越成了老生常谈，直到“文化大革命”它们甚至成了鞭打广大知识分子的一条条鞭子。因为这种单向性质判断的理论论述，必须是以反对这种性质判断的言论的存在为前提的，是对反对这种性质判断的言论的一种否定形式。1949年之后，马克思主义政治派的鲁迅研究成了大陆鲁迅研究的权威性话语，公开反对鲁迅的言论已被视为非法，这种对鲁迅的空洞赞颂便失去了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当到了在观念上知识分子不能不学习鲁迅的时候，这种性质判断的价值和意义已不在于鲁迅而在于对广大知识分子的命令和要求，它们对广大知识分子的思想压力也就成了不言而喻的事情了。对立统一，失去了对立面的语言也不再有自己的意义。这时期业务派鲁迅研究的学者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走出来，对于那种把鲁迅的某个侧面单独抽取出来、上升为鲁迅思想及其作品的本质并以这种本质代替全体、作为对全体的不可移易的固定结论的思维方式和论述方式自然有着反感，他们在从“革命大批判”的先定政治目的中解放出来重新以自己的眼光去看待鲁迅作品时，便非常自然地发现在过去所强调的任何一个所谓的“本质侧面”之后，鲁迅作品中都还有与之并不相同的另外一种性质的论述：鲁迅讲过文学是有阶级性的，但他也不完全否定文学与人性的关系；鲁迅重视文艺的革命性，但他又非常重视文艺作品的艺术价值；鲁迅说文学是宣传，但他又说文学不等于宣传；鲁迅强调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但又讲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的作品是现实主义的，但又不全是现实主义的，又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的因素；鲁迅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但又与左翼内部不少共产党人存在着有时甚至是尖锐的矛盾；鲁迅后期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思想更加深刻了，但他前期的思想在现在看来仍然非常深刻，甚至有很多方面比后期的论述更能说明问题，对现在更有直接的教育意义……，等等，等等，过去的错误在于仅仅强调了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个方面，而鲁迅研究界的极“左”思潮就是由这种片面性造成的。这时期业务派鲁迅研究的系统化除了表现为资料的丰富性之外，就主要表现在这种论述的全面性上。兼顾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在重视主要方面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次要方面，是这时期经常被运用的思维方式和论述方式。
但是，这时期业务派鲁迅研究学者在实现鲁迅研究的系统化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他们所使用的理论框架与他们自己的现实人生感受和艺术理想的关系的问题。我们不妨看一看他们对下列诸种关系的处理：
鲁迅后期思想 鲁迅前期思想
集体主义 个性主义
阶级论人性、人道主义
文学的政治性 文学的艺术性
文学的群众性 文学的个性
“听前驱者的命令”独立人格
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改造国民性
革命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
乐观主义 悲观主义
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西方其它思想学说的影响
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 对封建主义思想的批判
对农民阶级革命性的表现对农民愚昧落后思想的表现
对知识分子软弱性的批判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同情
无产阶级文学的先驱
“五四”新文学的先驱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为人生的文学
文学为政治服务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 ……
在我们任意挑出的这些相反相成的对应概念中，前一组概念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派作为反映鲁迅最本质的特征予以强调的，这些特征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不只给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而且给中国人民群众、其中也包括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命运带来了实际的灾难。显而易见，这时期的业务派鲁迅研究学者就其绝大多数所真正重视的是后面的一组概念，他们的意图非常明显，即通过补充这些概念而强调这些概念，但不论怎么说，他们的理论形式却与他们的主观倾向性不相应合。就其理论形式，他们是始终把前一组概念放在最重要、最崇高的位置的，而就他们这时的真正意图，就他们最深切的人生感受和艺术感受，他们是更加希望把后一组概念放在最突出的位置的。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思考它的原因。实际上，这与他们所使用的理论框架有着直接的关系。这时期业务派的鲁迅研究学者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开始鲁迅研究的。在那时中国大陆几乎只有三种鲁迅研究的理论框架：马克思主义政治派的理论框架、马克思主义务实派的理论框架、马克思主义精神启蒙派的理论框架。马克思主义精神启蒙派在五十年代初便在政治压力下退出了文坛，并且他们在政治理论和文艺理论上的激烈态度也使大多数知识分子没有接受他们的思想影响，这时期业务派鲁迅研究学者是在反感于激烈的政治斗争的情况下返回业务研究的，所以他们的理论框架使用的自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精神启蒙派的政治框架，而在前两种框架中，马克思主义政治派的理论不但是“文化大革命”中引起了他们厌恶的理论口号，而且这个派别的理论框架从根本性质上就不适用于业务研究，因为它只是简单的性质判断，并且这种性质判断是已经被权威性的理论话语确定了的，不容你讨论，你还研究什么？在这个派别中发展起来的研究方式是注经式的，不论你转了多么大的一个弯子，最终你还是得回到人们早已牢记的那个权威性的性质判断上来。在这种情况下，这时期业务派的鲁迅研究学者实际上使用的是马克思主义务实派的理论框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派与马克思主义务实派的鲁迅研究之间，他们很自然地感到马克思主义政治派的理论是片面的，极“左”的，而曾经受到马克思主义政治派排挤和打击的马克思主义务实派的理论则是比较全面、容易为人接受的。实际上，在五、六十年代的鲁迅研究中提出的理论问题和其它学术问题大多数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务实派的整体理论框架中展开的。这时期业务派的鲁迅研究学者大都是在五、六十年代开始从事鲁迅研究和文学研究的，在那时他们思考和讨论的问题也是这样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掩盖起来，这时所谓拨乱反正的思想口号把它们重新提了出来，形成了这时业务派鲁迅研究学者从事自己的业务活动的理论基础。这个基础既与当时仍然具有权威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派的性质判断没有正面的对立关系，又能把自己的观点带进自己的研究中来，遂成为他们的基本理论形式。但是，马克思主义务实派的这个理论框架是在三十年代产生的，是以瞿秋白、冯雪峰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务实派知识分子站在他们已经确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鲁迅的价值评判。他们重视鲁迅及其作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作用，力图说服站在同样的政治立场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立场的左翼广大知识分子也认识鲁迅的价值，因而他们对鲁迅取着理解和分析的态度，既不同于创造社、太阳社那些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派的知识分子对鲁迅采取简单否定态度，也不像后来取得了权威性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派的知识分子主要维护毛泽东对鲁迅评价的权威性，所以他们的鲁迅研究更具有研究的性质，但他们力图让人理解的依然是鲁迅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理所当然的是评论鲁迅的根本标准，在前列两组基本概念中，他们自然以前一组概念为评价标准，后一组概念为有局限性的概念，但并不绝对否定它们，因为它们是鲁迅以前所持有的，与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所不同的。所以，他们的基本理论框架实际是“绝对真理［马克思主义］——相对真理［鲁迅前期思想］”的形式。但到了这时期业务派鲁迅研究学者这里，鲁迅是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已经没有多么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他们从“文化大革命”中走出来，“文化大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发动起来的，是在前列第一组概念被大力张扬的情况下进行的。而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向来人们认为有局限性的鲁迅前期思想至少在中国仍然有其独立的价值，而我们向来认为没有局限性的马克思主义［我们理解中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全能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性认识。在这时，重新思考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化以及我们自己才是这时业务派鲁迅研究学者真正关心的社会问题和思想问题，文学问题也同样因这些问题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弄得混乱不堪，而恰恰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鲁迅是我们的先驱，他的全部作品都说明他在这些问题上比我们思考得更多、更深，而不是比我们更少。不但我们这些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丛莽中灰溜溜地钻出来的知识分子还不具有仅仅以自己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直接评判鲁迅及其作品的价值及局限性的能力，而且像瞿秋白、冯雪峰这样一些马克思主义务实派的知识分子也没有充分估价鲁迅的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1949年以后的一系列事实没有证明瞿秋白和冯雪峰思想的深刻性，反而反复证明了鲁迅那些被他们认为有局限性的思想见解的深刻性。正是在这时期业务派鲁迅研究所持有的理论框架与他们所具有的现实感受的这种内在矛盾中，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放弃了务实派马克思主义的两分法平面评价框架，走向了以理解和阐发鲁迅思想及其作品的研究道路，形成了这个时期的新启蒙派的鲁迅研究。
（待续）
责任编辑注：《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连载六）请见本专题复印资料1994年第9期。
标签：鲁迅论文; 政治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中国现状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大革命时期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社会现状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学术价值论文; 文革论文; 读书论文; 文艺论文; 文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