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前十年知识界脉象发微——基于两种谱系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脉象论文,谱系论文,知识界论文,两种论文,战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四运动以后，国内局势日非，蔡元培逐步淡出北大(1923年1月辞职)，北大的氛围发生了变化。在此前后，大批名流开始作别北大，如陈独秀、梁漱溟、顾颉刚、林语堂、郁达夫、刘文典、汪东、黄侃等，其中，颇为引人注目的胡适与鲁迅亦在1926年上几乎同时离开了北大。次年，国民政府定鼎南京，南京成为毫无争议的政治中心。这一迁都对中国政治文化生态产生了重大影响①。其中之一，便是促成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分野，造成了国家政治文化生活中南京、上海与北平鼎足而三之势。民国历史由此呈现新局面。对此后的十年，各方面评价不一。在一般的革命史叙事中，它往往被视为“沉闷”时期；而在思想文化史和经济增长史的研究视阈中，它则被誉为“黄金时期”。其实，只要我们认真做一检视的话，不难发现，现代中国的主要文学和学术经典②，都酝酿和完成于这一阶段。就此意义上说，将此一阶段目为“黄金十年”似并不为过。
关于此一阶段的研究亮点甚多，其中，尤值玩味的是平沪关系。此中，亦仁智各见，众说纷纭。但其倾向，几乎是清一色地扬沪抑平。其例证有：上海是世界第三大、远东第一大都会，是全国经济中心；聚集了大量的文化名流；此地高校数量极多，有着大量的新闻和出版机构等。此说当然不谬。必须承认，像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老牌出版社均雄踞沪上，《申报》《大公报》等顶级的媒体均在此处，以至于当地出版界巨头王云五都不无自豪地在宣称：“平时我国出版社事业86％在上海”。如此大的文化产业规模，必定维持着一个巨量的文化系统。无论是文化人数量、高校数量之多，还是文化刊物之密和文化社团数量之巨，上海都首屈一指。这无疑都印证着上海在知识界的重要地位。
那么，这是不是说上海就是其时独一无二的文化中心呢？对此，我们不妨考察一下其他名城的情况。以北平为例(限于篇幅，关于南京的问题当另文详析)，抗战前夕，其人口为150余万③，少于上海，知识分子的数量自然较少，无论是其文化刊物、文化社团，还是高等院校数量，均少于上海。但是，数量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质量。
北平已不复为国都，其一家独大之势亦不比从前，但其学术重镇的地位仍岿然未动，而且清华、北大和燕京等校继续跻身世界高水平大学之列。据统计，1934年度，全国共有高等院校110所，其中大学41所，独立学院38所，专科学校31所。内中，上海有院校24所(大学9所，独立学院9所，专科学校6所)；北平有17所(大学8所，独立学院5所，专科学校4所)④。其中，无论是规模、层次还是影响，大学都最为卓特；故大学的水平可基本体现一时一地的高教水准。上海有国立大学3所，私立大学6所，分别为交通、同济、暨南、震旦、大夏、沪江、光华、复旦、大同(圣约翰未入册)；北平分别有国立4校、市立1校、私立3校，分别为北平、清华、北大、师大、劳动、燕京、辅仁、中法(协和等未入册)。上海方面合计教职员1201人(教员817人)、在校生6774人。北平方面合计教职员2203人(教员1390人)、在校生6582人⑤。
内中，上海国立大学有教授127人、副教授31人，私立大学有教授303人，副教授10人；合计：教授430人，副教授41人，共471人。北平国立大学有教授301人，副教授34人；市立大学教授34人、副教授3人；私立3校，教授98人，副教授15人；合计：教授433人，副教授52人，共485人。可见，在教授数量方面，北平据有绝对优势。藏书量方面，上海国立为439971册；北平为1037010册。
综上可知，上海9校的教职员、教员的数量之和尚不足北平之国立大学，而在校生则略多于北平(主要得力于私立大学)，从师生比例可见出，其师资力量还不足与北平比肩。藏书量作为衡量大学实力(尤其是软实力)最重要的指标，明显反映出上海教育界与北平远不在一个量级上。可以说，相对于北平来说，上海教育界显得数量甚大而层次偏低。
其时上海无一全国知名的综合性大学，惟交通大学(纯工科)具有较大影响力。而北平则名校林立，其中最著名的“四大名校”为北大、清华、燕京和北师大，其中北大清华的文学院在胡适和冯友兰时期达到了新的高度，成为全国全国数一数二的人文重镇。对此，原清华文学院代院长蒋廷黼亦不无自得地说：“在短短的几年时间，清华已成为全国数一数二的学府。”⑥胡适亦对北大的发展前景颇为看好，大有把北大办成世界一流名校之雄心⑦。相比之下，沪上没有任何学校可以达到同等的水准。因此，当时全国有志求学、治学的青年，几乎无不首选北平。
除高校外，北平的高层文化机构亦足可与首都南京比肩。四大顶尖的国立研究机构中，除中央研究院、国立编译馆在南京外，北平研究院、北平图书馆都在北平，此中容纳了相当一部分优秀人才；另有北平社会调查研究所、北平地质研究所等，亦有相当的水准和影响。北平的高校和学术团体(如史学研究会)，大都有各自的学术刊物，且都达到国内一流水准。显然，就教育来说，北平无疑是冠居南北的第一重镇。大学乃作育人才、研究学术之所，因此，作为教育重镇的北平，同时亦是学术的重镇。以人文学界为例，史坛的王国维、陈垣、陈寅恪、胡适、傅斯年、顾颉刚、洪业、钱穆、雷海宗等一流史家绝大部分都在北平；而哲学界的巨子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等亦云集此地。因此，此时的北平仍是国手林立之地，乃是中国学术界的半壁江山；北大清华更是代表了中国学术的最强阵容和国际前沿。
在现代社会，没有任何其他类型文化组织，可以像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那样，具备如此大的规模、如此深广的辐射力与感召力、凝聚如此多的知识精英、赢得如此高的国际声誉。因此，甚多名校的存在，足以保证北平在国内外知识界的地位。而一个拥有全国半数以上的顶级大学、一流学者的城市，大概很难说它在全国知识界没有其一席之地。
事实上，终民国之世，在教育方面的南北角逐中，北平的名校一直处于明显强势。南方名教授中，北上求职者素来极多。早在1926年，冠绝东南的国学巨擘柳诒徵即开始渴望在清华谋一教职，未遂。1937年10月，时在长沙的著名作家、暨南大学教授许杰邂逅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朱自清，亦向朱陈情，望能在清华谋一教职，未果⑧。时已颠沛流离的清华，尚有如此吸引力，可见此前北平在国人心目的地位了。
以上是二者量与质的差异。其结构差异也很大。据估算，抗战前夕，北平比较活跃的文化人有二千左右人(以大学教师居多)，而上海则有三四千人(名流数百人)。供职于高校(且多属私立)的仅约千人，供职于报社出版社的亦不过二三百人⑨，因此，大部分文化人要在高校之外谋生。北平主要是精英文化人，高层文化人尤占相当比例，绝大部分有留学背景，因此，有国外文化背景当远过于五六百人(占全国的1/15强)；上海文化人中既有留洋名家，亦有一般本土人物，但更多的是初出茅庐赤手空拳来寻求梦想的文学青年、无业青年或自由职业者，其文化层次普遍偏低。在北平，大量高学历的知识精英，无疑对一般的外来青年构成压力，故相当多的文学青年宁愿赴上海淘金，寻求梦想。相当一部分文学青年(如沈从文、丁玲)等先“飘”在北京，后远走沪上，多少与此有关⑩。
除教育和学术外，胡适、蒋廷黻、傅斯年、丁文江、翁文灏等学人创办的《独立评论》亦颇为著名，其发行量达到万余份，成为其时国内首屈一指的政论刊物。
综上可见，迁都确使北平地位有所回落，影响了其在知识界、政治界的绝对优势(11)，但并未全然撼动其极为深厚的根基。如果说上海确是国内第一大文化中心的话，那么，北平作为另一文化中心的资格亦不容忽视。在知识阶层的水准方面，上海数量较大而层次不齐，可谓“大而全”，北平则“小而精”。二者之间各有分殊：上海以文学见长，北平以学术称胜；上海是文学中心、新闻出版中心，北平则是教育中心、学术与议政中心。
不同的知识格局，必然隐含着不同的经济结构和层次。平沪两地不同的文化格局，决定了两地知识界的不同构成：前者文化人较少而大学(含科研院所)较多，后者文化人多，而大学教师相对有限，故前者多数文化人可安居学府，依赖文化体制谋生；后者绝大部分只能谪居市井讨生活；因此，前者以大学教师(学者)为主，而后者则是以自由作家(文人)居多(即便是大学教师，亦多在私立院校，且是副教授以下，仍需另外兼差)。二者在生活来源、社会地位、生存状态、权势网络和思想倾向等方面，亦将因之而有所差异。
作家与学者乃文化人的两种基本类型。一般文化人的开支不外房租、饮食、买书、衣物、酬酢等项；但收入则大有不同；学者(大学教师)除工资外，还有稿费和演讲费、奖金、基金会赞助等，作家则否。大学教师，哪怕是末等学者，也有固定工资；而作家，哪怕是名作家，主要只有稿费，或者数额不等的编辑费。学者的工资是基本固定的，而作家则否，其创作量难以固定，发表率亦难以固定，何况往往多少有一部分作品发表之后并不能索得稿酬、版税，因此，一般作家、包括名作家的收入都不固定。而使得广大声名不著的自由作家仍能够以文学谋生的，无非是相对充裕的稿费收入，这取决于二：一是较多的发表机会，二是较高的稿费标准。其时，上海知识界的主力队员不过数千人，而报刊和出版社却达数百种，连其时在上海以文谋生的沈从文都说：“当时没什么人写文章”。因此，在上海，作品发表的门槛相对较低。北平发表空间相对有限，客观上抬升了当地作品发表的门槛。这是也造成上海文学界良莠不齐而北平文学界相对整齐的重要因素(12)。
抗战前夕，北平千余名教师中，教授副教授约占半数。1934年上，全国高校有教员7205人，教授2801人，占38.87％，副教授433人，占6.01％，讲师2461人，占34.16％，助教1049人，占14.56％，其他461人，占6.40％(13)。国立大学，教授月俸200-500圆，副教授100-370圆(14)，讲师100-300圆，助教35-160圆，其他20-370圆；其他大学略低。这还仅仅是工资收入，至于演讲费、稿费、研究基金等，则更是所在不少。在平的绝大多数文化人(主要是教师)都能享受此等待遇。对一些名家来说，工资之外加演讲费、稿费、研究经费等，月入可达千圆以上(如顾颉刚)，陈垣等更是月入1500圆。而上海的广大作家呢？据统计，抗战前夕，上海文化人(主要是作家)约分四等：一是头等名家(如鲁迅、郁达夫、田汉、巴金)，有稿费(翻译费)、编辑费和版税等，月入约400圆(1圆合今人民币40-50元)以上，属富裕阶层；二等作家是一般名家(如夏衍、胡风)，月入200圆左右，月支出至少160圆左右，属典型的中间阶层；三等作家小有名气(如丁玲、萧红、阳翰笙等)，月生活费120圆以上，属小康水平；末等作家为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如叶紫、柔石、沙汀、艾芜)，月生活费60元左右，属普通平民(15)。据李景汉、陈达1924年统计，其时北平一般贫民五口之家月均生活费14圆2角5分(16)。可以想象，月入动辄数百圆、千余圆的大学教师的生活会是何等水准！
两相对比，不难发现，北平一般教授的工资即已相当于上海一等作家的全部收入；而讲师的月薪即已在二等作家之上。至于三等四等作家，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因此，绝大部分左翼作家，经济来源尤其有限，生活尤其窘迫。另一方面，北平的生活费低于上海，稿酬则普遍高于上海。在北平的报刊多属官办，不计成本，稿酬达每千字4-5元，而上海的报刊多属民办，稿费多为千字1-3元(17)。故上海作家的生活水准要普遍要低于北平学者。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左翼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两位巨头胡适和鲁迅的对比中可以看出。二人均在1926年上半年离开北京，此前鲁迅有教育部薪俸、北大薪俸和稿费，月入可达240左右，胡适在北大的月俸为300圆，外加稿费，月入较鲁迅为多，但相去不远。及至二人南北相隔，1930年代初，已位居北大文学院魁首的胡适，除北大月薪600圆外，另有稿费、版税，月入常逾1500圆(18)；鲁迅则不然，除应蔡元培之邀出任大学院特邀撰稿员有月薪300圆而曾一度月入逾千圆外，1931年后，大都维持在月入400-500圆的水准(19)。作为知识界左翼之首的鲁迅尚且如此，一般的左翼文人当然更不在话下。
1927年，大学院公布的《大学教育薪俸表》明确规定：“教授连续在校服务七年成绩卓著者，得离校考察和研究半年或一年。离校期间仍领原薪，但不得担任其他有给职务。”(20)这事实上就使得大批教师(主要是学院派文化人)在“有钱”之余，还相对“有闲”。这种大批文化人“有钱又有闲”的状态，正是涵养识见、文化精进的不二佳境，亦是支撑黄金十年文化繁荣、名手辈出的重要基石。
看似庸俗的“钱”(经济基础)，其实对知识阶层有着特殊重要性：它内可保障治学条件，外可维护独立尊严；近可确保家人衣食，远可吸引卓特之士。只有经济独立，才可能思想独立、人格独立和言论自由，才可能维系其能量系统和权势网络。洞明世事的鲁迅对此深有感触：“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21)事实上，民国期间大量的报刊(主要是同人刊物)，其资金来源都主要是由若干文化人集资创办并维持运作的。文化人的收入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他们只要从自己收入中支取极少一部分(极少超过10％)，就足以维持刊物的正常运作。从《新青年》《学衡》，到《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到《禹贡》《莽原》《文学杂志》，莫不如此。正因刊物之资金自筹，经济独立，才有言论自由，才能无待于官，独立于商，真正实现“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在研读北平其时北平知识分子(尤其是名校教授)的书信日记时，可发现其生活普遍宽裕。尤其是在胡适、吴宓、朱自清、杨树达等北大清华学人的日记中这体现得更加明显(22)。据初步估算，在战前十年，他们大部分几乎每周都有两次左右“沙龙”性质的聚会，一边谈诗论文，一边品茗饮酒，或砥砺学问，或讽议时政。而在同时的上海，只有极少数像鲁迅等一线文化人才偶有类似的生活余裕和人脉资源，绝大部分作家都不得此幸(23)。按惯例，一般教师任教10年内即可升至教授，这就意味着，其在刚过而立之年，就可以水到渠成地跻身优等生活(而一般作家终其一生亦未必能跻身一等作家享受同等生活)；兼之其工作清闲而稳定(24)，故该职业的吸引力可想而知。战前生长于清华的王元化即说：“那时候教师的社会地位和薪金都比普通官员高，所以当老师的也不大瞧得起那些在国民政府当官的。”(25)可以说，北平学界巨公们的生活，不仅远高于上海文化人，而且在整个社会体系中亦罕有其匹。
就全国来说，大学教师的生活普遍好于一般作家；左翼文化人普遍较穷；末流的大学教师都足以维持体面的生活，而一般的文学青年，则只能挣扎于清寒之中。当然，相对同期其他阶层来说，文化人毕竟还拥有较高的经济地位；一般教授可以保持中产阶层的生活水平；一般作家可以保持小康或温饱水平；便是一般的末等作家，生活水平月入60元左右，也远在一般城市贫民(月入30-40元)之上；至于一等作家或学界大佬，其生活之优渥则更不用说了。正是这坚实的经济基础，使得平沪广大文化人都可以在谋生之余，有暇治学为文任事论政。这是就经济方面来说的。
再者，在政治方面，学者依仗体制优势，也往往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和政治资本。其时的大学体制，让学者可进可退，可上可下：进可入仕腾达，退可固守书斋；上可问鼎庙廊，下可涉足文坛。故“学者(教授)从政”比比皆是；“文人(作家)从政”则素所寥寥。而此时的从政学者，几乎都是平津和在宁的学者，尤其是北大、清华和中大的教授(如王宠惠、罗文干、翁文灏、朱家骅、王世杰)，沪上则寥寥无几。因此，一般地说，北平学者不仅经济远比上海文人宽裕，而且政治地位也更高，属上流阶层。
既有研究表明，在正常情况下，越是处于社会高层的人，越是倾向于维护既有秩序。反之则否：越是屈居下层者，越具革命性。就此说来，无论是普遍地主张和平改良的北平自由主义文化人，还是普遍倾向于“根本解决”的上海左翼文化人，都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和社会根源。此亦造成平沪之间不同文化氛围的重要经济基础。
文化格局、经济格局的差异，也就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思想格局、政治格局的分殊。
北平知识界纷繁芜杂，既有左翼知识分子，亦不乏其他各色人等。在平高校教师中，著名的左翼人物(如“红色教授”)不乏其人，如吴承仕、张友渔、张申府、侯外庐、陈伯达等(大多曾留学日、法、俄)，但相对于北平千余名教师来说，这实是寥寥；而且此类学者主要集中于北平大学、中法大学等一般院校；而北大、清华、燕京等顶级名校中，无疑是自由主义者居绝对优势。上海则不然，文化人中相当一部分均为左翼人士，知识界最大的左翼组织“左联”(文学界)和“社联”(学术艺术界)即汇聚于此(26)，甚至上海大学本身就是左翼力量的集散地。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其时上海知识界主要人物，如鲁迅、茅盾、郁达夫、瞿秋白、巴金、夏衍、胡风、成仿吾、陈望道、李达、周扬、邓初民、聂绀弩、郑振铎、胡乔木、曹靖华、艾青等(27)，就不难发现：这些人物几乎都是左翼人士，而且往往非留日即留俄留法，几乎没有留学英美者。
经过巨量的个案分析，我们可初步断言：在整个黄金十年，北平是自由主义的大本营，而上海则是左翼激进思潮的策源地。其中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半数以上都是留美留英，尤其是庚款公费留美，与清华多有瓜葛。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之前几年知识界良性流动造成的。早在五四落潮之后，知识界即暗流奔涌：具有左翼倾向的知识分子逐步南下；具有自由主义的倾向的文化人(主要是清华庚款留美生)逐步北归，都在1930年前后回到北平，回到以清华、北大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堡垒，如胡适、潘光旦、罗隆基等。显然，这不完全是对物质生活的权衡，而是对文化氛围的寻求。
此间，北平知识分子与上海知识分子之间既相互沟通，又相对独立；既有交流，亦有隔阂。其中，饶具意味的是此间鲁迅的两次北上省亲事件。作为上海左翼巨头的鲁迅，两次北上都受到北平知识界的热烈欢迎，此中不少头面人物均待之甚殷。但这只是表象。
1929年5月鲁迅首次北上，北平轰动，北大、燕京等均极表欢迎，力邀其往赴演讲。惟清华按兵不动。其时，清华文学院虽未建成，但各系科均已创立且势头极好。人文方面已有陈寅恪、杨振声、杨树达、刘文典、朱自清、傅增湘、金岳霖、冯友兰、叶公超等名流。此时的鲁迅，早已是左右咸服、南北公推的文坛翘楚、学界巨公，是南方首屈一指的文化巨头；按说，这在北平知识界来说，并不是件小事。尤其是作为正在创建新文学研究的清华国文系来说，鲁迅小说作为首选的上品，更是被杨振声、朱自清等激赏无已(28)。可是，对于鲁迅之来平，清华反应之冷淡绝非一般。就管见所及，清华教师中，没有任何得力人物动议诚邀鲁迅，便是向以记事巨细靡遗著称的《吴宓日记》对此亦只字未及。相映成趣的是，三年后的11月，鲁迅再度北上时，清华国文系主任朱自清亲自登门拜望，诚邀赴清华演讲，鲁迅却拒绝了。其原因未必是针对朱氏本人所发(29)，亦非一时意气使然。细究清华之冷漠鲁迅，与鲁迅之不肯涉足清华一样，恐怕都其来有自：清华是留美留英归国的新派学人聚集地，是亲英美派知识分子的班底，是自由主义的大本营，是国内学院派的第一阵地，是知识界最清闲的所在，是《学衡》的所在地(该刊编辑部在此，“学衡派”中坚吴宓、陈寅恪、张荫麟、陆懋德、浦江清等亦在此)。所有这一切，都与鲁迅性情倾向相去甚远，教他怎能慨允朱自清？“道不同者不相为谋”。如果我们细看清华文法科教师名单，不难发现，无论是文史系的陈寅恪、闻一多、蒋廷黻、雷海宗，外系的冯友兰、陈达、张奚若等(30)，无一与之有相投之气。这就不难理解，何以鲁迅拒绝清华，何以清华懈怠鲁迅。
自然，左翼人物将如何对待自由主义者亦可想而知。留英美派学人(基本是自由主义者)的《新月》(及此前的《学衡》)甫一面世就遭到左翼人士普遍反感，徐志摩、梁实秋、沈从文、邵洵美等都先后遭到鲁迅、瞿秋白等人迎头痛击。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此派的解体，也促成了胡适、罗隆基、潘光旦、闻一多、沈从文等人先后北上，多半回到北平这个自由主义的大本营。两度北上时，鲁迅都在不同场合，公开抨击胡适、徐志摩、陈衡哲、陈源、冰心等人，而这些人物，几乎都具有自由主义倾向，几乎都是留英留美出身，几乎都是学院中人，且基本都在北平。对一个早已成熟的、深谙世故的文化巨人来说，这样长期不遗余力地抨击对方，绝不可能是由于一时意气使然，亦不可能完全是因私怨所致，而显然有其更为深刻的思想渊源。曾经风云一时的“新青年”们早已风流云散，多数人或“隐退”或“高升”，继续“前进”者甚寡。在素以“前进”为任的鲁迅看来，而这些“隐退”书斋当学者，或“高升”庙堂成显宦者之流，大都就是此批具有学院派背景的平津文化人。
在北平款待鲁迅的人物甚多，但内中多为左翼人士，而自由主义人物则甚寡，尤其是自由主义翘楚的胡适，便早已没有当年的热情(31)。可以说，周、胡及各自阵营之间，早已有了普遍的隔阂。这种隔阂，绝非个别，亦非偶然，而是其普遍性，有其深刻的根基。
鲁迅再度北上时，北平已明显有了不同的声音，旧友钱玄同极其恼火并阻止其在北大演讲。然则众星拱月，拥护者众，文学院魁首胡适亦无反对(32)，故其在北大仍能开坛布道。在平期间，台静农、李霁野、范文澜、沈兼士、马幼渔等待之甚厚，先后邀其在北大、辅仁、师大等演讲。对此，鲁迅亦不由作叹：“我到此后，紫佩、静农、寄野、建功、兼士、幼鱼，皆待我甚好。这种老朋友的态度，在上海势利之邦是看不到的。”(33)
很有意思的是，对此间的生活状态与文化氛围，北平文化人普遍颇觉惬意；鲁迅却大为不满，觉得“京派文人”“死气沉沉”，“愤愤地批评了资产阶级艺术的堕落倾向，并提议，‘在北方，我们应该好好组织，办个刊物’”(34)。
如果我们再对鲁迅与胡适的交游圈子做一比照的话，则不难发现：后期的鲁迅，日渐与当年旧友中的学院中人(如胡适、林语堂、钱玄同)疏远甚至交恶，反倒与体制外的文学中人(如瞿秋白、郁达夫、胡风)相得甚欢；其他与之关系紧张的章士钊、陈源、苏雪林、沈从文等，亦多是学院派知识分子，尤其是留学英美出身者。胡适则不然，其朋侪几乎都是学院中人，尤其是学者(35)。这绝非偶致。当时其他左翼知识分子，亦大都选择了体制外的生活。凡此种种，或许都意味着北平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上海左翼知识分子之间、象牙塔(学院)与十字街头(社会)之间，既有内在张力，更有深刻分歧。因此，鲁迅与胡适的分道扬镳几乎是必然的；上海与北平的歧异，亦几乎是必然的。这其中，确有思想之“内在理路”上的依据。
鲁迅的密友中，几乎没有任何留学英美的人物；而胡适身边亦少有留学日俄的人物。这看似寻常的细节，实则隐含了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论题。只要吾侪悉心揣摩中国的留学运动史，就不难发现：大致说来，晚近以降中国政治思想的演进史与留学运动史乃是齐头并进的。从严复到胡适到储安平一脉下来，自由主义的思想史，是与国人留学英美的历史相平行的；而从陈独秀、鲁迅、瞿秋白、郭沫若甚至乔冠华等一脉下来，左翼思想的发展是与留学日俄法的历史相关联的。易言之，自由主义者的中坚，基本上都是留学英美德出身，而且多是享受公费留学；而左翼激进主义者的领军人物，泰半都出身日俄法，且多属勤工俭学、自费留学。——就此而言，是庚款留学运动促成了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的演进，支撑了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创建；是留日留俄和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涵育了现代中国的激进主义思潮，支撑了中国的革命运动和左翼文化(36)。
这两大群体看似自成系统，实则不然，其焦点都系于五四运动。可以说，二者的南北分野，实已逐步凸显了五四思想的两大支脉，型构了知识分子的两种范型，也暗含着两种思想脉络和文化谱系。
对于五四运动，各派素来意见不一，这原是情理中事。但令人惊异的是，作为五四衍生出来的两大支脉，无论是左翼知识分子还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一致地认为此运动“未完成”。既然“革命尚未完成”，那么就“同志仍需努力”，日后他们都势必去完成这一“未完成”的历史任务。事实上，他们日后也都依循自己的思路和立场来理解五四，继承五四遗产，理解、接受、诠释和阐扬五四精神，并力图以各自的方式和手段来实现五四的遗志。前者秉承五四理念，投身“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力求和平改良；而后者则主张通过非常手段实现“民主、科学”之鹄的，在体制外寻求资源。当年的五四领袖已然分化，其中，胡适成为前者的头目，而鲁迅则成为后者的灵魂。因此，他们可说是“一源二流”内在结构。
可以说，五四落潮后的种种因素，尤其是1927年的迁都，客观上使北平和上海分别成为自由主义的营垒和左翼革命的堡垒，这一时期，主要的左翼人物和社团(如太阳社、创造社、左联、社联等)，几乎都云集沪上。上海名校甚寡，北平名校云集。对一个左翼知识分子来说，北平大概不是最好的去处；同样，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上海亦非理想的居所。因此，对鲁迅而言，1926年南下上海是必然的，明智的，亦是可行的。而同样，对胡适来说，1931年的由沪返平，亦是必然的明智的。正是在此意义上说，晚年鲁迅转向社会批判(杂文创作)，几乎是必然的(37)；同样，他选择体制外的生活，亦是必然的。而以胡适的思想风格，最理想的选择，自然是在大学体制内施展才华；其旧雨新知，也几乎都是学院(学术)中人。
当然，势易时移。抗战期间，形势大有逆转：素居北方的自由主义群体南迁到了西南边陲，而蛰居南方的激进主义文化人聚集到西北高原。至此，昆明、延安和重庆分别取代了原先北平、上海和南京成为三大文化城，成为战时中国知识界的三大重镇。当然，抗战胜利后，这一局势又生变化，北京再度恢复其政治中心兼文化中心的独尊地位。
平沪之间的关系问题，不仅是一个地域的南北分殊问题，而且是一个文化格局的问题，是一个思想政治的问题。
大致说来，这一问题是以五四运动为历史源头，以民国知识共同体为制度为依托，横贯了整个黄金十年。在五四之后的三十年间，学院体制(国内主要名校)基本上都是以留学美英的庚款生为中坚，他们构成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主力，也构成现代学术起承转合的内在枢纽；而留学日俄法的人物，则成为左翼知识分子的中坚。在很长时间内，二者沿着不同思路去阐释五四、应对现实，对晚近中国知识谱系和文化路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就教育史和思想史来说，北大、东大、清华和联大，分别代表了民国各时期中国大学的最佳典范，而这，在人脉上都基本系于庚款留学生。继《新青年》之后大放异彩的“学衡派”“新月派”“战国策派”乃至《努力周报》《独立评论》等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群体，亦几乎都是当年庚款兴学的产物，它们是同一条藤上不同时期开出的色彩各异的花朵。其中，胡适乃是灵魂人物，围绕在其周围的，则是罗隆基、潘光旦、钱端升、汤用彤、任鸿隽、陈铨等群星。从这个脉络上贯通来看，庚款留学运动(以及其他各类留学英美的潮流)赓续了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孕育了一个个思想流派(甚至“清华学派”“东南学派”等学派)，支撑了民国的学术格局，亦支撑了民国各民主党派。
南北问题之得以出现，当然表明民国知识格局的某种纷乱，但也多少证明其活力和丰富性。这一丰富多元的局面，不是凭空而来的，它得益于当局较弱的政治控制力和知识界较强的独立性。否则，当局控制力强和共同体弱，官方势力必然同时压倒左翼思潮和自由主义思潮，独尊“三民主义”，搞“一言堂”，定于一尊，也就不可能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之盛况了。
注释：
①然而，相关研究迄仍甚寡，惟陈平原等略曾涉笔，参陈著《首都的迁移与大学的命运——民国期间的北京大学与中央大学》，《文史知识》2002年5期。
②这一经典的谱系，学术(主要是文史)方面可参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内含数十位名家；其中，最主要的史家、哲人的主要著作均奠基或完成于此时。文学方面，“鲁郭茅巴老曹(冰)”等巨公的代表作亦大都问世于此间。
③共1533083人，见“北平市区户口及户籍统计表“(1936年5月)，《北平市统计览要》(1936)，第8页。
④陈明远在《20世纪30年代大中学校经济状况》中说：“1931年，北平就有正规高等学府26所，几乎占全国一半。”参《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上海]文汇出版社2005年版，第125页。此说待考。因目前所见的绝大部分的统计资料(包括原始资料)都有不同程度的疏漏，统计口径上亦可能有出入。
⑤《全国各大学概况总表》，教育部统计室编《二十三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1936年10月)，第50-51页。
⑥《蒋廷黻回忆录》，[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27-130页。
⑦胡适曾设想由政府重点支持几所名校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内有北大、清华、中大、武大、中山。抗战爆发后，其设想难以实现；在驻美大使任上他曾多次公开表达此愿。战后，胡氏旧念重萌，并开始关注浙大。可参周质平编A Collection of HuShih’s Unpublished English Essays and Speeches (胡适未刊英文遗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版。
⑧朱自清1937年10月13日日记，《朱自清全集》第9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90页。
⑨参战前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全国高等教育统计》(1936)，对其中“专科以上学校”和“学术机关与团体”等部分的统计数目，一目了然。
⑩这批“京漂”主要是北大旁听生。北大旁听生高潮主要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始于1920年代初，涵盖了整个“黄金十年”)和八九十年代，这正是今人所公认的思想比较活跃的两个历史时期。在考察20世纪中国文化生态史时，这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风向标。详情可参姚树军主编：《北大边缘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11)民初北京有5所大学。至1925年公私立大学已达17所，占全国47所的36％。到1948年大学有13所，居全国第五位。详参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例》，[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12)上海的“鸳鸯蝴蝶派”即此中范例；另有大量专以庸俗三角恋甚至色情作品维生的写手(早年钱玄同亦曾在上海以几近庸俗的文字讨生活)。上海黄色小报亦所在多有，而北平则极少。
(13)(14)教育部统计室编《二十三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1936年10月)，第22-23页，第62-63页。
(15)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上海]文汇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188页。
(16)陈达：《生活费研究法的讨论》，《清华学报》第3卷第2期；另见《中国贫穷问题》，《晨报副刊》1998-2000号，1927年7月12-14日，转引自陈明远《何以为生：文化名人的经济背景》，[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226页。
(17)参前引陈明远：《文化人与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页。
(18)陈明远：《何以为生：文化名人的经济背景》，第143页。
(19)同上书，第61页；另参其《文化人与钱》，第158页。
(20)教育部《教育法令》，[上海]中华书局1947年版。当然，在一般国立大学未必能够付诸实行，而清华则一直贯彻每工作五年带薪休假或出国进修一年的制度，直至联大时期亦未中辍。
(21)《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页。
(22)详参《朱自清全集》(9、10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积微翁诗文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陈寅恪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等。
(23)关于30年代上海文化人的经济生活问题，裴毅然亦有较好的研究，其《20世纪中国作家经济状况与文学创作》乃此中力作，但史料上微有出入。另，此类研究中，普遍的不足是缺乏比较意识，一是不同阶层间、群体间的比较；二是缺不同地域间的比较，三是缺乏国际视野和国际比较；而对晚近中国不同历史时期间的比较则较充分。
(24)抗战初期的《大学院教员聘任待遇暂行规程》有云：“教授副教授讲师授课时间每周九小时至十二小时为率”，原载教育部编《教育法令》，[上海]中华书局1947年版。
(25)曾进：《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上海]《外滩画报》2005年4月28日，第30版。
(26)关于其时上海知识界的情况，已多有论著，其中，刘小清《红色狂飙：左联实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是此中较好的中文专著之一。
(27)其时上海有着大量左翼文化人，涵盖了几乎所有领域，尤以文学界居多。明确不属此列者，仅有胡秋原、张资平、叶灵凤、邵洵美、徐志摩等人，这只占上海知识界之极少数。就目今所悉，公费留美出身而明确倾向左翼的庚款生，只有章汉夫、冀朝鼎、张骏祥、洪深等极个别人，且其并非全部托身于知识界。
(28)民国期间，中央大学文学院一直是国内古典文学教研的头号重镇；北大、尤其是清华文学院(主要是国文、外文二系)则是新文学教研的第一重地。一般认为新文学研究学科之建立，始自1929年春杨振声、朱自清在清华开设“中国新文学”。参沈卫威《“学衡派”谱系》，[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89页。
(29)详情可将胡鲁迅、朱自清当日日记及各自年谱对照研读。鲁迅记为：“朱字清来访，邀赴清华讲演，即谢绝。”(《鲁迅全集》16卷，第335页)。“即”字可见出其态度并不犹豫。朱氏仅记一语：“访鲁迅，请讲演，未允。”(《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174页)。周、朱之间虽同为北大校友，此前有一面之缘，然从无深交。
(30)参“院系概况有教学、科学研究”，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二)，[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95-464页。
(31)胡适对鲁迅当年多有激赏，1920年代即言：“鲁迅的文章，差不多没有不好的。”在素以人师自居的胡适来说，这已不能不算是极高的评价了。据笔者蠡测，在同时代的中国文人中，获得过胡适同等赞誉者，并世无第二人。
(32)鲁迅于11月22日在北大文学院演讲。《胡适日记》[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的此前一日未及此事，此后几日缺，故胡对周演讲态度不明，但迄未见证据表明其有反对意见。
(33)分见1932年11月20日致许广平信，详参《鲁迅全集》12卷，第343页。
(34)陆万美：《追记鲁迅先生“北平五讲”前后》，收入《忆鲁迅》，转引自《鲁迅年谱》(增订本)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版2001年版，第354页。由此，我们不难体会出其言外之意是北平当时没有什么好的左翼刊物。这又无疑从反面印证了其对立面——自由主义文化人在当地势力极大。
(35)自1920年胡适的兴趣就已转移到哲学、尤其是史学考证(如《水经注》研究)上去，与文学界日渐疏远，且对新文学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转变。1930年前后，沈从文向其抱怨大学国文课本中缺乏关于新文学的内容时，胡适答：你们这些新文学作家们只管把自己作品写好就是了，至于别的就不用操心了(大意)。此言大可玩味。要知道，当年胡适、陈衡哲、徐志摩与沈从文等人一样，都是并肩推行新文学的干将。
(36)关于庚款留学生问题已多有研究专著，内中李喜所着力较深，见其《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刘晓琴：《中国近代留英教育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版；另见程新国：《庚款留学百年》，[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但著者几乎都只主要局限于学术史和教育史的探讨，没有深入到思想史和革命史的层面。
(37)应当说，类似现象在新文学史上绝非独有，当代作家张承志即与此有惊人的相似。自新文化运动史以降，几乎所有锐意于社会批判的文化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沿袭了鲁迅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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