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动力研究〔1〕，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中国论文,直接投资论文,动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992年开始，日本不断地加大力度对中国进行了直接投资。然而，其投资规模变化态势的每一阶段的目标函数定位，都与这一时期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动力有机结合在一起。因而，分析和研究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动力问题，是研究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问题的中心内容。
一、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动力模型
（一）关于构建动力模型的几点说明
我们所要构建的动力模型，首先认定一个基本命题，即资本跨国界性运动是以追逐利润最大化为前提的。正如列宁所说：“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会降资本家的利润，他们只会把资本移到国外去，输到落后国家去，以提高利润”〔2〕。马克思也曾指出：“资本输出国外， ……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在国外能够按更高的利润率来使用”〔3〕。 经典作家从资本运动流向落后国家和地区，以获取高额利润为导向，定性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性动机。不可否认，在今天现实经济运行中，国际资本的流向确实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流向发展中国家（过去称之“落后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在80年代前约为1/3，80 年代后逐年下降，1990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2320亿美元，而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只有310亿美元，只占总额的1/6多，几乎为历史最低水平。但是，进入1992年，国际资本流向又出现新的变化，亚洲占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投资总额的59%，约300亿美元， 构成国际资本流向新热点之一的中国却独占了110亿美元，1993年进一步增加到260亿美元，约占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投资总额的1/3。这种资本流向由80 年代“低潮性涌入发展中国家”，到90年代“高潮性涌入”，仍然是由资本本质即获取高额利润的目的牵动的。在这一时期，国内一大批学者，诸如连平、金岩石、冯文伟以及徐永村等人认为：“不能用列宁的资本输出动力理论解释当代国际投资动力”。王东京在其《国际投资论》中，对上述观点进行反驳性批评，证明了“利润最大化命题的存在。”下面，我们将在这一命题下，试图从模型分析的角度把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因素定量化，从而构造出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动力模型。不过，在此之前，有以下三个问题需要证明：
第一，我们所构造的模型，不可能完全地反映出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动力全貌，只是粗线条勾勒出对外直接投资动力的一般规律。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多马（E·Doumu）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建立模型，就在于从一大堆庞大而又复杂的事实中，抓住少数简单而易于控制的要点，这些要点被用某种巧妙的方法结合起来后，就在一定意义上成为现实的代替物”〔4〕。我们要建立的动力模型，也是如此， 首先剖开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横断面，抽出对国际投资不起重要作用的非主要因素，直接导入其投资的目标函数，即获取利润最大化。这样，就使模型具有较强操作性。
第二，假定在一定时期中，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其经济目标（收益目标）是投资的函数：
R=f（I·T）
其中：R代表收益，I代表投资，T代表时间，以年代为单位。 这样作为投资I自变量在一定时期中影响因变量R的变化。
第三，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本来是属于个别企业（或公司集团）独立的投资行为，但是我们在构造国际投资动力模型时，却只能从日本国家的整体投资行为出发，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各个单个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千变万化，如果不从整体上去把握它，那么很难找出其中的规律来建立起模型，并与此相适应。
（二）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动力模型的构建及其原理
1.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动力的基本模型。
在以上说明基础上，我们首先构建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模型，即：
其中，Ft代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系数，系数越大，动力越足。
Mt＇代表日本一定时期国内投资密度变动指数。所谓投资密度，就是指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人均投资额；而投资密度变动指数，则是指报告期的投资密度比上期投资密度的比率。
It＇代表日本一定时期国内投资利润变动指数，即报告期的投资利润率与上期投资利润率之比。
Rt＇代表日本在一定时期的银行存款利率的变动指数，即报告期与上期的银行存款利率之比。
t代表时间参数，一般用“年”表示。
如果我们用文字来表述这一模型，那就是：日本在一定时期对外投资的动力大小，与该国同期国内投资密度变动指数成正比，与国内投资利润率和银行存款利息率的平均变动指数成反比。并且当Ft＝1时， 日本对外投资动力恒定不变；当Ft＜1时，其投资动力缩小；当Ft＞1时，其投资动力增大。
我们之所以要构建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模型，理由如下：
第一，我们采用投资密度变动，来反映与投资动力的正效应关系，是因为投资密度越高，过剩资本越多，其对外投资的动力越足。因此，对外投资动力的大小是与过剩资本成正比例的。但是，为什么在我们的动力模型中不直接用过剩资本量这一参数而去采用投资密度变动指数呢？这里原因就在于过剩资本是一个相对概念，即它是相对投资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目的而言的，因此，在数学上很难对这一概念进行直接量化。正是为了避开这一困难，我们才选用了与“过剩资本”高度相关的“投资密度”参数来代替它。随着投资密度不断加大，国内投资边际资本系数上升〔5〕，边际收益下降，这样造成国内资本相对过剩， 引起其对外投资行为。例如，从1960—1970年，从边际资本系数的国际比较来看，英国为6.41，联邦德国为5.32，法国为4.43，美国为3.54，而日本为2.98〔6〕，日本在这一时期， 边际资本系数在主要发达国家中是最低的，这说明其宏观投资效率是最高的。
另据资料统计，日本进入70 年代以后， 边际资本系数的变化为：1975年为4.32，1980年为4.60，1985年为6.25，1989年为8.22，1991年为9.30，1993年为11.35〔7〕。由此可见，其边际资本系数上升，结果带来边际收益下降，即宏观国内投资效率严重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必将促使“过剩资本”寻找更高的投资效率场所，而对外直接投资是一种选择。
第二，由于国内投资利润率和银行存款利息率与国内投资场所的大小成正向相关，而国际投资动力的大小却与国内投资场所的大小成反向相关，因此，对外投资动力的大小与国内投资利润率、银行存款利息率的高低是成反比的。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他国的利润率和利息率不包含在模型之中。这样，当国内利润率和利息率变化时，则影响其投资取向。正如樊纲指出：“利率越高，一个投资项目的边际成本越高，有利可图的投资越少，投资需求规模越小。因此，投资需求是利率的递减函数。”〔8〕
以上模型，说明了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动力受国内三率影响，如果国内投资饱和，造成了国内边际资本收益的下降，必然要进行对外投资。
2.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动力模型。
如果这一模型用文字表述的话，可以概括为：日本在一定时期内对中国直接投资动力，是投资率与要素的边际产出效率的乘积之和。
上述模型，若Fct/Yt在一定情况下，Ft＇的大小就取决△Y/△L和△Y/△K的变化，若这两项变化都大，说明边际产出效率高，一定的劳动和资本所增加的投入带来更多的收入（利润），则Ft＇就大，投资动力就足。反之，若Ft＇小，则动力不足。
需要指出一点，Fct/Yt这个投资率，是日本在中国投资占整个外资投资的份额比率。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表明，到1993年，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为1114.36亿美元（协议金额），而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为564.5亿美元〔9〕；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协议金额为80.93亿美元，实际投入50.19亿美元，占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9.2%〔10〕。这是我们建立模型的Fct/Yt。仅从这部分就可以发现，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的投资率相对来说不算低，但是，占其对外直接投资率仅为1.9%。
另外，△Y/△L和△Y/△K属于边际产出效率。在以前的论文中，我们分析了日本对中国有些地区投入产出系数的比较，虽然有的企业表现为低产出的势头，但是，也要看到部分地区的高产出系数。另外，小岛清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是“生产函数改变后的比较优势”。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增加其边际生产力水平。而日本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正是看好投资后“生产函数改变后的比较优势”。正是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日本大量的边际技术产业向中国（包括香港、台湾）进行直接投资，尤其是近年来向中国大陆的扩张性投资，尽可能提高在比较优势条件下边际资本和边际劳动的产出效率。
以上两个模型的建立，一个是国内投资动机的内在压力，另一个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外在动力。这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对外投资取向的动力。但是，作为直接投资这样一个宏观经济行为，不仅仅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而且，要通过投资的参与，确立其对国外企业或产业的绝对控制权。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直接投资将涉及到对东道国的企业甚至整个行业的控制。这必将引起各国政治界和工商业界对直接投资产生极大关注。
接下来，将从深层次全面分析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动力问题。
二、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动力结构分析
前一问题的模型构造说明资本的流动、流向依利润率高低为转移。正如我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先生所言，千规律，万规律，利润规律为第一规律。此乃经济学与市场学之要义也。
二战后，世界经济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与演变，市场经济、自由贸易、跨国经营、跨国公司、“世界企业”的大潮真是后浪推前浪滚滚向前，其发展趋向是自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逐渐东移和辐射至东亚、太平洋地区，“亚太热”、“太平洋热”、“亚太经济圈”正在崛起。而中国正是这一热圈中的唯一大国（就其面积、位置、人口、经济与军事实力而言）。
西方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萧条，迫使国际资本、国际财团、大型跨国公司纷纷东移。他们已经或正在寻找新的投资场所，以获取丰厚的利润。就目前而言，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增长、投资环境不断改善，这些良好的政治经济条件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和跨国集团正在纷纷制定打入中国大市场的战略计划。毗邻中国的日本也是不能放弃中国这一本世纪最后几年“最有希望和前途的”大市场的，他们将以占据直接投资中最有利的要素为条件，来分享预期性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
（一）动力结构的本位层次：投资环境系统评价
投资环境系统评价，是指一个国家为了向海外进行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投资环境的系统估量和科学判断。它是一个动态的、多层次的、多因素的综合体系。它既包括东道国自然资源、地理状况、基础设施等物质形态的硬环境，又包括该国家政治和经济体制、经济结构、文化传统、劳动力素质、法律制度等非物质形态的软环境。以上各个因素是相互协调、共处于一个有机的系统之中的。整个系统在不同因素作用下，能否优化组合，发挥系统的高效能，是外商选择其投资场所的本质性动力。
1.投资环境的关键因素评价。
对于中国来说，在吸引外商投资方面，关键在于积极改善有关的投资环境，而改善投资环境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找出并改善影响投资环境的关键因素。针对这种要求，评价关键因素的方法应当既考虑到外资对中国的评价，又要从中国实际出发，综合分析各因素对吸引外资的重要性、吸引能力、现实状况以及它们在当地能够发挥作用的程度，由此找出关键因素。我们列下式为评价关键因素的一般公式。
式中：Ei为第i个因素距离最佳状态的程度；Ii为第i个因素的重要性程度；Hi为第i个因素吸引外资的程度；Pi为第i个因素的最佳状态值；Ci为第i个因素的实际状态值。参数Ii、Hi、Pi、Ci 均由国内外专家评估确定，其中Pi是评分分类的上限值（最佳值）；n＇为投资环境因素的个数。
显然，Ei值越大，第i个因素对投资环境的综合影响越大。这样， 我们就可以按Ei值由大到小排列，逐一加以改善。
实际上，上式中每个参数都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重要性程度反映了投资者对影响其投资因素的重视程度；吸引投资程度反映了特定因素在本国（地区）具有的优势，从而对投资者产生的吸引程度；实际状态反映了因素的现实状态令投资者满意的程度。上述三个方面与理想状态有机地综合，可以全面、正确地反映各因素对投资环境的影响，从而形成外商的投资动力。
2.投资环境的改进措施及政策评价。
如何针对影响投资环境的关键因素，找出相应的改进措施，制订良好的政策，是我方评价投资环境的核心。因此，对关键因素和政策措施进行相关分析是十分必要的工作，它是借助于下表进行的。
关键因素与政策因素的相关程度
上表中的主栏项目是关键因素涉及的政策因素；首栏项目是需要改善的关键因素；中间栏是关键因素与政策因素的相关程度，或称关键因素受政策因素的影响程度，其数值通过专家评估获得。
根据上表数据，利用下式可求得某政策因素对投资环境中关键因素的综合影响程度。
式中：Gi为第i项政策对关键因素的综合影响程度。 从式中可以看出，Gi的大小既受政策与关键因素的相关程度的影响，还受各关键因素本身对投资环境影响程度的影响。
通过上式，我们从方法上完成了把对投资环境因素的评价转化为对改善政策措施的评价，并比较系统科学地得出各种政策实际对投资环境的影响效果。根据Gi（i＝1，2，…，w）值的大小，我们可以对政策措施加以调整、补充和改善，从而加大外商的投资动力。
3.中国投资环境系统优化的实例分析。
针对中国的投资环境，素有日本财界司令部之称的经济团体联合会经济合作本部于1985年3 月归纳整理的《关于推进中日合资企业发展的问题》中例举了中国投资环境18个问题。主要问题：①对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连续性的怀疑；②投资优惠太少，缺乏抑制对合资企业同类产品进口的措施；③有关法规不健全，缺乏具体措施；④成本（土地使用费、工资等）高；⑤社会基础设施不足；⑥协作配套产业不足。这些因素是影响日方对华直接投资动力的关键因素。根据日本对这些因素的评价和其它投资国系统的评价，这几年我国在改善投资环境的政策及措施方面做了极大努力。
由于投资环境的改善，日本增强了对中国直接投资的信心。例如，日本于1990年成立了以促进日本企业对华投资、提供信息、消除纠纷为主要目的日中投资促进机构。接着1990年6月， 中方成立了作为对应机构的中日投资促进委员会。1991年6月， 两机构联合在北京举行了第一次定期合约；1992年6月，又在东京举行第二次会议， 会议主要讨论日本促进对中国直接投资问题。
另外，日本大财团和跨国公司对中国投资环境改善给予很高评价。例如，日本八佰伴集团1994年8月在东京成立了“中国商业投资俱乐部 ”，该集团会长说，目前中国投资环境很好，中国需要日本技术经验和资金，现在是日本开拓中国市场的良好时机。据日本贸易振兴会1993年7月对食品、纺织、钢铁、金属产品、电子、电机、 运输机械等几个行业的企业进行问卷调查表明，所有行业企业，均以中国为第一投资对象。因此从1994年日本对华FDI明显上升〔11〕。
（二）动力结构的区位层次：国际社会的博弈
1.国际经济博弈：日本加大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力度。
当前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很快，区域化、集团化的趋势日益明朗，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美国、日本、西欧三足鼎立的世界经济态势业已形成，导致国际竞争集团化和复杂化，矛盾日益加深，尤其是美日贸易摩擦曾一度出现“白热化”。在这种矛盾序列演进的过程中，日本采取多种灵活形式，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参与复杂的国际经济活动，掌握各种竞争手段，获取相对优势。把发展海外投资作为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是日本海外投资急骤增长的重要原因。
因此，日本为了在“充满着机遇、充满着生机、充满着希望”的西太平洋地区，扮演“领头雁”角色，必然要加大力度对东亚、东南亚地区投资，“以投资的较量去赢得经济主动权”，并以此来减缓与美欧的矛盾。因此，从1987年以来，日本重点对亚洲，尤其是“四小龙”和东盟的直接投资，到80年代末期已超过美国对这一地区的投资。而在这一地区中，中国做为东亚的一个大国，其地位和作用是独特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速度加快，进出口贸易总额1980年为381.4亿美元， 1990年为1154.4亿美元，1993年为1957.1亿美元，1994年为2652.7亿美元，增加速度是非常快的。而中国同日本贸易的进出口总额，1992年为136.8亿美元，占当年进出口总额的8.08%；1993年为232.5亿美元，占当年全部进出口总额的8.9%。1993年， 中国与日本贸易总额占中国与亚洲贸易进口总额的20.1%〔12〕，1994年超过400亿美元，1995年超过500亿美元。因此，日本是中国目前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中国是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这种特殊地位的贸易关系的联带，必然造成双方互相依赖的态势。在这种态势作用下，日本以谋求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开始把国内的“夕阳工业”向国外转移，其转移目标正如小岛清所认为：“按照顺贸易志向型战略，以寻求比较优势的区位、把国内边际产业（夕阳产业）转移到国外去”，而中国在投资环境改善的前提下，能够与这种转移相对接。正如日本《东洋经济统计日报》杂志，1994年11月刊登的一篇题为《改变了面貌的对华贸易》的文章，谈到的日本掀起对中国制造业的投资热。实际上从1992年至今，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的运行轨迹，正说明这一点。
2.国际金融市场博弈：助推日本对中国有直接投资。
国际金融市场上，一个重要矛盾冲突是来自外汇市场的汇率变动，汇率的升降效应，对整个国际经济社会带来重大的影响。日元从1985年9月至今升幅很大，原因是日本经济实力的增长，巨额的贸易顺差， 加上国际金融市场的干预〔13〕。（譬如1994年，欧共体和美国采取纵容态度）因此，经济利益的摩擦和冲突，导致金融市场博弈的出现。
日元的急剧升值不仅直接影响日本经济，而且，也影响了与日本有密切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中国就是其中的一员。它给中国所带来的积极和消极影响是多方面，其他诸多方面影响姑且不论，仅就直接投资问题而论之。
日元升值一方面使日本贸易条件恶化，另一方面也使日元的国际购买力增长，海外投资变得有利可图。为了利用日元升值的有利因素，避开不利因素，日本企业界采取“海外生产，全球销售”战略，将资本调往国外，进行海外直接投资，所生产商品销往国际市场、投资国所在地市场及返销日本市场。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几乎是同1973年的日元升值同步发展的，而每一次投资高潮的出现，都同日元大幅度升值密切相关。新一轮日元升值，使战后日本第四次海外投资的高潮正在形成。
值得注意的是，在前几次海外投资高潮中，日本的投资重点是北美和欧洲，而目前正在形成的海外直接投资的高潮，重心已向亚洲转移，而亚洲投资重点是中国。1993年8月正值日元升值逼近1美元兑换100 日元大关之际，日本经团联对147 家企业和法人团体做了关于对华直接投资倾向的调查，其中2/3以上的企业认为，在亚洲地区的今后5年中，中国将是最大的投资对象。据1994年11月29日公布的由日本帝国数据库汇总的一项企业调查表明，在106家销售额在1000亿日元以下，职工在10-00人以下的企业中，28%的企业表示将扩大在中国的生产基地，69%的企业计划强化在中国的生产基地，81%的企业认为进入中国的原因是国内成本上升和日元升值〔14〕。这种日元升值引发的日本海外投资高潮的到来，同投资重点转向东亚的结合，进一步加大了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动力。
三、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动力效应
所谓动力效应，是指日本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转移经营资源到国外，同国外的生产要素相结合，以获取利润为目标函数的经济连带效应。因此，在理解动力效应时，仍然围绕着“资本获利性”的本质，这也是资本海外转移的根本目的性。
日本对外进行直接投资的动力效应，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既有相似的地方，又有其特殊的意义。在此，仅就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动力效应做一下分析。
（一）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不仅巩固了中国市场，而且扩大了对中国的贸易。
一般认为，日本企业到中国建厂，进行当地生产后产生反弹效果或“飞去来器”效应，从而影响日本的出口贸易。从表面上看，一些原来由日本出口的商品在中国当地生产后，确实减少了日本该种商品的出口数量，但由于下述两点原因，对中国制造业直接投资却巩固了日本企业的中国市场，扩大了日本的对外贸易。第一，推动了机械设备向中国出口。进入90年代后，日本加大对中国制造业投资，这种向海外转移生产的趋势，必将带动日本机械设备的出口。第二，可以推动原材料和零部件等中间产品的出口。如，江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庆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维坊亚光电子公司、大连华录电子公司等合资企业源源不断地从日本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
（二）促进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了有利的国际分工。
日本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按劳动密集型工业、基础工业和加工组装型工业的顺序先后发展，分别与纤维工业沦为“夕阳产业”，化学工业和钢铁、有色金属工业等存在的公害问题、资源能源问题的制约，汽车工业、半导体工业、家用电器工业面临着激烈的贸易摩擦，急剧的日元升值和中进国的赶超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日本制造业对外直接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和在有利于日本的条件下发展国际分工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将逐渐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国内则保持着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以促进其产业结构的优化。
（三）在中国投资建厂，能够充分利用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从而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自从80年代以来，日本增加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日元升值的压力。日元升值给国内经济带来的直接影响是产品的生产成本提高，当然包括劳动力成本，这自然地牵动着日本企业海外转移。而那些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海外转移，率先选择劳动工资低廉的国家和地区。中国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加之劳动力资源丰富，是日本90年代以后选择投资的重点。据日本有关统计，日本劳动密集型企业在中国进行投资，生产出来的产品成本可以比国内降低5—10%。 由于成本的降低，提高了日本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四）通过对中国直接投资，保证了日本所需原材料的稳定供应。
自然资源导向型的海外直接投资，是日本式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动力。而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是想从中获得稳定原材料供应，以补充国内对原材料的需求。譬如，同中国签定联合开发煤炭资源、石油资源，以及在中国东北投资，获取东北优质大豆、木材和纸浆等。
（五）超经济的效应，以保持和促进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
正如我们的动力结构分析那样，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一方面是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矛盾中，寻觅迂回的解决矛盾的手段；另一方面，通过投资，占领和分享国际格局中的战略要地，保持其经济的大国地位，进而见缝插针，不断地跻身于政治大国行列。从这一特殊的动力效应出发，日本必需加强和促进同中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无论是真面目性的，还是犹抱瑟琶半遮面性的，都无法回避已经形成舆论的这一事实。
注释：
〔1〕该项成果是黑龙江省教委及省财专资助的年度课题。
〔2〕《列宁全集》第22卷，第234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85页。
〔4〕E·多马：《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5页。
〔5〕 所谓边际资本系数是指某一时期固定资本投资增加额与国民收入增加额之比率。
〔6〕〔日〕大内秀明等著《现代资本主义》第93页。
〔7〕日本大藏省《财政金融统计月报》1989年12月、1993年11 月《主要经济指标》。
〔8〕 樊纲（主笔）《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上海三联书店出版，1992年2月第2版，第252页。
〔9〕《中国统计年鉴1994》，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11期第725页。
〔10〕Finacial·Times:may 20，1994，转引自杨宇芝《外商在华投资“三级”分析》《世界经济情况》第328期，第3页。
〔11〕冯昭奎：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的新动向，《世界经济报导》1995年第1期，第40页。
〔12〕《中国统计年鉴1994》第506页。
〔13〕高长春：日元升值的原因及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1-995年第3期，第14—15页。
〔14〕《日本经济新闻》1994年11月30日。
标签：直接投资论文; 投资论文; 日元升值论文; 海外投资论文; 边际收益论文; 国外宏观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边际收入论文; 投资资本论文; 国内经济论文; 边际效应论文; 经济利润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政策影响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