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中低产田改造”的误区——兼论中、高产田增产的潜力、效益及途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产田论文,中低产田论文,误区论文,潜力论文,效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中低产田改造”无论作为口号或措施越来越被人们重视。农业部在《关于到2000年新增500亿公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意见》中明文提出，国家对农业投资应主要用于“中低产田改造”，一些省（市、区）也把“中低产田改造”作为粮食上新台阶的主要措施。我们认为，“中低产田改造”的提法概念上是不准确的，决策上是不可取的。把它作为我国现阶段农业投资战略重点是欠妥的。如果将它作为国家农业增产的技术决策和投资导向，将不仅影响我国农业的快速、持续发展，而且2000年新增500亿公斤粮食的目标也将难以成为现实。
一、中产田需要改造，还是改良
据资料查考①，在“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以前并没有“中低产田改造”一词，在有关材料上只看到“土壤改良”、“低产田改良”和“高产土壤培育”等，而且比较明显地提出了中产田、低产田区分的标准。“中低产田改造”的提法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由业务主管部门提出来的，当时还提出划分高、中、低产田的量化指标：居平均产量水平的为中产田，每公顷产量11250公斤，高于平均水平20%以上为高产田，低于平均水平20%以下的为低产田。我们暂不分析按产量划分高、中、低产田是否科学，仅就“中低产田改造”的提法而言，是欠准确、欠妥当的，容易使人们产生错觉：一是把中产田与低产田当成同一类性质的“差”田；二是要增产就都得进行难度较大的工程改造。实际情况如何呢？湖南吨粮田开发大量的实践事例作出了回答。1989年，北京农业大学刘巽浩教授带领他的几位博士生到湖南考察吨粮田开发实绩，在汉寿县军山铺乡、鼎城乡（原常德县）石门桥乡走访、调查了许多农户，其中有一家农户承包0.23公顷双季稻田，丈夫在外工作，妻子在家种田，既缺技术又少劳力，每公顷产量只有10800公斤，是湖南典型的中产田水平。1987-1989年，地、县在这里办吨粮田开发示范样板，两年内粮食每公顷产量提高到了15450公斤。当刘教授请她介绍粮食增产的原因时，她说主要是办点同志教给她两条：一是把原来的两季常规稻全部改种杂交稻；二是以往舍不得施肥，工作组每公顷给她供应了300公斤平价尿素。这位农妇简朴的回答虽然不是精辟、完整的高产经验总结，但她告诉我们，她的田通过良制、良种、良法的综合配套推广应用，并没有经过工程改造，产量就得到了快速、大幅提高。后来在湘潭、株洲等地了解到更大面积的类似情况。如湘潭县泉塘子乡棋盘村32.7公顷双季稻田原每公顷产量一直在10500公斤左右徘徊，1988年开始，他们实施了吨粮田开发建设，将常规品种如早稻浙辐802、二九青，晚稻余赤、湘晚籼1号等换成“双季杂交稻”，冬季复种油菜、大（小）麦和绿肥，结果全村1989年实现了双季稻田成建制亩产过吨粮。株洲县均坝乡杨梅村75公顷双季稻田属典型的中产田区，1990-1991年市、县工作组办点推广应用“满负荷”的“双季杂交稻吨粮田综合配套技术”后，每公顷产量达16042公斤，比办点前3年平均增产44.3%。这些典型增产事例使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大量的中产田并没有经过工程改造，只是种植模式、品种、技术上进行了相应改进，适当地增加肥料、劳力投入，就在短期内实现了大幅度增产？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于1989年冬至1992年底连续3年组织湘潭、益阳、怀化3地（市）农科所和长沙、衡东、洞口等8个吨粮田开发基点从事土肥和栽培的科技人员，采用定项试验研究、定点追踪调查相结合的方法，配合土壤理化性状的测试与化验，对吨粮田、高产田、中产田及低产田的光、热、水资源及土壤条件进行了多项对比和系统研究②，得出：
1.中产田虽然分布在离村庄较远的部位，但基本上是地势开阔、阳光充足、排灌条件好的二排田、冲田、垄田、坪田等，其光、热、水资源与高产田一样可满足一年三熟及亩产过吨粮的要求；而低产田则大多分布在山冲、峡谷、高塝、低湖区段，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造成温、光、水（旱田）资源不如中、高产田。
2.从土体结构看，中产田与高产田、吨粮田同属潴育性水稻土类，剖面形态均为A-P-W-C或A-P-G-W-C型，质地为轻、沙壤至重壤，地下水位适中，水、肥、气、热基本协调，很少有亚铁反应。而低产田存在旱、涝、冷、渍、毒等障碍因子，多属潜育性水稻土类，土体构型一般为A-Pg-G-C型，地下水位高，水、肥、气、热不协调。
3.从理化性状看，中产田的土壤质地、微团聚体、容重、总孔隙度、通气孔隙、渗漏量、泥温、全氮、全磷、全钾、微量元素、有机质含量与高产田、吨粮田没有明显差异，仅在有机质组分、盐基饱和度、速效养分含量及微生物数量等反映土壤养分有效性指标略低于高产田和吨粮田，而这些差异的产生主要是劳力与肥料（特别是有机肥）投入偏少造成的，不是土壤结构性差异所致，因而是非本质性的，不需要工程改造，只要科学合理推广综合配套技术和增加肥料、劳动投入，就可以在短期内上升为高产田甚至吨粮田。而低产田耕层虽然深厚，但由于含水量过多，水、肥、气、热不协调，土壤有机质和养分含量虽高，但大多处于不可给状态，肥力无法发挥作用。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中产田与低产田是有本质区别的，而与高产田、吨粮田无本质区别，不需要工程改造，只要采用良田、良制、良种、良法“四良”结合的综合配套技术，通过科学的耕作栽培就可以“释放”其土壤本身所蕴藏的巨大增产潜力，我们在吨粮田开发中将其与高产田同划为“耕作改良型”。而低产田因具有严重的障碍因子，需通过工程改造，再辅之以农艺和生物措施，才能达到大幅度增产的目的，因此，我们将其划为“工程改造型”。“中低产田改造”的提法误把中产田与低产田同类看待，当作了“改造”对象，这不仅束缚了人的资源优化配置行为，导致大量的中产田不能被及时、正确地开发利用，造成大量的资源闲置和浪费；而且由于盲目地扩大了工程改造的范围，导致“好钢不能安在刀刃上”，造成投资、劳力分散与浪费，而往往真正要改造的低产田难以得到必要的保证。
如果反过来提“中低产田改良”行不行？我们认为也不合适。因为低产田障碍因子的排除、产量的升级绝非一般耕作技术改良能达到，而必须通过工程改造配合农艺、生物措施才能实现。所以，正确的提法应把中产田与低产田区分开来，分别称为“中（高）产田改良”和“低产田改造”。
二、“中、高产田改良”与“低产田改造”哪项投资效益最佳
作为业务主管部门提出“中低产田改造”还有另一个潜意识，即强调中、低产田增产潜力大，效益高，国家投资的重点应是中、低产田③。这是立项目、争投资的重要依据。这种投资战略符不符合我国国情？我们认为，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资金有限，现阶段应本着多、快、好、省的原则，先易后难，把有限的资金投于面积比例大、增产潜力大且容易“释放”的那部分田。根据《中国耕作制度区划》提供的资料，全国1亿公顷耕地，低产田只占20%左右，虽然增产潜力大，但投资亦大，一般每公顷仅工程改造需投入物化成本2250-3750元，改造过程还需付出大量的劳动力，难度大，见效慢，所以现阶段不宜列为农业投资的重点对象。中产田不仅面积大（约占耕地40%），而且增产潜力也大，1990年，根据湖南省12个吨粮田开发基点376户、121公顷的定位观察和跟踪调查，中产田开发上升为吨粮田，投入的物化、劳动成本比非开发的中产田高27%，但只相当于低产田改造工程物化投资的1/5。另外，还有面积占耕地40%而粮食总产却占70%左右的高产田，必须持续高产更高产。而高产田的培育投资少、见效快，农民形象地比喻为“四两拨千斤”，因此，也应成为农业投资的重点。大量的资料表明④，中、高产田增产的潜力巨大，而且随着产量增加，效益也是增加的。湖南省从1986年开始在全省范围内有组织、有规划地开发建设吨粮田，当时对全省200万公顷双季稻田调查分析匡算，中产田约有120万公顷，占60%；高产田约50万公顷，占25%；有障碍因子需要工程改造的低产田约30万公顷，仅占15%。因而把开发建设的重点放在中、高产田的“耕作改良”上，主要依靠科技投入和相应适当增加劳力、肥料投入，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湖南省吨粮田（按习惯面积，下同）每年以6.7万公顷左右速度扩大，至1994年，全省共建成吨粮田60.3万公顷，其中约有48万公顷是由中、高产田转化升级，平均每公顷产量达15105公斤，比开发前每公顷增3094.5公斤，增产22%。随着产量由中、高产上升到吨粮田，尽管每公顷投入的生产成本（含物化成本和劳动成本）比低产田（只含生产性投资，不含工程改造投资）高31.5%，但由于产量、产值增加更多（分别达70%和82.9%），因而反映经济效益的几项主要指标均呈上升趋势。例如每投入1元总成本生产的粮食，低产田为2.74公斤，中、高产田为3.07公斤，而吨粮田为3.54公斤；每投入1个劳动工日生产的粮食，低产田为24.34公斤，中、高产田为27.34公斤，而吨粮田为29.66公斤；氮肥利用率（产出N／投入N），吨粮田为65.6%＞中、高产田64.6%＞低产田50.2%；边际费用收益率（与低产田比较），中、高产田为4.45，吨粮田为6.5；劳动净产值率、物质费用收益率、成本产值率也均为吨粮田＞中、高产田＞低产田。
中、高产田上升为吨粮田的经济效益高，且报酬不下降，主要原因是：(1)现有的中、高产田在光温水资源、土壤条件、水利设施等方面已经具备亩产吨粮的生产能力，只要增加科技、肥料、劳动投入，产量就可迅速升级，因而与改造低产田相比，投资大为减少；(2)由于采用了吨粮田综合配套技术，使各项生产要素科学合理配置与组合，在高水平上实现了平衡，因而使资源报酬递减点发生了后延；(3)现有的吨粮田产量水平仍在作物品种发挥最佳效益的区段，如果投入超过生物潜力的界限，而相应的技术又没有新的突破，则效益也会出现下降的趋势。据研究，在现有吨粮田综合配套技术条件下，每公顷产量小于17250公斤（试验田按标准面积，下同）时，经济效益随着产量增加而增加；当每公顷产量超过17250公斤，随着产量增加效益下降⑤。
因此，我们应把投资重点放在占耕地80%的中、高产田上，大力推广应用吨粮田综合配套技术，改善生产条件，建设高产稳产土壤，使中、高产田潜力在短期内迅速释放出来，从而把我国的粮食生产推向一个新的台阶。我们认为这是到2000年粮食增产500亿公斤的关键所在。当然，提出把投资重点放于中、高产田，决不意味着轻视低产田改造。低产田是吨粮田建设的后备，且大多分布在边远山区和贫困地区，在重点抓好中、高产田开发的前提下，应积极安排资金用于低产田改造，提高稻田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平衡增产，解决山区和贫困地区群众缺粮问题。
三、中、高产田增产的途径
如前所述，中、高产田增产的关键在于推广良田、良制、良种、良法“四良”配套的综合技术，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加强水利、排灌设施、土壤肥力、道路交通等农田基本建设，达到旱、涝保收；沟渠配套，排灌分家，水旱能作；耕层深厚，粘沙适度，泥肥融活；道路畅通，便于精耕细作。
（二）大力推广多熟种植制度，实行“满负荷”搭配，提高温、光资源转化利用率。逐步建立分区轮作制，实现用地、养地相结合。据调查，长期种绿肥（或冬泡）的双季稻田，实行麦稻稻、油菜稻稻、马铃薯稻稻及蚕豆稻稻等多熟种植以后，产量增加20%以上，增收15%，肥料效益也明显增加，氮肥利用率由63.6%提高到69.7%。通过多熟种植制度的合理轮作，还改良了土壤。据测定，绿肥双季稻与大麦双季稻、油菜双季稻轮作后，土壤通气孔隙度增加4.5%，氧化还原电位增加52毫伏，还原总量减少1.58毫克／100克土，青泥层下降5-7厘米，碱解氮增加3-5mg/kg，速效磷、钾也相应增加。
（三）选用高产、优势、多抗、生育期适中的优良品种（组合），进行合理组装搭配，解决多熟高产与季节、肥料、劳力的矛盾。
（四）推广“旱育秧”、“双两大”、“控蘖增粒”、“轻型施肥”和生化调控等系列先进、适用的耕作栽培技术，适时播种，培育壮秧；合理密植，保证足苗、壮苗；加强田间管理，搞好肥水促控；综合防治病虫，保证安全成熟，协调好个体与群体、营养生产与生殖生产、大蘖与大穗、大穗与多穗、大穗与多粒、多粒与粒重的矛盾，建立理想的群体结构和长势长相，提高分蘖率、成穗率、大穗率、结实率、壮实率，降低空、秕率，增加千粒重。
（五）相应增加肥料和劳动投入。精耕细作，集约经营，实行有机肥、无机肥配合施用。每公顷施纯氮360-420公斤，并按1:0.5:0.8-1的比例配合施足磷、钾肥；有机肥投入应占总施肥量的1/2左右，可采取秸秆还田、合理搭配种植绿肥、增施栏肥和土杂肥等措施提高有机肥施用量。
四、结论
综合本文研究结果，“中低产田改造”的提法存在以下3个弊端：
（一）在概念上，错误地把“中产田”与“低产田”划为一种类型；在挖潜途径上笼统地提为“中低产田改造”。事实上，中产田与低产田有本质区别，而与高产田、吨粮田无本质区别，同属于“耕作改良型”，不需要工程改造，只要采用吨粮田综合配套技术就可在短期内“释放”其增产潜力，上升为高产田、吨粮田。而低产田因存在障碍因子，需采取以工程改造为主，生物、栽培措施相结合的综合技术，才能治本增产，属“工程改造型”。因此，中产田、低产田应该区别对待，并采取不同的措施挖掘增产潜力。
（二）“中产田”增产的主要措施是推广良田、良制、良种、良法“四良”结合的配套技术，相应、适当增加劳动、肥料投入。但“中低产田改造”却主张把大的财力、物力投向工程改造上，忽视了栽培技术的推广应用，出现决策和投资的误导，造成资源和大量资金、劳力浪费。这与资源科学合理配置的要求是不相符的。
（三）由于受“中低产田改造”观念的影响，国家目前把“中低产田改造”作为粮食增产的主要途径是不妥的。它不仅不利于中产田的改良和低产田改造，也不利于面积占耕地40%，而粮食产量占70%左右的高产田的研究与开发。中、高产田面积合计占耕地约80%，不仅增产潜力大，且投资小、见效快，应是我国提高粮食单产、挖掘内涵增产潜力的主攻方向，也是到2000年增产500亿公斤粮食可靠性强的多、快、好、省的重大举措。
如果我们能从这个误区中走出来，我国的农业必将有一个快速、持续发展，在现有的耕地和吨粮田耕作栽培水平及一定的经济条件下，全国粮食产量还可以再增产2000-2500亿公斤。
注释：
①湖南省农业厅：《湖南土壤》，农业出版社，1989.5。
②李一平、易维希：中、高产田上升为吨粮田的潜力及途径，《作物杂志》，1994,2,9-10。
③张仲威：试论我国农业空间战略，《农业经济》1993.8,1-7。
④易维希：关于吨粮田开发效益的浅析，《吨粮田经济效益研究》，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1992.3；刘巽浩（执笔）：高产高效同步可能性的探讨，《农业现代化研究》1991,6,24-31；王树安、费槐林：《中国吨粮田建设》，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1994.12。
⑤青先国、李建国、李一平：“吨粮”最佳，《湖南省情》1995,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