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项英正名——访军史专家王辅一少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军史论文,少将论文,专家论文,项英论文,王辅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谨以本文献给在皖南事变中遇难的新四军创始人之一项英烈士以及七千红色健儿。
在风景秀丽的雨花台烈士陵园以南1.5公里处， 静静地长眠着中共党史、军史和中国革命史上一位颇有争议的风云人物——项英烈士，值此中国共产党建党75周年以及皖南事变和项英烈士遇难55周年之际，有必要对项英烈士作一个全面、客观、公正的评价，为此，记者走访了当代知名军史专家王辅一少将。
走进将军家的客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壁上悬挂的两幅书法作品：一幅是1986年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南京军区政委杜平的题词：“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另一幅是1991年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兼国防部长张爱萍的题词：“书山有路，学海无涯”。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王辅一将军的勉励和赞许。
王将军年近古稀，但精神矍铄，思路敏捷，提起对项英这一人物的评价，老将军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滔滔不绝地向记者讲述开来。
一、卓有建树的一生
项英，原名项德隆，笔名夏英。1898年5 月出生于湖北武昌县一个职员家庭。兄妹四人，排行老三。7岁时入武昌育才小学读书，12 岁时因父亲亡故而辍学。1913年，15岁的项英入武昌城模范大工厂（纺织厂）当学徒工。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董必武、陈潭秋等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武汉办起工人夜校，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思想。项英在这所工人夜校学习后，深受教育和启发，从此，他自发地在模范大工厂内从事工人运动。
1920年4月，项英利用工人受工头虐待和工资低微的不满情绪， 成功地发动了一次罢工。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同年10月， 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中共武汉地委书记包惠僧回武汉开展工作，在他的影响下，项英开始了职业工人运动的生涯。
1922年4月，项英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作为武汉区党组织的代表，与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蔡和森等一起，代表着全国195 名党员，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这是长期以来鲜为人知的一个历史事实。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成立，项英当选为总干事。为抗议军阀吴佩孚干涉破坏工人运动的野蛮行径，他和林祥谦、施洋等人一起，发动、组织“二七”大罢工。“二七”大罢工遭血腥镇压后，他前往上海，继续发动组织工人运动。1928年，项英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受到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的接见，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回国后，出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负责领导工人运动。
1930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项英、朱德、毛泽东等人组成苏区中央局，以周恩来为苏区中央局书记，项英为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由于周恩来一时难以离开中央，遂由项英前往中央苏区暂时代理书记。
同年12月底，项英到达宁都地区红一方面军总部，与朱德、毛泽东会合。当时赣西南地方及红军中正在开展肃反运动，不到4 万人的红一方面军中，竟然抓了4400多名“AB团分子”，以至发生了红20军政治部主任谢汉倡、第174团政委刘敌领导红20 军一部反抗肃反扩大化的“富田事件”。项英到任后，迅速纠正肃反扩大化这一错误运动，这是项英长期以来被埋没的一个历史功绩。为此，项英被以王明为首的党中央撤消了代理书记职务。
1931年2月17日，项英作为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和副主席朱德、毛泽东一起，确定建立军委总政治部，以毛泽东为总政治部主任。强调了对红军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性，明确了政治委员与政治机关的相互关系，对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同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 项英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第一副主席，因毛泽东主席大部分时间在前方领导作战，所以项英实际主持临时中央政府的日常工作，他把全力放在加速巩固人民政权的建设上。
1933年5月，已被免去苏区军委主席的项英，被增补为军委委员， 在朱德去前线指挥作战期间，项英代理军委主席。6月30日， 他发布命令，宣布：“本委会为纪念南昌暴动与红军成立，特决定自1933年起每年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从那以后，“八一”成为红军和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乃至今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对于项英首倡“八一”为建军节的功绩，至今不为人知。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主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项英临危受命，出任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留在中央苏区积极开展活动，吸引、牵制国民党军队，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转移。项英一直坚持到1935年3月中央苏区沦陷， 才同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等人跳出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转移到赣粤边。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项英与陈毅等人一起，坚持了三年的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粉碎了国民党军队连续的“清剿”和“围剿”，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保存了革命力量和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对此，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给项英以高度的评价。周恩来、谭震林也充分肯定了项英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的突出贡献。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项英从报纸上得知中共中央代表博古和八路军代表叶剑英正在南京同国民政府谈判的消息，立即发去电报，与党中央中断近三载的联系至此得到恢复。
同年11月7日，项英辗转南昌、九江、南京等地，抵达延安， 受到张闻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热烈欢迎。他受命将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出任副军长（实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东南分局（后东南局）书记，叶挺任军长。
1937年12月，项英返回武汉，着手筹备新四军的编组和集中工作。
与此同时，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分别被任命为新四军第一、二、三、四游击支队司令员。张云逸任军参谋长，周子昆任副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任政治部副主任。
1938年4月，留在江西、福建、广东、浙江、湖南、湖北、安徽、 河南八省的赣粤边、闽赣边、闽西、闽粤边、皖浙赣边、湘南、鄂豫皖边、鄂豫边等十四个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在高度分散于40多个县、交通困难、通信联络落后的条件下，胜利地完成下山和集中整编为新四军的光荣任务。
对于项英创建新四军的功绩，陈毅在1940年10月称赞道：项副军长“以其历史地位在全党的威信，使南方七八省游击队造成铁的力量。以后跟叶军长合作，使改编成功，这就是本军成立的关键”。
新四军江南各部队在皖南歙县岩寺地区集中后，第一、二支队随即出动，分别开赴苏南、苏皖边，创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第三支队留在皖南坚持抗战阵地，第四支队仍在江北皖中一带抗日。
在皖南期间，项英与党中央时时保持着密切联系。1939年冬，他从来自上海地下党的杨帆处得知，蓝苹（即江青）在上海政治上、生活作风上有不良表现，他立即打电报向党中央反映，指出“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项英的结论不幸在多年后应验。
1941年1月4日，叶挺、项英率领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9000余人由安徽泾县云岭出发，渡江抗日。1月6日，绕道行至茂林地区时， 遭到7万国民党军的包围，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除2000余人突围外，新四军大部分遇难。叶挺下山谈判时被捕，项英率少数人转移、隐蔽到泾县茂林蜜蜂洞，3月14日被叛徒刘厚总杀害。
二、悬而未决的遗案
1941年1月15日，在皖南事变刚刚结束，项英生死未明的情况下， 中共中央发出了由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对皖南事变的经验教训进行了仓促的总结，全面否定了项英创建新四军三年多来的工作业绩，将皖南事变中新四军遭受损失的责任全部归咎于项英，并对项英个人品德和工作作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同时还将项英与叛徒张国焘相提并论。决定“在全党全军的高级干部内宣布中央决定，开展反项、袁的斗争，但暂时不得向下级传达，尤不得向党外宣布”；二是“将项、袁错误提交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讨论议处”。但“七大”并未讨论项、袁错误问题，以后也就不了了之。因此，项英问题便成为一桩历史悬案。
《决定》发表以后，通过各种渠道流传出来，在书刊中出现。这样，从那以后，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除了1948年7 月29日中共中央给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的“祝词”中将项英列为工人阶级的英雄人物之一，以及1955年6月18日，项英与袁国平、 周子昆三烈士遗骸被静静地安葬在雨花台以外，其余的有关项英的叙述都以《决定》为基调，对项英全盘否定，甚至无端地将一些与项英无关的事情强加到项英身上，使项英的英雄业绩被彻底抹杀。
在“文化大革命”中，项英被扣上“大叛徒”的帽子，其亲属横遭牵连和迫害。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党的实事求是路线的贯彻和落实，学术界和许多新四军老同志，尤其是皖南事变的亲历者，要求重新评价项英功过的呼声日益增多。
1984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丕显， 在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座谈会上讲道：“有些历史问题，中央还未作最后结论，其中包括对皖南事件及对项英同志的看法。……项英同志总还是一个革命家吧，总还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吧，是个烈士。他是牺牲在敌人（叛徒）屠刀之下的，否则怎么会埋葬在雨花台呢？”
1989年，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李一氓，在谈及项英及《决定》时讲道：“关于项英问题，这是皖南事变遗留下来的一个历史问题。我以为，研究项英要根据事实，不是想说他好就好，想说他坏就坏，要实事求是，有些事情需要搞清楚，不要人不在了，就把问题都推到他的头上。……皖南事变是个有结论又没有结论的问题。1941年1月15 日，中共中央曾作出过《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这距1月14 日大规模战斗结束仅隔一天，许多情况还来不及搞清楚。而且这个《决定》最后一条说：‘将项、袁错误提交党的七大讨论议处’，就是说还需要经过讨论才能最后定下来。但‘七大’和以后的各次代表大会都未涉及到这个问题。因此，项英的问题没有最后解决。现在争议很多，只好让党史专家去议论了，但我相信将来终会有个实事求是的结论。”
历史是公正的。王辅一将军始终坚信这一点。为了弄清项英历史真面目，他前后默默无闻地耕耘了13年。
三、艰难求证的历程
对于项英这一长期以来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进行研究，恢复其真相谈何容易！资料的缺乏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无人敢涉猎的“禁区”，为项英“翻案”无疑要冒一定的政治风险。可是，王辅一是个军人，具有军人一往无前和顽强求实的精神，他知难而上，勇敢地接受了挑战。
王辅一将军生于1929年，江苏赣榆人。194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5年1月由地方调到八路军，后又成为新四军的一员， 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曾任南京军区百科编审室主任、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室副主任、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部副部长，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2年6月被评为研究员。
王辅一从事军史战史研究多年，取得一系列丰硕成果，主要著作有《罗炳辉将军传》、《罗炳辉的故事》、《新四军事件人物录》、《简明军事百科手册》、《中国军事史论文集》等等。1982年，参与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编纂和组织工作，同时接受了“项英”这一最有争议的人物条目的撰写任务。出于历史的责任感，他决心写出一部全面反映项英一生功过的专著。为此，他全心投入，十余年来，为了搜集到有价值的史料，走南闯北，四处奔波，不管是寒来暑往，还是风霜雨雪，他毫不退缩。在档案馆和图书馆里，他翻阅尘封的历史档案和资料，废寝忘食，不知疲倦。管理人员看到王将军如痴如醉的情景，不禁为之动容。有一次，管理人员找出一本1939年出版的《项英将军言论集》，王辅一见了，欣喜若狂，如获至宝，高兴得一连数日睡不好觉。但这样的机会毕竟太少了，更多的时间他是花费在资料的查阅和誊抄上。与此同时，他还注重征集稍纵即逝的“活”资料。他先后走访了熟悉项英的一些老同志和项英的亲属，诸如原新四军军部秘书长、中顾委常委李一氓；原东南分局青年部长、中顾委常委陈丕显；原在党中央机关工作、1937年10月赴赣南找到项英的顾玉良；原在皖南新四军军部负责项英秘书工作的顾雪卿等，还走访了项英的女儿项苏云。只要是与项英有关的线索和资料，哪怕是蛛丝马迹，只言片语，他都不会放过。
面对搜集来的大量与项英有关的资料，王辅一进行对比后发现反差之大，绝无仅有。1941年皖南事变前的资料以颂扬为主；1941年皖南事变后至“文革”期间形成的与项英有关的资料，基调多是批判的；“文革”以后的资料则褒贬不一。究竟孰是孰非，王辅一以严谨的科学态度，求实的治学精神进行仔细地分析和鉴别，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最终筛选出一批极富价值和说服力的资料。
1984年，王辅一拿出了阶段性的研究成果——《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项英”条目征求意见稿，对于项英一生的功绩作了充分肯定，并对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的过失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他（指项英）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缺乏警惕，在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的皖南事变中，犹豫动摇， 处置失当，对新四军皖南部队遭受严重损失负有责任。”这一观点与过去几十年来对项英功过的评述有很大的不同，可算是敢为天下先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中共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阅后给予了充分肯定。这对王辅一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励和鞭策，从那以后，他辞去了一切应酬和杂务，专心致力于项英问题的研究。
然面，研究的道路是不平坦的。一些极力贬低项英的人指责王辅一是“为项英翻案”，他们采用汇集领袖语录的形式对王辅一进行围攻和批判，并向王辅一当时所在单位军事科学院的领导散布他在学术观点上犯了错误，给王辅一的研究工作加大了难度，并使他的身心受到很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王辅一表现了坚持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精神，排除外界干扰，继续在这一领域艰难地跋涉着。
1990年，经中共中央批准，湖北省武昌县为项英烈士竖立铜像。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挥毫题词：“项英烈士 浩气长存”。王辅一应邀参加了由陈丕显、李一氓主持的碑阴铭文《项英同志生平》的研究修改工作，这一生平，对项英烈士的一生进行了高度概括和客观评价。以此为契机，王辅一加快了研究项英的步伐。
1990年1月，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同志为项英铜像题字
“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执着的追求，辛勤的耕耘，换来了丰硕的成果。到1995年底为止，王辅一先后在中央、省、市书刊和广播电台上发表了20余篇评述项英功过的文章，共约20余万字，还撰写出一部长达42万字的巨著——《项英传》，这部新近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专著凝聚了作者十多年心血，一经面世，便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它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以大量无可辨驳的史实，拨开了长期以来笼罩在项英身上的阴云：
⑴项英1930年12月到中央苏区，不是王明派去的，而是六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派去的。那时，六届四中全会还没有召开，王明还未上台。
⑵在红军主力长征初期，项英指挥红军和游击队积极掩护、策应红军长征，牵制了大量敌人，是符合革命全局利益的。
⑶新四军在抗战初期上海、南京失陷时没能进入敌后，以致错过了开展华中敌后游击战争的时机这一说法是不实事求是的，因为那时的新四军还未组建，南方红军和游击队还处于分散状态。
⑷1938年4月18日，新四军第一、二、 三支队在皖南岩寺集结编组后十余日，先遣支队随即出动，主力也陆续进入敌后。那种批评项英在党中央、毛主席一再督促之后才被迫进入敌后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⑸有人说项英1938年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说法是受王明的影响，据查，这一年1月至3月，党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上，用大字刊登“一切为着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就达14次之多。同年，中央一些领导同志的报告中，都有类似或相同的提法。可以看出，这与当时的斗争策略有关，与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有关，并非项英的独创。
⑹有人怀疑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是项英杀掉的，这是毫无根据的。陈毅早在1941年5月17日华中局高干会议上作报告时， 就明确指出：“大别山的高敬亭，是叶军长搞掉的，不是项（英）搞掉的。”
⑺有人说项英将新四军第一团调回皖南，是故意减弱苏南敌后的力量，这与事实不符。军部在将第一团调至皖南整训的同时，又将第六团调到苏南，并拨归第一支队指挥。
⑻有人把叶挺几次辞职说成是与项英的关系引起，以此指责项英。其实，叶挺多次辞职的情况复杂，都归到项英的头上是不公正的，叶、项关系并不像有人所说的那样紧张。
⑼有人说项英想搞“三山计划”，并以此来证明项英反对“向北发展”。遍查史料，也未查出“三山计划”。原在皖南任新四军军部通信科长、后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的胡立教同志1990年曾指出：“我也算是当时皖南军部的知情人之一，但我就不知道项英同志有个什么‘三山主义’的计划或者说法。”
……
这一系列问题的澄清，终使项英烈士以真实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面对已经取得的成就，王辅一并未陶醉，他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冲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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