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旭[1]2007年在《当代文学中底层形象研究》文中认为针对当前底层研究过于宏观化和理论化,微观作品分析非常缺乏的状况,本课题拟在现代性批判的基础上对作家作品进行细读分析,从其叙述中发现作家本人的主观意向对底层形象的左右,并综合对作品的文学批评,把文学生产看成作家、评论家及国家意识形态共同运作的生产过程。在现代性话语的被当成普遍真理的大语境下,如何对抗过于个体化、物质化的现代化理论?所以,寻找抵抗的资源,从而让作家和批评家联手,建立一种全新的底层叙述方式,以增强社会的和谐,缓解不断强化的阶层矛盾成为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
赵黎波[2]2007年在《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启蒙话语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90年代以来，对文学批评的批评成为批评这个日渐冷寂的领域里一个热门话题。笔者认为，目前文学批评困境的主要表征即是文学批评在新的时代语境中丧失了自己本应具有的判断能力，无法对文学的现状和走向作出自己的价值评判。文学批评的这种“阐释的焦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新时期“启蒙共识”的破裂所致。本论文从“启蒙”这个关键词入手，立足于90年代前后两个时期文学批评启蒙话语的变革，对新时期文学批评的整体转型和当下的价值危机进行分析，试图为文学批评走出困境寻求一种可能性。文章的主要思路和内容如下：第一章：分析了启蒙话语成为新时期之初文学批评主流话语的成因。这些因素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思想解放大潮影响、80年代“新启蒙主义”思潮的推动、知识分子启蒙主体地位的确立以及文学创作中的启蒙色彩等。第二章：新时期之初，人道主义无疑是文学批评启蒙话语的聚焦点。本章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论述了人道主义之所以成为启蒙话语的理论资源的原因，并具体分析了文学批评中人道主义话语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构建上的不足。第叁章：“现代化”是新时期启蒙思潮的核心命题，新时期启蒙话语策略性地借用“五四”的启蒙资源，从而接续了被“中断”的现代化历史使命。本章以新时期文学批评中的“主题批评”为例，分析了启蒙话语的这种现代化特征，在肯定了这种现代化命题合理性的前提下，指出了由这种“现代化”迷思带来的启蒙者思维的偏激，它使得此时的文学批评不仅潜在地规约了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这一时期文学的丰富内涵，从而为启蒙话语和文学批评在90年代的合法性危机埋下了伏笔。第四章：在大规模的“反思现代性”浪潮中，启蒙作为一个与“现代性”相关的命题被质疑，“启蒙话语”在90年代重新遭遇困境。文化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左派”成为反思启蒙最为强劲的叁种文化思潮，这标志着新时期文学批评启蒙立场的分化。本章批判性地解读了后现代主义批评“启蒙终结论”，重申了启蒙话语的合理性及其意义。同时指出，后现代批评这种对启蒙话语的解构和对消费文化的认同，使得文学批评的价值立场出现危机，在一定意义上导致了90年代文学创作中的一些“个人性”、“消费化”、“市场化”特征的出现。第五章：本章主要分析“新左派”思潮影响下的文学批评对80年代启蒙话语“合法性”的解构。指出这些文学批评在呈现80年代文学批评启蒙话语的“盲视”和“偏见”的同时，自身也存在着一种从方法论到价值论的误区。另外文章以当前的“底层写作”批评为例，论述了在“新左派”思潮及其他底层研究理论的影响下，一些批评者将“底层写作”批评的重点从80年代的“启蒙”转移到如今的“如何表述”的层面上，这种倾向潜在地解构了文学创作和批评中的启蒙倾向，使得知识分子丧失了对启蒙民众的合法性地位，也致使目前的“底层写作”陷入一种两难境地。第六章：上述从不同方面的解构使得文学批评中启蒙话语的历史合法性和现实合理性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本章进一步指出，文学批评中启蒙话语的这种危机不仅与知识分子在目前启蒙身份的丧失有关，文学及文学批评在当前的边缘性处境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而文学批评的危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其启蒙话语丧失后出现的价值取向上的危机。目前，重新确立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体地位是90年代启蒙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文学批评走出价值危机的一种可行性选择。文章肯定了90年代以来坚守启蒙话语的文学批评的现实意义，但同时认为，这些批评暴露出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启蒙思想资源的薄弱。在目前的语境中，启蒙是一项未完成但又遭遇重重困难的命题，所以在确立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体地位之后，文学批评还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针对中国目前的现实，在反思启蒙话语的同时，寻找捍卫和坚持启蒙立场的思想资源。
刘旭[3]2002年在《当代文学中的底层形象研究》文中认为导言 从19世纪末开始，底层在文化和政治人物心目中的地位开始变化，由被鄙视的“群氓”渐渐变成了革命的动力，直至获得了国家“主人公”地位。在此过程中，底层的真实地位和实际面目却一直模糊不清。改革开放后，底层经历了一个短暂的“黄金时期”，随之开始面临形形色色的侵害，这种侵害却被人们忽视，或者被理解成其他的问题。而在社会意识中，底层的地位同时发生着一个由高到低的反向变化，当代小说反映了这个变化，但由于各种力量的作用，作品中的底层形象也是各不相同的。所以，本文要从文学入手，对当代社会的底层形象做一个初步的梳理。 上部 第一章 回避 80年代中期前，多数作家在塑造底层形象时都有意无意地回避其真实状态。主要有叁种“回避”方式：(一)农村题材、“伤痕”和改革小说由改革宣布底层苦难完全终结。作家通过描写改革初期底层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的转变实现这一目标。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新农民形象较令人信服，但作品竭力塑造的“高尚”工人形象则缺乏现实基础。这些底层形象存在的共同问题是：将底层苦难的根源简单化——笼统地归于过去并视改革为苦难的终结。(二)文革反思小说由“文革”结束宣布底层苦难的完全终结，它们描写了底层在极“左”时期的苦难，有较强的批判力度，但局限于否定文革、反思十七年，割断了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叁)知识分子“反思”小说将文革经历传奇化，以“平反”后的辉煌宣告了苦难的终结。底层在小说中成了“落难”知识分子的陪衬工具，底层妇女形象被扭曲得更为严重。从思想来看，“苦难终结论”源于作家对“现代化”道路的崇拜。 第二章 直面 80年代初期以后的小说中底层的真实生存状态逐渐得到反映。这表现在叁个方面：(一)改革初期王润滋的作品就揭示了底层沦为“现代化”的牺牲品的危险，他的小说中包含的“第叁条道路”其实是“生存第一”的底层道路：他的《内当家》中蕴含的“剥削者还乡”主题意味着金钱至上被合法化的开始。(二)80年代中期以后，越来越多的小说表明，底层成了“现代化”下的被损害者，在权力与底层自身的共同作用下，底层事实上和道义上都被推入了牺牲品的行列。(叁)90年代中后期，在底层的真实状况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的时候，“叁驾马车”却推出了一种“新”底层形象。这是90年代的现实对50年代的片面记忆的拼接。 第叁章 原因 文革后小说对底层真实的“回避”，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变化直接相关。文革一结束，文革式毛意识形态就面临冲击，现代化理想取代“继续革命”成为“人民”的救星。整个80年代，在现代化理想不断膨胀的同时出现一个盲区，即底层。有些作家有隐约的底层厂家，但却无力直面，因为对80年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混沌一体的“人民”是不容置疑的受益群体。张炜的“解放资本家”方案希望能借资本家高效地发展经济并照顾底层利益，是较典型的理想化表现。当改革以政治的让步来发展经济的时候，被牺牲的是底层的利益。这就直接促成了底层的地位重回原点。 与此同时，90年代初，一些学者开始做市场经济下的阶层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1997年人文学界对整个现代化道路的反思。1999年，《读书》关于“叁农”问题的直接讨论也引起较大反响。2000年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则以丰富详实的农村调查验证了知识分子的担忧。2002年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分析出中国社会的十大阶层，工人和农民的大部分第一次被标为“底层”。与底层的反抗同时增强的却是“新意识形态”对底层问题的抹杀。A、到了90年代，一种由媒体共同制造的“新意识形态”刻意抹平阶层间的深刻差异。B、知识分子被收编到改革受益者的行列，底层在文化上丧失代言人。C、缺乏调查渠道，底层世界被现行体制隔绝在“彼岸”。 90年代有了一个最大收获，底层问题终于浮出水面。中国学术界状况还显示一个重大的缺陷，即底层理论的缺乏。这造成文化人对现实思考的简单，对现实十分敏感的文学亦是如此。提要11 下部 第四章底层的“富”的想象 改革开始后的一段时间内，人们对致富有着莫大的恐惧。改革后第一批富翁产生后，人们开始了各自的致富活动。这时的致富还是以劳动致富为主。之后，就出现了物欲泛滥，金钱成了唯一的人生价值。在对“富”的想象中，从农村到城市存在着等级差别。在致富的手段_匕随着时间的发展也基本有一个层进过程，最后发展成全民不劳而获的狂想统治一切，而且失败者会对无辜的人实施报复，这是人们丧失了精神上最后的退守之地的结果。底层进入中上层之后就会抛弃底层，底层精英的单向流动使底层处于不断被抽空的状态。从“现代化”到“全球化”，底层的命运不但越来越糟，而且在金钱的诱惑下，出现了文化人的“自我底层化”，同时物化社会不断制造着“新底层”，比如“跨国底层”。这意味着绝大多数的人们致富梦的破灭。 第五章底层的爱情去斜因 底层的婚姻经常无爱情，这从现代观念来衡量是不“道德”的;文革后不少
方爱武[4]2016年在《跨文化视域下当代“中国形象”的建构》文中研究指明形象学是属于比较文学领域里的概念,形象学研究自诞生之日起就侧重于对一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或"异族形象"研究,本质上它是一种借异域文化而进行的自我言说或隐喻而已,它显然不能也无需完整地呈现被观照国度的真实形象。要想从形象学视角全面了解一个国家形象,就需要借鉴形象学理论来考察与研究一国形象的自塑,这体现在中国形象的塑造与研究中显得尤为必要与意义深远,因为现在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世界对中国形象的认知还存在很多误判与误读的现象。本论文选择了王蒙、莫言与余华这叁位在中国当代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发展中都极具影响力的作家作为例证,通过对他们经典作品的解析,以期探讨中国当代文学中中国形象的建构现状、存在问题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等。本论文分为绪论、正文四章和余论叁大部分。绪论部分主要论述本论题选题的研究意义、概念探讨等相关问题,主要阐释在全球化视野中,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研究切入到中国形象塑造与传播领域的合法性与必要性,以及本论题研究探讨的可能性与空间。第一章综论主要从史的角度梳理20世纪以来特别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以来中国形象塑造与传播的嬗变及存在问题。在中国现当代社会风起云涌的发展浪潮中,文学中的中国想象历经不同的发展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景象,从现代期的自我异质化与自我东方化的并峙,到当代期的从单一偏至渐趋多元立体,这些中国形象的建构承载着太多中国人发展求变的中国梦,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属于自己的一定影响力,但更多的是遭遇到了很多挑战与困惑。第二章主要分析王蒙作为主流创作的中国形象塑造与传播问题。王蒙作品中国形象建构经历了从本土他塑到本土真正自塑的发展过程,展现出主流政治中国真正中国化形象的最终确立,这种中国形象显然有别于形象学领域里异质化的中国形象的存在。作为主流意识的创作,王蒙作品在国内的主流影响与国外相对边缘的位置反映出了中国主流作品所面临的跨文化挑战。第叁章主要探讨莫言作为老百姓写作的中国形象塑造与传播影响。莫言的创作总体来说是作为老百姓的民间创作,他在作品中用极具新颖的表现方式建构了为中国正史所遮蔽的体现着纯粹民间情怀与民间精神的中国形象,它是东方化的,而这种中国形象同时又是本土性与普世性的高度融合,受到了国内外读者的高度认可。但莫言获得诺奖并不意味着中国当代文学真正走进了世界文学,中国民族文学在跨文化传播领域的被认可远没有达到预想的目标。第四章主要阐释余华作为知识分子写作的中国形象塑造与传播问题。余华的创作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写作,他的小说无论是之前的先锋创作,还是后来的现实创作,通常具有鲜明的寓言色彩。余华创作着意展现的是一种立足于人类学意义上的中国人的生存思考,这种思考超越了形象学意义上的有关中国人的套话束缚,展现了一定的中国人的主体化生存认知,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余华的跨文化传播经验值得借鉴。最后部分余论是反思与探讨未来中国形象塑造与传播的发展问题。在当下全球化的发展新形势下,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之内的影响力还相当有限,我们要努力走出历史的沉疴,勇于借鉴与开拓,在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间建立均衡的交流关系,在世界范围内树立与时倶进的中国形象。
徐茜[5]2012年在《世纪之交中国“底层文学”中的底层形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底层文学”是世纪之交中国文坛的重要文学现象。从1990中后期开始,由于中国社会现实的触发,“底层”成了知识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文坛对此反应迅速,一大批风格不同、主张各异、成就有别、年龄不一的作家都创作了与底层有关的文学作品。与创作同步,蔡翔、王晓明、南帆、陈晓明、孟繁华、洪治纲等大批学人也纷纷围绕“底层文学”问题展开了思辨和讨论。本文通过对世纪之交“底层文学”中的底层形象的考察,试图在现当代文学脉络中找到其独特之处,从而对准确把握世纪之交的“底层文学”有所助益,进而对认识世纪之交中国的文学、文化、政治、经济的特点有所帮助。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绪论部分：分析了世纪之交中国“底层文学”兴起的原因；界定了“底层文学”的特质；概括了“底层文学”存在的不足；指出了“底层文学”中的底层形象的总体特点是贫穷、卑微、迷茫,简要地叙述了农民工、工人、乡村教师、妓女等底层形象的不同内涵和特色,并以主旋律立场和阶级话语立场为例,阐释了不同叙事立场带来的不同底层形象的建构。第一章：从农民工与城市的关系和农民工与乡村的关系两方面着手分析了世纪之交“底层文学”作品中的农民工形象。作家们对农民工回应来自城市的歧视、欺辱的不同方式的书写产生了农民工的叁个分支形象：“默默承受者”、“精神内伤者”和“反抗者”。通过“默默承受者”,作家们传达了对社会现实的尖锐批判；通过“精神内伤者”,作家们揭示了累积在农民工内心的创伤导致的精神畸变以及灾难性后果；而“反抗者”形象则以其复杂在人性刻画这一维度上走得最远,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在世纪之交与农民工有关的文学书写中还广泛存在着农民工对乡村的逃离——回归——再次逃离。农民工成了“无家的漂泊者”,没有“家”的他们只能充满迷惘地游走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农民工形象是世纪之交“底层文学”的重要底层形象,具有丰富的阐释空间和独特的文学史价值。第二章：从经济的困境、社会地位的低落、信仰的危机叁个方面勾勒出“底层文学”作品中的工人形象的总体特点,记录了工人面临的巨大时代变局,展示了社会转型的震荡带给工人的疼痛和创伤。同时,总结了建立在工人形象总体特点之上的叁个分支形象：“自我献祭的良民”、“知足常乐的凡人”和“时代潮流中的逆行者”,探究了这叁个分支形象体现出的不同内蕴。工人形象是世纪之交“底层文学”中最富有政治意味的形象。第叁章：从“底层”和“知识分子”两个维度对世纪之交“底层文学”中的乡村教师形象进行了阐释,认为乡村教师形象既集结了作家对当下农村和社会问题的观察和思考,也包含了知识分子对自身启蒙者身份危机的感受,展示了启蒙话语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困境,在世纪之交的“底层文学”书写中具有独特的深沉与凝重。第四章：将世纪之交“底层文学”中的妓女形象分为“无辜的受害者”、“生活的迷途者”和“自愿为妓者”叁种类型。“无辜的受害者”呈现出虽因外力身染污浊但灵魂高洁、道德无疵的“圣女”特征,作者通过这一形象表达了对有问题的社会的批判；“迷途者”是一些在生活的飓风中迷失了道路的“凡女”,作者通过这一形象呈现了在这个充满诱惑的时代里那些不为人知的小人物的灵魂上的挣扎；“自愿为妓者”则是拥有新身体伦理观念的“荡女”,而新身体伦理与她们“底层”背景的复杂纠结反映出了世纪之交特定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和文化问题。
张继红[6]2013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资源与新世纪“底层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资源是新世纪“底层文学”坚实的当下性存在,但是学界在寻找可供“底层文学”借鉴的思想、理论和创作资源时,出现了比附式的简单对接和提取同类项式的外部链接研究方式,对两类文学均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误解和伤害。所以,从当下“底层文学”批评和研究中的方法及其得失,特别是“底层文学”研究中的误区入手,廓清“底层文学”研究中出现的话语迷雾,寻找底层的“真表述”,乃关注“底层文学”的当务之需。本论文的研究内容主要从下面四个层面来展开：一、以现代性理论的宏观视野来看,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底层一直缺乏表述自身的资源和机会。近代以来,中国现代性价值观念的萌生引发了知识界对传统等级观念和阶层关系的思考。作为反传统意义上、立足于二十世纪初期的五四新文学,将具有普遍价值的“人”之物质和精神状况作为文学的主要表现目的。新文学中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观念已开始具有了自觉的底层意识,在对人的终极关怀意义上,与新世纪“底层文学”具有相通之处,是与“底层文学”有“正相关”关系的文学资源。二、从现代性话语诸种表征来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资源中相关底层意识的几种话语是启蒙话语,革命话语,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新启蒙和后革命话语。在诸种话语及其相关的话语先后出场的二十世纪文学中,底层问题和底层意识总会被现代性话语的不同形态所缠绕,特别是被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和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所包裹,甚至被遮蔽。在中国文学的“中国现代性建构”中,考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底层书写,辨析底层意识与诸种现代性话语之间的关系,是探究新世纪“底层文学”对“中国现代性”的当下建构的重要途径。叁、从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的宏观视野来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为新世纪“底层文学”提供了有意义的资源背景和价值空间,但每种资源内部的驳杂和纠缠亟需辨析。其中与启蒙、革命及其相关的激进主义、大众化等文学、文化思想中对底层的表述,是“底层文学”的源头和活水,但是每一种资源自身的驳杂,造成我们借鉴资源的难度。在底层观方面,启蒙与被启蒙之间的悖论,启蒙话语与革命话语之间的转化,左翼文学思想的革命性和政治乌托邦的意识形态性的纠缠,社会主义文学中的现代化想象与“人民”的贫困现实等等,客观上造成了简单借鉴可能出现的误区。有关文学以怎样的姿态和价值观介入诸如此类悖论的探讨,以及对底层意识流变的梳理和底层意识的辨认,为新世纪“底层文学”写作和研究提供了可资汲取的精神钙质。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底层书写资源为参照背景,论证新世纪“底层文学’思潮的出现,在更大意义上是文学现代性(特别是批判意识)和社会现代性(诸如工具理性)的交互体现。“底层文学”在探索底层的物质和精神维度的现代性意义的同时,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即以出现的误区进行了有益的区分和借鉴,体现出了“底层文学”在新语境下对现代性经验的书写和现代性问题的反思,从而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新世纪文学之间建立了精神联系。
秦香丽[7]2013年在《移民文学视野下的农民工形象研究》文中认为当下的“乡土”已与鲁迅、沈从文、赵树理为代表的乡土截然不同,其主要原因在于“农民的进城”。“向城求生”和“城市梦”的双重合力诱使农民背离自己的身份,进入城市,也进入了文化冲突的场域。在边缘与中心、乡土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冲突中,农民工产生了深刻的认同危机,为了缓解危机,他们期冀借助“返乡”获得心理慰藉,但故乡从物质到精神的衰败,以及城市文明的烛照促使他们再次离开家乡。就这样,农民工在城市与乡村的夹缝中游走,沦为双重的边缘人,并形成了一种边缘人的独特心态,“我是谁”的问题在他们的内心屡屡出现。他们这种独特的生命体验被作家行诸笔墨,并构成了农民工题材小说的重要内容。本论文即以农民工题材小说中的“农民工”形象为研究对象,运用移民文学的相关理论,系统地分析农民工形象的文化内涵和美学特质,洞悉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民形象的“常”与“变”,并透过农民工形象窥知作家的现代性焦虑及中国农民的现代转型。同时,也想借助农民工形象塑造中存在的问题对农民工题材小说的概念化创作及批评的意识形态化倾向予以清理,寻求农民工题材小说创作的新突破和批评的新视野。本论文共有七章,除绪论和结语外,主体部分共分五章。绪论部分简述“农民工题材小说”产生的时代背景,廓清和辨析相关概念,并对这一课题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揭示农民工的美学特质和文化内涵,指出本论文将从“农民工形象”入手,运用移民文学的相关理论考察“农民工”的形象及存在的问题,并藉此反思农民工题材小说的困境及探讨困境中的出路。论文第一章考察“农民工”出现的历史机缘,并在文学史的视野中考察其形象新质。作为边缘人,他们游走在城乡之间,承受着乡村和城市的双重挤压,经历着文化人格的裂变,这是既往乡土文学绝少存在的新型农民形象。第二章概述“农民工”的形象谱系。该章运用文化适应的相关理论,结合“农民工”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迁移”、疏离与融合的生命状态,将“农民工形象”划分为如下叁种类型:“'过客'心态的传统'农民工””、“漂泊心态的半传统半现代的农民工”及“超越边缘人的现代农民工”。第叁章着重考察“农民工形象”的建构策略及文化内涵。作家结合农民工的现实状况及自己的文学理想,采用“归乡模式”、“边缘视角”和“二元对立模式”来塑造农民工形象。“'归乡'模式”是乡土小说的常用模式,也是“流寓者”的生命轨迹,农民工题材小说作家纷纷借用这种模式反映农民工“漂泊”与“无根”的生命状态,并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用一种平视的姿态,以“城乡二元对立”为核心,结合“本地人和外地人”、“上层和底层”两种对立模式,来塑造农民工形象。第四章主要研究“农民工形象”的局限性。它包括四个层面:严重的“符号化”倾向、抽离思想强调命运悲剧、缺乏哲学意蕴及缺乏典型。众多的文本显示,作家往往将“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边缘与中心”等复杂的矛盾冲突简约为“农民工与城市人”的冲突,在一种极不对等的结构中展示农民工的悲苦处境,写尽他们的苦难,将农民工视为“苦难符号”、“社会问题符号”和“乡土文化符号”;这必然导致了思想的缺席,再加上作家按照既定的命运逻辑演绎故事文本,使得“主题先行”的通病普遍存在;此外,应该注意的是,乡土文学发轫之初,就与“侨寓”密切相关,它的现代性获取本身带有漂泊的意味。也就是说苦难意识所具有的复杂的现代意蕴没有揭示出来,特别是农民工“在路上”的惶惑,这种现代人普遍的生存困境所具有的哲学意蕴,更不被作家所关注。所有的这一切均导致了典型的缺失,使得这一蔚为壮观的文学思潮缺乏标志性的作品和标志性的人物形象。第五章从“农民工形象”出发揭示“农民工题材小说的创作困境”,并探寻其出路。“与现实严重脱轨”、“作家的精神眩惑及价值判断的紊乱”、以及“文学批评的'不作为””,共同影响了作家的创作动力和农民工题材小说的良性发展。当下的“乡土”已经与鲁迅、沈从文、赵树理为代表的乡土截然不同,但部分作家囿于自身的创作经验,盲目追随后现代主义思潮和消费文化思潮,写出违背现实的作品,他们看不到作为历史主体的农民工的真正诉求,一味在皮相的怀旧中走向历史的反面。而批评界也存在这样的情况,评论家纷纷攫取“历史资源”,特别是延安文艺思想,流于肤浅的文学表征的相关性,无视这一文学思潮的真正本质,严重损坏了良性的文学生态,在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农民工题材小说的发展。因此,作家必须“下生活”并葆有独立意识,而批评家则需要力求匡正不良的创作风气,提出真正的创作理念和思想,共同促使农民工题材小说的良性发展。结语部分重申农民工题材小说是在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交融中重塑农民身份,寻找乡土中国未来、探求一种平衡的小说,它在现代性转型中探讨农民的现代转型及在此过程中的历史代价。而转型中的阵痛是难免的,无论是被动城市化还是主动城市化,无论农民工是否已经获取城市身份,他们均离真正的现代还相去甚远。因此,转型是一个未竟的命题,也是一个难题。
王贵禄[8]2011年在《高地上的文学神话》文中研究指明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当代西部小说代表了新时期叁十年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水平。因此我们说,本课题将西部小说作为研究的窗口,其意义不仅表现在整合与深化西部小说研究的既有成果,而且表现在这其实也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动向与存在问题以独特的方式进行的观照。本课题在运作中所把握的关键词,如精神结构、文化基因、冲突模式,以及文学接受,都事关转型时期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乃至当代文化建设中的深刻矛盾与复杂纠葛,事关如何缓释世界潮流影响下本土性文学与文化诉求所形成的巨大张力。问题意识的存在与研究视野的择取,也表现出本课题研究者对中国文学当代境遇的深层焦虑、思考及探寻。本课题的最终研究成果体现为五章,分别是“绪论”、“精神结构论”、“文化基因论”、“冲突模式论”和“史评接受论”。“绪论”部分回顾了西部小说的研究历史及其研究现状,指出西部小说研究尚有较大的再研究空间,西部小说研究到了向深度开拓的转型时期。澄清了西部小说的概念、命名及其学理根据。追溯了西部小说发生的文化语境,在此基础上划分出了西部小说的历史分期：1942年—1976年为“形成期”,1976年—1993年为“兴盛期”,1993年—2010年为“分化期”,并逐一梳理了西部小说在各个历史时段的表现特征。对最终研究成果的命名做了学理性的说明。阐述了本课题的研究价值、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等。“精神结构论”旨在揭秘西部作家的文学精神、创作精神和人格精神,及其演进的内在机制。精神高度是西部作家取得辉煌艺术成就的前提,在以往的西部小说的研究中,未能形成西部作家精神结构研究的整体性,故我们在本课题研究中对西部作家的精神结构做整体观和整体性的描述,力图呈现出西部作家精神结构的整体形象。本章分为叁节,分别是“重铸民族文学之魂：西部作家的文学精神”、“为谁写作：西部作家的底层意识”和“转型时期的文学能指：新生代西部作家的精神结构与历史境遇”。“文化基因论”重在探寻西部小说的本质规定性,也就是辨别使西部小说成为西部小说的内在要素,地理人文环境、地域文化和民间文化精神的多重影响与深度书写,是使西部小说形成“本土性”叙事特征的主要原因。除了做宏观性的观察与描述之外,很有必要对“地方性文学与文化精神”的关系研究做抽样调查,因此本章择取了两个视点——当代秦地作家和宁夏西海固作家,前者是从历史维度分析文化精神传统对当代秦地作家的影响,后者是从现实维度考察民间文化精神对西海固作家的规范。本章分为叁节,它们是“在乡土、荒野及牧场之间：西部小说叙事与地理人文环境”、“缘自远古的心音：长安文化精神对当代秦地作家的深层影响”和“从现实走向诗意：西海固作家对地域文化精神的沿承与超越”。“冲突模式论”力图揭示西部小说反复呈现的主要冲突形态,并意欲对西部小说的研究由表象进入到深层,以求深度把握西部小说运作的本质规律。“冲突模式”是西部小说研究中的一个盲点,尽管以往的研究或多或少对其有所涉及,但未能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故在这个环节的研究中我们将尽可能地凸显原创性。本章分为叁节,分别是“西部小说叙事的可能深度：灵与肉的冲突”、“西部小说叙事的地域根性：人与自然的冲突”和“西部小说叙事的母题衍化：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史评接受论”从文学史评价和读者接受的复合视角探讨了西部小说的命运遭际。文学史评价反映的是史家对它的认可程度,读者接受状况则反映着它产生的社会价值意义。但史评与接受并不是总能达成一致,在西部作家身上这种矛盾有时表现得非常突出,因此对西部小说叙事从上述两种视角进行研究,其价值不仅是重新反思和透视西部作家的创作问题,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讲,也是对整个当代文学史叙事的史学观念、价值立场、评价尺度,以及读者接受机制的整体性反思。在西部小说的研究史上,这个研究空间尚属盲区,所以,此命题的努力更具有探索性质。本章分为叁节,分别为“《创业史》：当代文学史叙事反复言说与沉浮不定的经典”、“路遥《平凡的世界》现象：再议当代文学的一桩公案”和“《白鹿原》：新历史小说,家族小说,抑或西部小说”。本课题力图对西部小说研究有所突破,而所谓突破必然首先体现在文学及文化观念的更新上,因此,我们将近年来学术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和讨论的前沿问题,在有鉴别地吸收与整合的基础上,引入到了具体的研究中来,从而建构起了本课题展开研究的现实维度,这些问题诸如,底层问题、现代性问题、人文精神问题、文学史写作问题、文学精神问题、生态问题、“身体”问题、消费时代文学的命运问题等,所以在较大程度上激活与拓展了本课题可能的研究空间。而在更高的意义上说,新的研究维度的引入与运作,也是为了敞亮与描述西部小说在急剧转型的消费时代的命运远景,释放与澄清西部作家所面临的写作焦虑与思想困惑,最终为西部小说创作的全面走向经典化提供坚实可靠的理论依据。文学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也不可能是“私有形态”的事情,它需要所有以之作为事业的人来共同推进,共同在“荒诞”的世俗人生之外,创构一种可能的精神家园,因为文学只有通过这种诗性的方式,才有可能成为人们最后的诗意栖居之地。
向涛[9]2007年在《当代农民工文学叙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农民工是中国当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代表一种社会身份与职业的结合，农民工文学就是反映这群农民在城市里劳动、生存和挣扎的文学现象。当代农民工文学是传统乡土文学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叙事，具有鲜明的自身特征，主要表现为对传统乡土文学地域文化特色的消解，注重对当代农民工生存现实的描写和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高扬。当代农民工文学的发展情况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分界，前期的代表形态为打工文学，后期的代表形态为农民工小说。随着当代农民工文学叙事的逐步发展，农民工文学越来越深入城市和农村两极，并拓展出了广阔的文学天空。在叙事模式上，当代农民工小说主要采取叁种叙事模式。回归乡土叙事、生活在城市叙事和归去—返回叙事。多种形态的叙事范型不仅意味着农民工文学对农村和城市生活的逼真表现，而且说明这些文学对中国乡土世界的剖析与城市世界的批判的深入。从叙事美学的角度来看，当代农民工文学也表现出清晰的趋同性美学趣味和美学追求：即对苦难生活的多维度的反映，对农村文化和城市文化二元对立的揭示和对文学形象生存的四重世界的表现，即乡村世界、幻象世界、城市世界和实践世界。当代农民工文学的独特的美学追求彰显其崭新的面貌和特质。农民工文学的发展与当代社会意识形态紧密相关，一方面，当代农民工文学的出现、书写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发展的必然结局，也是一个历史化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当代农民工文学的发展也受到了当前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的有意识忽略与压制，从而致使农民工文学的创作及批评出现了一些不甚满意的地方，如农民工叙事中所表现的抽象化和实用化。当代社会意识形态对农民工文学采取何种立场和态度，将直接影响到当代农民工文学的发展前景。当代农民工文学也获得了来自包括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在内的理论支持，其中关于底层问题的研究尤为突出。这个产生于印度并已经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的理论课题被移植到中国当代社会，直接影响到当代农民工文学的理论建设。其研究的底层叙事、底层叙事的可能性和真实性、底层叙事的策略和技巧等问题，都为当代农民工文学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思考和启迪。当代农民工文学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当代中国城市的文化和环境。一方面，当代农民工文学经历和见证了中国当代城市现代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当代农民工文学又站在一种特殊的视角对当代城市文化进行了全面的审视。但在如何正确反映城市日常生活及文化这一点上，当代农民工文学还可以有更多和更深入的视角及空间。当代农民工文学在表现当代现实生活时也存在表象化、肤浅化和片面化等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创作主体的不断提升和理论探讨的日益深入，克服了自身缺陷和弱点的当代农民工文学必定会有美好的发展图景。
刘立灿[10]2017年在《高加林人物形象构造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作为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的产物,1980年代初路遥创作出高加林这一艺术形象。路遥选择现实主义创作有着清醒的自觉意识,他追求“真实”的艺术效果,并试图把“真实”扩展到历史的广度与深度之内。路遥的介入意识难能可贵,同时引起怀疑与苛责。高加林形象的“遭遇”印证了现实主义艺术观念叁十多年间的流变。高加林形象构造史以路遥触摸时代的真实出发,最终回到对于“真实”的重新认识,这期间高加林承载的意义得以改写、添加。高加林形象构造史也是一个寻求一种更具介入力度的艺术观念的过程。路遥出于关切农村知识青年命运的目的,把自己由乡入城的切身之痛转换到艺术创作领域。高加林作为与“十七年文学”相区分的新艺术形象,获得了一定的自主意识,摆脱了阶级代言人的命运,但他很快进入另一种艰难地命运选择之中。他在拼命进入城市与充满忏悔地回到乡村之间遭遇心灵创伤。路遥对这一创伤感同身受,却无法对之进行真实合理地艺术化。出于“十七年文学”规约的无意识遵从,一方面,路遥在塑造高加林的过程中无法与这一形象进行对话,高加林成为他进行艺术说教的工具。另一方面,路遥对高加林的进城需求与他回归乡土之间存在的矛盾进行调和,这种调和缺乏艺术说服力,阻碍了路遥对“真实”的探求。雷达等研究者出自介入现实的自觉意识,把高加林界定为未完成的“农村新人”形象,回应路遥艺术追求中的得与失。经过重重努力,高加林被赋予了救赎意识与牺牲精神,他对自己命运的担忧扩展到对整个乡村世界的担忧,他作为黄土地之子,终究难以脱离黄土地。如果说“十七年文学”对乡土世界的定义充满阶级伦理,雷达对这一负面因素进行清理,以保守渐进的观念对“集体”进行了重写。作为“农村新人”形象的高加林,触摸到了中国乡村的真实现状,尽管这份“真实”依旧难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规范划清界限。1985年以来,求新求变的艺术氛围衬托出“农村新人”形象的陈旧。李劼、陈占彪等研究者借助先锋文学思潮创造的艺术氛围和艺术观念,与批判现实主义传统相结合,创造出暧昧难名的独立个体高加林。作为个体的高加林形象,被添加了自我觉醒意识以及个人奋斗者的精神气质,有望成为绝对反叛与自由的个人英雄。这一界定清理了对高加林阐释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话语“惯性”,也与先锋文学思潮对理性的怀疑保持距离,是暧昧又独特的存在,具有标识意义。这种艺术观念并没能产生更深远的影响,是一种损失。然而,在“重返80年代”研究者看来,对于高加林的界定并没有那么理想而纯粹。整个创作与阐释过程都深深镶嵌在社会变革与文学史书写之中。现有的文学史书写只探索了一种可能性,这种探索值得怀疑与反思。因此在“反思”意识的主导下,通过知识考古学等方法,文学史形成过程中的复杂性得以呈现。路遥、雷达、李劼等人对高加林的塑造中,在遵从一种观念的同时回应了时代氛围,从而压抑了其他观念,也为高加林过分添加了不属于他的因素。在“重返”之下,高加林成为底层青年。他为了生存而进城,在进城过程与进城之后受到损伤,这就是他的真实处境。偏离这一处境,就不能说表现了真实。这一界定使得高加林成为失去自主性与对话能力的形象,误入底层的他得不偿失。高加林形象构造的过程是一个不同艺术观念进行对话的过程。参与者对时代问题的感知与回应,借助不同的话语资源为高加林添加意义,借以探求一种具有介入力度的艺术观念。在探求过程中,参与者对于话语资源的选择与运用,取决于他们的接受“惯性”。对接受“惯性”的遵循与突破,决定了他们介入现实的立场与力度,比高加林形象构造本身更加复杂,值得做更深入的探讨。
参考文献：
[1]. 当代文学中底层形象研究[J]. 刘旭. 中文自学指导. 2007
[2]. 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启蒙话语研究[D]. 赵黎波. 复旦大学. 2007
[3]. 当代文学中的底层形象研究[D]. 刘旭. 华东师范大学. 2002
[4]. 跨文化视域下当代“中国形象”的建构[D]. 方爱武. 浙江大学. 2016
[5]. 世纪之交中国“底层文学”中的底层形象研究[D]. 徐茜. 武汉大学. 2012
[6].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资源与新世纪“底层文学”研究[D]. 张继红. 兰州大学. 2013
[7]. 移民文学视野下的农民工形象研究[D]. 秦香丽. 南京大学. 2013
[8]. 高地上的文学神话[D]. 王贵禄. 陕西师范大学. 2011
[9]. 当代农民工文学叙事研究[D]. 向涛. 华中师范大学. 2007
[10]. 高加林人物形象构造史研究[D]. 刘立灿. 海南师范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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