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倍增计划”及其对解决“三农”问题的启示——基于中日比较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农论文,其对论文,视角论文,中日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9.8万亿元，跃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国民总收入(GNI)4260美元，实现了从中下等收入国家到中上等收入国家的历史跨越。当前，中国的发展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如何保障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顺利实现向高收入国家转型是中国未来发展需要解决的重要议题。在此背景下，2012年11月，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经济发展目标，即“中国收入倍增计划”(下文简称“中国计划”)。该计划是引领中国未来发展的旗帜，具有重要的战略性指导意义。
历史上，日本也提出过“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1-1970)”(下文简称“日本计划”)，该计划成功实现了日本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型，有效地解决了日本“农工差距”问题，其有益经验值得中国借鉴。为了更好地把握“中国计划”，探究其对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要指导意义，本文在同“日本计划”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对“中国计划”的内涵、外延，面临的主要挑战及其对解决“三农”问题的启示进行相关的阐述和分析。
二、“收入倍增计划”的内涵和外延
“中国计划”的政策内涵为“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胡锦涛，2012)。自该计划被提出以来，国内学界反响强烈。马光远(2012)认为中国“收入倍增”的真正内涵是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刘尚希(2012)明确表示，“收入翻番”的收入，指的是实际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它是扣除缴纳的所得税、个人交纳的社会保险费等税费后的收入；与之相比，苏海南(2012)的解读更为全面，他认为中国“收入倍增”是纯倍增，即除去了物价上涨因素后的倍增，是城乡人均收入倍增但并不意味着每个人的收入都能倍增，而是以做大做好“蛋糕”为前提和基础的居民收入倍增。尽管“中国计划”的内涵已经明确，但是该计划的外延还是有些含糊不清，国家层面及众位学者都没有详细的阐述。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计划”应该不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收入“量”的增长方面，而是更加注重收入“质”的提高。
历史上，日本在向高收入国家转型过程中也制定过“日本计划”(1961-1970)。众多学者指出，“日本计划”实施过程中，政府较好地协调了各经济主体的利益分配问题，从而使收入差距逐步减小，失业率保持在1.1%～1.3%的低位，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最终，在实现了国民收入倍增目标的同时，形成了一个强大而稳定的中产阶级阶层，从而使日本一举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朱丹，2011；张车伟等，2010；Alan H.Gleason，1989)。“日本计划”旨在减小农业与非农业之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地区之间以及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大幅度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屈霞，2010；金柏松、足奚，2010)。该计划的外延是在一个相对确定的、较短的时期内，通过建立健全政府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机制，加强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培训人才、振兴科学技术等方式，提高国民经济各部门生产效率和效益、显著提升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实现居民收入倍增目标(顾建平、朱岩，2012)。
表1就中日两国“收入倍增计划”的内涵及外延进行了比较。由于“中国计划”刚刚提出，相关的具体阐述还未出现，本文所述“中国计划”的内涵、外延主要来自十八大报告。在内涵方面，“日本计划”是1970年实现人均国民收入比1961年翻一番；“中国计划”是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比“日本计划”增加了国内生产总值倍增的目标。在外延方面，两国的“收入倍增计划”都包含了经济、社会、文化等内容。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在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优化产业结构的同时注重扩大内需，而日本除了注重经济的效率和效益，还注重开展对外贸易，另外“日本计划”详细列出了经济发展的具体内容，这是“中国计划”中所不具备的；在社会发展方面，双方都强调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日本计划”更为具体，提出了建立全民健康保险和补贴制度等具体内容；在文化方面，中国注重全民教育体系建设和创新人才培养，而日本还强调了发展科学技术，并具体阐述了引进外国技术、建立研究生院、培养高端创新人才等科技发展的重要内容。通过对比可以发现，“日本计划”内涵完整、外延具体全面。与之相比，“中国计划”的内涵与日本相似，但外延方面则缺少更加明确、具体的表述。
三、“收入倍增计划”的挑战
(一)中日两国“收入倍增计划”面临的挑战
当前，学者们将“中国计划”面临的挑战总结为“四大关”，即民营企业关、垄断企业关、物价关和农民增收关。首先，在民营企业关方面，刘宗平(2011)指出，政府难以对市场化运作的企业提出强制工资提升的要求，资本属于私人所有的民营企业有可能拒绝政府的“收入倍增计划”。其次，在垄断企业关方面，朱丹(2011)认为，现有的垄断国有企业职工的工资已经远远超过全国职工工资的平均水平，如果垄断国企实施“收入倍增计划”，那么只会造成国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第三，在物价关方面，孙立平(2010)指出，应谨防“收入倍增”变成“支出倍增”，谨防通货膨胀抵消了“收入倍增”的成果；最后，在农民增收关方面，张红宇(2012)；沈正榜(2012)；吴沛良(2012)认为，“收入倍增”的短板在农村，没有农民收入的倍增就没有真正的“收入倍增”。
表2就中日两国实施“倍增计划”所面临的挑战进行了比较。从数量上看，“中国计划”面临经济、制度、社会、文化等四个方面的挑战，而日本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三个方面。从挑战的难度上看，“中国计划”在面对经济、社会、文化挑战的同时还要面对制度方面的挑战，而制度问题的解决是倍增计划的难点和关键点；另外，在每个方面的挑战中，“中国计划”面临的具体问题也较“日本计划”复杂，如城乡二元结构、国有企业改革、国家创新能力欠缺等问题都是当时的“日本计划”所不用考虑的。因此，实施“收入倍增计划”，中国面临的挑战要大于日本。
(二)“三农”问题对“收入倍增计划”的挑战
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2003)在经济发展阶段论中指出，在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的过程中会面临“李嘉图陷阱”，舒尔茨将其称之为“粮食问题”；在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会面临“相对贫困”问题，导致收入差距过大，影响社会稳定。纵观中国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型，并逐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快速的转型使得中国几乎需要同时应对“粮食问题”和“相对贫困”问题。基于该背景，“中国计划”要想实现“收入倍增”的目标就必须处理好“粮食问题”和“相对贫困”问题，而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三农”的发展。
在“日本计划”实施过程中，也遭受到类似中国“三农”问题的挑战，主要表现为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上的农业和非农业之间的“农工差距”，也即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2003)指出的“相对贫困”问题。1957年，日本的“农林白皮书”给出了日本农业的五大红色警报信号，分别为农业收入低；粮食供给能力下降；国际市场竞争力减弱；出现农村兼业化与农业劳动力偏向老龄化和女性化。日本农业所面临的这些不利局面，使农工收入之间、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改善步履艰难。这些问题也成为“日本计划”所要解决的重点和难点。
四、“收入倍增计划”对解决“三农”问题的启示
“日本计划”在实施过程中针对该国的“农工差距”问题进行了制度革新，制定了具体的解决对策，主要做法是对日本的农业政策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具体来说，就是出台《农业基本法》，大幅提升米价，增加农业预算，以加强对农业的保护。该计划的实施使日本农工间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得到了明显改善。但不能忽略的是，20世纪60年代日本所实施的各种稳定价格的政策，在当时的国际环境条件下，是可行的，不受其他国际贸易政策的约束。而对于加入WTO后的现代中国来说，上述政策已不具备可操作性。因此，“中国计划”应在借鉴“日本计划”成功进行农业制度创新的基础上，立足当代世情、国情，探寻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新思路。
由上文分析可知，“中国计划”实施面临的“三农”问题的挑战主要表现为“李嘉图陷阱”(粮食问题)和“相对贫困”两个问题，而应对这两个问题的关键则分别是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制度创新(速水佑次郎，2003；盖尔·约翰逊，1997)。因此，要想实现农民收入倍增，“中国计划”就必须认真解决“三农”问题。具体而言：一是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推进农业技术集成化、劳动过程机械化、生产经营信息化，加快农业生物育种创新和推广，做大做强现代种业；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使农业既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又能实现农民增产增收。二是注重农业制度创新。一方面，政策层面应做好农业制度安排，如适宜的生产和经营方式、合理的价格政策、便利的金融信贷服务以及信息技术服务，为农业发展建立良好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另一方面，应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包括土地产权改革、农村劳动力市场和农村金融市场的制度改革，通过制度创新提高农业竞争力，具体包括改进价格激励、提高公共投资的质量和数量，提高生产者组织的绩效，减少交易成本，提高生产者组织的市场竞争能力，以此来促进农民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