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史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前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史论文,学科建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教育历史的文明古国，但教育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直到20世纪初才出现。19世纪后半叶，在“西学东渐”潮流的推动下，西方近代学科分类观念的引进和教育制度的导入，为教育史学科的产生创造了条件；20世纪初，中国近代学制的颁定和实施，把教育史纳入大学堂及师范学堂的课程教学体系之中，从而使教育史学科在制度上得以确立。一个世纪以来，经过几代教育史工作者的辛勤耕耘，教育史学科建设已获得丰饶的成果，人们对中外教育历史的认识也渐趋深入。其间，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教育史研究曾出现过两次高潮时期，即20世纪20年代初至抗战爆发，以及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而且“第二个高潮要远甚于第一个高潮”。（注：杜成宪，崔运武，王伦信.中国教育史学九十年（前言）[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6.）特别是近20年来，教育史学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坚持为改革开放及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的基本方向，在广泛吸收、充分利用国内外教育科学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展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深入研究，取得了若干重大进展并涌现出一批重要成果。同时，不可否认，较之教育科学和历史科学的其他各门学科，教育史学科建设还存在着不足之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教育史学科的发展也面临着种种问题和困难。本文拟对近10年来教育史学科建设所取得的重大进展和重要成果作一扼要的回顾和评介，着重分析其基本特征及动态，并在此基础上指出教育史学科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学科未来的发展趋势和研究方向。
一、教育史学科的重大进展及重要成果
（一）研究观念的转变与研究方法的创新
近10年来，教育史学界进一步认识到教育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一定历史时期、一定国家的教育不仅受制于一定的政治和经济，而且受到这一时期和这一国家的社会思潮、文化传统、科技水平、民众心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教育史研究必须全面深入地把握各种社会因素，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进行全方位的分析综合，才能真正揭示出教育演变、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也充分认识到在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代、任何地区，教育既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教育将文化加以有目的、有意识的传承和嬗递，又通过选择与重组而实现对文化的改造和创新，这种选择与重组、改造与创新既包括了对原有文化要素及传统的选择与认同，又包含了新的认识和判断，从而导致了整个文化系统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因此，教育史研究必须把教育放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充分关注传统与变革、继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从而揭示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家文化与教育变革的历史基础及传统依据。基于上述认识，教育史工作者经过辛勤的探索和努力为教育史学科带来了崭新的面貌和成果。
1.打破传统的古今畛域，深化教育通史的研究。例如，《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王炳照、阎国华主编，全8卷）继承了以往中国教育史及教育思想史研究的成果，在此基础上将中国古往今来的教育思想以各家各派的教育学说及各个时代的教育思潮为经，以其代表性的思想家、教育家的业绩、著作和观点为纬，系统地论述了中国教育思想产生、发展、转换、变革的历史，遂成为这方面的集大成之作，为更好地继承和发扬祖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及教育遗产提供了历史的借鉴。继此之后，《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李国钧、王炳照主编，全8卷）在吸取前人有关中国教育制度的大量先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勾勒出中国教育制度演变的历史轨迹，被学界誉为“迄今国内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时间跨度最长的中国教育制度史著作”。（注：马镛.理论创新，方法创新[N].中华读书报，2001-4-18.）
2.坚持史论结合，运用新的理论和观点进行研究，加大了教育史研究的理论力度。例如，《中国教育近代化研究丛书》（田正平主编）由七种专著组成，该丛书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吸取了国内外现代化理论研究的成果，分别从近代学制、教育理论、留学教育、教科书、教会学校及区域教育等各个层面论述了中国教育从传统走向近代的深刻变革过程，探讨了新式教育产生、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内在联系，总结了近代教育家在吸收融合外来文化教育、改造陈旧传统教育、建立和发展新式教育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教训。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认为，这套丛书“通过科学地总结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一定可以为我们当前的教育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注：田正平.中国教育近代化研究丛书（总序）[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3.）再如，《近代教育与社会变迁丛书》（田正平主编）由五种专著组成，就近代华侨教育、近代教育财政、近代商人办学等专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或空白。
3.运用比较史学的方法开展中外教育史的比较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200万字的《中外教育比较史纲》（张瑞璠、王承绪主编，全3卷）围绕着宗教与教育、科学技术与教育、选才制度与教育、启蒙教育思想、近代高等教育、近代普及义务教育、多元文化与教育、教育改革理论等重大课题开展中外比较研究，熔比较教育、中外教育史及文化科技史于一炉，堪称在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上均富创新意义的多学科交叉型研究成果。有的学者指出，其中关于近代教育比较的两卷“不仅为研究近代教育发展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而且使中国近代教育史学科增添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注：王炳照.教育史[A].曾业英.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C].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247.）
（二）贴近现实、参与现实意识的增强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教育史学界明确认识到包括教育史在内的教育科学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必须进一步贴近现实，参与现实，为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就教育史学科本身而言，那就是要通过总结中外教育发展的经验教训，为现实的教育改革提供历史的借鉴。这一方面表现为带着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来研究几千年人类教育的历史，另一方面则突出地表现为通过回顾20世纪中外近现代教育发展的历程，从正反两方面总结其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面临世纪之交，教育史学界针对长期以来中华民国教育史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的研究相对薄弱的现状，集中力量开展了研究工作。首先，中华民国教育史的研究进一步受到教育史学界的关注，相继出版了《中华民国教育史》（熊明安著）、《民国教育史》（李华兴主编）等。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1200余万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年—1997年）》（何东昌主编）汇编了新中国成立后有关教育的法律、法规、政策、条例、规章制度及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和重要的会议纪要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原始资料，在此基础上既产生了宏观性研究成果，如《共和国教育五十年》（教育部编）、《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的轨迹》（廖其发主编）、《当代中国教育思想史》（程凯主编）等；也产生了大批专题性研究成果，如部分教育史研究者着重考察“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教育而形成的代表作《“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周金华著）、《被“革命”的教育：“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郑谦著）等。最近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专题史丛书》（何东昌总主编）则包含了十二种专题史，分门别类地对新中国教育的历史作了一次较为全面而系统的梳理总结。上述研究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指引下，既充分肯定了20世纪中国近现代教育所取得的成就，也指出了其不足、失败、挫折、失误之处，并结合当时国内外特定的历史条件和背景分析了主、客观原因，为当前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更为直接的宝贵经验和教训。
（三）史料建设工作的不断加强
不断加强史料建设成为近10年来教育史学科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早在20世纪80年代，史料的发掘、收集、整理和汇编即受到多方重视，在此基础上近10年来教育史学界进一步加强了这一基础性建设工作。除了上述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史料而外，在古代教育史料方面，先后出版了《太学文献大成》（首都图书馆编，全20册）、《中国书院史资料》（陈谷嘉、邓洪波主编，全3册）、《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朱瑞熙等编，上下册）等。在近现代教育史料方面，至1997年陆续出版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采用“专题为纲，年代为目”和“年代为纲，专题为目”两种体例，分列学校制度、普通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教育行政与教育团体、教育思想、留学教育及鸦片战争时期教育、洋务运动时期教育、戊戌变法时期教育等10卷，汇编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此外220万字的《晚清中国人日本考察记集成·教育考察记》（王宝平主编）、《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法规汇编》（章咸、张援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北京大学等编，全册）、《北京大学史料》（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全6卷）等亦相继问世。在有关历代教育思想家的文献资料方面，则先有以近代20多位教育家分别立卷的《中国近代教育论著丛书》（叶立群、吴履平主编）面世，后又有《朱熹集》（郭齐、尹波点校，全10册）、《蔡元培全集》（蔡元培研究会编，全18卷）、《杨贤江全集》（任钟印主编，全6卷）、《徐特立文存》（武衡等主编，全5卷）、《叶圣陶教育文集》（刘国正主编，全5卷）等问世。在外国教育史资料方面，既有《外国教育名著丛书》、《汉译世界教育名著丛书》、《20世纪苏联教育经典译丛》、《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编辑出版，又有《外国教育发展史料选粹》等资料汇编刊行，还有《大教学论》、《教育漫话》、《爱弥儿》、《裴斯泰洛齐选集》等单行本翻译出版或再版重印。这些史料的汇编出版为中外教育史研究提供了更为充分的资料，从而使研究工作有了更坚实的基础。
（四）研究视野与研究领域的拓展
引人注目的是，近10年来教育史研究大大改变了久已形成的以思想史和制度史为两大板块的研究框架，努力摆正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极大地拓宽了研究视野，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从而为教育史学科的发展带来了蓬勃生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少数民族教育史及地方教育史的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由于各种原因，多年以来教育史学界在研究工作中存在着重视汉民族而轻视少数民族、重视中央而轻视地方的倾向。为了克服和改变这种倾向，广大教育史工作者勇于探索，锐意进取，通过大规模的分工合作，终于取得了突破性成果。500万字的《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韩达主编，全3卷）是一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著作，它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我国境内各民族教育产生、发展、交流、融合的历史。自1997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教育史学科组组织开展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以来，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成立了课题组并开展了研究工作，迄今为止已完成出版的有《广西教育史》（蒙荫昭等主编）、《辽宁教育史》（李喜平主编）、《湖北教育史》（熊贤君等主编）、《云南教育史》（蔡寿福主编）等多种。在此课题规划之外，《四川教育史稿》（熊明安等主编）、《天津近代教育史》（张大民主编）、《福建教育史》（刘海峰等主编）、《上海普通教育史(1949-1989)》（吕型伟主编）、《台湾教育简史》（庄明水等著）等亦已相继出版。这些成果不仅弥补了以往少数民族教育史及地方教育史研究之不足，而且为编撰更为全面、完整、系统的中国教育通史及中华民族教育通史奠定了基础。
2.专题史研究分门别类，蔚为大观。(1)伴随着“西学东浙”研究的深入，教会教育史研究开始向纵深发展。《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丛书》包括七种专著，已经面世的有：《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变迁》（黄新宪著）、《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史静寰、王立新著）、《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陶飞亚、吴梓明著）、《基督教大学华人校长研究》（吴梓明著）等。近来，《中国教会教育史》（吴洪成著）、《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胡卫清著）、《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教育》（王忠欣著）又与读者见面。此外，题为《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章开沅主编）、《社会转型与教会大学》（章开沅主编）的论文集中也收录了若干篇探讨近代教会教育的论文。(2)女子教育史受到广泛关注，先后出版了《中国女子与女子教育》（阎广芬著）、《中国女子教育通史》（杜学元著）、《中国古代女子教育》（曹大为著）等。(3)义务教育史的研究呈方兴未艾之势，这方面的成果始而有《千秋基业：中国近代义务教育研究》（熊贤君著）问世，继而又有70万字的《世纪之理想——中国近代义务教育研究》（田正平、肖朗主编）面世。(4)高等教育史是近10年来专题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先后出版了《中国高等教育史》（郑登云、余立等编，上下册）、《中国高等教育思想史》（高奇著）、《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曲士培著）、《中国高等教育史论》（涂又光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金以林著）、《近代中国高等教育》（霍益萍著）等。外国学者所著《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加］许美德著）、《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形成》（［日］大塚丰著）等也被译成中文。此外，在外国高等教育史方面，则有《德国和美国大学发达史》（贺国庆著）、《英国高等教育历史·现状》（张泰金著）、《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形成与发展》（沈红著）等问世。(5)留学教育史喜获新成果。除了上述《中国教育近代化研究丛书》中的《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田正平著）而外，相继出版的新作有《中国人留学史话》（吴霓著）、《中国百年留学全记录》（丁晓禾主编，全4册）、《中国百年留学精英传》（姚公塞等主编，全4册）、《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沈殿成主编，上下册）、《观念与悲剧：晚清留美幼童命运剖析》（石霓著）等。此外，《中国教育督导史》（江铭主编）、《中国古代私学与近代私立学校研究》（王炳照主编）、《中国德育思想研究》（陈谷嘉、朱汉民主编）、《中国古代科学教育史略》（孙宏安著）、《中国军事教育通史》（贾若瑜主编，上下册）、《中国家庭教育史》（马镛著）、《中国近现代教育实验史》（熊明安、周洪宇主编）等专题史研究成果也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上述专题史研究有的可谓拓荒性的补白之作，有的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发掘的成果，它们围绕不同的主题，或从不同的视角出发，钩玄提要，探颐索隐，考察了教育发展的方方面面，遂把教育史的研究推向了深入。
3.教育思想史及制度史的研究摆脱了传统的思路，收到了别开生面的效果。就教育思想、观念的研究而言，教育史学界突破了思想史研究的传统框架，开始从对个别教育家的教育思想、观点的微观分析型研究上升到对教育思想流派、教育思潮、教育哲学的宏观综合型研究，试图结合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思潮的变迁，从教育理念的演变等更深层次上来阐释中国教育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联系。《中国教育思想史》（孙培青、李国钧主编，全3卷）、《中国教育哲学史》（张瑞璠主编，全4卷）、《道家道教教育研究》（陈德安、齐峰主编）、《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潮与流派》（董宝良、周洪宇主编）等可谓这方面的代表作。就教育制度、政策的研究而言，教育史学界在以往中外教育通史及中外教育制度史研究的基础上，侧重于探讨教育制度、政策在实践过程中的转化，从而为中外教育史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中国教育管理史》（孙培青主编）运用教育管理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教育的管理实践，既从广义教育管理学的角度论述了中国教育行政管理的历史，又从狭义教育管理学的角度论述了中国学校教育管理的历史，不仅堪称一部优秀的高校文科教材，而且也是一部高水平的学术专著。《中国教育管理制度史》（李才栋、谭佛佑主编）、《中国教育管理史教程》（王建军等著）、《外国教育管理史》（陈孝彬著）等也作出了可贵的探索。
4.运用教育史的方法探讨教育科学各分支学科自身的历史，这是近10年来拓展教育史研究视野及领域所进行的一种新的尝试，也符合教育科学自身发展的需要。在这些成果中，有的是教育史工作者努力的结果，有的则凝聚着其他分支学科研究者的心血。这方面的代表作有《中国近代课程史论》（吕达著）、《中国古代学校教材研究》（熊承涤著）、《中国学校教材史》（吴洪成著）、《中国教学论史》（董远骞著）、《中国古代语文教学史》（张隆华著）、《中国现代语文教学史》（李可保等著）、《中国中学数学教育史》（魏庚人等编著）、《中国化学教育史话》（郭保章等著）等等。
5.校史研究的兴起是近10年来教育史学科努力拓展研究视野和领域的又一重要标志。在著名高校研究方面先后出版了《中国著名高校丛书》和《中国著名学府逸事文丛》两套大型丛书，在著名中学研究方面则出版了《中国名校丛书》。此外，还出版了《名人与名校丛书》，已经面世的有《盛宣怀与上海交通大学》（陈先元等著）、《蔡元培与北京大学》（梁柱等著）、《马相伯与复旦大学》（宗有恒等著）。在外国教育史方面，则出版了《世界著名学府》等大型丛书。近来，若干著名高校以校史办公室为主体编撰出版了本校校史，有关国外著名大学历史的个案研究作为外国教育史领域新的生长点也已初露端倪。这些成果既论述了各所名校本身的历史，揭示了其教育特色；又将这些学校作为众多的“窗口”加以展示，使读者清晰地观察到中外学校教育发展的具体轨迹。
6.近10年来关于教育家的个案研究也有了显著的进展，这方面的标志性成果当推《中国近现代教育家系列研究》（宋恩荣主编）。该丛书对27位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有重要影响的教育家进行了个案研究，对他们的实践活动和思想学说都作了充分的阐述和客观公正的评价，较之以往同类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另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局编辑出版的《世界著名教育思想家》（全4册）也已译成中文。
7.在外国教育史方面，除了上面已提到的若干研究成果外，外国教育通史、外国教育及教学思想史、外国幼儿教育史等领域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既出版了《外国教育史》（王天一、夏之莲、朱美玉编著，上下册）、《外国教育史教程》（吴式颖主编）等，又相继刊行了三种《西方教育思想史》（分别由王天一主编，单中惠主编，张斌贤、褚洪启等著）、《西方现代教育流派史论》（李苹等著）、《外国教学思想史》（田本娜主编）、《西方教学思想史论稿》（刘新科著）、《外国幼儿教育史》（单中惠、刘传德主编）、《外国学前教育史》（周采、杨汉麟主编）等。此外，国别教育史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代表作有《英国教育史》（徐辉、郑继伟编著）、《社会转型与教育变革：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研究》（张斌贤著）、《日本教育现代化的历史基础：江户时代日本教育研究》（杨孔炽著）、《法国教育督导制度》（霍益萍著）等。
（五）学科理论建设的探索与进展
经过多年来的不懈努力，教育史学科自身的理论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这一方面表现为由于大量成果的积累，在客观上教育史研究已逐渐摆脱对中外通史、思想史、文化史、哲学史等学科的依附，形成了本学科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学科体系，这标志着教育史学科业已发展成为一个较为成熟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表现为随着教育史学科的大发展，在主观上人们开始反思教育史研究本身的历史，提出了创建教育史学史的设想，并着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中国教育史学九十年》（杜成宪、崔运武、王伦信著）是这方面的标志性成果。该书对中国教育史学科自1902年至1992年90年的历史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基本状况、探讨的主要问题、取得的重要成果、存在的问题及缺憾以及学科发展的轨迹等都有明确的表述，史料丰富翔实，议论平实妥贴，达到了比较成熟的水平，表明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更自觉的阶段。
二、教育史学科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10年来，教育史学科在取得重大进展及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种种问题和困难，主要有以下表现。
1.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教育史学科的生存价值受到严峻的挑战。如何使教育史工作者进一步增强现实感、更自觉地关注现实的教育改革，这是关系到教育史学科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另一方面，社会上，包括教育界的相当一部分同志对教育史研究的性质和功能存在着片面认识，对教育史研究在教育改革和教育决策中的作用也缺乏正确的理解，这反过来又制约了教育史学科的发展，致使教育史研究的成果发表难、出版难。
2.由于师范院校本科教学计划的调整，教育史学科教学时数大幅度减少，不仅影响了教育史学科在师范教育中的地位，而且对教育史研究队伍的稳定和发展产生诸多不利影响，致使一些高校教育史研究队伍出现萎缩现象，外国教育史研究队伍近10年来则表现得尤为明显。
3.教育史学科自身的理论建设虽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从总体上说水平仍不够高。教育史研究在不断汲收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更新研究方法及思路等方面，尚有很多工作要做。特别重要的是，从一个世纪以来教育史研究的实践中总结概括出理论，深入探讨教育史学科体系及其未来发展方向等问题，使教育史研究进一步由自在的研究转变为自觉的研究，这还有待于教育史全体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4.在研究成果中存在着部分选题重复，造成了人力、物力浪费的现象；在教育史研究队伍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浮躁和急功近利的倾向。毫无疑问，时代的发展要求教育史工作者的思想观念、知识结构及研究方法不断地更新和优化，如果因循守旧就不能把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就会落后于世界学术潮流的发展，也不能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因而必须在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上不断开拓进取而不固步自封。但是，不论时代如何变化，科学研究必须通过辛勤劳动和刻苦钻研，这是不会改变的；真正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往往需要久经磨砺，精益求精，才能传之后世并永远给人以启发。正是在这层意义上，前辈学者那种“甘坐冷板凳”、“十年磨一剑”的严谨扎实的优良学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必须继承和发扬。因此，大力提倡学术规范，进一步加强学风建设，将是今后一个时期教育史学科建设中的重要任务。
三、教育史学科的发展趋势及重要研究方向
值此世纪之交，在回顾和总结近10年来教育史研究基本状况的基础上，展望教育史学科在新世纪的发展趋势及重要研究方向，对于推动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但同时又是一件十分困难的工作。限于笔者的认识水平，在这里只能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1.继续深入开展专题性、实证性研究。如前所述，经过多年来的努力，这方面已取得巨大成绩。但是，随着教育改革的推进和教育事业的发展，许多现实的教育问题需要通过总结历史的经验来予以科学的回答；何况，教育史学科本身尚存在若干有待深入探讨、发掘的领域或课题。譬如，在中国古代教育史方面，学校教育与社会教化的关系是至今尚未深入研究的课题，魏晋南北朝时期及后唐五代时期的教育也是研究的薄弱环节；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方面，教育财政史、教育法制史、社会教育史等尚无系统的研究成果面世；在外国教育史方面，则有更多的课题有待深入研究。因此，要鼓励和扶持教育史工作者不怕困难进行专门而有深度的研究，要进一步提倡献身学术的精神和严谨踏实的学风。
2.积极倡导多学科的交叉型、综合性研究。纵观近20年来教育史学科所走过的道路，大致说来“六五”规划时期重点在于编写新的高校教材，“七五”规划时期重点在于撰写通史类著作，“八五”和“九五”规划时期重点在于断代史、专题史、国别史的研究。总之，经过多年的努力，特别是近10年来，一些重大课题已得到深入发掘，许多新的研究领域也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从而为教育史学科从分散型的、专题性的研究转向交叉型的、综合性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和条件，这是学科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也符合学科发展的一般规律。举例来说，20世纪教育科学的各主要分支学科都获得了重大发展，从教育史的角度，运用史学研究的方法总结其发展、演变的历史及规律，从而构建起交叉型、综合性的教育科学发展史，这已成为教育史学界责无旁贷的工作。
3.努力提高教育史研究的理论水平。克服片面重视、简单堆积史料的现象，进一步加大教育史研究的理论力度，这是教育史学科的又一重要发展趋势及方向。所谓提高理论水平，一方面是指积极借鉴和运用人文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教育史，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大力加强教育史学科自身的理论建设。具体地说，应该倡导借鉴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并运用计量史学、心理史学、口述史学等新的史学方法来开展对教育史的跨学科研究，从而推动教育史研究取得突破性的重大进展。同时，加强教育史学科自身的理论建设，还应包括深入探讨和反思教育史学科的性质、功能及其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并通过总结教育史研究本身的历史，为教育史学科进行科学的定位，建立和完善教育史学科的理论范式、研究方法及学科体系等。
4.大力推进教育史研究的国际化。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史学界开展了国际学术交流，也组织或参与了国际合作项目的研究，但由于种种原因，较之教育基本理论、比较教育学、教育技术学等，在这方面教育史学科则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毫无疑问，21世纪将是一个国际化的时代，教育史学界如何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使学科建设真正与国际接轨，这是广大教育史工作者共同关注和思考的课题。归根结底，加强国际交流既有助于从世界教育的范围反观中国教育的历史，也有助于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教育史研究。与此相应，继续开展中外教育史的比较研究，加强中外教育交流史的研究，以便为促进国际教育交流提供历史的借鉴，这也成为教育史学科的重要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