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改革和地位传承：1949-1996年的中国城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地位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今，吸引我们的有关转型经济国家的各种问题与半个多世纪前关于相同国家的那些问题是非常类似的。当我们研究国家社会主义的退出这一现象时，我们要解释很多旧得多的问题：革命对阶级结构和机会平等真正产生了什么样的深远影响？无论政治和经济环境发生了什么样的急剧更新，先前的精英是否都设法获得了成功？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变化是否并没有使新的精英获得多少机会来提升和巩固其地位？革命和改革带来了什么样的真实的长远影响？无论其分支学科是社会分层和流动研究还是政治社会学，这些都是本学科的基本问题。
今天有关转型经济国家的研究几乎全部都集中于关注代际间的变化进程，例如市场扩张、私有化以及某种程度上的政治变革对建立在职业、政治关系(过去的或现在的)、教育水平和其他相关因素基础上的个人收入或职业流动性的影响。相关研究成果是丰富的，同时也产生了相当多的争议，虽然大部分争论主要关注的是市场机制对个人或家庭收入的影响。①而研究随着时间发生的职业类型和工作班次的变化以及政治从属关系和教育对个人职业的影响的文献，探究了那些争议少得多的相关问题。
只是到最近，各种著作才开始研究这些变化的代际影响。导致这种延迟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要去评估重大的社会和政治变化对下一代的影响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的，而要对仅仅在一代人之前才垮台的政权做出确定性的陈述还为时过早。当然，能够获得跨代调查数据使得我们有可能开始探究这一问题以及另一个与此相关的被长期忽视的议题——在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地位传承的程度，这为当前时代发生的变化能够得到评估提供了仅有的起点。代际流动性长期被视为衡量社会和政治变化(例如现代化和革命)的长远影响的关键指标。社会出身对个人生存发展机会的净影响(net impact)是衡量一个社会中机会平等的重要尺度，也是衡量地位间的界线在何种程度上得以明确以及可识别的精英在何种程度上和通过哪种机制巩固其地位的重要尺度。
虽然所有实行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权都有着相同的建立在“再分配”原则而不是市场原则基础上的经济模式，同时它们的执政党拥有相同的体制，但是它们在内部政治中还是展现出惊人的不同之处。在许多国家内部，在社会主义时期出现了政策上的急剧变化。在不同的政权之间，同在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存在明显的政策差异，甚至在最近这些年，后共产主义政权与正在进行改革的共产主义政权之间出现了更加广泛的政治差异。这种政治变化，或者“政权变动”(regime dynamics)对个人的生存发展机会有着直接影响。特别是中国，它所遵循的政治发展轨迹长期以来都不同于前苏联和中东欧国家。中国曾公开批评其他社会主义政权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过于保守。从1949年一直到1978年，中国的政权遵循了截然不同的政策，旨在剥夺革命前的精英和革命后的精英将较高的地位传承给后代的能力，但是这些政策后来被彻底放弃了。1978年之后，随着其实施市场经济改革，中国的政治发展轨迹继续遵循着截然不同的路径：尽管没有进行政治自由化，但中国共产党存活了下来并且得到发展壮大，这与那些垮台并建立了后共产主义体制的政权形成了鲜明对比。不论其向市场经济转型之前还是之后，中国政权的特点都使得我们可以预期其地位传承的模式是不同的。在毛泽东时代，对地位传承所设置的制度障碍是超乎寻常的强大，而毛泽东之后的政治自由化和党的继续执政使得我们至少期待看到党的精英之间所延续下来的地位传承，这种传承更有可能是增加而不是减少。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新中国政权制定了一些政策，旨在惩戒那些来自革命前的精英家庭的成员，例如不让其入党和占据拥有职权与特权的位置。它也制定了一些政策，旨在区分和优待那些出身于政治上可靠的家庭的人，尤其是那些在革命胜利之前就入党和参军的人。类似的政策在前苏联历史的早期和苏联阵营的新政权中曾经实施过，但是这些政策要么被随意地实施，要么被早早地放弃。另外，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制定了针对新政治精英的严厉政策，力图阻止这些新的精英把他们的地位传给他们的后代。在苏联的历史上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关于中国代际地位传承的新近变化的研究总是受到如下事实的困扰，即我们依旧没有衡量出早期的政策对精英家庭所产生的实际的净影响，因此也没有一个真正的标准去衡量其变化。
一项全国性的跨代生活历程(life-course)的样本调查使得解决这些问题第一次成为可能。本文探究了1949年后将近半个世纪的地位传承的情况，既关注革命前的精英，也关注革命后的精英。本文尤其感兴趣的是以下政策的影响：毛泽东时代较严厉的政策和随后的市场改革中较放松的政策。这些歧视性政策对旧精英后代有什么影响，这些后代能够克服这些他们前进道路上的政治障碍吗？革命后的新精英的后代在何种程度上享受了超过其教育水平所能保证的职业上的优势，尽管他们在毛泽东时代后期也遇到了挑战？这些优势在毛泽东之后的市场转型时期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流动性研究中的两个传统
流动性研究中的两个截然不同的传统关注了我们提出的广泛问题。第一种传统把国家社会主义政权当作有关代际流动性跨国比较研究中有趣的次级样本。这种传统源自经济现代化对社会阶级结构、社会开放程度和社会流动性有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的探究。其目标是测算出代际流动性的总比率的差异，以便把握整个社会的流动性的程度。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研究探究的是整个社会结构的新陈代谢，以便衡量不平等是在何种程度上进行代际复制的。更高的流动比率意味着更开放的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中，职业目标(occupational destination)更少受到社会背景的制约；更低的流动比率意味着更加封闭的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中，机会更少被公平分配。这一方向的研究可以使用职业声望的级别这一努力获得跨国有效性的指标，或者使用针对流动性表格的汇总定序分析，这种分析可以估算出个人的职业地位高于或低于他们父母的整体程度。这一传统的关键点是区分出经济发展导致的结构流动性与意味着更大的社会开放度的循环流动性，以便确定正式教育在何种程度上成为职业升迁的关键因素。当应用于国家社会主义的情况时，这一传统试图论证如下观点，即共产主义政权建立起与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相适应的更高程度的机会平等。
第二种传统更加集中关注的是精英的构成和这些政权所特有的流动性的政治维度，特别是党员身份在职位升迁中的作用以及导致不同的精英地位的各种出身背景，不论在国家社会主义时期还是后来的市场经济转型期。比起那些激发了有关代际流动性比较研究的问题来，这些问题更多是由政治社会学中的议题所引发的，并最终被有关精英内聚力、政权稳定性和政治变化的问题所促动。这一传统源自很早以前就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关注的是新的“统治阶级”是否逐渐主导着作为俄国革命遗产的一党专政，尤其是在斯大林主政之后。
对于拥有调查数据的当代社会学家而言，这些问题被转化为有关共产主义政权中流动性的政治维度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没有实行一党专政体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中不存在直接相对应的问题，并且在另一种传统中是被忽视的。党员身份和教育水平在职位晋升中发挥了什么样的相对作用，这种作用会随着时间推移发生变化吗？这些出身背景在涉及不同级别的政治和管理权力的职业发展道路上所具有的分量是不同的吗？党员身份和精英地位是面向不同出身背景的成员公开竞争，还是说这些精英地位是跨代传承的？这一传统为了更加集中地关注那些处于权力和特权顶点的人(以及政治对流动性的影响)，忽视了更加广泛的关于社会流动性和流动性的总比率的问题。②
我们的研究是牢固建立在第二种传统的基础上的，我们更进一步将这一传统扩展到了有关地位传承的问题上，我们不仅要研究革命后党内精英的优势，还要研究革命前的精英的后代在毛泽东时代及其之后的命运。
中国：政治上的自由化和制度的延续
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没有经历其他转型国家那样更加明显的政权变更，但它经历了不明显却引人注目的政治变化。要想充分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始前那段时期的政治，特别是1966年后与“文化大革命”相关联的10年。这一时期见证了对当时在职干部的史无前例的打击，实施了旨在阻止他们的家庭巩固其精英地位并将其利益传承给后代的政策。从1966年到1972年大学没有录取任何阶级出身的人，1972年到1978年也只有一小部分人可以通过党政干部的政治推荐去上大学。从1968年到1972年的大部分时期，政府干部和专家都被大量地发配到农村地区或工厂中参加劳动，直到1973年他们才开始大规模地返回到他们最初的工作岗位。③在1966年后的10年，正常的人事测评和职位晋升中断了，从1963年至1978年也没有增长工资。“上山下乡”政策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分析，根据这一政策，几乎所有的高中毕业生都被无限期地派往农村。这一做法开始于1968年并持续了10年，在此期间，有1800万青年人被发配到农村。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些青年人中的大部分才回到城市，继续其被中断的学业和事业。这些激进的政策为精英把地位传递给下一代设置了似乎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因为正常的教育和职位晋升被中断了。
除此之外，这些激进的变化加强了从1949年开始实施、直到1978年才结束的那种阶级划分政策。这种阶级划分在教育进修和工作分配时得到强调突出，旨在表现出对革命家庭和先前被剥削阶级家庭的偏爱，以及对早期有产阶级家庭成员和政治上的守旧精英的歧视。这些毛泽东时期的激进政策加深了对来自“反革命”家庭的、拥有不良阶级背景的人员的歧视。然而这种政策对先前革命的“红色”家庭的影响是含糊不清的，因为许多出身于这种家庭的人在过渡时期成为了干部，在“文革”中却作为“修正分子”成为首当其冲的斗争目标，在那些年，他们失势后被剥夺了权力。
在毛泽东仅仅去世两年后的1978年，这些政策被否定并停止实施。源自阶级划分的歧视被消除，大学得到重建，高考被恢复，将城市青年送往农村的做法被终止，被不公正对待的政府干部得到平反和恢复职位(如果他们幸存下来的话)，“文革”前的工资待遇与人事管理得以恢复。这些是重大的政治变化，对于职位的流动性和地位传承而言具有显而易见的意义，即使它们并不预示着后来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看到的那种政权变化。尽管我们知道这些早期的严厉政策得到了实施，但是我们依然对其真实的影响所知甚少。
先赋性阶级划分与家庭政治地位
毛泽东时期的政权干预地位传承的主要机制是家庭成分划分。1949年共产党巩固政权后，所有的城市和农村人口根据政治上所定义的阶级成分进行了划分。这种划分机制建立在所在地区解放时家庭成员的职业、收入来源和政治忠诚度的基础上。这种阶级划分成分被指派给以男性户主的名头为基础的整个家庭，其后代按照男性这一序列进行继承。尽管阶级分类很详细，但它们可以归为三个大类相。绝大多数人口被归为“红五类”，他们被偏向于认为在本质上是忠诚于党及其政策的。显然，这一群体的绝大部分成员都是那些被认为在革命前的社会秩序中属于被“剥削”的阶级。产业工人、贫穷的城市居民、没有土地的穷人和“中下农”构成了中国1949年以前的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他们都被归类为“红色无产阶级”。被归入这一受到优待的红色类别的还包括主要男性成员在革命胜利前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或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那些家庭，他们中的许多人在1949年之后都被委任了领导职位，以作为对其积极奉献的奖励。“红五类”家庭涵括了大约82％的城市人口，其中只有4.4％的家庭属于人数更少的“革命家庭”(见表1)。
注释：父母的教育是指父母中的一方所受过的最高水平的教育；父母的党员身份是指父母中至少有一方加入共产党的家庭所占的百分比；1949年之前的财产权是根据对以下几个问题的肯定回答来定义的：1949年以前祖父辈或者父辈是否拥有住房之外的房产，是否雇用家庭成员之外的其他劳动力，是否收租，或者1949年以前是否拥有大企业；高身份职业定义为“中农”，“小商人”，“富农或地主”，“小店主、房东或企业家”，“私塾先生或教师”以及“医生、中医和兽医”。
在政治光谱上，与受优待的“红五类”家庭相对立的是“黑五类”家庭，他们因为反动的政治立场而受到谴责。与“红五类”群体类似，“黑五类”的界定所依据的是经济地位和政治忠诚度。根据其财权所有权界定的剥削阶级(包括资本家、地主、富农)被归到这一类。具体原则是他们雇用了劳动力并从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中榨取了剩余价值，因此他们被视为在本质上是与共产党的纲领相敌对的。属于黑色一类的当然也包括那些加入国民党或曾经在国民党政府或军队服役的人员。这两个群体的人数非常少，占城市人口的3.4％。
第三类模糊地处于这两种极端类别之间，这一中间类别被认为在本质上既不是忠于党的，也不是反动派。作为马克思主义术语所说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他们被判定为在本质上是机会主义者：当革命力量处于优势时，他们就支持革命力量；当反动势力强大时，他们就忠诚于反动势力。该群体分类包括城市和农村的中产阶层：白领工人、专业人士、小商贩和小店主、自给自足的“中农”。在革命前，他们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拥有相对较高的教育水平、收入和财产。但是因为他们没有直接参与生产过程中对他人的剥削，因此他们并没有被认为在本质上是反动的，因而没有被指责为“黑五类”。这一群体的总数是“黑五类”的四倍多，含括14.3％的城市人口。1949年后，这类人员从本质上没有被定义为不忠和反动，也没有受到各种各样的最严重的歧视。然而他们也不像“红五类”成员那样受到照顾。
虽然这些分类都是基于(男性)家长地位的先赋性印记，但事实上它们代表着两种基本涵义上的政治地位。首先，这种分类本身意味着站在政权的立场对家庭本质上的忠诚度所作出的政治判断。这些家庭的后代仍然会贴上这样的阶级划分的标签，而无视他们实际的政治忠诚度和政治行为，党的相关部门在对其进行政治评价时会涉及这些标签有利的一面或不利的一面，而这些评价伴随着入学、工作分配、晋升和入党本身。其次，这种分类体系的政治维度要优于建立在社会阶级基础上的称呼。地主、富农或资本家家庭的成员只要其加入中国共产党或参加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有很多这样的人)，就会被划分为革命的红色阶级，即使他们的父辈的家庭应该被归入反动派。同样地，在国民党中担任过某个职位的贫苦农民和工人会被划分为反动的“黑五类”，尽管用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说，他们来自受剥削的家庭。
直到最近几年，我们才能获得关于这些类别的家庭的真实社会特征的数据。第一个值得注意的发现是革命“红五类”具有先前的黑色剥削阶级和政治反动派的许多社会特征。在革命阶级中，其父母的教育水平是无产阶级的父母的平均水平的两倍还高，甚至显著高于“黑五类”和中产阶级家庭的平均水平。显然，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由教育水平低的农村革命者起着先锋带头作用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出现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是来自中产阶级和旧精英家庭的革命者几乎都被归类为革命阶级。有关调查对象的祖父母辈在革命前的财产所有权情况和职业地位的数据表明，革命家庭的财产远没有低于以前的中产阶级家庭(比无产阶级家庭的两倍还多)，他们的祖父母中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拥有地位相对较高的职业。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党的阶级路线所造成的偏向，这些家庭在正常情况下应该在革命后发展得很好。(未完待续)
革命后的新旧精英
结合关于1949年后父母职业和政治地位的数据，以上这些政治分类可以用来把中国城市家庭划分为三种不同的精英类型。第一种是“革命干部”精英家庭，包括在这一类中的家庭其主要成员在1949年前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或中国人民解放军，因而被划分为革命分子，或者其主要家庭成员在1949年后逐渐占据了重要的政治和行政职位。所有贴有革命阶级标签的家庭都被归到这一类，他们在革命精英家庭中所占的比例将近一半(47.4％)。其余的部分是那些父母中有一方被任命担任了精英管理职务的家庭。其中绝大多数(大约占到总数的43％)都是无产阶级，剩下的大约10％几乎完全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在调查对象中，只有来自两个家庭的父母(占总数的0.7％)尽管带着黑五类的阶级标签，但仍努力获得了精英行政职务。(见表2)
注释：1949年前的财产所有权、父母的教育和党员身份在表1中已作界定，有关普通家庭的界定将在下面关于数据和分析方法的部分进行。
第二种精英家庭的类型是“党员家庭”，在这类家庭中父母中至少有一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但是它没有被归入到革命干部家庭。这些家庭的户主是1949年后第一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在我们城市调查样本的所有成年人中仅有17％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准许入党的个人一直都要接受家庭背景和个人表现方面的审查，通过了党支部和工作单位的支委的调查，并被证明是忠诚的。党员身份本身并不能带来特权和高的职业地位。然而，党员身份的确能把个人和工作单位中的权力网联系起来，它是政治地位和可靠性的标志，表明个人将来能获得教育进修的机会和职位晋升。因此，其主要成员是共产党党员的家庭与大多数家庭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与政权有着更强的联系。在这种类型的家庭中大约90％都贴有红色无产阶级的阶级标签，而其余的家庭几乎全部贴有中产阶级的标签。(见表2)
第三种精英家庭的类型在很多方面都是负面的，这一类型适用于那些在革命前的社会秩序中拥有特权的家庭。这些“旧精英”家庭输送了作为旧政权支柱的政客、经理人、银行家和地主，他们的财产在20世纪50年代被没收充公。这些家庭也输送了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才和白领工人，他们在革命前虽然没有占有生产资料，但拥有相当高的收入。这些家庭中的绝大多数(约80％)都被划分为中产阶级，剩下的20％都被贴上了黑五类的阶级标签。这类家庭要么受到极大的歧视，要么在政治上不被充分信任。他们在1949年以前都获得了相当高的教育成就，在没有真正的政治歧视的情况下，他们通常被认为有极大可能会把他们的地位传给其后代的。
革命之后，其主要成员是革命干部和党员的家庭所获得的待遇是不同于“旧精英”家庭的。革命干部拥有政治权利，他们的家庭成员受到国家的优待。这一政策直到1966年才遭到挑战。之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精英家庭中的许多人作为毛泽东对党内修正主义攻击的一部分而遭到打击。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们才得以恢复以前的地位，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才给“文革”中受到迫害的精英普遍进行平反和赔偿。相反，旧精英家庭在发扬从旧政权那里继承来的关于专业和管理的经验的家庭遗产的同时，也面对着程度不等的各种歧视。导致这些歧视的政策直到1978年才正式废除，而这些政策导致了什么样的净影响(net effect)这一点还不清楚。
地位传承的机制
家庭地位得以进行代际传承的最明显的机制就是阶级划分政策。阶级划分发生在人生历程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个时刻是入党。革命结束后，党员身份成为快速提升到拥有权威与特权的地位的一个关键背景条件，甚至对于那些教育程度一般的人而言，它成为了获得党组织资助的成人教育的一条捷径。第二个时刻是就业，以及接下来的晋升。在每一个关节点上，党组织的领导都会审查个人的党员身份和阶级出身。这是一种由党组织(在城市的所有重要单位都有组织的政治机构)实行的正式的审查程序——“一种忠诚度筛查”。
正式组织起来的人事制度及其明确的规定绝不是唯一发挥作用的机制。各种特殊关系也有影响，尽管它们有可能推翻官方的政策，但它们也能够加强官方的上述政策。在中国的城市找工作往往要动用强大的私人关系在个人关系网络中架桥铺路，从而影响单位领导的用工决定。只要劳动单位的领导在用工决议方面拥有自行决定权，那么，无论劳动力的分配是通过市场还是通过官僚机构，这种私人关系的影响就会发挥作用。拥有高职位和个人权威的人就更有优势通过自己的人脉网去影响任用决定，因为他们在利益交换中有更多的资源可以利用。
最后一种机制对于进行代际流动性研究的人而言则更加熟悉。父母的教育程度是后代教育成就的基础，因为职业地位更高的父母往往对他们的子女都寄予更高的职业期望和灌输更高的职业抱负。因此我们会预期，即使没有国家的优惠政策，在所有群体中父母教育水平最高、因而职业地位高的革命家庭将其地位传给其后代的几率是很大的。在这种类型的流动机制中，这种我们所熟悉的机制也适用于政治上的积极性和党员身份。父母的高学历和地位为子女提供了条件，向其灌输了抱负，与此道理相同，父母的党员身份(和政治等级)也给子女获得党员身份和行政职位提供了有利条件。相反，旧精英家庭的成员，其父母教育程度相当高，但没有什么政治地位和影响，因此他们在获得党员身份和官僚职务方面不太可能拥有多少有利条件。事实上，与他们的家庭所提供的教育资源相比，他们很可能要遭遇一些阻碍，尤其是在入党方面，而党员身份是以后获得行政职位的关键条件。所以，他们更可能去进行下面这样一种职业发展战略，其最终目标是需要教育背景但不需要严格政治审查的地位相对高的职业。
数据和分析方法
为了研究这些不同的精英家庭在历史中的命运，我们要分析来自全国性生活经历抽样调查中的城市样本的数据，该调查是1996年在中国进行的，涉及3087位年龄在20—69岁之间的中国成年居民。④来自这一调查的数据在更早关于中国城市与农村收入的决定因素和职业流动的研究中得到分析。⑤问卷调查需要得到关于被调查者的党员身份以及完整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的信息。该调查也收集了其他家庭成员在不同时间点的类似信息：被调查对象14岁时父母的教育情况、党员身份和从事的职业、其祖父在1948年从事的职业、1949年之前家庭财产状况和家庭阶级成分。我们因为教育信息的缺失而放弃了3个案例，因为党员身份信息的缺失而放弃了4个案例，因为有关家庭阶级成分信息的缺失而放弃了23个案例。这样剩下的分析样本由3057个有效案例组成。
像早期关于精英职业的研究分析一样，我们的分析也排除了农村的调查样本，因为它缺乏作为我们目标职业的行政和专业职位。另外，党员身份在农村居民中也相对稀少：1996年在农村样本中被调查的对象仅有5.8％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与城市调查对象中的17.3％形成了对比。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要评估整个职业结构中流动性的总比率，那么将城市和农村的样本全包括进来就是至关重要的。在中国，城乡人口流动中强大的历史障碍以及城乡职业结构中的巨大不同会导致任何有关职业传承的整体水平的评估都存在严重的样本选择偏见。因此我们的研究目标比较狭小和集中，不需要任何有关农村家庭的成员是否有能力进入非农业的身份较高的职业的信息。我们的研究目标就是几乎全部集中在城市的精英职业，旨在分析城市职业机制中随着时间而发生的变化。
在下面提出的分析中，我们考察了精英家庭后代获得三类身份地位的可能性：党员身份、精英行政职务和精英专业技术职务。⑥我们首先感兴趣的是，不同类型的精英家庭中哪些成员有可能获得其中的某一种身份地位，即一系列能够预测出这些结果的有关个人或父母的特征的矢量。以前发表的著作已经说明了受教育程度和党员身份对获得不同类别的精英地位的巨大影响。我们的分析方法包括两个部分。第一，在对个人的特征以及父母的教育这些因素进行控制后，家庭背景是否会对获得党员身份和个人求职结果造成净影响。在所有的分析中，我们对1977年之前的时期和1977年之后的时期进行了分开分析。第二，我们在统计上比较了这两个时期之间测算出来的比值比(odds ratio)，以便评估后毛泽东时代所发生的变化的性质和范围。
代表精英家庭背景的自变量是按照如下方式被界定并编码的。革命干部家庭符合以下两个条件中的一个：要么阶级成分是革命分子，要么被调查对象在14岁时其父母中至少有一位担任精英行政(干部)职务。在调查样本中，285位被调查对象(占总数的9.3％)被编码为革命干部家庭成员。党员家庭是指，被调查对象14岁时父母中至少有一位是党员，并且该家庭没有被归入革命干部家庭。在调查样本中，308位被调查对象(占总数的10.1％)是属于这种党员家庭。
在我们下面将提到的分析中，我们将把这两种精英政治类别合并起来组成一个单一的“新精英”类别。对于我们即将进行的许多分析而言，这些狭义上定义的类别没有涵括多少能产生统计学上有意义的结论的案例。这不可避免会导致精确性的丧失：比起户主为1949年之后入党的普通党员的家庭来，革命干部精英显然资历更老，地位更高。因此合并后的类别比起这种分析所要求的理想类别来没有那么精英，这使得我们发现这一类别的优势的可能性降低了。然而，当我们解释这种更宽泛的新精英类别的影响时，如果我们从分开进行的分析着手观察，我们会注意到这两个精英群体之间的重大不同。合并后的新精英类别包括593个家庭，约占样本家庭的19.4％。
与之形成对比的旧精英类别涵括了带有黑五类或中产阶级标签的家庭，它们没有被归入革命干部家庭或党员家庭。这些家庭或者受到极大歧视(黑五类家庭)，或者被红色家庭所享受的优待拒之门外(中产阶级家庭)。与合并两个新精英类别的理由相同，我们将黑五类家庭和中产阶级家庭这两个类别合并起来，这同样会导致精确性的丧失。根据政策，黑五类遭受了最严酷的歧视，中产阶级家庭作为一个中间类别，在与有着红色背景的家庭相关时，在政策上处于微弱的不利地位。因此，合并后的类别使得我们发现这些实际中的不利局面的可能性降低。然而，如果我们从分开进行的分析着手观察，我们就会发现黑五类家庭和中产阶级家庭之间的重大不同。在调查样本中，有481位被调查者(约占15.7％)属于这一合并后的类别。
最后，如果一个家庭既不符合条件被纳入到新精英的类别，也不符合条件被纳入到旧精英的类别，那么，它就被命名为普通家庭。实际上，这些家庭带有红色阶级标签——通常是无产阶级、城市穷人或无地农民，并且其家庭主要成员不是党员。他们占到了调查样本的65％，下面我们将把其作为被排除的对比类别进行分析。
为了评估父母的身份所产生的不断变化的影响，我们使用了事件历史分析(event-history analysis)。时变特征(time-varying characteristic)被转化成一年的时间跨度，以便使它们对于同一个人而言足够发生变化。带有特定时期效应的指数风险率模型用以下一般形式来表示：
r(t)=exp[pβp+X(t)βx+pX(t)βi]
其中r(t)指的是在“(t，t+Δt)”之间P期间内获得某个既定位置的风险率，P是一个代表着1977年之前和1977年之后这两个时期的虚拟变量，βp是一个代表着各时期所产生效果的系数，X(t)表示的是有关时间t时的个性特征和家庭背景的协同变量的矢量以及进行左删失(left-censorship)的控制虚拟变量，⑦βx表示的是从模型中预测出来的系数矢量，pX(t)是表示时期(period)和协变量矢量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术语，βi是代表着交互效应的系数矢量。在表中，我们将倍增风险率而不是标准增加系数作为常用风险率。这两种格式的系数包含着相同的内容，但前者解释起来更容易。
我们既关注毛泽东时期家庭背景对求职结果的影响，也关注毛泽东之后市场改革所带来的变化的范围。我们得到了两个不同时期的风险率：βx代表1949年革命之后一直到毛泽东时代结束(1950-1977年)的27年，βx+βi代表着后来政治自由化和市场改革的18年(1978-1996年)。风险率表示的是每一个时期内每一个变量对于获得某个既定位置的可能性的净影响，它建立在所观察到的事件以及在相关时间阶段内受这些事件影响的人口的基础之上。术语βi使得我们能够以严格的统计学检验来评估后者。
当然，我们更愿意对毛泽东时代的头17年，即1966-1976年期间严酷的“文革”政策开始实施之前的17年进行单独评估。然而，我们对精英地位的关注意味着我们的因变量是罕见的事件。如果把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与毛泽东时代的其他时期分开，那会导致切中主旨的案例的数量减少。所以，我们在图表中所作的分析，把毛泽东时代当作一个整体，尽管我们知道其最后10年在政治上极大地不同于其前17年。当我们已经能够观察到毛泽东时代内部在统计学意义上的重大不同时，我们在下面的分析中就会注意这些不同，但是我们不会在表格中涉及这些结果。
所有模型都使用最大可能性评估(maximum-likelihood estimation，MLE)。被调查者从分层样本中挑选出来，削弱了传统的差异评估的假设，即削弱了关于观察对象的自变量的假设。因此，我们使用强的“最大可能性评估”来调整主要抽样单位群集过程中的标准差。这不会改变系数评估，但是它将确保系数的标准差是无偏见的。⑧
党员身份的获得
在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党员身份本身就是一种身份标志和预示着未来职业晋升的背景资本。过去关于中国的研究已表明，党员身份无论在市场转型开始之前还是之后，对精英行政职务的获得都有着巨大的净影响。党员身份对那些入党时还很年轻的人影响巨大，这些人要依靠党员身份的帮助在未来获得快速的职位晋升，甚至要通过成人教育来获得进修。在共产党依旧掌权的转型经济国家，不同时期入党过程中的各种趋势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地位传承方式所发生变化的有用信息。
表3表述了来自两个模型的评估结果，这两个模型只是在将父母所受教育作为一个控制变量吸纳进来方面存在不同。模型1(1a栏—1c栏)将这一控制变量排除在外，而模型2(2a栏—2c栏)则包括了这一控制变量。在这两个模型中，a栏表述了毛泽东时代的风险率，b栏表述的是后毛泽东时代的风险率。两个模型中的c栏表述的是代表着这两个时期之间不同的风险率，表达为前两栏的系数之比。两个模型都表明党员身份深受性别、年龄和教育的影响。女性相对于男性的入党的百分比只有34％，这一比率在不同时期基本稳定不变。年龄的影响在毛泽东时期是巨大的，但之后就迅速下降。在毛泽东时代，年龄(以25岁为基准)每增长一岁，入党的可能性就增长20％。⑨到后毛泽东时代，这种影响下降到12％(也以25岁为基准)。在没有将父母的教育程度作为可控变量的模型中，这种系数方面的差异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被调查者的教育程度的影响在这两个时期之间有相当大的增加。毛泽东时代其影响较小——每接受一年教育只会使入党的可能性增加5％，但在后毛泽东时代，每接受一年教育会使入党的可能性增加20％。两个时期之间的这一差异在两个模型中都是具有统计学意义的。
表3也表明即使在对个人特征和父母教育程度进行控制后，家庭地位对党员身份也有着重大的净影响。在毛泽东时代，新精英家庭成员在入党的可能性方面占有89％的净优势(net advantage)，而旧精英家庭成员则有净劣势(来自旧精英家庭的人员在入党方面的可能性仅仅是普通家庭成员的一半多一点)。这意味着新精英群体与旧精英群体之间的一个巨大的净差异：在毛泽东时代，来自新精英家庭的人员的入党可能性是旧精英家庭成员的3倍还多。
在后毛泽东时代，这些差异极大缩小。新精英家庭的净优势仍然持续但其重要性在逐渐变小，虽然这些作用在不同时期的变化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而旧精英家庭相对于普通家庭的劣势彻底消失了，系数方面的这一变化是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在后毛泽东时代，党员身份对旧精英家庭的人员更加开放了，他们不再遭受在毛泽东时代所面临的歧视。新精英家庭保持着他们相对于其他所有人的净优势，尽管有迹象表明这种优势可能正在缩小。
在图表中没有表述出来的分开进行的分析中，我们更进一步地看到了我们将其合并进新精英和旧精英类别的各群体之间的差异。在毛泽东时代，革命干部家庭和党员家庭的优势在程度上是相同的，但在后毛泽东时代，革命干部家庭的优势延续了下来，而党员家庭的优势已消失。⑩在精英内部，黑五类家庭在毛泽东时代所遭受的歧视要远比中产阶级家庭所遭受到的歧视严重得多，尽管这两个群体相对于普通家庭而言都遭受了歧视。在一定时期内这种差异是具有统计学意义的。(11)我们也探究了毛泽东时代内部的差异，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和之后的差异，发现新精英的优势和旧精英的弱势都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限制。我们所看到的整个毛泽东时代的影响事实上要归因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12)
精英地位的获得
之前关于中国的研究已表明，在1949年后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精英职务。政府和管理精英职务是与涉及个人和财产的决策权有关的有威望的职位。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是需要运用特殊技术并且获得相对高的酬劳的职位，但它们不拥有在管理职位上实施的权力。较早的研究已经表明，获得这两种不同的精英职位需要对不同的个人背景进行不同层次的审查，对于行政职位而言，政治背景远比教育背景要重要得多，而对于专业技术职位而言，情况恰恰相反。单纯就父母的教育程度及个人特征而言，还没有人探究出新旧精英家庭的父母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把他们的地位传承给后代。
(一)行政精英职务
表4部分重复说明了早前发表的关于教育和党员身份对行政职务的不断变化的影响的调查结论。根据我们早先提出的家庭地位对党员身份有着强大的净影响的调查结论，模型1与模型2在是否将个人的党员身份作为控制变量吸纳进来这一点上是不同的，这将有助于我们确定究竟家庭影响中有多少要归因于被调查者的党员身份。在毛泽东时代，教育相对于党员身份的影响是有限的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在两个模型中，一年的教育仅使获得行政精英职务的机会增加7％或8％。这就意味着6年的教育(这是完成小学教育和完成中学教育之间的差异)仅使机会增加50％(1.07[6]=1.50)。而政治背景在毛泽东时代的压倒性重要作用是明显的(见表4，2a栏)。党员身份使获得行政职务的机会上升了7倍还多，这个数字相当于接受29年教育的作用(1.07[29]=7.11)。
从该表中得出的有关毛泽东时代的一个显著发现就是，没有哪一种精英家庭完全将其教育和党员身份方面的优势传承了下去(因为“文革”使行政精英职务的继承中断了)。这表现了毛泽东时代最后10年激进的反精英政策的影响：1966年后，整整一代年轻人被派到农村，大学被关闭，后来重新开放后招生减少，大量的干部被送到农村劳动改造数年，常规的职位晋升被取消了。20多年前关于移居人口的小样本调查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这是首次一个全国性的概率样本调查证实了毛泽东时代的政策对精英家庭的地位传承的限制程度。在这一点上，中国在成熟的国家社会主义政权中是独特的。
在毛泽东时代之后，新精英家庭迅速恢复了将地位传承给后代的能力。这一点是真实的，尽管年龄、教育和党员身份造成的影响几乎没有改变。6年的教育现在已使获得行政精英职务的可能性增长了一倍(1.14[6]=2.19)。尽管市场在扩张，但党员身份的影响自毛泽东时代以来并没有减少多少，它还是带来了6倍的优势，相当于14年的教育(1.14[14]=6.26)。党员身份仍然类似于一个取得职权的先决条件。这种影响不可能再存在于那些已经经历了巨大的政权变更的国家。(13)两个不同时期之间唯一明显的不同就是妇女的劣势呈上升趋势。在这两个模型中，妇女获得晋升得到某个行政职位的机会在后毛泽东时代几乎减少了一半。
在两个时期，来自旧精英家庭的人员在获得行政精英职务上都没有绝对优势，也没有劣势。然而，新精英家庭在毛泽东时代之后拥有绝对的优势，其中很多优势是由个人的党员身份居中促成的。在模型1中，新精英家庭享受的绝对优势被评估为74％；在模型2中，这一数字缩小为39％，具有边际统计学意义，模型2对被调查者的党员身份进行了控制。在这两个模型中，新精英的地位的影响在毛泽东时代之后增加了2倍还多，这一差异在两个模型中都具有统计学意义。
在图表中没有表述出来的分开进行的分析中，我们更进一步地看到了我们将其合并进新精英和旧精英类别的各群体之间的差异。像党员身份的获得的情况一样，我们发现后毛泽东时代新精英家庭的优势局限于革命干部家庭(来自党员家庭的人员的优势消失了)。(14)当我们探究毛泽东时期内部的不同之处时发现，与新精英家庭有利害关系的224人当中没有人在“文革”期间获得过行政精英职务，这使我们不可能得出对模型有意义的评估。几乎所有那些被提拔到行政精英职务的人都来自普通(无产阶级)家庭。显而易见，革命干部家庭和党员家庭都受到了“文革”政策的沉重打击。(15)
(二)精英专业技术职务
表5也部分重复说明了早先的著作已证明的教育和党员身份在精英专业技术职务中的不同作用。然而，首先，我们能判断出家庭背景对获得这些职务的影响程度，以及这些影响是如何随着时间而改变的。就像在早期的著作中那样，我们发现，党员身份对获得精英专业技术职务没有影响，而教育对其有巨大影响。教育和党员身份对这一职业道路的相关影响在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一直是稳定不变的。每接受一年教育，就使获得精英专业技术职务的机会上升大约37％—46％，将父母的教育程度作为控制变量涵括进来的模型2实质上并没有影响这些测算结果。
表5揭示了两个新发现。首先，在毛泽东时期，当旧精英家庭的后代在入党方面面临歧视时，精英专业技术职务对他们而言是一个避风港。单就教育的巨大影响而言，旧精英家庭的后代在毛泽东时期获得一份精英专业技术职位的可能性比其他家庭多出83％(见1a栏)，在控制了父母的教育程度后(见2a栏)，其绝对优势依然很大(约为49％)。父母的教育程度在毛泽东时代有重大影响：父母每接受一年的教育会使后代获得专业技术职务的机会上升8％(见2a栏)。这种父母教育程度的净影响在后毛泽东时代消失了，但来自旧精英家庭的人员所占有的绝对优势依旧很大(见2b栏)。
在图表中没有表述出来的分开进行的分析中，我们更进一步地看到我们将其合并进新精英和旧精英类别的各群体之间的差异，并发现了如下一点。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旧精英家庭的优势实际上完全取决于中产阶级家庭所增加的优势。(16)当我们探究毛泽东时代内部的不同时，我们发现合并后的旧精英家庭类别的优势(本质上指中产阶级中的旧精英)局限于“文革”之前的时期。在“文革”期间，他们的优势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消失了。最后，我们进一步关注表5中所表述的新精英在后毛泽东时代在获得精英专业技术职务方面缺少优势。这是因为该模型控制了被调查者的教育程度？当我们将被调查者的教育程度排除在模型之外时，我们发现来自新精英家庭的人员在获得精英专业技术职务时确实是占有绝对优势的。(17)这就意味着，在后期，来自新精英家庭的人再获得专业技术职位方面占有优势是因为他们拥有更好的接受教育的机会。
(三)小结
我们的分析得出了几个清晰的结论。最明显的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在极大的程度上成功地阻止了(或者可能是颠倒了)新精英家庭把精英地位传给其后代的能力。地位传承在某些方面还在持续着，即新精英在获得党员身份方面占有的绝对优势。然而，来自新精英家庭的人员无法将他们在获得党员身份上的优势转化成获得精英行政职位的优势，这主要是因为“文革”10年中的激进政策。
关于毛泽东时代的第二个发现也是值得注意的。根据整个毛泽东时期所遵循的一系列政策(即使在“文革”之前)，来自旧精英家庭的个人应该在工作分配和晋升上就受到一贯的歧视。其结果在我们关于党员身份的分析中是十分明显的，旧精英家庭的后代被允许入党的几率比新精英家庭和其他家庭低很多。但这种歧视并未阻止他们获得精英职务，只是使他们远离行政职务而转向精英专业技术职务。令人吃惊的是，尽管铭刻在政治成分标签上的歧视对于党员身份有着明显影响，但旧精英家庭的后代即使是在毛泽东时代(尽管只是在“文革”前)，仍在获得精英专业技术职务方面享有巨大优势。这种优势实际上完全要归因于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人员的优势，他们被红色家庭所享有的优惠待遇排斥在外，但是也没有遭受到针对黑五类家庭的政策所带来的极大歧视。有趣的是，尽管存在着歧视黑五类家庭的政策，但是他们相对于普通家庭而言在专业技术职务上依然并不处于劣势。这些家庭被获取政治职位的机会拒之门外，他们通过转向精英专业技术职务进行弥补，这些精英专业技术职务只对教育程度有要求而对党员身份没有要求。中产阶级是在毛泽东时代可以把地位进行代际传承的唯一精英群体，这一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父母所受教育。(18)
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所观察到的那些变化必须根据这一历史背景来评估。第一个明显的结论是关于党员身份的：尽管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自由化消除了针对旧精英家庭在党员身份上的歧视，但新精英家庭后代的优势仍保留了下来，尽管这些优势局限于革命干部家庭。更重要的事实是，党员身份对获得精英行政职务的巨大影响在市场改革时期并未减少。这并不令人吃惊：尽管进行了市场转型，但中国不同于其他大多数转型国家，它仍然是一党制国家。
关于后毛泽东时代的一个重要结论是，现在政治上相关联的新精英家庭进入精英行政职务的比率比其他家庭高，尽管这种优势局限于革命干部家庭。这种影响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入党上的优势，但第一次这种影响成为可衡量的。新精英地位的影响在后毛泽东时代增加了3倍。从这个方面说，政治联系的价值增加了。中国新精英家庭的历史发展轨迹说明“文革”拖延或打断了其家庭地位的巩固，这一上升过程在随着市场改革而进行的政治自由化条件下得以继续。(19)显然，宣称这是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所带来的固有结果将是错误的。相反，它说明市场转型的影响取决于相关联的政治变化，在本案例中，就是指紧随反精英政策的政治自由化。
旧精英家庭在后毛泽东时代的命运也是值得评论的。旧精英家庭后代在党员身份方面所面临的障碍很快就消失了，他们入党的机会不再与普通家庭不同。而且，他们与精英专业技术职位的紧密关系延续下来。他们在毛泽东年代所采取的战略(经历数十年政治偏见而形成的偏好可能加强了这一战略)依然形成了专业技术职位方面的战略，这一战略非常倚重教育背景。中产阶级家庭是依然在精英专业技术职位方面保持优势的唯一的家庭类型。没有迹象表明旧精英家庭的后代获得精英行政职务的概率更高了。(20)
结论：政治和社会变革
我们不能说这些发现是市场对转型经济的社会变革类型的一种典型影响。中国在两方面与当今大多数转型国家不同。首先，它是唯一一个在市场改革前的10年经历了对现有政治精英漫长而大规模打击的社会主义政权。其次，除越南外，中国是唯一完整生存下来并指导着市场改革的共产主义政权。所有其他转型国家都经历了各种不同的更彻底的政体变革。
这就引出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市场改革之前的数十年中，其精英传承的方式是什么样的？(21)在国家社会主义建立之后，政治革命和政体变革的长期影响是什么？如果我们把地位传承作为社会变革的一个关键指标，那么，在我们开始评价1989年后市场变革和政体变化的双重影响之前，这些问题就必须得到回答。1996年在中国进行的跨代生活历程调查可以追溯至上一代人，通过地位传承这一视角来追踪社会变革。
为了探究其他转型国家环境中的这些问题，社会学研究应该在探索政治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以及革命和改革的长期影响这一方向上更加深入。当今的转型国家正经历着一系列广泛的时代变化，包括政策制度方面的变化、大型企业的所有权和法人组织方面的变化以及其经济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方面的变化。对这些变化所带来的影响的评估只能依靠有关先前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发展时期的成果的认知。在没有像中国那样积极实施阶级划分政策和类似“文革”那样的政策的情况下，东欧和前苏联革命之前的精英过得更好吗？与毛泽东时期中国的那些精英相比，这些国家革命之后的执政精英更有可能巩固好他们的家庭地位吗？现在既然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的新精英已变成了后共产主义时期的旧精英，那么，他们的后代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是会过得更好还是更糟，尤其是在那些快速转型为激烈竞争的选举制民主政体的国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使我们更进一步探索国家社会主义政权之间政治差异的影响及其随着时间发生变化的影响，并使我们更接近关于20世纪革命运动的长期影响的确切答案。
注释：
①与之相关的争论主要是早期共产党政权中党员成员能够获得持续收益优势的根本原因。2002年戈伯认为，在俄国这种优势主要归因于未被关注的个人特点，这种个人特点在制度保障下发挥得更好，当然其中也包括了关于市场转型和收入不公平的强有力的争论。
②这种研究传统的分支是赛伦伊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匈牙利农村私人企业家的家庭起源的分析研究，尽管这一研究主要涉及新产生的农村精英，这种精英直到市场改革最早阶段才出现。
③在这段时期，相当于或超过一个城镇人口的120万的党政干部发配到农村，使得无法完成大量的体力劳动任务。
④这次关于“当代中国生活经历与社会变化”的调查是涉及6473户城乡家庭的样本调查的组成部分(Treiman，1998)，按照多阶段和分层要求，它选择了除西藏之外全国的100个不同水平的县作为样本。在每一个县级单位内选出两个居民委员会和乡镇。调查对象都是永久性或临时的居民，但不包括没有登记的流动人口。相关数据分析和文件资料在UCLA社会科学数据档案馆中可以得到(网址：http://www.issr.ucla.edu/data-archives)。
⑤这些城乡调查样本在关于毛泽东时期的代际职业流动性的最新研究中是被组合在一起分析的。(Wu and treiman，2007)
⑥“精英专业技术职务”一词的定义方式与沃尔德等2000年发表的文章中所作出的定义相同：一种中层专业技术人员和高层次技术人员的职业；“精英行政职务”与早些出版的文献中的定义是不同的：私人企业负责人被排除在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的类别之外。
⑦在后毛泽东时代，属于风险集合(risk set)的人包括两个群体：毛泽东时期没有经历过事件(event)的人和1978年后加入到风险集合的人。这两个群体无论在可观察到的方面还是没有观察到的方面，整体上都存在差异。以防万一，我们增加一个虚拟变量来说明被调查者是属于前一群体(编号为1)还是后一群体(编号为0)。除了左删失问题外，右截断(right-censorhip)的问题有时也被作为历史事件分析的一个潜在问题。例如，在我们的案例中，我们没有被调查者1996年(即我们调查进行的时间)之后的信息。右截断的问题是关于内部有效性的，即如果代表身份的因变量在不同的终止时间点被测量，那么，我们并不知道研究结果是否相同。然而，在此研究中，右截断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就调查两个时期：1950-1977年和1978-1996年，这两个时期都在检测日期的界限内。
⑧参见State软件中关于streg命令的文件。
⑨年龄系数在0岁时开始测算。年龄的二次方程式表明影响结果随着年龄每增长一岁就下降0.9929，在25岁时出现一个1.20的风险比(hazard ratio)。年龄的影响在50岁时达到0，随后变为负数。
⑩干部家庭的风险比实际上从毛泽东时期以来就没有改变过，一直停留在1.74，然而党员家庭的风险比下降到0.98。
(11)在毛泽东时期，黑五类家庭的风险比是0.07，而中间阶级家庭是0.68。
(12)在前“文化大革命”时期并不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然而新精英家庭的优势与旧精英家庭的弱势在“文革”10年中是很大的，具有统计学意义。这两个时期之间的差异对于新精英家庭而言是具有统计学意义的。这些替代性分析的结果是可获得的。关于时间的控制变量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这就意味着那些在毛泽东时期有资格入党的人在后毛泽东时代入党的比率并不比那些在这一时期加入风险集合的人更大。在测试其他的时间分类(time specifications)时，我们发现线性模型与两期模型一样不是那么合适，而三期模式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13)事实上，在许多后共产主义政权中，共产党不再存在，只能将其称为前共产党党员(Gerber，2000)。
(14)干部家庭的风险比是1.61，且在0.05水平时比较显著，而党员家庭为1.18。该控制变量对于1978-1996年期间具有统计学意义，表明了一种平凡效应：与1977年后加入风险集合的人相比，那些在毛泽东时期有资格晋升而未晋升的人获得一份精英行政职务的可能性要多出72％。相关测试表明在这方面不存在群体差异。
(15)一个线性的时间分类并不像这里论述的两期模型那样合适。后毛泽东时代新精英的优势并不是因为受到更好的教育。当我们将被调查者的教育情况从模型中排除之后，结果并无变化。
(16)两个时期黑五类家庭的风险比都接近1.0，这说明尽管面临歧视，但与普通家庭相比，他们并未处于劣势。中间阶级家庭的风险比比我们在表5中所报道的旧精英家庭稍微大些。
(17)将被调查者的教育程度从表5中的1b栏中排除出去，得出新精英家庭的风险比为1.98，旧精英家庭为2.58，两者都具有统计学意义。这一控制变量对于1978-1996年时期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这说明那些在毛泽东时期没有获得精英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并不比那些1977年后加入风险集合的人获得这种职务的可能性更大。相关测试说明在这方面并无群体差异。
(18)这是一个已被凯莉和克莱恩部分证实了的观点：一般而言，革命通过平均产权和清除阶级障碍而有利于那些拥有人力资本的人。
(19)这里与赛伦伊(1988)的发现有相似之处，即革命前的企业家的家庭遗产可预测到会流向匈牙利开始农村市场改革后的企业家手中。
(20)所涉及的机制就是家庭偏好面对歧视随着时间发生变化，类似于导致职业抱负中的性别差异的过程(科瑞，2004)。科瑞所描述的个人抱负的调整可能部分对应于妇女入党和获取精英行政职务的比率持续偏低这一现象。在获取精英专业技术职务上并不存在性别方面的净影响。
(21)先前有大量关于教育成就(Ganzeboom et al.1990；Gerber and Hout 1995；Hanley and McKeever 1997；Szelenyi 1998，pp.21—41；Wong 1998)和党员身份的研究(Szelenyi 1987；Wong 1996；Hanley 2003)。然而，这些研究并未在新旧精英之间作区分，而这恰好是我们分析的重点。在这一领域，关于职业成就的以往研究已经被有关社会整体流动性和总体人口流动率的研究所主导，而忽视了对新政治精英的更集中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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