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探索中的矛盾及其逆转之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矛盾论文,年代论文,原因论文,中国社会主义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3)04-0024-06
从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都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变对头了。那么，回过头去看，这种政策的改变似乎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曾开过一点头，遗憾的是很快就中断了。在研究改革开放史或研究邓小平和毛泽东的学者当中，有不少人都把50年代中期这段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与以后的改革开放联系起来，并把它作为改革开放或邓小平理论的源头来评价，但对这段很好的探索为什么很快就中止以至此后走向了反面、最终走到了“文化大革命”的绝境，人们谈论得还比较少。笔者以为弄清50年代中期起步的探索何以很短时间就发生逆转的内在原因，对正确评价这段探索在当代中国历史的定位、理解邓小平为何强调最重要的一条历史经验是要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为何20年改革开放总是不断受到姓“资”姓“社”的干扰以及邓小平的历史贡献何在，都是有意义的。
探索的起步：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人们都清楚，中共中央领导人最初设想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先用10～15年的时间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在实现国家工业化以后再采取消灭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步骤。但到1952年秋，毛泽东认为，以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来说无产阶级都已占了绝对优势，消灭资本主义不需要等到10年或15年以后再起步，而有可能从现在就开始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把它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个工作从1953年中共中央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后就全面起动。按照这条总路线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基本上就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其主要特点是：生产资料的单一公有制，由国家把一切都统起来、包下来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以及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与这种过分单一和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是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
由于这种体制的固有弊端；由于1955年秋冬到1956年春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出现过急、过粗的问题；由于1956年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所犯严重错误的揭露。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提出了要“以苏为鉴”，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可喜的成果：这个探索的时段大体上是从1955年冬到1957年春夏之交。1955年12月，刘少奇开始听取中央和国家机关部门负责人的工作汇报，考虑起草中共八大报告的思路。接着，毛泽东也听取了国务院财经系统34个部委办局的汇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形成了《论十大关系》的系统意见。随后的中共八大就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建设方针和政策做了规定。1957年春，毛泽东又阐述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这段探索取得的成果，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但从当年被认为具有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制度层面来看，集中体现于陈云在中共八大发言中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补充；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计划生产是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在市场方面，国家市场是主体，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是补充”。[1]陈云的这个基本思想，在刘少奇的政治报告、周恩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里都有反映，并做了相应的政策规定。在社会主义社会，允许个体经济、市场调节、自由市场在一定范围内合法存在，这实际上是对苏联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某种程度的突破。从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角度来衡量，这是当时最富实质性的成果，因为它所触及的是这个社会制度的基础。
理论的死结：这对问题认识的深刻程度而言，当时的认识还是处在一种对已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暴露出的问题的表层认识：这就是社会主义改造急速完成后，广大农民的手脚被捆绑在一起，失去了生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又使社会生产出现原料供应、生产过程、市场营销各自为政、相互脱节的现象；市场上呈现出商品短缺、品种单一、质量下降的问题。由于当时恰恰是以单一公有制经济基础的建立为标志宣布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的，因此，“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政策的提出，不能不被认为基本上是属于一种应对性的策略，并没有认识到这是现阶段中国国情的客观需要。如果说当时在理论上也有所认识的话，那就是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要正确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要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但并不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本身存在缺陷而需要有所修正或改变。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种几乎被凝固了的认识，在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八大通过的党章总纲对党的今后任务的表述中充分地反映了出来。八大党章中说：“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各方面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继续采取正确的方法，把资本家所有制的残余部分改变为全民所有制，把个体劳动者所有制的残余部分改变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彻底消灭剥削制度，并且杜绝产生剥削制度的根源。[2]从这可以明显看出八大所追求的目标，仍是单一公有制的“纯粹”的社会主义。
值得指出的是，苏共二十大以后，西方世界掀起的反苏反共浪潮，尤其是匈牙利事件，使中共中央领导人感到社会主义面临严峻挑战。于是，由最初主要接受斯大林错误教训的立场转向维护斯大林的理论和模式的立场；由主要反对教条主义转向主要反对所谓修正主义。这直接地反映在1956年12月由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经毛泽东亲自修改、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下简称《再论》）中。《再论》对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概括为五条，其中第三条是讲革命胜利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镇压反革命，实现工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消灭剥削制度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度，消灭阶段；第四条是由国家领导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积极准备条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而斗争。《再论》把这五条经验称之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长途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内关于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普遍规律”，“是各国无产阶级为了取得胜利都必须走的共同的康庄大道”[3]。可以说，这是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模式的全盘肯定。当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领导人铁托在匈牙利事件之后曾经提出斯大林的错误不单纯是个人崇拜问题，而是制度问题。中共中央对此做了断然否定。《再论》明确指出：“斯大林的错误，是不是由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已经过时，而不能再适应苏联发展的需要了呢？当然不是如此。苏联这个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年轻的，它所走过的时间还不到四十年。苏联经济迅速发展的事实证明，苏联的经济制度基本上是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的，苏联的政治制度也是基本上适合于经济基础的需要的。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有些人想用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对于经济事业的管理来解释斯大林的错误，认为政府管理了经济事业就必然成为妨碍社会主义力量发展的‘官僚主义机构’，这也无法令人信服。谁也不能否认，苏联经济的巨大高涨正是劳动人民的国家政权有计划地管理经济事业的结果，而斯大林所犯的主要错误，却很少同管理经济的国家机关的缺点有关。”[3](P,567～568、571)
再从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来看，原始稿的多次讲话始终回避了什么是当前的主要矛盾这个问题。只是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讲话时回答人们的提问才说了以下的话：人民内部的斗争为主，还是阶级斗争为主？有好些同志提出这个问题，一定要讲个为主。似乎那个意思就是，讲阶级斗争为主恐怕好一点，舒服一点。而我恰好换个位。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就是这个题目，叫做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斗争。这里面包括一部分阶级斗争，比如我们把民族资产阶级放在人民内部来处理。人民内部斗争现在很突出。八大作了结论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了，现在突出的是人民内部的斗争[4]。
众所周知，中共八大通过的政治决议中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社会主要矛盾曾经做过如下判断：“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3](P.341)可是过后不久，毛泽东说不行，是错误的，他不能接受，说当时他是被迫签字，临时匆忙签的字。他说，这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制度先进，什么叫做先进？先进的社会制度就是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说社会制度先进，生产力落后，这不行。胡绳在生前的一次谈话中指出：现在回想，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有马克思主义的敏感。马克思主义没有这样的提法。说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话等于说生产关系冒进了，而毛主席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还有发展余地，还有可做的。后来又搞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生产关系还大有可为呢，你说太先进了，他感觉到这不行。现在看毛主席这时候反对这样一个说法，恐怕就包含一点他后来表现出来的一种倾向，就是觉得生产关系还不够先进，还可以更先进，生产关系还远没有到头就说先进了，这不行[5]。
这个意思，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分析中也可看得出来，虽然他认为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但一接触到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他就并不认为已经建立的公有制生产关系与现实的社会生产力、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与经济基础有什么不相适应而需要改革。相反，他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就所有制这点上说，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个别问题上，还需要继续解决。”[6]这样，中共八大一方面继续把单一纯粹的社会主义作为奋斗目标，另一方面又提出要实行适度调整单一公有制和统一计划经济体制的灵活政策，这在实际执行中就不能不出现碰撞而产生极大的矛盾。
逻辑的必然：当时中国出现的主要情况是：城市方面，个体手工业户发展很快。这就涉及如何看待已经实现的手工业合作化，同时，个体手工业户的发展又必然提出是否允许雇工、剥削等问题。事实上，当时社会上就已经在惊呼“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又要泛滥了！”1956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怎样对待手工业个体户》的社论，一方面指出：在合作化高潮以后，手工业个体户的发展是不奇怪的。它既利于满足人民的需要，增加了市场的商品供应；又利于扩大城市的就业渠道，所以是对国家有利而无害的事情。另一方面又强调指出，一些已入社的独立手工业者和小业主，看见单干有利可图，也退社单干起来；有的手工业户进行非法剥削和牟取非法利润。因此，社论提出，今后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还要继续下去。这就是说一方面允许它存在和发展，一方面又要不断改造和消灭它。农村方面，突出问题是闹退社的风潮。1956年12月6日，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一份简报通报了辽宁、安徽、浙江、江西、四川、陕西、河南等八个省闹退社的情况：退社户一般占社员户数的1%，多的达5%，思想动荡想退社的户所占比例更大一点；浙江的宁波专区，已退社的约占社员户数的5%，想退社的占20%左右；广东全省已退社的约70000余户，占社员户数的1%，并已有102个社垮了台。简报分析了农民闹退社的原因，指出大多数是因为收入减少而引起的。各省一般地都有10%～20%的社员户减少收入。减少收入较多的户多半是富裕中农、小商贩和有技术的手工业工人等，他们积极想出去单干。简报还特别指出：在农村自由市场开放之后，有些社员，特别是一部分富裕农民，认为这是单干赚钱的门路，不愿留在合作社内。[7]这都表明，既想要巩固现有的单一公有制的制度体系，又想要实行一定程度的灵活政策，必然会造成集矛盾于一身，在哪一方面也迈不开步。正是在这种交织状态下，中共中央决定用整风的办法解决领导机关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以反对官僚主义，号召用“大鸣、大放、大字报”进行炮轰。由于矛盾突出集中在已经建立的单一公有制经济的基本制度能否巩固、是否允许雇工剥削制度重新合法，因此，当鸣放的意见触及农业合作化、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已经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资本家是否还有两面性以及人们要求改善党的领导时，这些意见就很容易被认为是要否定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这些人很容易被认为是属于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的右派，应迅速予以反击。可见，1957年夏季开展的一场大规模群众性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对所谓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以及此后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重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6](p,606～607)绝非偶然，这都与当年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局限性有着密切的关联。至于1958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继续加强对残存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对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乍看起来似乎与中共八大的决策是一个急转弯，但实际上与八大明确的今后任务完全是一脉相承的。
历史的教训：总之，中共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探索，是在斯大林模式框架内的探索，这就是它的历史定位，也是它很快夭折的原因。鉴于历史的深刻教训，邓小平要求全党牢记最重要的是要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20年的改革开放，就是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逐步从斯大林理论和模式的框框中走出来、逐步摸索和确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框架的过程。但是，要从斯大林模式的阴影下走出来，决非易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但此后实行的无论是在农村由集中劳动、统一分配到转向同意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还是在城市允许由开办知青商店、个体摊贩到允许雇请少量学徒、帮手，到对雇工数量不限的政策，基本上都还是从解决现实经济困境出发的一种权宜之计，缺乏科学的理论支持。首先从社会主义模式的角度反思历史经验教训的，是邓小平。他在1982年9月1日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明确指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同时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8]但是，要使决策层以及上中下层干部都能从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中解放出来，并非易事。从1989年东欧剧变到1991年苏联解体的两年多时间里，对改革开放是否坚持了社会主义的质疑尤为尖锐，反对“和平演变”的呼声一时甚嚣尘上，这其中既有提出经济建设和阶级斗争两个中心的论者，更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的论断。如：有的认为，由于允许私有制和个体所有制经济发展，正在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出现一个企图摆脱共产党领导和公有制的利益集团和社会阶层向我们挑战；有的认为，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正在和可能导致两极分化，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原则；有的认为，办经济特区是搞资本主义，多一份外资就多一份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因而他们主张，改革开放的每一项措施都应该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
这场姓“社”姓“资”的争论又突出反映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首先是有人对1987年中共十三大确定的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提出质疑，此后在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中也代之以“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模糊提法。针对不同意见的争论，邓小平多次谈了自己的意见：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同中共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8](P,364)1991年一二月间，邓小平在同上海市负责人谈话时又指出：“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但那也是出于好意，一是不习惯，二是怕，怕出问题。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当然，太着急也不行，要用事实来证明。当时提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有许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嘴里不说，心里想不通，行动上就拖，有的顶了两年，我们等待。”“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8](P,367)随后，上海《解放日报》按照邓小平的讲话精神，连续以皇甫平之名发表评论文章，提出改革要深化、开放要扩大；“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指出“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这种科学认识的获得，正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上又一次更大的思想解放”。这些观点，引起了北京舆论界的强烈批评。一些很有影响的报刊发表文章说：现在不是解放思想不够，而是过了头。现在的问题不是思想僵化，而是改革到底是改到资本主义那里去，还是改到社会主义那里去。还尖锐地质问说：“为什么不能问姓社姓资？”“你不要问姓社姓资，请问你贵姓什么？”直到当年9月1日江泽民亲自干预，这场公开争论才得以停止。
正是因中共党内在思想理论上两年多的徘徊，邓小平于1992年春先后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围绕改革开放的根本战略发表谈话，明确阐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针对姓“社”姓“资”的争论，邓小平强调：“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3月9～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围绕邓小平的谈话精神，讨论了有关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明确阐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要“牢牢把握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号召全党要认真学习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提高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强调“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9]6月9日，江泽民以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的重要谈话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为题，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长篇讲话，正式表示，有关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9](P,2073)7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陈云悼念李先念的文章。陈云在文中明确表示：“先念同志和我虽然都没有到过特区，但我们一直很注意特区建设，认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这几年，深圳特区经济已经初步从进口型转变成出口型，高层建筑拔地而起，发展确实很快。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1](P,379)正是在中共高层取得新的共识之后，199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才正式确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破除对贫穷的公有制的崇拜，确认社会主义可以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包括个体和私营经济在内的多元结构，到破除对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崇拜，确认社会主义也应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就基本上走出了斯大林模式的怪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也由此基本确定了下来。邓小平的历史功绩正在于此。
［收稿日期］2003-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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