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后期中日海军教育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军论文,中日论文,后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60年代，中日两国几乎同时开始了创建新式海军的历程，在此期间，两国先后创办了一批海军学校，发展近代海军教育。但是，在甲午战争中，两国海军的命运却出现了截然相反的结局。本文试图从海军教育的角度，对产生这种结局的原因进行一些探讨，以求教正。
一
19世纪60年代，中国开始了洋务运动，日本则开始了明治维新。洋务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创办新式海军，以加强海防，抵御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海上入侵；明治维新一开始，亦以发展海军为一项重要国策，但其发展海军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积极向海外扩张，发展资本主义，与中国发展海军的目的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中日两国在发展海军的过程中，在海军教育问题上，却有一些共同之处。
第一，都将创建新式海军学堂作为培养造就海军人才的根本。
中国近代新式海军的创建者主要是洋务派。洋务派办海军的一个特点，就是将海军人才的培养教育置于重要的地位优先考虑。认为，“海防无他，得人而已”（注：《清末海军史料》第57页）“人才为水师根本”（注：《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52卷，第8页。），“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注：《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24卷，第12页。）。而造就海军人才的基本途径是办海军学堂。强调：“船政根本在学堂”（注：《沈文肃公全书》第4卷，第3页。），欲求堪任将领之才，“尤必以学堂为根本，乃可逐渐造就，取资不穷”（《清末海军史料》第389页、）。基于这样的认识，洋务派创办海军伊始，即于1866年设立了福建船政学堂。随后在甲午战争前，又先后设立了天津水师学堂，威海水师学堂，旅顺口鱼雷学堂、海军枪炮学堂、天津海军西医学堂等培养海军各类人才的学堂，作为发展海军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日本为奠定海军发展基础，也把重点放在人才尤其是军官的培养上，其主要措施便是开办海军学校。1868年7月14日，日军务官在给天皇的奏折中提出，大兴海军乃当务之急，而创办海军学校是兴建海军的第一位要事，“首先应网罗精通技艺之士，以从事海军训练、编制和造船冶炼等方面的工作。有鉴于皇国精通上述技艺之士甚少，故兴办学校为建设海军之根本”，应迅速“创办学校，以建立海军之基础”（注：（日）外山三郎：《日本海军史》第13页。）。1870年日兵部省在其“大办海军”的建议中，更强调“军舰的灵魂是军官”，为此“尽快创办学校，广选良师，教育海军军官是建设海军的头等大事”（注：（日）外山三郎：《日本海军史》第13页。）。这样，日本海军在1869年9月恢复了幕府海军操练所，1870年将其改名为海军兵学寮，并制定了海军兵学寮规章制度，使海军教育走上了轨道。1876年海军兵学寮改名为海军兵学校。在此前后，日本海军还建立了培养各类海军人才的海军轮机学校，财会学校、军医学校、炮兵学校、水雷学校、通信学校、航海学校和工程学校。
第二，海军教育的内容和方式均有较强的开放性。
清末中国海军学堂办学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是师夷长技，注重向国外学习，实行开放。这种开放首先表现在，引进了西方先进海军国家的课程体系，学校教学主要内容是外语和全新的自然科学和军事技术；开放性还表现在，清末几乎所有的海军学堂在创办初期都聘请了外国教习担任学校的主要课程教学，海军练船也聘用了外国教习。从海军学堂选拔优秀的毕业生出国留学，是清末海军教育开放的又一个重要表现。为了更快更深地掌握西方国家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海军军事技术，清朝当局从福建船政学堂选拔一批优秀毕业生分三批分别于1877年、1882年、1886年前往英国、法国留学，继续深造，开创了一代新风，走出了中国军事教育面向世界的第一步，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日本海军教育同样注重对西方先进技术和军事技术的学习，并聘请外国教官。早在1862年，日本就首次向荷兰派出了15名海军留学生。1873年，应日本邀请，英国海军军官道格拉斯率领1个由34人组成的教官团到达日本，帮助日本重新制定了海军兵学寮的规章制度，进行施教，使日本海军教育走上了轨道。日本其它海军学校乃至海军各部门也聘请了一批外国教官和专家，总数为100名左右。其中大部分为英国人，还有少数法国、德国和美国人。为了尽快掌握先进海军军事技术，1870年日本同英国签定了为期3年的合同，派遣了两名海军军官到英舰实习。这是明治维新后日本向外派遣的第一批海军留学生。同年12月，日本制定了海军留学生规划，之后，外派海军学生出国留学日渐增多。截至1887年，派往英国25名，法国6名，德国1名，英舰5名，美舰3名，德舰8名。
第三，中日海军教育都培养造就了一批新型海军军官，为各自海军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1875年第一次海防筹议决定创办南北洋海军前，福建海军是当时中国唯一一支初具规模的近代新式海军，实际承担了中国沿海的防务。这支海军的主要管驾人员大多出自福建船政学堂驾驶专业第一届毕业生。如张成先后任“海东云”、“靖远”管驾，后又统带福建水师，吕瀚任“长胜”、“振威”管驾，叶富任“海东云”管驾，林国祥任“琛航”管驾，邓世昌为“琛航”大副、“海东云”管驾，林泰曾任“建威”大副，黄建勋任“扬武”正教习，方伯谦任“伏波”正教习、“扬武”管驾。福建船政学堂管轮专业学生对海军造船事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凡新造之轮船机器皆所经手合拢，分配多船管车者已十四名”（注：《洋务运动》丛刊，第5册，第28页。）。其中，魏瀚、陈兆翱、郑清濂对海军造船事业所作的贡献更为突出。
海军教育对北洋海军的发展所产生的作用更是显著。北洋海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近代海军教育。海军学堂为北洋海军培养造就了一批掌握先进科学技术，能驾驭新式战舰的军官。1875年第一次海防筹议清政府决定创建北洋海军后，北洋海军“所需管驾、大副、管理轮机炮位人员，皆借才于闽省”（注：《洋务运动》丛刊，第2册，第461页。），取自福建船政学堂。1879年以后，北洋海军外购的数艘“镇”字号炮舰陆续回国。这是北洋海军早期的主要舰船。随即调刘步蟾任“镇北”管带，林泰曾任“镇西”管带，何心川任“镇南”管带，丘宝仁任“镇东”管带。后又调林永升任“镇中”管带，叶祖圭任“镇远”管带。北洋海军成军时，主力舰船的管带全部由福建船政学堂驾驶专业毕业生担任。他们是定远舰管带刘步蟾、镇远舰管带林秦曾、致远舰管带邓世昌、靖远舰管带叶祖圭、经远舰管带林永升、济远舰管带方伯谦，来远舰管带丘宝仁，平远舰管带李和，威远舰管带林颍启，超通舰管带黄建勋，扬威舰管带林履中，康济舰管带萨镇冰。其中9人是首届海军出国留学生。
由于北洋海军发展“需才甚众”，从福建船政调遣“往返咨调，动需时日”，李鸿章于1880年奏请开办天津水师学堂，以“就地培养人才”。在近20年时间里，天津水师学堂培养管驾专业6届毕业生125名，管轮专业6届毕业生85名，共210名，基本满足了北洋海军对驾驶和轮管人员的要求。旅顺鱼雷学堂3届23名毕业生，“均派充北洋舰队服务”（注：《清末海军史料》第57页、第389页、第433页、第349页。）。枪炮学堂培养的60名毕业生，亦成为北洋舰队枪炮官或正副炮手。海军学堂培养造就的人才，是北洋海军的骨干力量。
此外，清末各类海军学堂培养的学生，在南洋海军和广东水师中，均有不俗表现，在近代海军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样，日本海军教育也为其培养了一批海军军官，成为日本海军的骨干。
明治维新后，日本海军在积极建造军舰的基础上，先后成立了小舰队、中舰队、常备舰队，并在甲午战争前夕1894年7月正式编成了海军联合舰队，拥有军舰31艘，鱼雷艇24艘。日本海军各级指挥官和各类技术军官，大部分是由明治维新后创办的海军学校培养出来的。甲午战争时联合舰队的各级军官中，由海军学校毕业的尉官就有400余人，占甲午战争前海军学校700余名毕业生总数的60%以上。其中，还有许多军官出国学习过。如黄海之战时任浪速舰舰长的东乡平八郎，指挥以吉野舰为首的第一舰队的坪井航三郎，就是日本海军1871年分别派往英美留学的学生。
二
19世纪后期中日两国海军教育除上述一些共同之处外，同时又存在着许多差异。
第一，日本海军建立了分级培训的体制，而清末中国海军未建立。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发展海军教育的思路是比较明确的。不仅兴办了培训海军指挥军官的海军兵学校，而且迅速建立了培训海军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的海军轮机学校、海军财会学校、海军炮兵学校、海军水雷学校、海军通信学校、海军工程学校等，从而基本解决了海军所需各类人才的培养问题。由于这批学校培养的只是海军初级军官，海军中高级军官的培训还没有一所学校能承担，故又于1888年建立了海军大学，规定海军兵学校、水雷学校、驾驶学校等毕业生进入海军大学高级科学习，学制2年。海军大学的创建，表明日本建立了较明确的海军军官分级培训制度。
而清末中国海军教育却没有建立海军军官的分级培训体制。海军当局虽然对人才的培养也比较重视，但却从未认识到对海军军官进行继续教育，造就高层次海军人才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其所开办的海军学堂，无论是福建船政学堂，还是后来的天津水师学堂、广东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和威海水师学堂等，实际上都仅仅是培养海军初级军官。直到清朝统治结束，也未建立一所培养海军中高级军官的学校。致使清末中国海军军官基本上都只是经过海军初级学校培训，管带以上的中高级军官也未经过适应高级职务的高一级的训练。这是清末中国海军教育在体制上的一个重要缺陷。
第二，日本海军学校比较注重军人素质教育，而清末中国海军学校却忽视了军人素质教育。
日本海军学校对学生不仅大力灌输武士道精神，强化日常的军事管理，而且重视军事理论的学习和海军战略、战术的研究，并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学生的军事训练，强化学生的军人意识，使之成为合格的军人。建立远航军事训练制度，是日本海军学校进行综合性军事素质训练的一项重要举措，历届毕业生均未中断过。1875年，日本海军兵学校学生乘舰远航旧金山和夏威夷，1878年海军兵学校学生乘舰通过赤道远航到澳大利亚，到达悉尼；1879年海军兵学校学生远航至新加坡；1880年海军兵学校学生远航北美洲，到达爱斯奎莫尔特、旧金山；1883年远航秘鲁；1887年远航巴拿马、塔西提岛和夏威夷。海军工程学校、轮机学校、财会学校等海军专业学校学生也都乘舰参加远航军事训练。实行远航军事训练制度对学生军事素质的提高起了重要作用。
清末海军学堂教学的重点是海军技术，几乎所有的海军学校均未将军事理论和海军战术列为主要课程。学生除学习外语、数学、天文、物理等基础知识外，主要是学习航海、驾驶、机械、船艺、海测、火炮、鱼水雷等专业技术课程，到外国留学也主要学习“行船理法”，“炮垒军火”，“水雷电气”，很少学“行军布阵及一切战法”，对西方先进军事理论的学习研究更为忽视。海军学校的行政管理军事化的色彩也不浓，忽视了学生军人意识和军人作风的养成。学生理论知识较扎实，实际操作能力也较强，驾驶业务较精通，但是战术思想水平和带兵管理能力则不强。没有达到技术水平和军事素质同步提高，形成了技术水平较高和军事素质较低的严重反差。到过福建船政学堂的英国海军军官寿尔曾说过，船政学堂学生“从智力来说，他们和西方学生不相上下”，但在其他方面就不如西方，他们虚弱，缺乏精神和雄心，“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巾帼气味”（注：《洋务运动》丛刊，第8册，第387—386页。）。李鸿章也承认“闽厂学生大都文秀有余，威武不足……似庶常馆中人，不似武备院中人。”（注：《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19卷，第41页。）同样指出了清末中国海军学堂学生军事素质不高的缺陷。
第三，清末中国海军教育缺乏整体性，各立门户，而日本正相反。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幕府势力崩溃，中央集权加强，海军建设发展均在全国统一规划下进行，各类海军学校的创建，均由中央组织领导，从学生的招收到专业和课程的设置乃至毕业生的使用，均有较为统一的规划。
清末中国海军的创建是分区进行的，有较强的地方性。受其影响，海军学堂的创建，实际上均由有关地方督抚操办，清朝中央政府从未有过发展海军教育的统一规划。各地督抚创办海军学校，主要是为了满足地区本集团的需要。学校建立后，各项管理大权也控制在督抚手中。因此清末海军学堂表现出较强的地方色彩，各立门户，界限分明，相互沟通协调较难，甚至有时还互相排斥，致使清末海军人才的培养使用很难形成全国一盘棋，影响了教育力量和教育成果的合成，造成培养人才的使用不当和浪费。
三
清末中国海军教育同日本海军教育之间的差异，对甲午海战的结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甲午战争中中日双方的争战，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中日两国海军教育的竞争。
首先，中日两国海军军官军事素质上差异，影响了甲午战争的结局。
中国海军军官军事素质低于日方，突出表现为战略、战术水平不高。甲午战争时，中日两国海军实力大致相当，各有长短。在此情况下，海战有胜负在很大程度上了取决于各自的战略、战术水平。
由于日本海军教育比较重视海军军事理论和海军战术的学习研究，较快地接受了西方国家的制海权理论，并将这一理论运用于同中国海军的作战，将争夺中国海的制海权置于战略地位，为此指定了相应的作战方针。
忽视海军军事理论和海军战术的学习研究，是清末中国海军教育同日本海军教育相比的最大差异。北洋海军从上到下，战略思想都处于保守状态。从日常的训练到海防的战略指导，基本上是围绕着消极防御的战略展开，根本没有争取制海权的思想。中日两国海军战略思想的差距，决定了甲午海战中两国海军的不同命运。对此，日本川崎三郎在《日清战史》中也说“海军政略之要，在于占有制海权。而占有制海权，则在于能否采取攻势运动。清国航队在作战伊始，就未能采取绝对的攻势运动，此乃清国之失算”。北洋海军战略思想的落后同清末中国海军的教育的缺陷有着密切的关系。
清末中国海军教育忽视海军战术训练的缺陷，是导致甲午海战中北洋海军指挥员战术运用呆板保守的重要根源。甲午海战中，北洋海军既没有全战役的布局，又缺乏临机用兵、随机应变的战术机动，黄海海战时，两翼式雁型队，实际上是比较陈旧的舰首冲击战术，不利于发扬舰队火力，不便于突击机动，在阵形上先失了一筹。旗舰兵旗被打落后，失去指挥，又不能及时变换队形，战术机动能力差的缺陷充分暴露出来。日舰乘机迂回右翼，攻击较弱之“超勇”、“扬威”舰，致使北洋海军一度陷于被动。北洋海军战术呆板，既是因为丁汝昌“未涉海军门径”（注：《清末海军史料》第349页。），“不谙管驾，亦不知水战诸法”（注：《中日战争》丛刊第6册，第324页。），而作为毕业于海军学堂并出国留学海军的刘步蟾、林泰曾等在战术上也未有良好作为。这是清末海军忽视海军战术学习研究造成的后果。
1890年北洋海军总教习琅威理去职后，北洋海军的管理训练主要由福建船政学堂毕业的管带们负责。由于他们对舰船缺乏严格管理，训练和纪律“渐放渐松”。少数海军官兵平时军纪涣散，关键时刻退缩畏战，影响士气和战斗力，危害全局，加速了北洋海军的失败。北洋海军管带管理训练不严格，同他们在海军学堂时就缺乏严格的军人素质教育有关。
其次，海军人才培养缺乏通盘规划，致使专业人才缺乏，不能满足北洋海军作战的需要。
清末中国虽然创办了几所海军专业技术学校，如海军枪炮学堂、鱼雷学堂、西医学堂等，但是，这些专业技术学校的创办起步晚，规模小，招生少，教学体系较零乱，对人才培养没有一个通盘规划。有的学校囿于经费困难，难以定期招生。甚至有些海军需要的专业技术人才，没有相应的海军学校培养，造成中国海军专业技术人才的严重匮乏。这对甲午海战中北洋海军的作战发生了重要影响。由于海军西医学堂学生少，北洋各舰医务人员十分缺乏。定远、镇远等大舰仅医官一名，病房司事一名。致远、济远、靖远、经远、来远、超勇、扬威等舰，均仅医官一名。致使北洋海军作战时，海上医疗救护十分薄弱。“海军后路，料理乏人……东沟仗后，回旅顺料理伤亡，亦资本船水手，故众多怨声。”（注：《中日甲午战争》，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三），第398页。）对北洋海军战斗力和士气的恢复都产生了消极影响。再有，清末中国除福建船政学堂培养了一批造船专业学生外，以后开办的海军学堂，均未开设轮船修造专业，各支海军均缺乏舰船维修人才，北洋海军所缺尤甚。甲午海战中，北洋舰船受损后，自修力量严重缺乏。1894年11月14日及镇远舰触礁后，自己无力修复，不得不从上海请人，直至次年1月初尚未完全修复，难以出海作战。北洋海军作战力量大受影响。枪炮和鱼水雷人才不足和技术水平不高，也影响了北洋海军的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