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工作方法与唯物辩证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辩证法论文,方法论文,工作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11)01-0051-08
毛泽东首先是一位革命家、政治家。他的辩证法理论充满了政治内容和政治色彩，不仅是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思想依据，其辩证思考也往往具体转化成了各种方针、政策、策略和工作方法，并大多体现在他有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领域，体现在他有关政治、军事、经济及文化等诸种政策的构成中，从而充分表现出这种辩证哲学所特有的实践理性风格和明显的方法论特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们即使没有读过毛泽东的“纯”哲学著作，但只要读过他有关政治、军事、经济和工作方法等方面的著作，也能够大体领略毛泽东辩证法的实质、精华和主要内容，因为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的理解和发挥，对自己的哲学见解的阐述，不仅见诸他的哲学著作中，而且更多地见诸他的非哲学著作中，见诸进行革命实践活动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运用中。
毛泽东在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制定种种方针、政策、策略时，总是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全面地思考问题，巧妙地把握客观事物的发展进程。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毛泽东对实际工作的辩证思考更丰富、更充分、更广泛地表现出他的辩证法理论。通过对毛泽东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探究而揭示出他的辩证法理论的丰富性，会使我们更进一步接近并领会毛泽东思维辩证法的真谛。
一、从“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求实精神
毛泽东关于工作方法的辩证法奠立于求实精神基础之上，这种求实精神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解释就是：“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1](P583)。毛泽东不仅认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而且还认为人们所犯错误之认识论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2](P1308)。正是由于具有这种求实精神，方才使得毛泽东能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正确制定出一系列有关中国革命的政策和策略。
从“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的原则，贯穿于毛泽东从事革命实践活动的大部分时间，尤其见之于他论述中国革命的著作中。譬如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毛泽东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现状出发，从中国社会各阶级所处的不同经济地位和所抱不同政治态度的如实分析出发，进而认清谁是中国革命的敌人或朋友，谁是革命的主要力量或攻击对象，以揭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在经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详细分析、比较之后得出结论说：“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3](P9)。毛泽东对中国社会阶级阵线的这种清晰划分，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革命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打击敌人，结成革命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的制定奠定了基础。又例如，由于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毛泽东根据中国历史上没有民主传统和对外没有独立主权的国情，确立了中国革命须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的斗争策略，并根据中国的地主、买办阶级与各帝国主义势力勾结、力量强大而内部分裂和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现状，指出可以先在反革命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逐渐扩大革命势力，最后达到夺取全国政权这一总的革命目标。可见，坚持从实际出发，才使毛泽东找到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惟一正确道路。
正是基于实事求是的原则，毛泽东嘲笑那些曾经险些葬送中国革命的主观主义者，并从哲学角度对他们制定政策的方法做了深刻的批判。1941年，毛泽东在《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一文中着重强调：“据我们历来的想法，所谓对于情况的估计，就是根据我们对于客观地存在着的实际情况，加以调查研究，而后反映于我们脑子中的关于客观情况的内部联系，这种内部联系是独立地存在于人的主观之外而不能由我们随意承认或否认的”[4](P339)。毛泽东进而批评当时犯主观主义错误的中央领导，说“临时中央的所谓‘各种形式’，只是一句空话，其实他们只有一种形式，就是打、闹、叫，此外一点也没有”[4](P340)。他宣称主观主义者的“一切革命图样，不论是大的和小的，总的和分的，都不根据于客观实际和不符合于客观实际”，都“不是科学的，而是主观随意的，是一塌糊涂的”[4](P344)。主观主义者只有一个改造中国的主观愿望，他们“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又妄欲改造这个世界，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4](P344)。由此可见，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是惟一正确的思想方法。
二、“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要看到全体”——全面性思想
辩证地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联系也就是达到对事物的全面性认识，而提倡全面地看问题正是毛泽东在制定政策时所一贯强调的。这种全面性就是：看事情不但看到正面，还要看到反面；不但了解局部，还要了解全体；不但知道己方，还要知道彼方；不但懂得现状，还要懂得历史。总之，它要做到像列宁所说的，要真正地认识对象，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
分析问题，制定政策，反对片面，力求达到全面、系统，这样的范例在毛泽东那里屡见不鲜。1938年制定以持久战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方针就是一个极典型的例子。毛泽东着眼当时中日两国所处的时代历史背景、国际环境和中日双方各自的实力及其消长等诸因素，将其进行全面、系统的比较、分析和综合，从而得出中国能以持久战打败日本的结论。他首先把中日战争放置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中来观察，接着分析了中日双方的情况：日本是一个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都很强的帝国主义强国，而中国则是一个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不如日本的弱国；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而中国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日本国度较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经不起长期的战争，而中国很大，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支持长期的战争；日本虽然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在整个国际上却是寡助的，而中国则会得到国际的广大援助，等等。中日双方的这些基本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5](P450)。由于对中日战争达到了全面性认识，所以毛泽东能够为中国人民和中国抗日军队制定出用持久战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正确战略方针，并使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性胜利。
正因为要求全面思考问题符合事物的本来辩证法，所以他总是提倡“要学会全面地看问题”[6](P793)。他反对思想上的片面和僵化，要求领导者能识大体、明大局，能学会和掌握统筹全局的领导艺术，在制定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时能统筹兼顾，从整体出发。
三、“胸中有数”——注重数量统计
在毛泽东看来，要达到全面性，就须使认识深入而不停止在表面，因为表面性“是对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特点都不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相，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答复问题、解决纠纷、处理工作、指挥战争）”[3](P793)，结果弄出乱子。毛泽东认为克服表面性、达到全面性认识的具体道路是向实际做调查，这种调查不仅对实际情况的各个方面有具体的了解，而且对其还应有精确的数字统计。毛泽东对许多大政方针能正确决策的秘密在于他胸中有“数”，他把胸中有数列为一条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条方法的基本要求是：“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因为“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2](P1442)。毛泽东提醒人们说，如果“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2](P1442)。
毛泽东对数量统计的重视和运用，不仅表现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特别是对农村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之进行阶级划分的具体政策上，表现在对中国社会经济性质问题的分析中（如解放前夕对大工业占整个国民经济10%的比例的掌握等），尤其大量地表现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军事活动过程中，因为军事活动中的“知己知彼”总是具体还原为对敌我双方的兵力、战斗力的精确了解，它来不得任何的粗略和模糊。如若敌情不明或暗于知己，就会导致部署不妥，导致战略上和战术上的失误，进而导致在战役中的全军覆没或一败涂地。毛泽东之所以能成为世界著名的军事家，并能在他周围形成一大批智勇双全的军事天才，不仅在于他们勇于战斗，更在于他们精于数、长于谋、善于断。
四、“灵活性”和“计划性”——在流动中捕捉常住
计划是人类思维活动的抽象产物，是人类智慧的静态凝结。计划尤其表明人类理性思维的清晰性和逻辑的严密性，它把对客观现实的把握、对过去经验的总结和对预期目标的实现三者紧紧糅合在一起。有计划的行动表明了人类高度的自觉能动性。
毛泽东素来反对办事无计划、不认真的自由主义态度，素来重视在行动之前制定和确定可行的计划。在毛泽东那里，计划一词大者可包括改造整个中国的总图样和总设计，中国革命战争的总的战略筹划；小者可包括一具体工作的布置，一具体会议召开的准备，一具体战役战斗的决策。毛泽东的计划性思想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质：把计划建筑在不断运动发展的客观的事变和社会实践基础之上，在高度注重计划性的同时又高度注重灵活性，并以灵活性为补充来使计划性得以稳妥实施和实现。
对计划性和灵活性的这种双重注重在毛泽东的军事活动过程中表露最为充分。一方面，毛泽东认为军事活动需要制订计划，“‘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4](P495)。但另一方面，毛泽东认为战争较别的社会现象更难令人捉摸，更加具有不确定性、流动性，计划性实施于战争较之实施于别的事业要困难得多，所以光有计划还不够，还应注意灵活性，注意“运用之妙”[4](P494)，而灵活性就是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地采取及时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战争的迅速流动，必定导致一定时间内的相对固定的战争计划或方针的迅速流动，导致随时修改、变换或废止某一计划和方针，因此只有灵活运用既定的战略计划和方针才能适应多变的战争情况，牢牢掌握和驾驭战争的主动权，进而夺得战争的胜利。
毛泽东的计划性思想和灵活地运用计划的思想，体现了他善于从流动中把握常住即把握一运行系统的相对稳态，又从常住中、从事物的相对稳态中看到“数的流动”的思维辩证法；体现了他把握客观真理时思维的清晰性和具体性，从而告知了我们如何充分发挥富有理性的人类自身的这种优越性，达到在实际工作中的思维的具体，即善于把人类所特有的逻辑思维具体化为“计划”形态，以理性为指导去制定出各种具体方针、方案、方法和措施，使思维对客观对象的正确抽象和具体把握不再停留在模糊、混沌的表象中，也不停留在一般的理性认识阶段；同时又要做到使已经凝聚成为计划形态的思维不至于僵硬化而能与时俱进，能迅速跟上不断变化的外界客观情况，随时使原有工作计划得到修正，新的工作计划得到制定。
五、抓典型，“由点到面”——个别和一般关系的实际处理
以一定的计划草图作思想上的指导，办试点，抓典型，总结经验，以制定出新的政策，然后在面上普遍推行，这是毛泽东制定工作方针和政策并使之得以实行的一个常用方法。这种方法在信息交流不普遍发达的旧中国社会是一种较为先进的和切实可行的方法，在信息流通较发达的今天也仍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有效的方法。这种方法的具体实行就是：抱着一定的目的，先到一个单位去了解情况，例如到某一个地方去“解剖麻雀”，调查该地方的经济、政治、文化状况、历史沿革、风土人情、社会各阶级、阶层的思想、政治态度、关心的问题等等，再制定出与此情况相适应的各种政策以实行之，并通过不断总结经验使之得以修正和提高、然后逐步推广于其它地区，将政策全面铺开。
在点上取得经验，制出政策，并在面上进行推广的做法，于毛泽东来说是十分娴熟了。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几乎屡屡使用此种方法来制定和实行政策，他不仅亲自深入社会基层抓过许多“点”，还树立过不少先进典型，这方面的情况由于人们都熟悉，在此就没有列举的必要了。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将此种由点到面的方法又称之为“一般和个别相结合”，并揭明了“以点带面”的意义。他解释说：“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1](P897)毛泽东这种制定政策和实行政策的工作方法，实实在在地体现出了他有关个别和一般的哲学见解。
六、革命的道路“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波浪式前进
把一般与个别结合起来，以点带面推动工作，实际上也就是遵循事物本身的运动规律，实行波浪式推进工作的方法。因为将点上的经验在面上铺开，是一个循序渐进、波浪式的前进过程，它没有直线可走，也不会一蹴而就。例如土地革命战争之初，在中国封建军阀割据、白色政权分裂和混战的历史条件下，割据一地的小块红色政权未采取也不能采取分兵冒进政策，而是逐渐向四周扩展，将土地革命的经验和革命政权建设的经验向临近地域推广，以不断扩大红色根据地。又如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深入敌后，为开展游击战争所创建的抗日根据地也是采取波浪式推进政策，最后形成了大片的解放区。
当然，波浪式前进不仅仅是以点带面，它的内容还包括有起有伏，高潮中间有低潮，向前推进时不可太慢，也不可太急。这正如毛泽东在一次关于规划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讲话中曾经谈及的：合作化的规划，要分别不同地区规定发展的速度。多数地区需要三个冬春才能完成，“三个冬春就是三个浪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其中要歇一歇”，“太慢了不好，太急了也不好，太慢太急都是机会主义”[7](P476)。工作的推进之所以采取波浪式，不能过慢和过急，原因在于事物本身是矛盾着的，其运动发展都是波浪式的；事物矛盾运动的发展往往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又是绝对的，它不断推动和打破事物的相对平衡状态和相对静止状态，使事物间断性地向前发展，因之其发展道路就呈现为“之”字形态。
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一大贡献，就是揭明中国“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3](P155)，他率领中国革命者自觉地、顽强地在这条曲折的道路上行进。
“左”倾机会主义者之所以把革命引向失败，是因为不懂得波浪式前进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他们把革命道路设计得笔直又笔直。土地革命时期，他们不愿意深入农村发动农民起来参加革命运动，不愿做艰苦细致的革命工作，看不到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把希望寄托在大城市搞武装暴动、夺取全国政权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上面，错误地命令弱小的红军去攻打那强敌占据的大城市，幻想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又拒绝与国民党人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能够最大限度动员抗日力量抗击民族敌人，要保持革命力量的所谓“纯粹”，实行孤家寡人的关门主义策略。
与“左”倾机会主义的策略相反，毛泽东等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在自觉地掌握中国革命的“自由”这一基础上，领导中国的革命力量以持久的耐心走革命的“之”字道路，以不屈不挠的顽强努力，使中国的革命力量经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曲折发展，最后摧垮了一切反革命的力量，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也正是在中国革命的曲折发展道路上形成了毛泽东的波浪式前进思想。
七、“随时掌握工作进程”——把握事物发展的度
按事物内在矛盾的发展，波浪式地把工作推向前进，实际上也就是要求革命工作的领导者做到“随时掌握工作进程”，以把握事物发展的度，亦即抓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凡是在毛泽东获得成功的地方，究其认识上的原因，在于他能时时把握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准确抓住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和重大事端，不失时机地根据新的形势提出新的中心任务、新的政策和新的工作方针，并用这种新的政策和新的工作方针去调动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以实际行动去完成社会历史任务或促进社会历史事态的转变。
在上个世纪20年代大革命初期，鉴于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势力的弱小和国民党抱有“联共”的革命意愿，毛泽东等人及时提出了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结成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遂使共产党在大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赢得了一定威望和得到较大发展。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毛泽东根据国内客观形势又及时提出了共产党应独立掌握枪杆子、应以武装斗争为主要革命形式的策略，并成功地开辟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革命道路——井冈山道路。当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又把握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发展，适时提出了组成包括国民党政府在内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全中国的老百姓以一致反抗日本法西斯的策略，并通过持久抗战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当日本侵略者投降、与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破裂、解放区面临国民党政府军队的全面进犯时，毛泽东又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武装斗争方针，具体制定了打败蒋介石军队的十大军事原则，并仅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消灭了蒋介石数百万军队，推翻了其反动统治。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根据中国革命的势态所造成的历史环境，毛泽东又把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提到日程上来，并基本上完成了这一任务。尔后，毛泽东又开始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策略，从而使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掌握工作进程，及时提出新的工作方针和政策，以做出新的成绩夺取新的胜利，从哲学层面上看，这实质上是把握处于一定时空条件下的事物发展的度。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对这一问题说得非常明白：“真正的革命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3](P294)。毛泽东认为只有把握事物发展的度，才能达到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知与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而要保证做到这一点，同时还必须反对“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的“左”翼空谈主义或冒险主义。
八、“学会弹钢琴”——理清工作中矛盾的主次
把握事物发展的度，随时掌握工作进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在抓好革命事业进程中新提出的中心工作的同时，围绕这种中心工作开展其它各个方面的工作。这种围绕中心工作而展开其它各个方面工作的方法被毛泽东形象地喻之为“弹钢琴”。他说：“弹钢琴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2](P1442)同样，党的领导者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同时展开其它方面的工作，将自己所负责的各地区、各部门的工作都照顾到，不能只注意其中的一部分而把别的丢掉。因此，毛泽东号召党的领导者“必须学好‘弹钢琴’”[2](P1442)这一工作方法。
“弹钢琴”这种方法在毛泽东那里无疑是被运用自如了。在武装夺取国家政权的民主革命年代，毛泽东指出其中心工作就是一个：革命战争。毛泽东那时号召全党都要注重战争、学会军事、准备打仗，并又号召以军事工作为中心做好其它一切革命工作。在1933年中央苏区的一次经济建设工作会议演说中，毛泽东就经济工作本身的重要性及它与中心工作革命战争的关系所作的解释，极好地表明了他对工作中主次矛盾的科学处理。他说：“在现在的阶段上，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那种以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革命战争，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同样是错误的观点。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3](P123)但是，毛泽东并不因革命战争是中心工作而不主张抓好经济工作，相反，他认为“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3](P119)。“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争取物质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为着在经济战线上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并且教育他们，使战争得着新的群众力量；为着从经济建设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去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为着这一切，就需要进行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3](P119)。如果认为革命战争是中心，而不去抓经济工作，甚至把搞经济工作骂为“右倾”，就是极端错误的。他批评有些人口头上说一切服从战争，但“不知如果取消了经济建设，这就不是服从战争，而是削弱战争。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3](P120)，才能扩大红军，打败敌人。不仅如此，毛泽东还为抓好苏区的经济工作提出了许多具体措施，例如注意发展农业、手工业、工业和商业，注意抓好粮食生产，发展商业合作社和商品出入口贸易，组织、调剂和运输粮食，并配合开展查田运动以及发行公债等等。他当时所做的出色的经济工作有力地支持了前线的革命战争。
毛泽东这种“弹钢琴”的工作方法，与他哲学上的“主要矛盾”等理论及其处置矛盾的方法相联系。他认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3](P320)，因此，只要用全力“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3](P322)。如果不懂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我们应该记住毛泽东的抓主要矛盾的教导，学会和掌握其“弹钢琴”的工作方法，并使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代发扬光大。今天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既然是中心工作，那么，全党全民全国一切部门都应该为着这个中心工作而努力，并围绕这个中心工作展开和抓好其它一切工作。
九、“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活生生的认识辩证法
正确地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社会发展阶段，在这种基础上理出主要的矛盾并相应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工作方针和方法，再将其付诸实施，在任何情况下都离不开并且要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因为人民群众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他们既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也是社会认识形成的主体，他们的创造性活动推动着历史前进，因而毛泽东的工作方法思想的一大特点是，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条群众路线的思想方法意义是，通过对广大人民群众的丰富实践经验的总结，从中找出具有规律性的东西，作为制定新的工作方针和政策的现实根据，同时又善于把这种新的工作方针和政策变成广大群众的行动，并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中使这些方针政策得到实现的同时得到检验、修正、丰富和发展。毛泽东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1](P899)
毛泽东的这种思想方法和领导方法在理论上与他著名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公式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相一致，完全符合认识发生、发展的辩证过程。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1958年制定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说得更加清楚：“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在我们的干部中，大概还有不少的人，不明白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试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8](P358)
如果与现代控制论相比较，毛泽东的这种领导方法也是科学的。一个社会作为一个可控系统，该社会的领导集团把通过对社会信息的搜集和整理而制定出的政策输出，具体化为社会的行动，以达到预期的目标；又把在广大群众的社会实践基础上产生的效果作为信息反馈，通过鉴别、比较原定政策、预期目标与实践效果之间的统一或偏离程度，从而加强或修正原定政策，再到群众中去实施、执行，再通过反馈、鉴别和比较原定政策实施效果与预期目标之间的统一程度。这种社会系统内部的信息有条不紊的交换和循环，会使社会领导机构不断减少影响决策得以正确进行的诸种偏离因素，使社会高层领导决策愈来愈精确，使整个社会自调节功能趋于优化，使社会系统保持在良性运行的轨道上。
由此可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一种被简化和浓缩了的语言，是一种决定政策和实施政策的有效程序，无论从哲学认识论角度还是从控制论角度看，它基本的东西都是正确的、科学的。
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乐观向上的行动哲理
坚持群众路线，依靠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并把人民群众中的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用之于中国社会的革命和建设，确实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而毛泽东往往善于组织和调动千千万万的群众大军去革命、去建设，让他们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毛泽东的秘诀何在呢？首要的是他能够遵循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站在代表社会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工人阶级方面，捍卫工人及其同盟者农民的根本利益，顺应历史潮流，将他们组织起来，率领他们向压迫和剥削自己的阶级敌人、社会腐朽势力的代表者作坚决的斗争；当这种斗争取得伟大胜利，人民群众成了新的国家的主人的时候，又组织他们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向更加适应他们利益实现的社会制度跨进。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6](P563)并处理好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认为，处理好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要统筹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既要“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也要“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6](P726)，在发展生产的前提下逐步改善和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以做到调动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毛泽东一向关心群众的利益，倾听群众的呼声，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群众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生、养、病、死、聚、嫁，他都曾亲自过问。毛泽东常常批评那些不关心群众痛痒和疾苦的麻木不仁的官僚主义者，批评那些脱离群众、轻视群众、高高在上的特权思想严重的人。他认为谁不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谋利益，谁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谁要站在反对人民的立场上，最终必定被人民起来打倒。
当然，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它实际上是划分为阶级的。因此，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中总有先进的部分和落后的部分，他们对一种社会的事业总会持积极的、中性的、消极的等各种不同态度和行动。因此，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正是社会先进分子、革命事业的领导者所需要经常做到的。毛泽东历来认为，对于革命事业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故他主张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善于团结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人，也要善于团结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而又愿意改正错误的人。为了达到全体人民的团结，他主张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犯错误者的教育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对犯错误者的批评，使之改正错误，进而达到新的团结。即使是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只要他不文过饰非、讳疾忌医，也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使之改过自新。要而言之，为了群众的根本利益，把他们组织起来，向他们灌输“自觉”的因素，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以适应社会发展的方向而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是毛泽东能够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的基础。在关心群众的利益和需要，解除群众困难的同时，从思想上提高群众中的先进者，教育其落后者，团结他们、促其进步，这就是毛泽东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重要方法。
总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表明了毛泽东对人民群众的充分相信，也表明了毛泽东乐观、豁达的精神信念和精神境界。这条方针启示革命事业的领导者，在任何时候只要能够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就会把事情做得更好。
十一、“总结经验”、“有所创造”——主动性
创造性的积极发挥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借重人民群众积极主动的社会实践，改造社会、改造自然，在这一过程中必定会形成无比丰富的经验。总结这些经验，加以提炼，升华为理论，做到理论认识的有所发现和创造，这是毛泽东一贯注重和实行的。
正是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实践基础上，毛泽东以惊人的创造力创造了内容恢弘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毛泽东不仅是一个革命理论的创立者，不仅凭借创造性的思维活动建构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还从人类社会发展史及自然界发展史的角度揭示了创造性思维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指出：“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6](P845)
但是，人们怎样才能做到创造性地总结经验，做到有所发现和创造，做到认识上的有所进步？这需要遵循一条怎样的具体途径？在一条怎样的认识机制下才得以实现？对于这些问题，毛泽东也有过精辟的阐述。他在《实践论》中指出：人们在丰富的社会实践或科学实验基础上，会积累许多的感性材料。但是，如果要使人的认识有一新的飞跃，达到理性阶段，进而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3](P291)。正由于这种对客观过程的能动反映作用，才使得人的认识由感性推移到了理性，才造成了大体上相应于该客观过程的法则性的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这种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的形成过程，既是过去经验的总结过程，也是思维创造性的发挥过程。正是要求人们进行创造性思维，做到认识上的有所发现和有所进步，所以毛泽东总是反对“不用气力”、“瞎说一气”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反对懒汉式的教条主义思想方法和思想习惯，总是提倡人们“凡事应该用脑筋想一想”，养成思索的习惯，对事情多问几个“为什么”。他认为“多想出智慧”，认为只有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作出一番努力才能形成正确的意见和办法，制定出好的方针和政策。
另一方面，毛泽东认为人们对事物本质的理解，思想产品的形成，是在精神与物质的多次相互作用和多次飞跃的过程中完成的，因此它一点也离不开实践。要真有知识，只有亲身参加变革现实、变革事物的实践才有可能。他嘲笑那些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的“知识里手”，认为他们不自量。他一再强调，离开现实实践环境，就无所谓知识，即使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也主要地是在亲自参加了当时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才凭借自己的优越条件创造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当然，参加社会实践还只是一个必要的条件，要真正做到理论上的有所创造，还须有渊博的知识，懂得人类历史经验和积累下来的各种科学理论，懂得马克思主义，并对现实社会作认真的调查研究，对社会发展现状有深刻的了解。尤其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毛泽东认为更应该是这样。他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能做无的放矢的空洞研究，而应有的放矢、理论联系实际，才能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推向前进。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批评那种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的极坏作风。他批评一些留学生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拣来一些故事，生吞活剥地谈外国，认为这只是“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1](P798)。
处于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实践时代的人们，今天重温毛泽东关于人类应当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论点，关于应当反对停止、悲观、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是何等的亲切啊！为着民族的兴旺，国家的昌盛，社会主义事业的繁荣，创造新的时代理论的历史责任正义不容辞地落在现时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身上，落在每一个投身改革洪流的有志之士身上。让我们在积极参与社会改革实践的基础上，以进取的心态去从事时代的伟大理论创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