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的诺贝尔奖”与当代比较政治学的科学追求——亚当#183;卓沃尔斯基关于民主与发展的研究介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学论文,诺贝尔奖论文,亚当论文,斯基论文,沃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纽约大学政治学系的亚当·卓沃尔斯基(Adam Przeworski)教授获得了2010年度政治学界一个很有威望的大奖，约翰·斯凯特政治科学奖(The Johan Skytte Prize in Political Science)。①这个被称为“政治学的诺贝尔奖”的奖项到底代表了什么？亚当·卓沃尔斯基又凭什么当选？更为重要的是，亚当·卓沃尔斯基的学术成果，对比较政治学研究乃至对我们思考转型中国的重大政治问题，又会有些什么样的启发？
一、约翰·斯凯特政治科学奖
约翰·斯凯特政治科学奖由约翰·斯凯特基金会颁发。该基金会坐落于瑞典Uppsala大学。作为北欧最著名的大学之一，该校建于1477年，校训为“质量、知识、创新”(Quality，Knowledge，and Creativity)。学校有40000多学生，其中博士生2000多人；教职员工有6000多人，其中教师4000多人。学校每年的财政支出为7.15亿美元，其中60％用于研究生的教育与科研。②
约翰·斯凯特政治科学奖开始于1995年。基金会规定，约翰·斯凯特政治科学奖的获奖者必须是“对政治科学做出了最有价值贡献”的学者。这个奖项被认为是全球最有名望的政治学奖项之一。从1995年到如今16年的获奖者名单看，上述说法颇有道理。如果按获奖年份排列的话，他们分别是：
罗伯特·道尔(Robert A.Dahl，1995)，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主要研究美国政治民主特点和经济民主困境，并提炼出以“多头民主”(polyarchy democracy)去概括当代代议制度。
关·林兹(Juan J.Linz，1996)，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主要研究历史上民主制度的失败与致命弱点，是民主失败研究的领军人物。
阿联德·李帕特(Arend Lijphart，1997)，美国加州大学教授，主要通过大规模跨国比较研究，针对“意见一致”与民主政治在分裂型或同质型社会中的关系问题，在理论和经验上做出了开创性研究。
亚历山得·乔治(Alexander L George，1998)，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以研究外交决策为重点，对国家领导人在外交决策上的能力与局限性做出了开创性研究。
伊利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1999)，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以研究公共治理而著名，并于2009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弗利兹·沙泼弗(Fritz W.Scharpf，2000)，德国科隆Max Planck社会研究中心教授，在国际大变化的时代，围绕欧洲治理的问题，对一系列关键性的政治学概念进行了理论和经验分析。
布兰·柏瑞(Brian Barry，2001)，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正义理论及一系列政治学规范理论。
西得尼·沃巴(Sidney Verba，2002)，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主要对民主参与及其民主参与在民主制度中的功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经验定量研究。
汉纳·匹金(Hanna Pitkin，2003)，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在代议制民主理论研究方面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简·布兰德(Jean Blondel，2004)，意大利欧洲大学(EUI)教授，主要通过在欧洲推进比较政治学研究以及相应的学科建设，从而为欧洲政治科学专业化作出杰出贡献。
罗伯特·科翰(Robert Keohane，2005)，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先后从“相互依赖理论”(interdependence theory)、全球化、反恐等视野去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特别是美国与国际社会关系。
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2006)，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以意大利的公民传统为案例，提炼出“社会资本”是促使民主制度健康运作的重要因素的理论。
西妲·斯科丝保(Theda Skocpol，2007)，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主要把国家的自主作用重新带入比较政治学研究视野，研究国家与社会革命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是历史制度主义的领军人物。
阮·泰格帕若(Rein Taagepera，2008)，美国加州大学和塔图大学(Tartu University)教授，在研究代议制民主中选举制度功能方面很有影响力。
菲利普·施米特(Philippe C.Schimtter，2009)，美国斯坦福大学和意大利欧洲大学(EUI)教授，是把国家组合主义(corporatism)运用于民主制度的巩固与运作研究的领军人物。
从学科分布的角度看，获奖人数最多的是比较政治学和实证研究类(见表1)。
从地域分布的角度看，美国占了10位，欧洲有6位学者，而其中3位后来也都去了美国。评选委员会从政治学者的地域分布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全球25000名政治学者，22000名都在美英两地，而数量分布与质量提高之间有一定的关系。一个没有提到的因素当然是跟美国冷战后在全球的强势地位有关系。可以这么说，在特定的全球政治格局下，约翰·斯凯特政治科学奖从1995年设立以来，基本上挑选的都是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领域中作出过重大贡献或有重大影响的学者。③
那么，亚当·卓沃尔斯基又是凭什么获得2010年约翰·斯凯特政治科学奖呢？
从约翰·斯凯特基金会发布的公开信息上看，卓沃尔斯基是因为在研究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转型之间的关系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而获奖的，“他在分析民主、资本主义以及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方面，从根本上提高了这一研究的科学标准(essentially raising the scientific standards)”。
二、卓沃尔斯基研究的主要发现
简单地说，卓沃尔斯基关于经济发展与民主转型研究的主要贡献有三：第一，就民主体制的生成问题，他的研究打破了在研究民主转型问题上的经济决定论的迷思，并验证了民主体制在生存问题上对经济发展水平的依赖性。第二，就政治体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他的研究表明在大规模的跨国比较分析中，看不出不同的政治体制(民主的或非民主的)对经济发展有什么系统的影响。这一发现，打破了人们在经济发展问题上对政治体制决定论的迷思，挑战了流行的制度主义迷信。第三，通过对“选择偏差机制”(selection bias mechanism)做理论上的大胆想象以及经验上的小心求证，和对“反事实分析”(counter-factual analysis)统计模型的构建和分析，从根本上改变了比较研究的分析思路，把比较政治学分析从过去着重于类别比较分析，提高到重视科学检验一般性理论陈述的境界，而且强调重视选择偏差机制对样本分布的影响，并对具体的选择偏差机制做大胆的想象、判断和验证，从而科学地分析表象后面深层的因果关系问题。可以说，正是在这三个方面上的贡献，卓沃尔斯基从根本上提高了对政治与经济关系比较研究的科学标准。④
(一)经济发展与民主化的关系
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看，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经济发展水平会对一个国家的政治转型产生什么影响？二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形态会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什么影响？而对第一个问题的解释是解释第二个问题的前提。对于前者，20世纪50年代以来，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基本上是笼罩在现代化的理论话语之下，即所谓的“内在化的”(endogenous)民主转型模型，其基本论点在于假设了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发展水平的线性关系。也就是说，由于经济发展提高了国民素质(通过教育普及的途径)，同时也让解决了温饱的国民有闲暇有资源组织起来，这样，高素质、有组织的国民就会有自己的政治要求。当这种要求与政府当局发生矛盾时，人民就会要求改变政治体制，从而完成民主转型。这种宏观结构决定论，被集中表现在所谓李普赛命题上：当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某种水平的时候，这个国家就有可能发生政治体制的民主化转型。⑤这样一个命题，因为种种原因，在中国和其他地方，是被反复引用的。关键是，这个命题有没有得到比较严格的经验检验？是“被常识化”的迷思，还是被科学检验过的假设？
表面上看来，历史的数据似乎也支持这种说法。我们看到的现象是，非民主化国家大多是贫穷国家，而民主化国家大多是富裕国家。如果简单地在发展水平与政治体制类型之间做一个相关性分析，就会得出政治转型是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函数这样的结论(见图1)。
图1：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体制类型的关系
(人均收入低于1000美元：1335体制年；大于8000美元：880体制年)
说明：体制年是以每年为一个单位，看在当年的国家政治体制是处于民主的或非民主的。在图1中，世界上135个国家50年的历史中，人均国民收入低于1000美元(PPP)的体制年共有1335个年度，其中民主的只占10.6％，非民主的占89.4％；人均国民收入高于8000美元(PPP)的体制年共有880个年度，其中民主的占83.3％，非民主的占16.7％。
问题是表象并不一定可靠。针对这个问题，卓沃尔斯基提醒我们注意李普赛命题不太被人注意的另外一种含义：越是富裕的国家，民主制度越容易生存。如果按这种思路去看问题的话，我们看到的上述现象，就可能仅仅是一种表象：不论民主体制因为何种原因产生，一旦它们产生了，在贫穷国家的民主制度如果更容易失败，而在发达国家的民主制度更容易生存下来，那这种选择机制在数十年的历史发展中，就给我们积淀下了一种非随机的样本分布，即非民主制都集中在比较贫穷的国家或地区，而民主制都集中在比较富裕的国家或地区。如果我们不做深入分析，而是凭直观做出论断，就会把民主转型的原因错误地归结在经济发展水平高低这种结构性的因素上。
其实，我们的直观也并非唯一的。一方面，在直观上我们看到的似乎是经济发展水平决定民主转型的出现。另一方面，在我们的历史知识结构上，我们还会直观地感觉到政治体制转型不仅涉及到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较量和策略互动，甚至还涉及到很多外在的偶然的因素。不论是理性的策略互动还是非理性的外在偶然因素，都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济发展水平这一单一结构性因素。更为有意思的分析，当然是在宏观结构决定论与微观策略互动论之间，找到相互支持的结合点，并对其进行细致可靠的定量分析。这一点，正是卓沃尔斯基的贡献所在。
图2：人均收入与政治体制转型关系
从1990年开始，当时还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工作的卓沃尔斯基就组织了一个研究团队，开展了大量的历史数据收集和整理工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细致和有开创性的分析工作。2000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卓沃尔斯基和他的研究团队的专著《民主与发展：世界上的政治体制与物质生活水平，1950-1990》(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Political Regimes and Material Well-being in the World，1950-1990)。2004年卓沃尔斯基和他的团队又把他们所用的数据库扩展到1999年，并对此前的研究成果做出了进一步的验证。这可以说是典型的十年磨一剑的工作。
卓沃尔斯基的分析基本上否定了李普赛命题的第一层含义，但非常扎实地验证了李普赛命题的第二层含义。根据卓沃尔斯基的分析结果，在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体制转型之间，找不到任何统计上可靠的相关性(在图2中，非民主体制在人均5000～6000美元可比价格范围内所展现出来的小突起，在统计分析控制了政权的政治变化历史、语言和族群多样性指数、三种主要的宗教分布以及被殖民历史等等变量后，趋于消失)。但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制度的生存率之间，卓沃尔斯基的研究却找到了统计上非常稳定可靠的相关性，即民主制度在贫穷国家很难生存，而在富裕国家非常稳定。这一统计结果非常可靠，不论你是否加了上述几个控制变量，二者的相关性依然明显存在。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民主政体生存下去的可能性也越高。在人均6000到7000美元的水平上，只有智利一个国家发生过数次从民主变为非民主制度的现象。而在人均8000美元(购买力可比)以上的水平，还没有出现过一例民主制度死亡而变成非民主制度的案例。
这一研究发现有多重重大意义。第一，在民主转型的生成问题上，它告诉我们不要把复杂的政治问题归约为简单的经济结构决定论。研究政治转型，不能脱离了对各种政治力量的政治分析，不能简单地依赖“结构—功能”的思路。卓沃尔斯基反复提醒我们，政治转型在本质上是由政治行为构成的政治事件。在历史上，非民主体制转为民主体制的路径非常多样化。这包括因为战败被占领者所强制，如战后的日本和德国；包括因为大独裁者去世所开启的历史机遇，如西班牙；包括因为被殖民地战争所耗尽资源和民气的转型，如葡萄牙的夹竹桃革命；也包括强大的盟国因为战略利益考虑而胁迫独裁者下台的转型，如菲律宾；有因为原控制本国的超级大国放弃控制而提供转型历史机遇的案例，如东欧的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有因为本国最高领导人出于种种原因放弃权威统治而开启转型的案例，如俄国；当然也还有因为国内学生团体的持续斗争，加上教会团体的支持、合适的国际环境所完成的转型，如韩国；拉美等国在上世纪90年代的民主转型，也都跟国际大的政治气候、经济危机、主要政治力量的政治策略互动特点有关。卓沃尔斯基认为，这种种不同的转型政治，有着多种多样的转型途径，根本不能用经济发展的某个水平去解释。
第二，在民主体制的稳定与生存问题上，卓沃尔斯基提醒我们，在不发达国家实行民主政治的脆弱性和复杂性，使我们深化了对在不发达国家实行民主制度的困难的理解和警觉。缅甸、泰国以及90年代以前的拉丁美洲的诸多国家的转型、失序乃至被颠覆的经验，依然历历在目。就分析政治现实而言，这也提供了一个视角，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战后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输出的美式民主制度如此脆弱和困难重重。
第三，在方法论上，卓沃尔斯基的研究展现了对选择偏差机制有可能影响研究样本分布的敏感，通过大胆假设选择偏差机制、科学地运用统计学的分析技术，达到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分析深度。
第四，在理论上，它提示我们去思考：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民主制度会成为一种可以“自我执行的”政治均衡行为制度？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成为卓沃尔斯基近十年来的重要工作之一。
(二)民主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关于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关系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比较政治学所关心的核心问题之一，更是晚清以降所有中国志士仁人所关心的重大问题。具体到当代西方的比较政治学研究，这个问题被聚焦在分析到底是民主体制还是权威体制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问题上。这个问题的分析难点，不仅在于学者会受到强烈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对什么是事实的判断难以客观，更为困难的是，即使我们客观地去收集资料，如果缺少科学的分析方法，我们对资料的把握，很可能会被表象所迷惑。
比较政治学关于政治体制对经济发展影响的问题，可以简单地分为两大思路：一种思路认为民主不利于经济发展，因为在民主体制下，选民会要求提高工资、增加福利，从而把资源更多的用在消费上而不是投资上。这种认为民主制度下“消费挤占投资”的说法、“政治不稳定吓跑投资者”的说法(即认为工会和各种政治团体的存在会导致罢工、请愿、游行示威不断，从而影响外国资本的投资)，非常有代表性。这种思路倾向于认为非民主体制更能有效地动员资源用于经济发展，能更为理性地选择发展战略，能有效地打压社会的消费需求、打压各种反对意见，从而也能更有效地维护政治秩序稳定，能更为有效地发展经济。在80年代以前，这种思路为研究亚非拉民主运动的一些大牌政治学家如亨廷顿、Walter Galenson和Karl de Schweinitz所提倡。⑥这也正符合当时美国右翼政治势力在冷战时期大力支持众多右翼独裁政体的政治要求。
另一种思路则正好相反，认为民主体制有利于经济发展，因为在民主体制下，资源的运用会更有效率。这不仅是因为民主体制下决策者不容易犯大的决策错误，还因为正是有相当多的资源要用于提高人民生活，所以才更有动力去开发运用新技术从而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同时，民主制度能更好地保护产权，从而使得投资者能从长计议。这一思路为众多研究民主与现代化关系的自由主义学者或社会民主主义者所主张，最有代表性的学者应该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尔·森(Amartya Sen)教授。另外，在后冷战时期，原来主张前一种思路的一些大牌学者，如已故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也转到支持这种“民主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旗帜下。
在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对这个问题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卓沃尔斯基在那次著名的三天访谈中提到，他和他的一个合作者以及前学生李蒙奇(Fernando Limongi)在研究中发现，1982年以前的文献，鲜有发现民主促进经济发展的。⑦而1982年以后的文献，鲜有说民主不促进经济发展的。正是因为在理论争论上，人们可以找到各种针锋相对的因果机制假设，也正是因为对这个问题在意识形态上是高度分裂的，所以，如何科学地去研究这一问题，特别具有挑战性。这种挑战性不仅仅在于有意识地摆脱各种意识形态化的影响，更在于要找到传统比较方法的死穴，找到更为科学可靠的研究分析方法，去验证各种假说。
这个问题，是卓沃尔斯基和他的研究团队在《民主与发展》这个研究项目上的核心问题。分析的起点依然是对表面关联的质疑以及对产生观察样本的选择偏差机制的想象及检验。如前所述，我们观察到的样本世界里，贫穷国家多是非民主的，民主制国家多是富裕的(见图3)。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如果用人均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去衡量的话，民主制国家的经济增长要大于非民主制国家的经济增长。从直观上看，我们似乎可以由此推论，民主制有利于经济发展，而非民主制不利于经济发展。
但事情远比这种直观推论要复杂得多。卓沃尔斯基提醒我们注意：如果发达的民主国家比落后的民主国家更容易生存，如果面临经济危机的打击，贫穷的民主国家比贫穷的非民主国家在生存问题上更加脆弱，那么，我们就不能在政治体制类型与经济发展速度之间简单地推断出存在着一种线性的因果关系。因为，这种直观的“民主制度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关联，它所反映出来的关联度，并不代表政治体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而是反映了政治体制在不同条件下的生存可能性而已。在数据上，如果贫穷的民主体制在经济危机时更容易被非民主体制所推翻替代，而另一方面，贫穷的非民主国家在经济危机出现时更可能熬下去，而发达的非民主制度又特别少，那么，几十年下来，我们在135个样本国家的数据库里，在“政治体制”(民主的或非民主的)与“经济发展速度”这两个变量之间，我们就会看到民主制度更多地是与高发展速度相关联，而非民主制度更多的是与低发展速度相关联：因为经济上不发达的民主制度更可能在经济危机打击下垮掉了，生存下来的更多的是发达的民主制度，再加上大量的贫穷的非民主制度。
图3：人均国民收入与体制类型的关系
换句话说，由于历史的积淀，我们在具体经验观察上，看到更多的是经济发展较好的民主制度，发展不好的我们就观察不到了，因为它不存在了！而非民主制度却没有这种情况。所以，比较政治学的真正挑战在于：如何才能真正做到不但比较不同政治体制(民主的或非民主的)在正常情况下与经济发展速度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要比较它们在经济危机情况下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于：如果上述选择偏差机制存在的话，我们就不可能看到经济危机下的贫困型民主制，因为到时候它们就会被非民主制度所取代(不是百分之百，而是更可能被取代)。如果没有办法把经济危机下的贫困型民主制“找”出来，那所谓要对不同政治体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加以比较，就会是片面的，不准确的，有时甚至是与事实相反的。要把这种观察不到的自变量“找”出来，并在此基础上修正原来带有选择偏差影响的分析，就是著名的“反事实分析”(counter-factual analysis)。在计量经济学上，针对选择偏差机制影响样本分布的随机性这一现象进行“反事实分析”纠正的开创性分析，成就了2000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的海克曼教授(James Heckman)。而卓沃尔斯基则是把这一分析思路和分析手段成功运用于比较政治学关于民主与发展这一重大问题的第一人。
在分析处理世界上135个国家60年的历史资料上，在运用“反事实推论”和对建立在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基础上的发展模型做出选择偏差纠正分析之后，卓沃尔斯基的经验分析得出了什么样的结果呢？
他的分析结果说明：在政治体制对经济发展速度的影响问题上，我们找不到任何统计上可靠的关系。在我们应该期待民主制度给我们带来什么这个问题上，卓沃尔斯基还特别清晰地告诉我们：民主体制“与经济发展无关，与政策理性无关，与问责无关，与平等也仅仅是也许有关”(Development no，rationality no，accountability little，equality perhaps)⑧。在两种政治体制下，经济平均增长速度几乎一样，差异只是在于增长方式的不一样：在比较发达的非民主体制国家(人均国民收入3000美元PPP以上)，经济增长方式更集中在劳动密集型，更少获益于技术的提高，对劳动力使用的效率也低于发达的民主国家。也就是说，在高于人均国民收入3000美元这个发展水平的时候，与在相同发展水平的民主体制相比，非民主体制下的经济发展会使用更多的劳工，支付更少的工资，更依赖于对劳动者的剥削。
对整个比较政治学界来说，这都是一个震撼性的发现。它说明，在研究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上，任何意识形态化的简单说法，不论是支持民主体制还是反对民主体制的说法，都经不起严格的经验检验。理论争论可以想象出各种各样因果机制去支持各种论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但最后都必须要经过扎实的科学检验。
如果在影响经济发展速度的问题上，不同的政治体制之间没有什么区别，那么，民主制度对人类来说价值何在？卓沃尔斯基在这个问题上的回答不仅是机智的，更是科学的。卓沃尔斯基认为，人们对民主制度寄予了太多的希望。在他看来，民主制度的最低底线是“提供一种和平处理利益冲突的政治制度”。他引用Popper和Bobbie的观点，认为“民主是一种防止我们相互残杀的制度。这一点就足够了”。⑨至今为止，代议制民主制度最明显的好处就在于，不论是在权力转移还是在利益分配的斗争中，民主制度提供了一种让不同立场的个人、群体、党派、阶级去和平地争取自己利益和权力的制度。这一制度是重复博弈的过程。只要不太离谱，只要能“正常工作”，只要这个制度对所有公民提供政治参与的权利，提供普选权，对少数派提供必要的制度保护，对掌权者的滥权有必要的周期性的限制，对言论自由、媒体监督有足够的空间，对法制有基本的保障，民主制度就是引导人们和平共处、构建和谐社会最好的制度保证。这个制度不保障你一定能得到什么利益，但它应该能保障你在争取你自己的权益的过程中，被敌对者在肉体上灭掉的可能性最小。
回到卓沃尔斯基的大规模的历史数据分析上，虽然不同的政治体制对经济发展速度的影响不分上下，但是卓沃尔斯基发现，在一系列人口指标上，不同的政治体制会带来不同的结果。例如，即使控制了经济发展水平(即在人均国民收入相同的情况下进行比较)，在民主体制下，人口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都要低于非民主体制(人口死亡率在民主体制下是9.2‰，在非民主体制下是10.4‰。在人口统计上，这种差别的影响是巨大的。按这个比例，如果是一个1亿人口的国家，那意味着非民主国家要比民主国家每年多死12万人)。在民主体制下，人均期待寿命要比非民主体制下高几乎6年(民主制下是67.1岁，非民主制下是61.2岁)。特别有意思的是，即使在相同的发展水平上，在非民主体制下，人口增长率要高于民主体制。卓沃尔斯基的解释是，由于非民主体制在决策上不稳定，具有随意性，在经济发展上更多的剥夺劳动者，在公共投入上更加吝啬，对老百姓的要求反应不敏感，这使得非民主体制下的人们更多的只能依靠个体化的“养儿防老”，而不能对公共服务有什么可靠的指望。由于非民主制下人口增长率高于相同发展水平上的民主体制，这就使得在经济总量相当的情况下，非民主体制的人均国民收入要低于民主体制。换句话说，非民主体制的制度性劣势，没有体现在发展速度的问题上，而是体现在落后的发展模式、对劳动者的剥夺、对人口指标的影响，最后是对人均国民收入的影响上。
(三)不同政治体制下的政治稳定性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作为在波兰出生和成长起来的政治学者，卓沃尔斯基对政治稳定性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保持着高度的敏感性。在美国的社会科学界里，一般只有右翼的保守主义者喜欢拿政治稳定性说事。这一点已故亨廷顿教授是典型的代表。亨廷顿的成名作《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就充分体现出这种特别关注政治秩序稳定性的特点。在这些学者看来，真正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不是某种政治制度，而是政治秩序的稳定性。任何政治制度，只要它维护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就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关键在于如何定义政治秩序的稳定性，以及要在可靠的数据库基础上对数据做出科学的深入分析。保持政治秩序的稳定性，成为这些学者从战后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发起对拉美民主化的重要借口。
卓沃尔斯基认为，强调秩序的右翼保守主义者通常是把下面的现象作为衡量政治秩序不稳定的标准。这包括：主要领导人的更替、罢工、游行示威的频率等等。从数据上看，这些事情在民主体制下发生的频率要远远高于非民主体制。但最有意思的是，如果用这些现象去测量政治秩序的不稳定性，那么，从统计分析来看，政治秩序的不稳定性，只会在非民主体制下阻碍经济的发展，在民主体制下则不会。
在学理上，卓沃尔斯基认为亨廷顿他们关于政治秩序稳定性的定义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因为，如此定义的政治秩序稳定性，是不能脱离相应的政治体制的特点的。在民主制度下，领导人定期被更换以及民众公开表达他们的不满和诉求(不论是罢工还是针对政府的游行示威)，都不构成所谓政治秩序不稳定。恰恰相反，它们是保证民主政治秩序稳定的必要条件。这些现象，只有在非民主体制下才会构成政治秩序的不稳定。在大部分右翼的权威体制下，领导人的更换更多地是通过军事政变或宫廷政变实现的。而任何军事政变，都会直接损害经济发展。卓沃尔斯基在他的分析中发现，在非民主体制下，每当政府受到冲击，每当人民期待领导人被更换或实际上被更换，每当工人鼓足了勇气去罢工，每当人民鼓足了勇气去从事反政府的游行示威，每当这些事情发生或被期待发生的时候，经济发展都会受到损害。由于缺少通过普选和平地更换权力的制度，由于缺少让人民自由、公开地表达对政府的不满以及提出自己诉求的制度，非民主体制下的政府和权力机构对任何挑战都会高度敏感，更喜欢用专政机构去镇压。在这样的体制下，任何小的事件都有可能失控或被放大，造成对整个政治体制的冲击。这种冲击以及对这种冲击的预期，会直接影响投资者的信心，会直接损害经济的发展。这形成了某种恶性循环：在非民主体制下，越是需要政治稳定性去保障经济的发展，政治稳定性就越容易受到冲击。正是因为任何小事件常常会不经意地演变为大事件，当权者就越要对任何带挑战意味的小事件全面防控，而越是全面防控，人民的不满和诉求就越是得不到表达，小事件就越有可能防不胜防地到处出现，就越有可能有意无意地演变为大事件。卓沃尔斯基在这个问题上最精彩的一句话就是，同样的这些事情，如果发生在民主体制下，“它们最多只会让经济发展打一个哈欠”。
所以，虽然民主体制对经济发展速度没有什么影响，但它影响发展的方式，会使得发展更依赖于技术进步，让劳动者享受更多的经济发展成果，让人们享受更长的寿命。民主体制的正常运作，会使得政治秩序的稳定性成为制度本身的特点，而不是高压强制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关于政治体制类型是否影响经济发展这个问题上，卓沃尔斯基的研究，否定了来自左翼和右翼两个方面的简单化的、结构功能式的说法，但却在更加深刻细致的基础上，说明了为什么民主制度是个“好东西”。
(四)民主转型策略与民主制度的自我执行
当然，对于第三世界的许多非民主体制国家的人们而言，关键的是如何才能从非民主体制转化为民主体制？对那些处于新兴的民主体制下的人们而言，关键的是如何才能保证民主体制正常运作、健康发展。历史上不乏民主体制失效、崩溃的案例。远的有德国魏玛共和国崩溃演变为纳粹法西斯的案例，有90年代以前拉美国家各种各样的军事政变和民主制度失败的案例；近的有泰国两大政治力量，黄衫军和红衫军，相继对选举结果不认可，通过街头政治去解决冲突而不是在民主制度框架下解决冲突的案例。对于转型政治与民主自我执行这两个问题，在《民主与发展》这本书及其2004年在扩展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所写的论文中，卓沃尔斯基点明了以下两个重大发现：一是民主制度的出现并不是由经济发展所决定的；二是民主体制的生存率却受经济发展水平所制约。
对民主转型的复杂性与策略分析，是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的卓沃尔斯基的《民主与市场：东欧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改革》一书的两大主题之一(此书的中文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在这本书中，卓沃尔斯基认为民主转型并不容易，他说转型之路是“一条铺设着地雷的道路”。政治体制转型事关重大，转型失败，有可能引发暴动、镇压、内战，甚至是国家分裂。他第一次用展开型的博弈模型，分析了民主转型过程中各种关键政治力量之间的博弈，不仅是从理性的角度去分析，而且还考虑到了非理性因素对转型政治的影响。其中最精彩的是他关于在转型博弈中转型政治何以得到启动，何以成为可能的分析：因为如果信息完善完美的话，改革政治是难以启动的。正是因为当权者中的改革派，对开放政治改革后期待社会力量与之进行良性互动的可能性的错误估计和盲目自信，才使得转型政治博弈成为可能。
这个研究，一方面加深了我们对90年代初“苏东波”的内在策略互动特点的理解，另一方面，他也揭示了一旦当权者中的潜在改革派认识到对政府启动的改革，社会力量，特别是无组织的社会力量给以良性合作的可能性远比想象的要小，那么，他们将趋向于更加谨小慎微。“苏东波”后，任何社会力量要想再忽悠当权者开放政治改革的可能性，已经变得非常微小。要启动下一轮政治体制改革，对当权者和社会力量之间的良性互动的要求，也就上了好几个档次。更为有意思的是，他还指出了转型政治博弈的策略互动中，也有可能因为政治力量之间的良性互动，改变当事者关于对方的看法，改变对转型政治利害关系的看法。当这种看法是向着有利于建立互信的方向发展的时候，民主转型就有可能变成和平理性的谈判过程。
不论是在分析转型政治中，当权的改革派有可能错误地估计社会力量跟自己配合的可能性这个问题上，还是在分析转型政治中良性互动有可能改变当事者关于对方偏好的看法这个问题上，卓沃尔斯基的分析，都突破了当时主流经济学和主流博弈论的重大局限性：主流经济学和博弈论都在分析上假设博弈者对局势的估计是固定的而且是大家都相互了解的共识，而且还都假设了博弈者的个体偏好和相互估计都是固定不变的。这些假设在面对复杂多变的转型政治，就显得无能为力了，而且不能解释为什么改革得以起步，也不能解释改革得以发展和演化。
对于民主体制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可以正常运作这个问题，其实卓沃尔斯基一直在思考。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分析的成果，可以上溯到他和John Sprague在1981年合著的《纸石头：选举社会主义史》(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以及他本人在1985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和社会民主》(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这两本书探讨的问题是：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们会获得普选权？为什么工人组织工人政党会接受这种普选权？在理论和历史的对话中，他得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结论：给工人普选权，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革命压力的一种妥协，而工人政党接受这种普选权，也是一种在给定政治力量对比下的理性选择。按照博弈论的说法，给与和接受普选权，恰好是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策略互动的均衡行为。更加有意思的是，卓沃尔斯基发现，工人政党在接受了普选权之后，并不能如恩格斯当年所设想的那样用投票夺权去实现革命性的转化。实际上，在现代的民主体制下，工人阶级政党并不可能在仅仅反映自身阶级利益的政纲下获得多数票。也就是说，在复杂的社会中，工人们并不仅仅按照工人阶级的立场去行事，他们的族群、宗教信仰、政治理念甚至技能等等，都有可能把工人群体分化成很多阶层。此外，在工业化的升级换代中，典型的产业工人人数在急剧下降，工人阶级工人政党单靠自身的选票，达不到多数票。在现实的竞选政治中，工人政党必须不断地减弱自己的诉求，去争取其他群体的票源。这表现为各种各样的政治妥协。这在英国的工党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当布莱尔打出“第三条道路”的旗帜的时候，不少左翼人士都指责他只是保持着工党的画皮，其政策的实质内容，已经跟右翼政党的诉求相差不远了。从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来看，这当然是一种失败。但是，如果我们从民主制度的正常运作的角度看，就不难看出代议制民主制度在缓和阶级冲突中的微妙之处。的确如马克思所批判的那样，西方的代议制民主不能成为工人阶级实现自己阶级利益最高目标的保证。但是，它却提供了阶级妥协、容纳不同政治力量的制度安排。在这样的制度下，人们不用相互杀戮以表达自己的诉求，当权者也没有权利滥用暴力去镇压不同的反对派的声音。选举的社会主义运动，成为了纸石头，它没法彻底砸烂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和私有制。但民主制度本身，也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不同阶级不同利益群体相互扔真石头乃至扔真炸弹。
如果说在20世纪70～80年代，卓沃尔斯基着重于梳理欧洲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制度的历史，90年代着重研究民主转型以及民主与发展的关系问题，那么2000年以后，卓沃尔斯基用全新的分析工具(主要是博弈论)对民主制度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正常运作的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透彻的理论分析。在十余篇发表和待发表的论文中，他力图直接回答下面一些问题：第一，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民主制度下的各种政治力量会对民主选举的结果认赌服输？也就是说，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民主制度会成为一种可以“自我执行的”政治均衡行为制度。泰国目前黄衫军与红衫军在选举制度外力图通过街头政治夺权，是典型的民主制度不能成为“自我执行的”均衡行为体系的现象，而美国2000年大选出现僵局，最后通过最高法院判决输赢的事件，则正好成为相反的印证。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截然相反的两种结局呢？第二，为什么民主制度可以容忍贫困群体的存在？民主不是要为反应大多数人的利益提供制度性的渠道吗？穷人为什么不能利用多数人的力量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呢？第三，为什么民主制度不能解决不平等的问题？如果说一人一票的普选制度代表了政治平等的原则，为什么这种政治平等没法跨越经济上的严重不平等的鸿沟？第四，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让在代议制下当选的官员对选民负责、对选民的要求有反应？几年一次的定期选举，为什么不能起到促使当选官员对选民负责的作用？为什么选举政治过程充斥着谎言和夸大其词？这些问题，不但涉及到形式民主的制度特点，更难能可贵的是，卓沃尔斯基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直接挑战这样一个难题：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到底应该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才能相映生辉？
卓沃尔斯基数十年的研究表明，他的研究选题不落俗套，总是直接挑战每个时代最流行的说法和观念。他的人文关怀，总是保持着对社会底层人民的关注，保持着对人类和平、安全、平等、富裕的向往和追求。最难能可贵的是，他的马克思主义情怀，他的社会主义伦理，并不是建立在空洞的道德说教上，而是建立在逻辑分析上的精致和前后一致上，建立在经验验证上的细腻和科学的分析基础之上。他想象力的翅膀，羽翼丰满；他对现实政治历史的直觉，深入准确；他为理论想象所锻造的经验验证的基石，稳如泰山。读他的文章，总是在痛和痛快之间游荡：痛，是因为他总在挑战我们那些自以为是的“定论”，总是在挑战我们对分析工具的把握是否到位；痛快，则是因为我们总能在接受他的挑战的过程中，获得某种醍醐灌顶、心智开启的享受。他的研究，虽然很少直接涉及到中国的政治问题，但我们从他的研究成果中所得到的启示，足以让我们有丰富的思想资源去深思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和历史性挑战。
注释：
①关于Przeworski的读法，国内目前的翻译都采用“普热沃尔斯基”，但这是不对的。在波兰语中，“Prze”中的“P”，是不直接发音的。比较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卓沃尔斯基”。关于准确的发音，参见http://zh.forvo.com/word/adam_przeworski/。纽约大学政治科学系关于Przeworski的网页，http://politics.as.nyu.edu/object/AdamPrzeworski.html，包含了Przcworsk近十年来最有代表性的文章和即将发表的文章。关于卓沃尔斯基个人的学术人生最详尽的资料，来自于美国Gerardo L Munck教授于2003年对他所做的3天采访记录，见“Adam Przeworski:Capitalism，Democracy and Science”，Interview in Gerardo L.Munck & Richard Snyder,Passion,Craft,and Method in Comparative Politics,Baltimore:Johns Hopkins Press，2007，pp.456-503，http://politics.as.nyu.edu/docs/10/2800/munck.pdf。另外，本文所有关于斯凯特政治学奖和斯凯特基金会的介绍，都来自该基金会的网站，见http://skyttepnze.statsvet.uu.se/。
②关于Uppsala大学的介绍，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Uppsala-Umversity。
③关于斯凯特政治科学奖历年的获奖者的情况介绍和委员会的解释，参见http://skyttepnze.statsvet.uu.se/Portals/skytte/Skytte-broschyr_web.pdf。
④本文所有关于卓沃尔斯基学术贡献的介绍和讨论，资料都来源于他的主要著作和文章。著作包括：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Democracy and the Marke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Capitalism and Social Democrac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 Paper Stones,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6;文章包括:"The Poor and the Viability of Democracy",in Anirudh Krishna(ed.),Poverty,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cy,New York:Cambridge Uniyersity Press,forthcoming; "Democracy,Equality,and Redistribution",in Richard Bourke and Raymond Geuss(eds.),Political Judgement:Essays in Honour of John Dun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forthcoming; "Is the Science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Possible?",in Carles Boix & Susan C.Stokes(eds.),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Politic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Consensus and Conflict in Western Thought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Revise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06 Beijing Forum,2006; Benhabib,Jess & Adam Przeworski,"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distribution under Democracy",Economic Theory 29,2006,pp.271-290; "Self-enforcing Democracy",in Donald Wittman and Barry Weingast(eds.),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Democracy as an Equilibrium",Public Choice 123,2005,pp.253-273; "Democra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in Edward D.Mansfield & Richard Sisson(eds.),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Knowledge,Col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4。所有这些文章，可参见http://politicS.as.nyu.edu/object/AdamPrzeworskihtml。
⑤关于李普赛的观点，参见seymour Martin Lipset,"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APSR，Vol.53，No.1，1959，pp.69-105。关于后人对他观点的赞赏，参见Larry Diamond and Gary Marks,"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the Study of Democraey",1998,http://www.ou.edu/special/albertctr/extensions/sp98/diamond.html。
⑥Samuel Huntington,"Will More Countries Become Democratic?",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99,No.2,Summer 1984,pp.193-218; Karl de Schweinitz Jr.,"Industrialization,Labor Controls,and Democracy",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Vol.7,No.4,1959,pp.385-404; Walter Galenson,Labor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New York:John Wiley and Sons,1959.
⑦Gerardo L.Munck对卓沃尔斯基访谈，见"Adam Przeworski:Capitalism,Democracy and Science",Interview in Gerardo L.Munck & Richard Snyder,Passion,Craft,and Method in Comparative Politics,Baltimore:Johns Hopkins Press,2007,pp.456-503,http://politics.as.nyu.edu/docs/IO/2800/munck.pdf。
⑧同上。
⑨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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