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中国论文,结构论文,实证研究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6）06—0070—12
一、引言
经济增长是人类福利增进、社会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前提条件。作为一国经济增长的“输血系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研究已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普遍关注。20世纪50年代，西方一些经济学家注意到金融发展的滞后已成为阻碍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深层原因，由此把金融与经济作为一个研究整体，形成了一些较有影响力的金融发展理论：R.W.Goldsmith的金融结构理论（1969）；E.S.Shaw的金融深化论（1973）；R.I.McKinnon的金融抑制论（1973）。20世纪70—80年代B.Kapur（1976）、W.Galbis（1977）、M.J.Fry（1978；1980a；1980b）、T.Mathieson（1980）等人基于Shaw与McKinnon建立的分析框架，相继提出了一些逻辑严密、论证规范的金融抑制模型[1]，研究了从金融抑制过渡到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动态规律，刻画了其中的动态特征。90年代，一些学者把内生增长和内生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并入金融发展模型中，并在模型中引入了不确定性、不对称信息和监督成本等因素，一方面解释了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是如何内生形成的（W.R.Bencivenga & B.D.Smith(1991)，A.Boot & A.Thakor(1997)，J.Greenwood &B.D.Smith(1997)，J.Dutta & B.Kapur(1998)）；另一方面解释了内生出来的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以及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2]。这些理论，对于研究不同金融结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和选择最适合经济增长的金融结构提供了理论依据。
但从这些定性和定量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它们缺少了对金融结构效率的考察和分析，从而割裂了宏观与微观金融结构的联系。忽视了金融结构与一国经济结构或者经济发展水平的适应性研究，没有解释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相关比日益趋同，但各国金融系统的效率和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金融资产分布的合理性上却大相径庭的原因。
为此，引出本文的研究假设：国家制度的变迁会对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起促进或制约的作用。
本文将从国家制度变迁的视角，从理论上分析制度变迁、金融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互动机理，从实证上验证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变迁与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做出评价和分析，以此给出中国金融结构调整的路径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政策建议。
二、制度变迁、金融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机理
D.C.North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认为制度变迁就是制度的替代、转换和交易。在North制度变迁一般理论模型的两个假设条件下（一是“经济人”假设；二是制度变迁的诱因是追求潜在收益），制度经济学中有两种制度变迁模型；其一是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型。它是指个人和组织追求潜在收益自发倡导实行新的制度的一种变迁，这种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型有三个基本特点：利益驱动、自发性和渐进性。其二是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型。它是指由政府以命令和法令的形式实行的制度变迁，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国家。无论属于哪种类型，制度变迁都是一个从制度均衡到制度非均衡再到均衡的反复过程[3]。
1.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
为什么制度创新能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North认为经济学家们在构造他们的模型时，忽略了在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发展的情况下生产要素交易所产生的费用，而这些交易的费用是制度建立的基础。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发展会增大交易费用而不会自动导致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产生，逐渐增大的交易费用会阻碍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经济衰退。制度的建立则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减少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之间的差异，激励个人或组织从事生产性活动，最终导致经济增长[4]。
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路径，是在一个动态的经济系统中，现存的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决定交易机会与成本—收益结构，从而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收入流以及速度。当外在性的变化或相对价格的变化进入经济系统，则改变了现有的经济条件及成本—收益结构，经济环境中就会出现一些新的潜在的收入流，在现存的制度安排之下，这些潜在的收入流不可能实现。只有进行制度创新，创立新的制度安排，在新的制度结构之下才有可能实现潜在利润，实现经济增长。即制度变迁决定了经济增长。这一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过程如图1所示[5]。
图1 North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模型
现实中，通过对“李约瑟之谜”的分析，也可了解制度因素的重要程度。中国在14世纪就已取得了巨大的技术和经济进步，具备了爆发全国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条件，但工业革命并没有发源于中国，却爆发于18世纪末的英国，使其生产力发展突飞猛进，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先锋。究其原因，就是当时中国没有建立起一整套有效的保护创新、调动人们积极性的产权制度。时至今日，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连续保持20几年的快速增长（1979—1999年，GDP年均增长9.6％），不仅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水平，也高于日本、亚洲“四小龙”的高速增长的历史记录，因而彻底改变了改革开放前中国技术水平低，人力资源匮乏，资金短缺的状况。这一经济奇迹无疑得益于经济体制改革，得益于体制改革后所建立的具有激励效应的新制度绩效的充分释放[6]。
由此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可以看出，制度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促进或阻碍作用。当制度因素使约束人们行为的准则把工作努力程度与报酬大小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制度因素能给人们提供较多的经济机会从而获利，当制度因素带来利益关系调整，从而使经济活动空间发生变化时，制度促进经济增长，反之则阻碍经济增长。
2.制度变迁与金融结构调整的作用机理
金融结构就是金融系统诸要素之间内在联系方式或配置格局，是构成金融体系的市场主体（金融中介、监管机构和非金融部门）、市场客体（金融工具或金融市场业务）在数量、规模、比例、份额、行为等方面的关系[7]。它对金融交易活动的顺利进行起一种约束和激励的作用，并形成一系列的规则、管理和组织安排，我们可以把金融结构视作某一特定时间区域内的一种既定金融制度，它同经济制度、社会制度一样处于不断地整合变迁之中，即结构→制度→变迁→优化。某一初始金融结构（金融制度），若它的变迁适应了特定的经济形态、市场结构和交易方式，具有很高的效率性和稳定性，使通过金融增长和金融创新带来的报酬普遍递增时，这种变迁便实现了金融结构的优化。反之，若某一金融结构（金融制度）的变迁脱离现实经济形态、市场结构和交易方式的客观要求，效率性和稳定性较差时，则可导致金融结构失去自我发展和自我平衡的能力，引发金融混乱和金融交易费用剧增，无法使报酬递增，现实中也将无法得到有效支持，失去自我实施的机制，自身变迁将陷入困境[8]。
实践中，政府当局对金融制度变迁的影响有两种：金融压抑和金融深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中央计划高度集中地统一分配资源，必然排斥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的作用，金融业也必然处于被压抑的状态。而在转型过程中，为改变金融压抑，政府放弃对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过度干预，放松对利率和汇率的严格管制，使利率和汇率成为能够反映资金供求和外汇供求对比变化的信号，从而有利于增加储蓄和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实现金融深化和金融结构升级。因此，要实现从金融压抑向金融深化过渡，实现金融结构优化，都要在政府的许可和推动下才能得以成功，政府当局的政策因素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9]。20世纪80年代末，中东欧、前苏联、中国以及波罗的海沿岸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金融制度也由计划金融转向了市场金融。这些转型国家金融制度多由政府法令引起，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相比，其优势在于能以最短的时间和最快的速度推进制度变迁，以自己的强制力和“暴力潜能”的优势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10]。
3.制度变迁、金融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机制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了解到不同类型的制度安排对于一国的金融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的路径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下图是不同类型制度安排下的金融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见图2①）。
图中，纵坐标E表示经济发展水平，横坐标I表示制度安排，无差异曲线L为金融结构水平，EI为经济条件约束线，它与无差异曲线L相切点S表示经济发展水平与制度安排适应时的金融结构均衡状态。在诱致性制度变迁路径下（图2（A）），当初始金融结构处于S[,1]点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制度安排相对滞后，约束线变为E[,2]I[,2]，它与L[,1]相切于S[,2]。随着根据制度需求的满足与经济发展状态达到新的均衡状态，约束线E[,2]I[,2]自由发展至E[,2]I[,3]状态，它与金融结构水平线相切于S[,3]，由此，实现了金融结构的升级。在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中，金融结构处于点S[,1]（图2（B）），随着政府对制度的强制安排，经济约束线变为E[,2]I[,2]，它与L[,1]相切于S[,2]点。以I[,2]为新的起点，随着新的制度安排促进经济发展达到新的均衡状态，约束线变为E[,3]I[,2]，它与新的金融结构水平线相切于S[,3]。由此，也实现了金融结构的升级。
因此，虽然制度变迁的路径不同，只要能够使得经济增长与制度安排达到均衡，均可以实现金融结构的升级。
在这两种制度变迁模型中，由于诱致性制度变迁是自发的过程，它需要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接受，所以诱致性的制度变迁具有更大的制度适应效率。对强制性制度变迁而言，制度变迁的适应效率对不同的利益集团是不同的，即强制性制度变迁存在着不同经济主体预期效用函数的差异。在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国家的预期效用函数和竞争性组织的预期效用函数是不一样的，不可能达到“皆大欢喜”的结果。这是它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相比的一个重要特点[3]。
图2 金融结构升级示意图
三、制度变迁、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变量选取
1.经济增长变量的选取
GDP＝当年国内生产总值以1978年为基期换算的可比价
GR＝以1978年GDP为不变价的定基增长率
2.制度变量的选取
本文选取四个宏观经济制度指标[11]和两个金融制度指标来度量我国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产权制度、市场化程度、分配格局、对外开放及金融制度的变迁状况。
（1）产权制度多元化
非国有化率：NSOR＝非国有工业总产值／全部工业总产值
选择说明：在我国，所有制结构不完全是由经济体系内部决定的“内生变量”，更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决定。由于经济成分的非国有化改革集中体现在工业领域，因此，用工业非国有化率（NSOR）表示产权制度的多元化。
（2）经济运行市场化
市场化指数：MR＝生产要素市场化指数×0.6＋经济参数市场化指数×0.4
生产要素市场化利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利用外资、自筹资金、其他投资”来衡量；经济参数市场化用商品价格中不由国家定价的比重来衡量，文中主要采用的是农产品收购中非国家定价的比重。
选择说明：我国改革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市场化的改革。市场化改革不但为转型时期我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可靠的制度支持和内在推动力，而且改善了系统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其作用不可低估。
（3）利益分配格局的演变
市场化收入比重：MI＝（当年GDP-国家财政收入）／当年GDP
其中，国家财政收入包括债务收入。
选择说明：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过渡，经济利益的分配逐渐向企业和个人转化，对经济增长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用MI反映经济利益分配市场化份额的大小。
（4）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度：OPEN＝进出口总值／GDP×0.4＋对外资产负债总额／GDP×0.3＋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总额／GDP×0.3
选择说明：对外开放对我国经济既有直接的、有形的、即期的影响，也有间接的、无形的、长期的影响。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三方面的对外开放指数即这三方面指标占GDP比重的加权平均数来表示对外开放的程度。
（5）金融制度因素
①非国家银行资产金融相关比：NSBFIR＝全社会金融相关比FIR-国家银行金融相关比SBFIR
②金融深化程度：FD＝M[,2]／GDP
选择说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成果突出表现在货币化程度和非国有金融机构的发展方面。NSBFIR反映国家金融体系的市场化程度，FD反映货币化和金融深化程度。
（6）制度变迁综合指标
制度因素：I＝0.1725x[,1]＋0.1657x[,2]＋0.1525x[,3]＋0.1696x[,4]＋0.1669x[,5]＋0.1728x[,6]
选择说明：利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对以上体现中国制度变迁的六个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第一主成分特征值为5.3531，贡献率为89.22％，说明主成分代表了原来六个因素的89.22％的信息，可以用来综合反映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变迁。主成分分析后的结果为：
F[,1]＝0.1825x[,1]＋0.1753x[,2]＋0.1613x[,3]＋0.1794x[,4]＋0.1765x[,5]＋0.1828x[,6]
为了保持量纲统一，将F[,1]进行加权，即可得I的计算公式，从而可计算得出反映制度变迁六个指标的测算值表（限于篇幅，这里略去详细计算过程及有关数据）。
根据制度变量与经济增长的有关数据，可以得到如下散点图：
GDP与I散点图
从二者的相关图分析，我们可以判断GDP与制度变量I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线性相关关系，因此可以将制度变量引入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模型中，研究它对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影响。
3.金融结构变量的选取
（1）金融资产结构变量的选取
①金融相关比：FIR＝全社会金融资产总额／当年GDP（规模指标）
②银行资产效率：BAE＝银行资产类总额／当年GDP （结构指标）
③非银行资产效率：NBAE＝非银行资产类总额／当年GDP （结构指标）
选取说明：金融资产按大类可分为银行金融资产和非银行金融资产。我们从金融资产规模和结构两个方面来研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FIR用来衡量我国金融深化的程度；BAE和NBAE用来衡量我国金融资产结构中不同成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
（2）金融中介变量的选取
①金融中介规模：FIS＝M[,2]／GDP （规模指标）
②国家银行效率：SBE＝国家银行贷款总额／GDP （结构指标）
③其他金融机构效率：NSBE＝其他机构贷款总额／GDP （结构指标）
④中介发展效率：FIE ＝对非国有经济单位贷款／金融机构资金运用总额（效率指标）
选取说明：根据金融中介机构的所有制分类，我们从金融中介规模和效率两个方面来研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FIS用来衡量我国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抑制程度；SBE、NSBE和FIE用来衡量我国金融业的垄断程度或分散程度，同时也可衡量不同所有制金融机构对经济增长以及对我国非国有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
（3）金融市场变量的选取
①金融市场规模：FMS＝（股票市值或筹资额＋债券发行额）／GDP（规模指标）
②市场效率：FME ＝（股票筹资额＋债券发行额）／金融机构贷款增加额（效率指标）
选取说明：我们选取股票和债券两个金融市场最重要的子市场的发展情况来衡量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状况。用FMS来反映股票和债券市场的发展规模，FME来反映二者在企业融资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对GDP增长所起的作用。由于我国1992年股票才开始上市流通，从我国发行第一只股票的1983—1991年，采用股票筹资额来衡量股票市场的规模。
（4）金融监管与法律环境变量的选取
监管秩序：FR＝按国家金融监管的发展过程给予不同的赋值水平
选取说明：金融监管与法律环境是否健全和完善，是衡量一国金融结构能否正常发挥作用的关键指标。按照我国金融监管发展的不同阶段，参考国际上对国家法律制度定量的方法[12]，给予一定的赋值区间进行模拟（有关赋值数据略）。
四、制度变迁、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一）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模型
下面我们以中国1978年以来的经济和金融发展数据为依托，利用Eviews4.1统计分析软件，建立制度变迁、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模型，分析组成金融结构的金融资产、金融中介、金融市场以及金融监管体系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通过引入制度变量，研究制度变迁对金融结构各个组成部分及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
1.金融资产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模型
根据1981—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1986—2004年《中国金融年鉴》、1996—2004年《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及《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整理得到模型变量的有关数据（略），从而估计得出金融资产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模型（1）。
对模型（2）的残差进行平稳性检验，得到ADF统计量为-5.1163，小于1％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4.4415，说明不存在伪回归问题，模型（2）的估计是有效的。
（1）模型分析的结果显示，金融相关比这个衡量一国金融深化指标的系数由于制度变量的加入，使其弹性从-0.9818降至-3.7809，使发展中国家的FIR与Goldsmith研究结果的悖论得到了解释，制度的差异性，会出现与“金融深化一定促进经济增长”不一致的现象。正是由于每个国家的制度变革路径不同，使得国家制度的变革对于本国金融结构的适应性调整显得十分必要。
Goldsmith研究发达国家金融相关比后认为一国金融相关比越高，金融结构就越合理，也越能促进经济的增长[13]，而我们对中国经济变迁的历史实证正好符合了一些国外学者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时所提出的金融相关比虽高，却不一定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论证。由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压抑，反而会因政府的过度干预，使资源配置不合理，引起规模越大，效率越低的状况。这也正好印证了我国一直以来国有商业银行只求规模，不重效益的现状。
（2）从银行类和非银行类资产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来看，银行类资产的弹性系数为1.9937，它对GDP增长率的贡献是非银行类资产的5倍多。说明我国金融系统银行类资产仍占主要地位，对经济的贡献仍然是以银行贷款为主要的资金来源，规模效益仍有很大作用。按照“二分法”来衡量，我国目前仍属于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结构。
（3）非银行类资产显著进入模型，T检验值为6.9745，明显高于其他变量的检验值。说明非银行类资产由于我国发展历史短暂，虽然目前在规模上还不能与银行类资产“抗衡”，但它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资金来源，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会随着我国进一步建设和完善金融市场的步伐日益增强。
（4）制度变量非常显著地进入模型，说明我国对外开放、市场化等经济改革的制度对我国金融结构的调整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这也印证了我国多年以来中国政府在利用财政手段控制宏观经济的能力下降后，通过“强金融”来增强自身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制度因素的弹性系数为3.6376，说明制度变量对经济增长起着绝对性的作用，也证实了中国政府强制型的制度变革类型。
2.金融中介变迁与经济增长模型
根据1996—2004年《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1986—2004年《中国金融年鉴》整理得到模型变量的有关数据，从而建立金融中介规模和效率指标与经济增长的估计模型（3）。
对模型（3）的残差进行平稳性检验，得到ADF统计量为-5.2219，小于1％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2.6889，说明不存在伪回归问题，因而模型（3）的设定是正确的。
将制度变量引入模型（3）中得到估计模型（4）。
对模型（4）的残差进行平稳性检验，得到ADF统计量为-3.331，小于1％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2.7057，说明不存在伪回归问题，模型（4）的估计是有效的。
（1）从模型（3）中我们可以看到，金融中介的规模和非国家金融机构效率都显著地进入了模型，且弹性比较大，M[,2]/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31.98％上升到2003年的188.67％，说明金融系统对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资金支持还是很见成效的。同时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虽然非国有经济对GDP的贡献很大，但是他们却很难得到国家银行的信贷支持，因此，非国家银行的其他金融机构对他们的资金支持对GDP的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模型（3）说明了非国家银行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大于国家银行的贡献。国家银行的信贷比例没有显著进入模型，这说明长期以来，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一直是政府的“第二财政”，他们在市场化的进程中，并没有因为改革开放而减少了政府对他们的干预，因此，他们的信贷支持主要还是政府的行政干预项目。同时由于各家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审批权限上收，信贷责任终身制等信贷管理制度导致“惜贷”现象明显，贷款投向只关注少数的大型企业，甚至还不惜不断为其“倒贷”来维持银行与企业的关系。有限的资金没有发放给真正需要流动资金生产效益很好的中小企业（金融中介效率指标不显著和弹性小，都说明我国目前金融系统在整个的资金运用当中，对于非国有经济企业的支持力度还很小），使得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不能获得资金资源，影响金融中介的资源配置能力。另外，国家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仍然存在的“预算软约束”也是国有银行效率、效益低下的一个原因。
（3）制度变量显著地进入了方程，使得社会的信贷规模和不同所有制性质的资金规模对GDP的影响变得不太显著。这也说明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其实是政府主导型的变迁，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为了保证国家的金融安全和社会的长治久安，中国政府一直没有彻底放开对金融业严格的监督管理。在经济体制变革过程中，金融系统是被政府用来进行调整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重要工具。因此，制度的变迁是以金融业的“滞后改革”为代价的，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金融体系自身诱致性的要求。
3.金融市场变迁与经济增长模型
根据《中国金融年鉴》1986—2004年各册及中国证监会官方网站相关数据计算整理而得模型变量的具体数据（略），从而建立金融市场规模和效率与经济增长的估计模型（5）。
对模型（5）的残差进行平稳性检验，得到ADF统计量为-2.8841，小于1％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2.6819，说明不存在伪回归问题，因而模型（5）的设定是正确的。
将制度变量引入模型（5）中得到估计模型（6）。
对模型（6）的残差进行平稳性检验，得到ADF统计量为-2.2337，小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1.9642，说明不存在伪回归问题，模型（6）的估计是有效的。
（1）从模型（5）我们可以看到，自1983年我国发行第一只股票以来，股票以及债券等新的金融工具在国民经济中已经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市场规模变量显著地进入了模型，弹性为0.9005，说明中国金融市场效率与规模相比，目前的发展依靠的还是规模效应。
（2）模型（5）中的市场效率指标，也就是股票筹资额和债券发行额占贷款增加额的比例指标，也明显地进入了模型，但其系数为负值，这似乎与我国发展金融市场的初衷相悖。但仔细考察我国金融市场成立至今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我国的金融市场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政策市”，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成为股票市场上升和下降的主要推动力。由于我国政策的不可预见性较为明显，而且政策变动频率高，使得行情持续的时间不长。另外金融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虚假信息披露、道德风险等问题的存在，使我国的金融市场还不能很好地支持GDP的增长。频繁出现的“大股东侵占小股东”、“机构侵蚀散户”以及上市公司的“虚假报表”、“改变招股说明书的资金用途”以及“造系”等问题，再加上迟迟不能很好地解决国有股、法人股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我国广大投资者的投资热情，影响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继而进一步影响到GDP的增长，最近几年一直低迷的股市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3）制度变量的引入，使市场效率指标出现了质的改变，弹性系数由-0.1978变为0.0288，且比较显著。说明在我国的改革变迁过程中，为了保护中小投资者，监管部门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督管理，严格上市审批、上市公司的融资投向的监管，严厉禁止“机构操纵股市”，整顿机构投资者，使得从金融市场上筹集的资金更好地得到使用，资源配置更趋合理。但市场规模从显著变为不显著，说明目前中国金融市场整体规模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还十分有限。
（二）制度变迁、金融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的总模型
根据上文对金融结构各组成部分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到，制度变迁会引起金融结构的相应调整，并以此促进或阻碍经济增长。下面从金融结构的总体特征来实证制度变迁对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情况。
1.金融结构的总体结构变量选择如下指标：
（1）金融相关比（FIR：金融结构的规模指标）
（2）中介规模（FIS：金融结构的类型指标）
（3）市场规模（FMS：金融结构的类型指标）
（4）金融效率（FIE：金融结构的效率指标）
（5）金融监管（FR：金融结构的秩序指标）
2.实证模型
根据以上反映我国金融结构主体特征有关变量数据，我们可以估计得出金融结构总特征模型（7）。
对模型（7）的残差进行平稳性检验，得到ADF统计量为-2.8118，小于1％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2.7989，说明不存在伪回归问题，说明模型（7）的设定是正确的。
将制度变量加入到模型（7）中，得到估计的回归模型（8）。
对模型（8）的残差进行平稳性检验，得到ADF统计量为－2.5028，小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1.9574，说明不存在伪回归问题，因而模型（8）的估计是有效的。
（1）回归模型显示金融相关比、金融市场规模、金融中介规模均比较明显地进入了方程，金融效率指标和金融监管指标不显著。这说明我国的金融结构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处于不断的规模扩张阶段，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中国货币化进程较快，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凸现。金融市场的建立，也为企业拓宽了融资渠道，促进了企业的生产经营，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增长。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规模对GDP的影响系数分别是2.1252和0.2816，说明目前我国还是主要依靠金融中介对企业和国民经济的支持，其影响系数是金融市场的7倍多。因此，我国的金融结构按照“二分法”来说，应该是属于银行主导型。
（2）金融相关比也十分显著地进入了方程，但其对GDP增长率的弹性为负。这又一次证明了转型国家的金融相关比与Goldsmith依据对西方国家的研究所下的判定是相悖的。我国出现了这样的状况应该说是因为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金融业一直没有在提高效率上下工夫，而是一直盲目扩大规模，导致很多商业银行成本巨大、资产质量极差、资本效益低下等问题，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个原因。另外，由于政府对金融业的干预一直存在，导致商业银行不能真正坚持“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四自”方针，也是金融业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现实原因。
（3）制度变量的影响系数为2.0345，远远高于其他各个变量对GDP的影响程度，说明制度变迁是研究金融结构调整时应该十分重视的因素，如果制度安排适合经济增长和金融结构调整的潜在需求，那么不管是诱致性还是强制性的制度安排，都是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但同时也要注意到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的均衡过程是循环往复的，从均衡转变为不均衡，再从不均衡到新的均衡，这样的变化是永恒的主题。
（4）金融效率指标和金融监管指标都非常不显著，说明目前我国的金融系统对非国有经济的支持力度还太小，尽管目前非国有经济对GDP的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从金融系统对他们的支持来说还是非常有限的。制度变量的引入，使得金融效率指标的影响系数发生了与原符号相反的改变，说明即使金融效率目前还没有对GDP产生深刻的影响，但是由于制度变迁，也使得它们自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5）最后，宏观制度的变迁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在看到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的同时，还要对它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处理好改革、稳定和发展的关系，防患于未然，力争将制度变迁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动荡减到最低程度。
五、我国金融结构的适应性选择及政策建议
（一）理论与实证分析结论
1.从不同类型制度安排下的金融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分析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制度变迁对一国的金融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均有较强的影响，不论是强制型还是诱致型，只要制度安排与当时的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达到均衡，都可以达到金融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的目的。
2.对金融相关比与制度变量之间相互作用的实证分析，解释了转型国家“规模”与“效率”的悖论问题，说明对转型国家金融相关比进行研究时，不能仅从数量上进行判断，而要依据各个国家不同的国家制度来对其进行研究和分析。也正是由于每个国家制度的变革路径不同，使得国家制度的变革对于本国金融结构的适应性调整显得十分必要。
3.对我国金融资产、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规模、结构指标变量的实证分析，证明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金融相关比率、金融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金融体系已经由单一趋向多元，由垄断趋向竞争，由封闭趋向开放，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的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从变量对GDP的贡献率来看，目前我国金融系统银行类资产仍占主要地位，规模效益仍有很大作用，对经济的贡献仍然是以金融中介的贷款为主要资金来源（其中国家银行贷款又占主导地位），金融市场以及非国有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还十分有限。按照“二分法”来衡量，我国目前仍属于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结构。
4.从效率指标的实证可以看到，由于金融体制改革滞后，导致我国的金融发展仍属于粗放式的数量型增长，而非质量效率上的发展。金融结构的各种失衡状态，致使我国金融中介、金融市场及金融体系的资金运用效率低下，社会资源配置不合理，非国有经济仍然没有能够得到与其对国民经济贡献相匹配的资金支持，整个金融体系处于“规模不经济”的状况，因此，也影响了整个金融产业对GDP的贡献作用。
5.制度变量均显著地进入各个模型，说明我国对外开放、市场化等经济改革的制度对我国金融结构的调整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这也印证了我国多年以来中国政府在利用财政手段控制宏观经济的能力下降后，通过“强金融”来增强自身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其较大的弹性系数，说明制度变量对经济增长起着绝对性的作用，也证实了中国政府强制性的制度变革类型。
6.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宏观制度这把“双刃剑”的积极和消极的作用，解决我国金融结构失衡的出路在于要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结构类型和优化路径，给出促进其发挥效率的制度安排，以便实现金融结构升级，形成一个规模和效益交互推进、螺旋上升的金融可持续发展过程。从而推动金融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提高金融运行的整体效率，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
（二）我国金融结构的适应性选择路径
1.银行主导型V.S市场主导型
我国正处于转型期，缺乏企业信贷记录和相对完善的会计审计体系，银行对于企业信贷能力的评估，对贷款使用的监督以及对信贷收回的执行都具有相对优势，可以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比较适合传统产业的需要。资本市场则在价格发现和风险转移方面有着相对优势，特别是对各产业利润率的调节和风险补贴有着银行难以比拟的优势，有利于鼓励风险较高但前景较好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陈国进，1998）。由于我国产业结构、金融机构体系的原有格局、有关的法律环境及历史人文环境、信用体系的发展程度、国际经济环境特点以及目前银行体系与资本市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实际推动力等特点，应该在加大银行部门发展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因此，我国的金融结构应该选择以银行为主体，协同发展资本市场的模式。
2.国家银行V.S中小金融机构
中国银行制度变迁是以强制性和诱致性交互演进的方式进行的。这种制度变迁方式符合制度变迁的规律，是一种相对来讲更有效率的制度变迁方式。但与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相比，诱致性制度变迁方式数量仍太少，范围太小，且力量薄弱。这主要是由于中国体制内国有专业银行还未完全商业化，自身产权不清晰；体制外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尽管有相当大的发展，但规模仍较小且呈分散化，对社会的渗透力和辐射力较弱（马瑞永，2003）。结构调整不是简单的利益调整和重新分配，而应是整个金融业各个方面的双赢和利益共享。由于国有银行在我国经济金融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现阶段，我们还要继续保持国家对银行的控股权，选择以国有银行为核心的多元化金融中介体系。
3.分业经营V.S混业经营
加入WTO后，中国金融业将受到更多的外来冲击和影响，从消除金融抑制、促进金融深化、完善金融功能、提高金融效率看，突破分业经营的现有格局应成为我国金融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但目前，我国的上市公司为投资者创利的能力较低，股市仍以投机炒作、博取差价为主，若银行资金及保险资金进入股市，股市一旦暴跌，就有可能使大量银行资金被套牢，引发整个社会的金融风险。分业体制阻断了股市风险向银行的传导，保证了资本市场的风险不会波及银行业甚至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因此，我国的金融业还不能马上进入混业体制。只能是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积极进行金融创新，为混业经营作好准备和尝试。
4.金融自由化V.S审慎监管
中国目前银行内部面临不良资产的大量积累、潜在金融泡沫和制度的风险，外部又面临资本非法流入流出、金融霸权、国际游资冲击、网络犯罪等金融风险。新一轮开放所带来的制度变迁将是一把“双刃剑”，在没有作好充分准备的时候一味追求金融自由化将会因此而承担巨大的制度转换成本和金融风险成本。加入WTO要考虑自己的接受力、承受力、控制力、稳定力和社会的支持力，积极应对并利用好建立在富国理论基础上的世贸规则，而不是采取简单的拿来主义，全盘照搬。为此，我们必须练好内功，加快推进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从多方面创造条件，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在审慎监管的框架内利用对外开放的契机，优化金融结构，完成产业升级，发展国民经济。
（三）适应性选择制度安排的政策建议
按照我国金融优化的路径选择，在前文对制度变迁、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互动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建议对金融结构的优化升级做如下制度安排与调整：
1.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实现金融体系多元化
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可知，我国金融中介过于集中于银行业，这样便使得风险高度集中，且资金运作效率低下。因此，要尽快建立分散化的金融机构体系，降低银行业在金融体系中的地位，打破国家银行垄断金融，形成不同类型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降低成本，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渐进式地推进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的转变。分散金融风险，提高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有利于金融体系的稳定安全运行。
2.对内开放，满足我国经济结构的多层次、多样化的金融需求
从实证分析中可以看到，我国银行业的资产过分集中于国家银行，由于国有银行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时单位资金的交易成本相对较高，而二板市场又存在上市筹资成本高、评估费用高等制约因素，中小金融机构就成为中小企业难得的资金支持来源。因此，要重视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重视发展具有产权结构优势、低交易成本优势、市场效率优势、信息优势和经营灵活、适应性强的民营商业银行，放宽对内资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限制，建立一批与传统体制脱离关系的、以民营企业为主要股东的银行，专门为高新技术产业、民营成长型企业服务。
3.完善金融市场准入制度，优化市场参与主体结构
目前金融市场参与主体上的问题主要是机构投资者少、参与面窄、渠道不畅等问题。因此，应该从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入手，优化参与主体结构。债券市场方面，应当逐步扩大国债在商业银行储备资产中的比重，以优化国债持有者结构，扩大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影响范围；股票市场方面，要保证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规范操作和提高管理水平。对于现有的证券兼营机构，应根据分业经营的原则，逐步完成证券业务与其他业务的分离。
4.促进股票市场和银行发展相结合
根据我国金融结构优化路径，我们应该采取以银行主导为主，兼顾金融市场发展的发展战略。股票市场提供的中长期投资的风险交易和促进流动性，与银行的发展结合起来，会是一个良好的金融结构。
5.建立合理的金融监管体系
首先我国金融监管机构人员不足，很难适应金融机构日益发展的监管要求。因此，应尽早建立一个由监管当局监管、金融机构自律、社会监督和行业自律构成的完备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二是要调整金融监管的监管模式。建议成立中国金融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专门负责协调银行、保险、证券、信托投资等经营监管的关系；建立银、证、保三家监管机构的定期协调制度；在适当时候，可将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合并，成立国家金融管理局，对整个金融体系进行混业监管；建立信用评级和信息披露制度。第三，调整监管理念。面对国际金融监管从分业到混业监管、从机构合规性到功能性监管、从单向到全面监管、从封闭到开放监管的发展趋势，今后我国的金融监管要从“准入监管”转向“全程监管”；从“合规监管”转向“风险监管”；从“外部监管”转向“外部监管、行业自律、内部控制”；从“中央一级集权监管”转向“集中与分级授权监管”相结合；从“主权监管”转向“主权监管与国际监管协调”[4]。
收稿日期：2006—04—1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0373003）
注释：
① 本图受宫映雪，刘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的理论分析[J].辽宁大学学报，2001,(7)一文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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