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关系的变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以中美日三角关系为中心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日论文,关系论文,对中日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冷战后的美日关系中的中国因素
2005年美日制定了新的共同战略目标，将“台海形势”明确作为日美进行战略合作的对象。2004年日本新防卫计划大纲也明确将应对“中国威胁”作为日本强化国防、实施安全战略的标的。在非传统威胁成为世界性难题的今天，美日明确的战略目标似乎有悖国际潮流，但如果从冷战后10多年的美日同盟关系发展历程看，这只不过是由“含糊表述”向“清晰的目标”发展的必然归宿，是没有共同的战略威胁、且缺乏深厚共同战略利益基础的美日同盟关系在冷战后论争、发展、强化的必然的结果。“中国威胁论”既成为美日强化同盟的向心力，也成为美日间相互制衡、讨价还价的某种具有潜在效用的“资本”。而美日对中国战略目标的明确化并不意味着这个“资本”的消失，而是美日开始以一种更新型的关系为战后双边关系的争执画上了休止符，双方在各自变化的国家战略基础上开始摸索全球性、世界性的同盟关系。
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提高，使中国在整个地区和世界的影响力急速上升，对美日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美日在经济、能源、安全合作上的空间不断增大的同时，也使美日同盟的传统战略安排呈现出诸多的弊病。特别是全球化的发展，既对美日传统的同盟关系提供了转型的机遇，也对其提出了挑战。双方在充分认识到国际环境变化的同时，也认识到“模糊的威胁观念”已经使美日的离心倾向加强，因此，美日出于不同的战略目的，各自利用对“中国威胁论”的宣扬，进行双边战略的调整。
二、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冷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局面。经济领域，双方各有所需，合作空间非常广阔，双边贸易额已突破1800亿美元，在地区经济合作中特别是在建立同东盟的经济关系、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目标上，尽管存在分歧但整体形势呈现出积极势头；而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双边的关系却非常紧张，虽然在解决朝核问题、推动地区安全框架的形成方面中日有某些共同的要求，但在历史问题、领土问题、海洋开发、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上，双方的对立和冲突使得首脑会晤、高层互访呈现出非常冷落的局面。
美国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影响除美日共同利用“中国威胁论”强化同盟战略的因素外，对中日两国在亚太地区整体态势的构筑也有很大影响。对于美国来说，中国是发展迅速、逐渐强大的国家，日本是传统盟国逐渐摸索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过渡的国家，两个国家对美国都非常重要。
追求单极体制的美国对东亚摸索中的地区多边安全框架存有戒心，对于单独一个地区强国或国家集团主宰这个地区存在戒心，更对抛开美国的地区安全设想存在戒心。美国力图恢复东亚的势力均衡体制，对由东盟主导的东盟地区论坛(ARF)并不持积极的态度，对于中国在这个地区的作用保持着警惕，对于日本强化建立地区多边安全结构的动向保持着高度的重视。美国不希望任何的地区多边安全形式成为削弱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作用以及削弱与一些国家双边同盟的合法性、有效性因素，在出台的许多战略报告中都一再强调，以美国为首的双边同盟结构是地区安全结构的基础，任何的多边安全框架只能成为双边安全结构的一种补充，而不是一种替代。对于美国来说，它更希望冷战后的中日关系维系某种既合作又斗争的、竞争大于合作的局面，从而使中日都把向美国示好作为争取优势的手段，从而使美国介入其中。在中日政治矛盾、历史问题的争执以及领土纠纷方面，美国尽管表现出某些担忧，但从近年来日本在亚洲同俄、韩、中产生普遍性的矛盾与对立的态势看，美国只是担心日本会在亚洲走向孤立化，而保持审慎的观望态度，采取某种游离其外的策略。对于美国来说，“以中制日”和“以日制中”是两个相互权衡混合利用的策略，最终使美国既维持传统的同盟关系，也保持着对新伙伴的某种灵活的选择。
美国对亚太进行的经济合作，特别是建立地区性的经济组织以及建立某种共同体的动向反应审慎。以亚太经合组织为平台，美国保持着对亚太地区经济事务及发展进程的适度参与，对于建立类似于马哈蒂尔提出的亚洲经合组织持非常明确的否定态度。近年来，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发展迅速，“10+3”和两个“10+1”的发展，有利地推动了地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中日韩FTA以及日本与新加坡、印尼等组建的各种FTA形式的自由贸易投资形式，对地区内国家间经济的统合起到了推动作用。这同美国主张建立的“扇形模式”有很大的差异，且地区经济合作的强化、自由贸易地带的建立，使建立某种“地区安全共同体”的问题提上日程，从而使美国担心在这一地区的影响下降。因此，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就对中日韩及东盟联合推进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发表意见时称：“如果美国同地区各国间的双边关系不会在任何方面遭到破坏，(美国)将会保留自由加入的权利”。这是美国政府首次就东亚地区一体化发表正式见解，从中可以看出，美国并不希望东亚一体化使其影响力遭到削弱。鲍威尔指出，亚太地区已经存在了有美国参与其中的东盟地区论坛及亚太经合组织等地区合作组织，因此他表示：“可以理解寻求其他框架的理由”，但“关于这种必要性仍然难以认同”，此外他还强调，反对“削弱美国同其亚洲盟友之间牢固关系的推进方式”。
三、中美关系中的日本因素
冷战后的日本面临国际与国内体制变动的双重压力，国家发展方向的问题至今仍是非常模糊的。尽管从90年代以来，日本要成为“普通国家”已经事实上成为一个主要的战略性目标，但“普通国家”的具体形式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谜。
向政治大国进军、争取相应的国际地位、发挥相应的国际作用，似乎是日本政治的流行语。但具体为达到这样的目的日本会采取何种手段、通过何种途径实现的问题仍然值得研究。目前日本经济的结构性改革正在进行，恢复日本经济、增强国家实力似乎并没有引发大范围的论争，而在走什么样的政治道路方面却充满疑义。
中美关系中的日本因素除了安全、经济方面因素外，最大问题是日本将来在亚洲、世界扮演何种角色，推动地区和平还是破坏地区稳定的问题。对美国来说，日本是成为支持国家还是成为霸权的挑战国，是成为朋友还是成为敌手的问题，是需要战略性考虑的问题。而对中国来说，日本的走向对中国国家安全和地区安全、对于曾经经历的历史和正在谱写的历史，都是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如何规制日本的极端化、如何引导日本将国际和平与国家发展结合起来考虑，在追求私利与谋建地区秩序和世界秩序中寻求平衡，不再重蹈战前覆辙，成为一个真正负责的国际大国，是中美在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共同利益之所在。
但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战略中一直存在某种权宜之计，屡犯“割肉补疮”的毛病。美国急切需要日本对霸权支持，急迫要求日本发挥地区中的核心力量，并不惜为日本寻求某些合理性的借口，重新武装、要求日本强化军事力量。而日本也利用这样的压力，将其作为安全、防卫变革的动力，作为国家战略转型的动力。在策略选择上，正如田原总一郎所说的那样，要同美国进行“新经济战争”，不是通过废弃安保体制进行政治的战争，而是通过增强国力、影响力，最终不战而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