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目录学：发展历程、成就与局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目录学论文,中国论文,发展历程论文,成就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行将结束，中国目录学也即将走过一个风雨兼程的百年，并将以一个崭新的面貌跨入21世纪。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几代目录学工作者经过艰苦的努力，为中国目录学的发展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中国目录学也在百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其近代化及现代化的历程，发展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科学。在世纪转换之交，总结百年目录学史，探讨其成就和局限，是极其必要的。
1 20世纪中国目录学的发展历程
1.1 中国目录学的近代化历程
中国古典目录学一向注重文献整理，重分类，轻编目，强调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但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用枪炮敲开清政府的大门，西方文化也随之与中华本土文化发生白热化的冲突。在这次冲突初期，虽然西方目录学正处于其形成发展阶段而并没有传入中国，但中国目录学却受这次冲突本身的影响而开始了其近代化的转变。
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西学图书剧增，使书目分类体系受到了直接的冲击。梁启超1896年所撰《西学书目表》共收有关西学图书达644种，其正表部分，著录鸦片战争以后所译西书352种，附录通商以前西人译著85种，近译未印西书88种，国人所著与西学有关的书籍119种。仅从西学图书数量来看， 不难发现鸦片战争前后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西学图书尽管早在明末就有翻译，但那时毕竟数量少，《四库全书总目》可以轻松地套入经史子集之中。而随着西译图书的增多，随着人们对声光化电等西方科学技术的逐步了解，人们越来越感到四部书目分类体系的不适用。一些人开始尝试采用新的书目分类体系，梁启超即把西学图书分为学、政、教、杂四类，并在《西学书目表》中实际采用了学、政、杂三分法，初步具备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综合类的雏形，是对四部书目分类体系的一次强有力冲击。
其二，西方文化是与中华本土文化不同质的文化，在冲突中，中华文化一直处于弱势。中华士大夫一则羡其强大，亟欲学之，出现了如西化论、中体西用论等理论；一则惧其强大，极欲拒之，出现了如顽固派之礼教观，保存国粹之国学等说教，各种思想纷纷出笼。而要传播其思想，教育而外，目录就是最好的工具。目录本身就具有控制文献、辨考学术的功能，用它来推荐文献、传播思想、学术，实际上只需略作变通。正是在这种文化的急剧冲突期，人们编制目录，不再是为了整理文献，而是为了指导阅读，目录的导读功能被突出放大，从而成为文化冲突期的一种特殊现象，并使目录学也由整理文献转向了推荐文献，传播思想、学术，目录学之读者一端得到重视，进而成为目录学由古典走向近代的转折点。[1]
中国目录学的近代化虽然发生于上个世纪后期，而其演变最激烈的时期却是在甲午战争后至本世纪初期。1925年，梁启超在《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一文中说：“著书足以备学者顾问，实目录学家最重要之职务也。”[2] 这可以看作是近代目录学家对目录功能的一个最好总结。近代目录学是中国目录学由古典向现代转变的一个过渡期，其时间并不很长，其理论也不系统，但却意义深远。
1.2 中国目录学的现代化历程
中国目录学的现代化进程是与西方目录学的传入紧密相连的。最早译介西方目录学的是孙毓修，1909年，《教育杂志》上连载了他所撰《图书馆》一文，文中介绍了西方目录工作和杜威十进分类法，从此，西方目录学与中国传统目录学开始了冲突与融合的历程，且直到现在仍是方兴未艾。这一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从本世纪初至40年代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由于西方目录学的冲击，出现了新旧并呈的局面。李小缘将这一时期的目录学家分为史的目录学家、版本目录学家、校雠学家和界于三者之间的新旧俱全者四个流派，[3]典型地反映了中西目录学初步接触的概貌。
新中国建国后至文革为第二阶段。在马列主义指导下，中国目录学借鉴苏联目录学，开始了全新的理论建设历程。目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等问题，成为这一时期理论研究的重点。
从70年代末至今为第三阶段。文革的动乱，与对外开放，使人们蓦然发现了自己的落后，人们为美国的机读目录技术所炫惑，开始了新一轮的对欧美目录学的引进。MARC、书目控制论、书目计量学、书目情报服务等，一时成为研究的热点，而与此同时进行的，还有对传统目录学的反思。
古典目录学注重文献整理，辨考学术源流，近代目录学注重读者，西方目录学传入后，人们开始对目录学之文献与读者两端进行综合研究，尤其在引入西方书目情报理论后，人们认识到，现代目录学是研究文献与读者间书目情报交流的科学。[4][5]目录学的现代化历程，实际上就是人们调整研究视角、不再仅重一端、而更注重全面研究的历程。
2 20世纪中国目录学的辉煌成就
20世纪中国目录学在走向近代化及现代化的过程中，无论是在书目工作实践还是在目录学理论研究方面，都取得了相当巨大的成就。
2.1 在书目工作实践方面的突出成就
2.1.1 书目方法和各类型书目大发展
西方目录学与中国古典目录学的根本差异在于目录学的目的不同。中国目录学的目的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西方目录学思想的精髓则在于方便地获取图书。由于目的不同，中西目录学所采用的方法也就各异。为达到辨考学术源流的目的，中国目录学重分类，重小序，重提要；而为了方便地获取图书，西方目录学重编目，重索引，重排序法，重书目控制。西方目录学的传入导致了书目方法的大发展。
各类型书目的发展是西方目录学思想与方法引进的必然结果。我国传统目录以分类目录为主，多以书名为标目，这是由中国特定的文化背景所决定的，因为中国自孔子以来即主张“述而不作”，且刘向等人整理文献时，书名通常容易确定，而作者则往往难以考订，选择书名为标目在所难免。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由于强调人的价值和独创精神，且书名一般较长，书名中没有实际意义的虚词通常在前，故不以书名而以作者或责任者为标目。[6]这样就在分类目录之外有了作者目录。 在西方，从著译者或责任者入手查找文献是一个极其方便的获取文献的途径。
为了方便地获取关于某一主题的文献，西方在分类目录、作者目录等之外创立了主题目录。分类目录从类入手查找文献，而一个问题或主题属于哪一类有时不易确定，但表示问题或主题的词语在排序法中的位置却是确定的，按照一定的排序法形成的主题目录，其方便查寻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
按照字顺排序所形成的目录实际上就是文献索引。索引种类繁多，从反映被检索对象的事项和内容来看， 可分为篇目索引和内容索引。 20年代以来，这两种类型的索引在我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1929年在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上成立了索引检字组，1930年在洪业组织领导下，我国第一个专门从事索引编纂的机构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成立。索引编纂以及索引研究一时蔚然成风气，形成了一次颇具声势的索引运动。[7]
为了方便获取不同地方的文献，西方发展了联合目录。联合目录在我国虽然早在明代就有了萌芽，但中国古代官私藏书秘不示人的现实无疑极其严重地阻碍了它的发展。联合目录在我国的真正出现应该说是受到了西方目录学的影响。联合目录这一形式在20年代传入我国后，很快就在北平图书馆协会的主持下得到了开展。而后，在50年代和80年代，又有了较大的发展。
为了方便地查找全国所出版的全部文献，西方发展了国家书目。国家书目在我国产生极早，我国古代的官修书目，多可视作国家书目。而且宋代目录学家郑樵还提出了通录古今所有文献的著录原则。但中国的国家书目多是回溯性国家书目，而现行国家书目则创立于西方。美国的《累积图书目录》月刊创刊于1898年，有季度、全年和五年累积本。苏联的《图书年鉴》创刊于1907年，同样历史悠久。而且在苏联、英国、法国、德国等国，还制定了相当严格的缴送本制度，为国家书目的编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国在1955年也确立了出版物缴送本制度。
西方编制联合目录及国家书目，往往是由某一图书馆负责，一馆集中编制并向各馆发行目录卡片，就形成了集中编目。美国在1850年就提出了由书目中心编制目录的思想，[8] 英国的集中编目工作开始于1872年。现在，英、美已然合作编制并发售记录英、美图书的MARC磁带，而德、法、意等国也编制和发售类似的MARC磁带，将集中编目工作推向一个新阶段。我国的集中编目中心是北京图书馆的统一编目部，上海图书馆也从1976年开始集中编目，向上海地区发行铅印卡片。
集中编目卡片对图书馆容易产生两个问题，一是旧有的目录卡片要做局部的或全新的修改，一是图书和目录卡片一般不能同时到馆。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美国曾在1958 —1960 年间一度试行“原始编目”（CIS），即在图书出版前先行编目，但由于经费的原因而告吹， 后又试行“在版编目”（CIP）， 其办法是出版商将新书校样送到美国国会图书馆，由该馆进行编目，编目成果寄还出版商后印于图书的版权页上。[9]
图书在版编目在70年代得到迅速发展。我国从60年代起即开始译介这一做法。1986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曾经对其出版的部分图书进行在版编目试验，1987年6月， 成立了图书在版编目工作领导小组，各种形式的图书在版编目试验工作由北京地区逐步扩大至其他各省市，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2.1.2 书目工作标准化的推行
书目工作标准化在西方最初是从书目著录开始的。1908年，英美两国的图书馆协会为了解决两国图书著录方法的一致性问题，共同研制出了《著者和书名款目适用的英美编目条例》。而在欧洲大陆，同年由普鲁士图书馆正式颁布了《普鲁士规则》。由此形成了图书著录之“英美”与“普鲁士”两大体系。1947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成立， 其第四十六技术委员会（ISO／TC46）在书目工作标准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该组织与国际图联（IFLA）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在1974年正式出版了《国际标准书目著录《（ISBD），以为各国图书馆目录和各种书目提供统一的文献著录形式，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大影响。ISO／TC46 还陆续通过了ISO214—1976《 文献工作——出版物的文摘和文献工作》、ISO690—1975《文献工作—题录—主要的和补充的著录项目》等国际标准。
ISO／TC46制定的标准正在为更多的国家所接受。我国在1979 年12月成立了与该组织相对应的全国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至今已颁布了GB2901—82《文献目录信息交换用磁带格式》、GB3792.1—83《文献著录总则》、GB3792.2—85《普通图书著录规则》、GB3792.3—85《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GB3793—83《检索期刊条目著录规则》、 GB3792.7—87《古籍著录规则》、GB12451—90《图书在版编目数据》等多项国家标准。
在图书分类上，1973年我国出版了《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至今已修订出版了第4版。1981年10月7日，国家标准局在所转发的《全国分类法、主题法检索体系标准化会议纪要》中，将《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作为全国图书分类标准进行试用，同时还将《汉语主题词表》（1975年初版）作为主题法的基础在全国组织试用，以便进一步完善，从而推荐为国家标准。
书目工作标准化是整个图书情报工作标准化的基础，是实现文献工作自动化的前提，从70年代以来，我国在书目工作标准化方面的成就是极其显著的。
2.2 在目录学理论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
在目录学理论研究方面，目录学基础理论、书目控制论、书目计量学等领域得到了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关于目录学研究对象的讨论、目录学学科基点的探索、目录学致用性特性的认识，可以说是20世纪目录学理论研究的最突出成就。
目录学研究对象的讨论起源很早。当西方目录学传入之初，中国目录学研究者们试图给目录学下一个科学的定义时，就为这一讨论埋下了伏笔。1928年容肇祖撰《中国目录学引论》称：“中国目录学简言之为研究中国书的学问；详言之，则研究中国书的（一）材料，即构造成书的；（二）内容，即著作家所论述的；（三）版本，刻本写本皆在研究之列；（四）分类，及其分类的历史。”1933年，姚名达在所著《目录学》中说：“目录学者，将群书部次甲乙，条别异同，推阐大义，疏通伦类，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之专门学术也。”1930年杜定友在《校雠新义》中更直接探讨了“目录学的对象”问题，认为“目录学之对象为图书，其目的在致用。”
至50、60年代以及80年代，目录学研究对象的讨论一度成为目录学领域的焦点，出现了“图书说”、“目录说”、“图书兼目录说”、“关系说”、“矛盾说”、“规律说”、“目录事业说”等多种观点。在不断的探讨中，各派论点渐趋接近，多数同志认识到，离开了对目录学规律性的认识，要将目录学研究对象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是不可能的。一般说来，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的规律，感性的具体事物都不能构成某一学科的研究对象。目录学之所以能够构成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因为它以研究目录学领域的特殊矛盾而区别于其他学科。目录学领域的特殊矛盾，是揭示和报导文献与人们对它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这就是目录学研究对象的“矛盾说”。该说1980年由彭斐章和谢灼华提出，[10]而后又被写进了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目录学概论》教科书。该说对目录学研究对象的讨论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同时又因其说具有坚实的哲学依据，从而逐渐为大多数同志所接受，影响深远。
目录学研究对象的讨论是西方目录学引入后丰富的书目工作实践对目录学的必然要求，是目录学逐步摆脱经验束缚走向成熟的标志。
书目情报这一概念是信息论向目录学领域渗透的产物，是前苏联目录学界在60年代广泛开展科学情报和科学交流研究的基础上和寻找目录学与情报的联系中提出和确立的（其思想渊源可追溯到50年代美国谢拉和伊根的社会认识论）。在前苏联国家标准7.0—77中， 书目情报的定义是“为识别和利用出版物所必须的出版物信息（不论这些信息的提供方式是口头的、阅读的或机读的）”。前苏联著名目录学家科尔舒诺夫随后对“这一内容上是正确的定义”作了“发展和订正”，在《普通目录学教程》一书中，他认为书目情报是书目概念的出发点，“是以具体的历史形成的形式，在文献交流体系中发挥检索、交流和评价功能的、关于文献的情报”。《目录学普通教程》一书1987翻译出版后在目录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目录学的许多概念为之一新，书目情报服务、以书目情报为逻辑起点的书目控制研究等为目录学输入了新鲜血液。书目情报实际上是关于文献的效用信息，是在对目录学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出现的一个反映目录根本结构因素的概念，是目录学研究的基点。[11]
学科基点是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起点，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学科方法论的选择都必须以学科基点为基础。学科制高点是指学科研究主体的思想高度和学科研究所要达到和实现的目标。学科基点和学科制高点一旦形成，便构成学科研究的指导思想，决定着学科未来发展的方向和理论功用取向。[12]古典目录学以文献整理为学科基点，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学科制高点。其学科基点停留在事物层面，没有深入到事物最基本的结构，这与古代文献的实际状况以及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密切相关。从文献整理出发，人们自然而然地将辨考学术源流当作了目的，也就是学科的制高点。而在现代，人们认识到，欲从整体上研究事物，就必须深入到事物的结构中，分析事物最基本的构成。书目情报概念的出现，使人们不再停留在目录学的事物层面，而是深入到了其内在结构之中，因此，以之作为目录学研究的基点也就成为时代的必然。现代目录学的制高点则是世界书目控制和文献资源共享。
以书目情报作为现代目录学研究的基点，是“矛盾说”在新时代条件下的升华，体现了信息时代目录学的本质特征。矛盾说展示了目录学根本目标的因果关系，没有文献信息的科学揭示和有效报导，对文献信息的特定需求的满足便无从谈起，但文献信息的揭示和读者对文献信息的接受总是通过书目文献的中介作用来实现的，而书目文献作为连接矛盾两极的桥梁和解决矛盾的手段，不在于书目文献本身，而是依靠其蕴含的书目情报。[13]以书目情报为现代目录学的研究基点，既是对20世纪目录学的一个最深入的总结，同时又为21世纪目录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对目录学致用性特性的认识是20世纪目录学的又一成就。1983年，在中国目录学第一届会议上，朱天俊即撰文称“中国目录学本是致用之学”，致用是目录学的生命线。实际上，中西目录学都主致用。中国传统目录学所致之用乃辨考学术源流，西方目录学所致之用乃方便获取文献及共享文献。致用是目录学的目的，致用性的确立也就是学科制高点的确立。中西目录学所致之用不同，两者之间是有冲突的。辨考学术源流在很多人看来不是目录学的目的，而是学术史的追求，而且与辨考学术源流相应的方法如小序、叙录等书目方法一是实际操作难度大，“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14]更重要的是，这些方法需要人类智力的参与，从而在利用计算机上有相当的难度。西方目录学追求方便获取文献，所采用的方法更重技术操作性，从而能方便地利用计算机，实现书目工作的自动化。
书目情报服务研究是解决中西目录学之间的矛盾的一次尝试，是目录学应用于社会，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开拓和深化的一个研究领域，它的最终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成员的文献信息需要。书目情报服务可基本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一般服务，解决一般性文献信息需求；一是深层服务，解决特殊读者的特殊需求。第一个层次是西方目录学所致力解决的，今天，其解决方式已经网络化。第二个层次是中国传统目录学的目标，可以通过各学科学者专家的共同努力来完成。
3 20世纪中国目录学研究的局限
中国目录学现代化的历史是西方目录学的引进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西方目录学之所以能占据主导地位，其技术上的可操作性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追求技术上的可操作性使西方成功地发展出了一系列的排检方法，其排检方法依据科学方法得出，具有较强的科学性，从而能成功地运动于计算机，实现书目工作及书目情报服务的自动化。相反，中国传统目录学因注重辨考学术源流，从而使其方法具有极强的人类智能因素，因而难以利用计算机，实现自动化。有人曾经设想计算机人工智能技术迟早有一天会解决自动编写提要的难题，[15]但这一难题的解决显然不会发生于本世纪。虽然书目情报服务对解决中西目录学的矛盾作出了尝试，但毕竟深层书目情报服务的计算机不可操作性限制了它的发展。可以说20世纪中国目录学的最大局限在于人们无法很好地解决中国传统目录学与西方目录学之间的矛盾。一些人称中国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为“红包袱”，其中无疑隐含着一种欲甩之而后快的念头。80年代以来对目录学传统的颂扬与批判显示了中西目录学之间的本质冲突，这一冲突实际上在西方目录学初传入时就已经发生。中西目录学之间矛盾的无法很好解决表明目录学的致用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书目情报深层次服务毕竟是目录学应用于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虽然不是目录的本质功能，但却是目录功能体系中的重要一环，目录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它无疑也应该能辨考学术源流，是否能因为它与相应的书目方法无法顺利利用计算机就全然否定它呢？20世纪中国目录学留下了这一难题，留下了一个遗憾，希望在计算机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到下个世纪的时候，它不再困扰人们。
[收稿时间]1999—5—30（敬卿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