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中共领导人的文化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代论文,领导人论文,中共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代中共领导人的文化观，是指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对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的一系列基本观点。认真研究这一问题，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模糊认识，对于我们坚持正确的文化观，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问题是三代领导人始终都很重视的一个问题。他们所讲的文化，主要是指与经济、政治相对的观念形态的文化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一直将文化作为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给予了高度重视。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曾就“文化运动”作为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之下所做的十四件大事之一，做了热情的记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经济工作的指示中，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论述中，以及在《实践论》、《矛盾论》中，都把文化作为与经济、政治、军事不可分离的要素，并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抗日战争时期，他指出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文化战线是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的文武两条战线中的一条战线，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他对中日两国情况的分析，对敌友我三方情况的研究，对历史和现实的研究，文化都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他的《新民主主义论》，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相对应，从多方面作了精辟的论述。解放战争时期，在迎接全国胜利的新形势下，毛泽东及时提出“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指出在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人民政权之后，要在紧紧抓住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的同时，必须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就高瞻远瞩地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
邓小平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一直很重视文化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他在《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这篇报告中，指出当时中国的抗战民主派，日寇、汉奸、亲日派，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共顽固派这三种势力的斗争，也尖锐地表现在文化领域，各种势力的文化工作都是与其政治任务密切联系着的，指示部队要加强对敌的文化斗争，克服轻视文化工作的倾向。建国初期，他在关于西南地区工作的一系列指示中，强调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工作现在都要开始去做，当然，一切都要引导到发展生产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中恢复了正确的政策，并且研究新情况、新经验，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正确的政策。他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寻找自己应该走的道路，“这涉及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等所有方面的问题”。
江泽民同样也很重视文化工作。一方面，他从两个文明建设的角度，反复强调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1989年6月， 他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指出，在抓紧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抓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坚决纠正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多年来，他反复强调：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是贯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过程的重要战略方针，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要始终如一地坚持这一方针，在大家忙于集中精力搞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时候，千万不可忽视精神文明建设。他告诫我们，一个民族，物质上不能贫困，精神上也不能贫困，只有物质和精神都富有，才能成为一个有强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民族。另一方面，他从经济、政治、文化要协调发展的角度，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了多方面的阐述。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总结改革开放十多年的经验，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以及党的基本路线的基本要求的高度，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性质、内容和在这些方面的建设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基本方针作了深刻的分析和论述。后来，他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又从基本目标、基本政策的角度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和阐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成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的重要内容。江泽民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文化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精神文明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上述可以看出，三代领导人始终都很重视文化问题。他们主要是在与经济、政治相对的意义上使用文化概念，其含义，用毛泽东的话来讲，应指“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邓小平、江泽民所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其主要内容来说，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一致的。因此，探讨三代领导人的文化观，就不能忽视他们关于精神文明的一系列论述。
三代领导人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从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同时期的具体实际出发，科学地解决了文化的社会结构定位与历史定位问题
人类社会是由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的要素按照一定的结构关系组成的有机体。文化在这种结构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就是文化的社会结构定位问题。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经用非常精炼的语言，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的基本观点作了高度概括，即：“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
所谓文化的历史定位，就是在研究文化问题时，不是把文化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置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确定是什么历史阶段上的什么性质的文化。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马克思曾讲过：“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关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第296页。）
如果说文化的社会结构定位是对文化问题的横向考察，那么文化的历史定位就是对文化的纵向考察，只有把两种考察方法结合起来，才能对不同社会历史阶段的文化问题得出正确的认识。
三代中共领导人正是运用这样的考察方法，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中国复杂的文化现象作了科学的分析。
毛泽东1939年在《五四运动》一文中指出：“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反映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并为其服务的。
邓小平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指出：“无论哪一种势力或哪一种派别的文化工作，都是服从其政治任务的”，“所谓超政治的文化是不存在的”。（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2页。）他强调， 我们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传播者与实行者，我们坚持反对殖民文化，反对买办性的封建主义文化，而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目的服务。邓小平这样直接强调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并不是忽视经济，而是因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深刻地理解和把握经济对于政治和文化的基础作用。1950年7月21日， 他在《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讲话中谈到西南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工作时，指出粮食、市场、贸易、金融等经济问题如果不解决，就会动摇政治的基础。也正因为如此，建国以来他一直强调各方面的工作都要围绕并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他反复强调我们建设的文化（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强调文化工作要服务、服从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作了深刻的阐述。他明确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它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特征，又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巨大促进作用”。报告全面地解决了新时期文化的社会结构定位和历史定位问题，是文化工作不可偏离的指针。
三代领导人对文化的功能有多方面的阐述，其根本着眼点在于通过文化工作提高人的素质，培养与革命和建设的任务相适应的一代新人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曾经对革命文化的功能作过高度概括。他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8页。）而他研究革命文化功能问题的根本着眼点，则在于这种文化对人的教育。例如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五四运动以来文化革命统一战线的分析中，指出五四运动作为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1927年至1937年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的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作为军事“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红军北上抗日；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1935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作为这两种“围剿”之共同结果的东西，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他还指出，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在文化方面必须同一切反抗战、反团结、反进步的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击破这些反动思想，争取抗战的胜利。透过如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研究革命文化功能问题的根本着眼点在于其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革命斗争在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在于其对中国军队的改造和千百万农民群众的动员，在于启发全国人民的觉悟，在于击破反动思想的影响。一句话，在于对人的教育。
邓小平则将适应时代和形势的需要，培养具有一定素质的人，视为文化为经济和政治服务的根本途径和方式。抗日战争时期，他在《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这篇报告中，曾经深刻地揭示出当时中国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三种不同势力在文化领域的斗争，从根本上来说表现为在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上的尖锐对立。“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亲日派的政治目的是要把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其文化工作方针是施行奴化政策，以奴化活动和奴化教育来腐蚀我们的民族意识，消灭民族爱国思想，摧残民族气节……培养奴化人才。”而我们作为抗战民主派，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传播者与实行者，则要加强民族的爱国的宣传教育，提高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随时给敌人的奴化政策以有效的打击；要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与主张，解释抗战法令，推行民主政治，宣传根据地的一切善政和进步设施；要提倡科学，宣扬真理，反对愚昧无知、迷信落后，加强马列主义的宣传，尤其需要加强部队的文化科学知识的学习，使科学为指战员所掌握，创造现代化的正规兵团。通过这样的工作，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目的服务。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反复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定要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而“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页。 ）这就是邓小平著名的培育“四有”新人的思想。这一思想体现着时代的要求，形势的需要。因此，这一思想很快成为全党的共识。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江泽民1989年9月29 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精神文明建设，说到底，是要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1994年1月24日， 他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我们的宣传思想工作，必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不断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发挥有力的思想保证和舆论支持作用。1997年，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从时代的要求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出发，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开发。面对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综合国力剧烈竞争，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面对小康社会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全党必须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民族振兴的高度，充分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他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培育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这是我国文化建设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这是我们党对文化的功能和文化的根本任务的最新概括。
三代领导人的文化观是统一的思想体系，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科学指南
毛泽东的文化观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邓小平的文化观先期属于毛泽东思想的范畴，后来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继承和发展。江泽民的文化观是邓小平文化观的进一步丰富和深化，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许多问题作出了富有新意的回答。三代领导人都从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同时期的具体实际，对中国文化的一系列问题作了科学的分析，形成了统一的思想体系。他们的文化观，沿着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的文化问题——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理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化问题——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轨迹，生动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我们应该学习这种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以三代领导人的文化观为指南，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为了很好地把握这个指南，我们有必要注意解决如下几个认识问题：
首先，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理解三代领导人的文化概念。文化概念的多义性是一个引起中外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笔者认为，邓小平著作中的文化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含义，既有指与经济、政治相对的观念形态的文化的情况，也有指与理想、道德、纪律相对的知识形态的文化，或与教育、科学等相对的文学艺术等文化部门的具体文化，或与科学并提的侧重人文意义的文化等多种情况。但后几种含义显然都属于观念形态的文化的范畴。这些情况，在毛泽东、江泽民有关文化的论述中同样存在。但总的来看，三代领导人主要是在“观念形态的文化”这个意义上使用文化概念，而且在其他意义上使用文化概念时也没有脱出这个范围。然而，近几年探讨三代领导人的文化观的文章中，有的作者在解读三代领导人的文化著述时将其中的文化概念泛化，作为与自然相对概念加以理解，认为其含义不仅包含观念形态的文化，而且包含物质形态的文化。例如有的作者认为，邓小平“不仅关注观念形态上的文化，更关注物质形态上的文化，并把后一种形态的文化看作是前一种形态文化的前提和基础。在某种意义上，邓小平文化思想的根本特征乃是对物质形态的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注：俞吾金：《邓小平与中国当代文化范式的转变》，《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3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997页。）也有作者认为， “邓小平的文化观是一个大文化观”，“文化在他的思维中是个含义很广的概念，……看成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文化层面上说，他始终将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历史实践过程，看成是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并且运用这种整体思维方式，形成理论，指导实践”，“邓小平文化思维的切入点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形成的文化冲突，终结点是一切为了发展生产力”（注：刘以鼎：《邓小平文化观探究》，见人大复印资料《邓小平理论研究》1999 年第8期第53页《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1999年第4期。）。 这显然是一种误读。第一，这样理解邓小平的文化观并没有文本依据。第二，这样理解文化问题，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有的学者指出：“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看法，文化是人创造的，但不能反过来说人所创造的一切都是文化”，“如果把一切称之为文化，把社会与文化视为同一体，我们就取消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界限，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界限，经济、政治、文化的界限。社会就是由各种形式的文化构成的复合体，是一种文化决定另一种文化”（注：陈先达：《文化爆炸》，《静园夜语——哲学随想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第291、292页。）。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对三代领导人文化概念的误读不仅容易造成理论上的混乱，而且容易造成实践上的误导。我们必须认真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模糊认识。
其次，我们要学习三代中共领导人的思想方法和有关论述，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结合我们的实际，解决文化的社会结构定位和历史定位问题。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的一种具体的历史的形态，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所建设的一种文化。从社会结构定位来看，它反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并服务于经济和政治，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巨大促进作用。明白这一点，我们就要在文化建设中自觉地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自觉地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同时，我们还需要自觉地与观念论的文化史观划清界限，也要与文化无用论划清界限。从历史定位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建设的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文化。把握这一点，我们在文化建设中就能正确处理与历史文化和国际文化的关系。今天的文化是历史的文化的延续和发展。我们不能割断历史，而必须继承历史文化的优秀传统。同时，我们的文化发展也不能脱离世界文明发展的轨道，而必须广泛开展国际文化交流，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优秀的文化成果。
再次，我们要认真学习三代领导人的有关论述，正确认识文化的功能，抓住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同时，我们必须抓住其中的根本，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把文化建设的目标聚焦在培育“四有”新人上，为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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