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消费的经济分析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工论文,启示论文,经济分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的今天，需求不足是制约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在外部环境变幻莫测，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扩大内需，动员国内即期和潜在的有效需求，已成为中国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关键。
我国目前的买方市场是在居民收入水平和购买能力较低，经济结构明显失衡条件下形成的。这样的买方市场有点早熟、发育不良，主要症状就是相对过剩与相对短缺，结构性过剩与结构性短缺并存。有些产品表面上是过剩，实质上是一种短缺，因为市场尚未得到充分开发。从这个意义上讲，扩大内需就要从供给入手，在过剩中寻找短缺，在短缺中创造供给，进而拓宽市场空间，培植消费热点。然而在这广阔的市场空间中，有一个被人遗忘的死角——民工消费。
一、民工消费现状
1998年8月，我们在广东（包括广州、深圳、 东莞三市）和北京两地对690名民工的消费状况进行了深入调查（注：本次调查涉及12 家企业，包括2家国营企业、3家私营企业、3家中外合资企业和4家外资独资企业；调查以问卷为主，结合访谈法和观察法，从民工、企业和政府管理部门三个角度获取较为全面的信息。）。结果显示：民工平均月工资584.8元（注：月收入包括基本工资397.8元、奖金50.6元、加班费93.5元、补贴19.3元、其它收入23.6元。），年工作时间10.4月，年收入6081.9元，其中2627.4元（43.2%）寄回或带回原籍。在考察消费状况时，一般是以家庭为单位，即包括劳动人口及其负担人口，而本次调查对象均为劳动人口，我们对此作了必要的技术处理，即粗略地认为所寄回或带回原籍年收入的43.2%，是民工负担家庭人口所必须承担的义务（包括通过支持生产性活动间接承担的费用）。这样，可将剩余的3454.5元视为作为消费者的民工在流入地的可支配收入。
（一）民工消费特征
对资料的进一步分析表明，民工在流入地的消费具有如下主要特征：
1.消费倾向明显偏低。民工的可支配收入为3454.5 元， 消费支出1835.1元，平均消费倾向0.53，明显低于城镇居民（0.81）和农村居民（0.77）。低消费倾向是民工消费的基本特征。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民工的消费倾向具有某种不协调性：民工可支配收入介于城镇居民（5160.3元）和农村居民（2090.1元）之间，但平均消费倾向既低于城镇居民（0.81），也低于农村居民（0.77）。这种消费倾向与收入的不协调，主要是由于民工的可支配收入虽然明显高于农村居民，但消费支出（1835.1元）却只略多于后者（1617.2元），结果导致平均消费倾向明显低于后者。
2.恩格尔系数上的矛盾。恩格尔法则揭示：随着收入的不断增加，食品支出的比例将逐渐降低，但绝对数却是递增的。表1 所显示的城乡居民的消费状况正体现了这一规律，城镇居民收入高于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前者（0.46）低于后者（0.55）；食品支出的绝对数前者（1942.6元）高于后者（890.3元）。然而民工的消费状况却有悖于此： 一方面，民工可支配收入低于城镇居民，但恩格尔系数（0.41）却低于后者；另一方面，民工的恩格尔系数低于农村居民，食品支出的绝对数（753.3元）也低于后者。 恩格尔系数上的矛盾反映了民工在食品消费上的不协调。
表1 民工同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对照表（1997年）
单位：元；%
城镇居民农村居民
绝对数比例 绝对数比例
可支配收入 5160.3 -2090.1 -
消费支出合计4185.6100.0 1617.2100.0
食品1942.6 46.4 890.3 55.1
衣着 520.9 12.4 109.4 6.8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316.9 7.6
85.4 5.3
医疗保健 179.7 4.3
62.5 3.9
交通通信 232.9 5.6
53.9 3.3
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
448.4 10.7 148.2 9.2
居住 358.6 8.6 233.2 14.4
其它商品及服务
185.7 4.4
34.3 2.1
民工
绝对数
比例
可支配收入
3454.5-
消费支出合计1835.1
100.0
食品 753.341.0
衣着 260.314.2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1.2 0.0
医疗保健 49.1 2.7
交通通信 55.0 3.0
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57.8 3.1
居住 410.222.4
其它商品及服务
248.213.5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版，第324、326、348页并据此计算； 民工数据来自本次调查。 * 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为农村居民平均纯收入。
3.文化消费与年龄结构和收入水平不相称。本来以年轻人占主导的民工，在娱乐文化上属高消费群体，但他们在这方面的年支出只有57.8元，大大低于城镇居民（448.4元），甚至也不到农村居民（148.2元）的一半。在支出比例上，民工文、娱支出只占总支出的3.1%， 为城镇居民（10.7%）和农村居民（9.2%）的1／3左右。 这种状况同民工的年龄结构和收入水平是极不相称的。
4.家庭消费空档。在表1中， 民工的“家庭设备及服务”栏几乎为0（人均只有1.2元），这表明民工的家庭消费基本上属空白。相反，该类支出在城乡居民的消费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城镇占7.6%（316.9元），农村也已占5.3%（85.4元）。 这一方面与民工大部分是单个人（不是以家庭为单位）外出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民工在流入地总是作临时工，居无定所，这种状况自然不会有多少耐用消费品和家庭服务需求。
5.居住支出居高不下。尽管在消费支出上，民工大部分都非常低，但在居住支出上高达410.2元，占全部消费支出的22.4%， 而城镇居民只有358.4元，占8.6%。这主要是因为城镇居民在住房方面享受高福利，而民工却完全是“自费”。可见，同城镇居民相比，民工的居住支出与其收入水平也具有某种不协调。
（二）民工的消费潜力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同城乡居民相比较，民工消费有些反常，但最基本的特征是消费倾向明显偏低，这正是其消费潜力之所在。当然，本次调查的民工处于较高收入的京粤地区，故收入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据权威部门测算（注：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等：《1997～1998年：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77页。），1997年，全国转移到城镇的民工， 年平均收入为5096元。由于本次调查对象大部分不是家庭主要劳动力，故作为负担家庭人口费用所寄回或带回原籍的比例显然是偏低的，就全国而言，在城镇务工经商的民工该项支出为总收入的55.5%（注：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等：《1997～1998年：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77页。）。 所以全国外出民工（包括进入外地农村）的年平均收入可估算为5000元，寄回或带回原籍2500元，即他们在流入地的可支配收入为2500元，消费倾向为0.55。全国离乡民工约为7000万人（注：全国农业普查办公室：《中国第一次农业普查资料综合提要》，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页。），其中绝大部分（约78.5%（注：农村年度分析课题组：《1995年经济绿皮书》，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3页。））在城镇就业，因此可以城镇居民为坐标来考察民工的消费行为。以1997年为例，该年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为0.81。民工在流入地的可支配收入人均为2500元，总共为1750亿元。据此，民工在流入地的消费支出应为2025元，但实际只有1375元，消费倾向比城镇居民低0.26。即由于种种原因，人均少消费650元，总共为455亿元；换言之，民工中有455 亿元的潜力没有被挖掘出来。可见民工潜在的消费市场是非常巨大的。
二、民工消费的制约因素
（一）直接因素
1.谨慎动机强。众所周知，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程度同储蓄倾向具有极高的负相关性，因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健全可以消除某些私人储蓄的必要性，从而大大地减弱人们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随着社会福利的改善，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国民储蓄率有逐渐下降的趋势，美国的储蓄率从二战后的10%以上，下降到80年代后期的2%左右（注：[美]萨缪尔森等：《经济学》（第十四版）， 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6年中译本，第817页。）。 这一点从我国城镇居民储蓄倾向明显高于农村居民的事实也得到了验证。
在中国目前的户籍制度下，民工似乎生存于“国家”空间之外，他们成了被遗忘的角落，政府的各项政策未惠及他们，流出地对他们鞭长莫及，流入地对他们“近”而远之。他们不仅在流入地几乎无任何保障可言，甚至在经济上乃至在政治上还受到种种歧视，属于被排挤对象。一项调查表明：企业为外来民工办理了退休养老保险的只占3.9%， 办理了医疗保险的占11.9%，办理了工伤保险的占25.4%，而外来民工生病能够得到生活补贴的只有12.9%。（注：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农村劳动力流动研究通讯》，1996年3月。）
由于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民工未来的“不确定性”比其他任何群体都大，他们比任何人更需要手持货币以备不测，这就极大地强化了其谨慎动机，降低了其消费倾向；另一方面，这也导致了民工在消费支出上的“不规则”。
2.收入具有“暂时性”。“持久收入假说”认为，人的收入有暂时收入和持久收入之分。前者是指一时的、非连续的偶然收入（比如一次性的奖励或一个不常有的好收成），后者是指长久的、有规律的稳定收入（如被晋升到一个可靠的高收入工作岗位）。该理论进一步阐明，人们的消费主要取决于持久收入，因为人们普遍希望消费是稳定的。对于不同的收入变动，消费者会作出不同的反应，如果收入的变动看来是持久的，那么，人们就可能会消费掉其中的大部分；如果收入的变动具有明显的暂时性，那么，收入增加的相当大的部分就会被储蓄起来。
很显然，在目前的制度环境下，民工无论是工作还是居所都是临时性的，城市一有风吹草动，民工就成了清退对象。因此打工收入实际上是临时性的。此外，由于种种限制和歧视，民工的很多本来属于正常的经济活动都被视为“非法”（比如北京市明文禁止外来人口在多个行业就业），所以对民工来说，在流入地务工经商的收入无法得到保证，流出地的土地收入才有保证，才能算持久收入。
根据“持久收入假说”，民工在流入地得来的暂时收入只能是大部分储蓄起来。
3.“相对收入”不高。 美国经济学家J.杜生贝提出的“相对收入假说”认为：消费不取决于现期收入的绝对水平，而取决于收入的相对水平，即消费者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相对地位与消费者过去所达到的最高收入水平。因此，在长期中尽管收入增加了，但只要收入分配格局没有变，消费也不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同比增加。很显然，尽管民工在外务工经商，但现行的制度环境改变不了其“农民”身份。因此尽管他们现期收入的绝对水平不低，但只要环境条件不改变，他们的“相对收入”就难以提高，结果他们的消费也不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同比增加。
4.城镇居民的示范效应发挥不了作用。根据“示范效应”理论，人们的消费行为是相互影响的，别人的消费对自己具有“示范效应”。其实，每个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每个消费者总是属于某一“关系集团”（消费者个人在心理上把自己与之联系起来的那个团体）。他要消费什么商品，总是受自己所属“关系集团”的影响。一个人之所以坚持某种消费习惯，固然有偏好问题，但也与消费者力图保持同“关系集团”之间心理上的联系有关。消费者在实现其消费行为时总是受到该集团的“评价和规范”的支配，个人为使自己的行为与这一集团的“评价和规范”保持协调，需要通过消费支出来调节自己的生活方式。由于人们之间交往的渠道不同，各自从属的“关系集团”有别，而且各个“关系集团”的“评价和规范”也不一致，于是社会上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生活方式。
众所周知，民工游离出农村，却难以融入城镇社区，即使居住在城镇居民之中，也不例外，因此民工同城镇居民形成了由一堵无形墙隔离的两个阶层。此外，民工一般聚集在城乡结合部，这就进一步加剧了他们同城镇社区的隔阂。结果民工消费的“关系集团”还是来自农民，具有现代消费观念和消费时尚的城镇居民的“评价和规范”对民工所起的作用极其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民工难以摆脱小农所具有的重节俭的传统消费习惯。
5.生活的非家庭化。现行制度环境等因素使民工主要是个人外出，而非举家外迁，这种格局决定了他们在流入地生活的非家庭化倾向。事实上，很多消费是以家庭为单位实现的，特别是耐用消费品和家庭服务，这就导致了表1所显示的民工家庭消费的空档。 生活的非家庭化也是民工消费倾向很低的原因之一。
本来按“生命周期假说”，民工属高消费年龄段，但由于上述诸多因素，造成了民工在流入地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将消费开支压缩到尽可能低的限度。
（二）深层原因
毫无疑问，造成民工低消费的根源并不在于消费本身，而在于民工所处的制度（体制）环境。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有必要对这种制度（体制）及其产生的根源进行深入剖析。
很显然，这种体制是计划经济历史遗留下来的。计划经济的背景是卖方市场，资源配置方式是“行政命令”型，而非市场导向型。与此相对应的是部门和行业垄断，地区分割，城乡隔绝，城乡二元结构的不断固化。结果是等级和特权的产生，“城市偏好”的形成。现在虽然已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而市场经济意味着平等，不承认任何特权和等级，但对民工的“不平等”依然存在，并未受到任何冲击。因此作为市场经济参与者的民工，在城市经济的竞技场上，不仅天生就站在起跑线之后，而且还有种种附加的参赛限制。这样不仅使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影响经济的增长速度，而且也会恶化他们的生存环境。生存环境的恶化必然导致工作和收入不稳定，风险增大，不确定性增强，前途预期渺茫；进而使谨慎动机增强，“相对收入”不高，“暂时收入”虽增，“持久收入”不长，等等；最终必然是消费倾向降低，需求规模缩小。
自从近年来我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后，资源的配置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即由资源约束型转为市场约束型，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如果说市场经济的理念是在市场面前人人平等，那么，买方市场的理念则是唯消费者的意愿事从，然而长期对民工的歧视使人们在观念上形成了他们仅仅是一个无足轻重群体的印象，民工消费市场成了一个死角。
三、政策建议
（一）处理好城乡就业矛盾
从现实情况看，对民工不利的制度环境与对民工就业的错误认识直接相关。从直观上看，民工在城镇的就业，意味着城镇就业岗位减少，要解决城镇的失业问题，似乎必须减少民工在城镇的就业，因此需要设置障碍，以尽量阻止民工进入城镇就业。
事实上，中国目前的城镇失业问题，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大量民工涌入城镇，甚至也不在于自然环境和人口问题，而在于制度和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垄断工商业，管制农业，并实行城乡隔离的制度。结果劳动者失去了获得市场机会的自由，城镇劳动力靠国家安置，农村劳动力也无法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向高效率的产业部门流动，无论是农村或城镇都积累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种国家垄断经济的就业渠道越来越狭窄。
农村改革的实践证明，不同的经济体制和就业模式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结果。农村改革给了农民进入市场的机会，国家放弃对资源配置和经济的垄断，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农民向农业的深度和广度开发要效益、要岗位；创办乡镇企业；走南闯北寻找就业岗位，等等。农民在极大地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仅乡镇企业一项，在国家没有任何投资的条件下，吸纳了1.2亿农村剩余劳动力。
总之，正反经验都证明，走市场化之路是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根本性出路。只要放弃国家对资源配置和经济的垄断权，创造公平竞争的条件，培育市场竞争的就业机制，就能在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实现高就业，进而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
目前这种“厚此薄彼”的就业政策，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甚至会适得其反。因此政府应当从限制劳动力流动和人口迁移，转向鼓励人口和劳动力社会化流动和迁移。放宽和逐步取消对职业、劳动力流动和人口迁移方面的限制，从而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镇下岗职工得到转移，使闲置劳动力资源得到利用，通过城镇化和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劳动密集型工业来增加他们的收入，形成一个适应我们目前耐用消费品工业的消费者阶层，消除农民、下岗职工因收入减少导致的需求萎缩和工业品过剩。
（二）进行一系列制度改革
民工所处的制度（体制）环境从根本上制约了他们消费的扩大。可见，内需的扩大需要尽快进行一系列制度改革，首先要废除对任何群体带有歧视性的政策、法律、法规，在此基础上进行以户籍制度为核心，以保险福利待遇、工资待遇、住房制度、子女入学等为基本内容的现行制度的改革。
在有关制度的改革上，应将流动人口和城镇人口纳入统一的管理体系之中。近年来尽管政府采取了多项限制外来人口政策，甚至在许多岗位上明文禁止外来人口就业，但收效甚微，可见民工及外来人口问题是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这就在客观上要求政府在城市规划、管理等方面（如市政、交通、教育、商业……），考虑外来人口因素，将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纳入一体化的管理之中。流动人口从个体上看，是“暂住”人口，但从群体上看，他们已是“常住”人口，北京市的300 多万外来人口已相对稳定就是证明。
目前，不少城市因适龄儿童少年逐渐减少而使学校越来越“吃不饱”，部分教师面临失业的危险；但另一方面，相当数量的外来适龄儿童少年上学是一个大难题，若两者纳入统一的管理体系之中，就可统筹兼顾。近年来，政府已经在这方面有所作为，比如教育部出台了一些政策，提出流动人口儿童少年就学是流出地和流入地政府的共同责任，倡导以公办学校借读为主解决他们的就学问题。
（三）开发民工消费市场
1.进行市场细分和市场定位。现代商业要求无论是商品还是服务，市场开发首先要对市场进行细分，并根据其特点进行市场定位。由于民工的社会地位、经济水平、文化教育、年龄结构、生活习惯等方面与其他群体有显著的区别，从市场营销的角度看，这就是大市场中的一个子市场。因此在消费政策的制定、市场规划、市场定位上，都应考虑民工市场。
2.开展对民工消费市场的调研。民工消费市场以前是一个被忽视的死角，本文的粗略分析表明，这一市场不仅潜力巨大，而且特征明显。因此，建议开展这方面的专题调研，全面掌握这一新兴市场的内在规律。
3.根据民工消费的结构特点，有针对性地寻找市场空间。比如目前民工的家庭消费还几乎处于空白，其家庭耐用消费品和家庭服务消费就大有潜力可挖；民工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消费比例非常低，因此他们的职业培训市场前景广阔。
4.开拓民工“社区”服务市场。民工一般聚集在城乡结合部，居住相对集中，形成各种各样的“民工村”。这样的社区一般都是自发形成的，没有必要的规划，其内部缺乏所需的设施和服务，因此迫切需要综合性的社区服务，比如：文化娱乐、商业网点、医疗保健、法律、教育（包括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各种修理、家庭服务、信息咨询、中介服务，乃至慈善事业和宗教服务等。如果我们能够改变观念，积极开拓民工“社区”服务市场，这将能形成一个消费热点。
总之，我们应深入研究，大力挖掘民工消费市场潜力，开发出适合民工消费特点的产品和服务，从而在过剩中找到短缺，以供给启动消费，不断拓宽市场空间，培植新的消费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