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牌坊：独特的人文景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牌坊论文,人文景观论文,中国论文,独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迈步中华大地，不论是南方还是北方，不论是繁华的都市还是偏远的乡村，在许多街衢道路、园林名胜、庙宇寺观、桥梁津渡、陵墓祠堂等地方，人们常常可以看到矗立着一座座形制各异的牌坊。这些牌坊或古朴凝重、庄严肃穆，或金碧辉煌、绚丽华美，构成了一幅瑰丽多姿、蔚为壮观的独特人文景观，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
牌坊这种中国特有的门洞式建筑，长久以来，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都被公认为是古老的中华文化的一个象征和标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特殊的地位。牌坊是怎样产生、演变、发展的？它究竟有些什么功能和价值？到底包蕴着哪些丰富而深邃的文化内涵？本文拟作一个初步的探讨。
一、牌坊的起源及演变
牌坊在我国历史上究竟始于何时？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说法，即“牌坊起于宋而盛于清”〔1〕。 我认为尽管牌坊起源于何时目前还无法作出十分确切的结论，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决不是“起于宋”，而只是正式成型于宋。牌坊的起始则要远远早于宋代，其渊源最早可以上溯到春秋中叶。
牌坊从产生到形制成熟，以至繁荣兴旺，由结构简单到复杂，由形制单一到多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但是，牌坊不论其结构多么简单或者多么复杂，形制如何单调或者如何花式繁复，而其基本的两大构成要素都是相同的，那就是柱子和横梁。它们之间所不同的只是柱子和横梁的数量、形状、式样、粗细、高低、长短、花纹、构成材料、附加件、组合方法等等的不同，并无本质上的差别。可以说，牌坊这种门洞式建筑，都是在两根柱子架一根横梁这种结构、形制最简单的原始的门的基础上演变发展而来的。弄清楚了两根柱子架一根横梁这种结构、形制最简单的原始门在历史上是何时产生的，无疑也就找到了牌坊起始的源头。
查考历史文献，这种由两根柱子架一根横梁构成的最简单最原始的门名为“衡门”。《汉书·玄成传》云：“衡门，横一木于门上，贫者之居也。”《文选·王俭〈褚渊碑文〉》云：“迹屈朱轩，志隆衡馆。”吕延济注：“衡馆，衡门也，谓隐逸处，横木为门也。”在古代，“衡”通“横”，“衡门”即“横门”，也即左右两根柱子上架一根横木构成的门，这种“衡门”就其结构来讲，显然已具备构成牌坊的基本要素，堪称为牌坊的原始雏形。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古代典籍中最早有关于“衡门”的记载的是《诗经》。《诗·陈风·衡门》：“衡门之下，可以栖迟。”《诗经》编成于春秋时代，大抵是周初至春秋中叶的作品。我们由此可以推断出，“衡门”至迟在春秋中叶即已出现。这也就是说，牌坊的原始雏形最迟出现在春秋中叶，这一时期，可称之为牌坊形成的第一阶段即起始阶段。
牌坊形成的第二阶段，我们称之为成长期，即“乌头门”，亦称“棂星门”。
我国从春秋战国至唐代，城市都采用里坊制，特别是到隋唐时期，随着城市经济的高度繁荣，城市中里坊更为盛行，城内被纵横交错的棋盘式道路划分成若干块方形居民区，这些居民区，在隋代称为“里”，唐代称为“坊”。里坊是居民居住区规划的基本单位，“坊”与“坊”之间有墙相隔，坊墙中央设有门，以便通行，称为坊门。这一点，在许多唐代典籍和唐诗中都有记载，如《旧唐书·五行志》中有“今暂逢霖雨，即闭坊门”之句，唐白居易《失婢》诗中有“宅院小墙庳，坊门帖榜迟”之句。这种坊门起先也只是像“衡门”那样由两根立柱架一根横木，柱侧安装可开合的门扇而构成的。后来，特别是到隋唐时代，随着经济的发达和城市建设的繁荣，人们对坊门的建造也就逐渐讲究起来。人们将产生于上古时代、到隋唐时已演化得雕工相当精致、形制赫然华贵的华表柱移植到了坊门上来，成为两根立柱。这种由两根高过门顶的高大华表柱中间连一至两根横梁及门扇组合成一种新式样的门，称为“乌头门”，以后亦称为“棂星门”。古代典籍中，最早出现“乌头门”之名的是北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当时著名的庙宇永宁寺的北门即是“乌头门”。至于“乌头门”的具体形象，最早可见诸敦煌第 431窟的初唐壁画中，在宋代的《营造法式》、《金明池夺标图》等和现存于苏州碑刻博物馆的宋代石刻《平江图》上，也可以看到“乌头门”的形象。“乌头门”华贵庄重，气势威严，当时有地位、有权势和有钱的大户人家纷纷用作建造府第大门，以至唐朝廷不得不在《唐六典》中明确作出规定，只有“六品以上”的官员府第才能用乌头大门。由于“乌头门”含有旌表门第之意，因此“乌头门”在宋代的《营造法式》中又被称为“阀阅”。之所以这样称，是因为“古者以积功为阀”，“经历为阅”〔 2〕。“乌头门”既是牌坊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又作为牌坊的一个血缘分支保存延续下来。自宋代以来，乌头门一般被用于文庙、道观、陵墓等庄重场合的正门。
牌坊演变的第三阶段，可称之为成熟期，即出现独立的、正式成型的牌坊。
不论是衡门，还是一般坊门或乌头门（棂星门），其立柱都是与实墙墙体相连接并安装有门扇的，还未形成独立的建筑。这一情况到宋代后发生了变化。北宋中叶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城市中原先封闭式的里坊制逐渐被开放的街巷制所取代。坊墙被拆除，但位于干道上的坊门被保留了下来，只是门扇被拆除了，成为跨街而立的不连墙体、没有门扇的独立的牌坊。当时，为了便于管理，城市中仍把若干街巷划为一个区域。这些区域以原先保留下来的或新增建的横跨街巷而立的牌坊的名字作为本区域的名称，仍被称为“××坊”，只是这类坊与隋唐时的里坊不论在构成上还是在内涵上，都已完全不同。这类坊除有横跨干道口的牌坊外已无围墙。这一改变标志着随着城市结构形态的重大转变，牌坊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新型建筑并在城市中确立了自己的独特地位。这种自成一体的独立牌坊既有标识作用又有装饰作用，因此后来除了建造于坊的干道上外，还越来越多地建造于庙宇、陵墓、祠堂、衙署和园林的人口处，成为这类建筑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牌坊演变的第四阶段，为鼎盛期，即多间牌坊和牌楼。
牌坊分为柱子出头与不出头二式，起初时多为两柱单数。柱子出头的牌坊外观样子和“乌头门”差不多。由于牌坊具有独特的标识性、装饰性和旌表性功能，因此自北宋中叶以后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采用，乃至到明清时代发展到了鼎盛期，各式各样的牌坊随处可见。随着牌坊建造的越来越广泛普及，其形制也随之而变得花式繁多，在原先双柱单间形制简单的牌坊的基础上，演化繁衍出了多柱多间的大牌坊和牌楼。牌坊的所谓“间”是指两柱间的通道，两柱牌坊为一间，四柱牌坊为三间，六柱牌坊为五间。但不论何种牌坊，柱数均为双数，间数均为单数。多间牌坊一般均是中间一间特别高大宽广，以利大车通行，左右两边各间则依次较为低矮窄小，供行人出入。但是，牌坊不管其是双柱单间还是多柱多间，都只是用立柱加额枋构成的，装饰不够华丽，气势也不够雄伟，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又在牌坊的额枋上起楼，一层一层修筑起斗拱和屋檐，飞檐起脊，一般为单檐，大型牌楼则做成重檐或三重檐，许多还装上了琉璃瓦顶，檐脊上装上形态神韵各异的龙、凤、狮、天马、海马、狻猊、押鱼、獬豸及斗牛等檐角小兽，犹如宫殿、庙宇的楼顶。有的牌坊则在大额枋的中央冠以火焰宝珠，称为“火焰牌坊”。起了楼顶的牌坊人们称之为牌楼。牌坊的立柱大多高出额枋，而牌楼的立柱则大多在额枋之下，但也有立柱高出额枋的牌楼。清代称牌坊两侧高出于额枋的华表柱为冲天柱，因之两侧柱子高出额枋的牌坊被称为冲天牌坊。
牌坊在形制演变的同时，建筑材料也在不断发展变化。起初，牌坊是木构建筑（宋代的牌坊即多为木构建筑）。后来，人们为了追求庄重威严、坚实纯美和能长久保存，遂由木材改为石、砖，乃至汉白玉，现代还出现了钢筋水泥牌坊。在石牌坊中，明代的牌坊一般用大青石筑成，清代的石牌坊一般则用花岗石筑成。
二、牌坊文化的兴盛和繁荣
牌坊由于具有别的建筑物所没有的特殊功能、独特价值和艺术魅力，因此，自产生之后，越来越多地得到人们的青睐，在社会生活中的用途越来越广泛多样，其包蕴的内涵越来越丰富，人们建造牌坊的动因越来越复杂，牌坊的数量越来越多，种类也越来越多样，乃至发展到明清时代，出现了一个牌坊空前兴盛和繁荣的时期。牌坊文化的兴盛和繁荣，主要突出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涌现出了一批牌坊麇集的“牌坊之乡”。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安徽歙县和山东单县。歙县始建县于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公元前221年， 孙吴时为新都郡，晋代改为新安郡，隋唐时为歙州，自北宋宣和三年（1121）改为徽州，一直沿续至清。唐、宋、元、明、清五朝，歙县均为郡、州、府治所在地，是徽州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特别是明、清两代，“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足迹遍及全国，许多人经商致富，腰缠万贯，年老后返回乡里，“盛馆舍以广招宾客，扩祠宇以敬宗睦族，立牌坊以传世显荣”〔3〕。同时，由于徽州文风昌盛，教育发达， 因此除了涌现大批富商外，又有许多人金榜题名，乃至“建殿三科撰，十里四翰林”。这些“以才入仕”、“以文垂世”者，为了光宗耀祖，流芳百世，也回乡大造牌坊。正由于有这两方面的原因，所以据《安徽通志》、《新安志》、《歙县志》等地方史志及有关资料记载，自唐宋以来，歙县境内曾先后建有 400多座牌坊，虽历经千年风雨剥蚀，沧桑巨变，至今仍完好地保存有104座牌坊，其中节孝坊有35座，忠义坊有 30座，另有其他地方罕见的祠坊、墓坊、里坊、门坊、寿坊等。其中最早的是建于元代的贞白里坊，最晚的是建于清光绪年间的贞孝节烈坊。单县位于鲁西南平原，据有关资料记载，自唐宋以来，单县境内有牌坊34座，现存最早的建于元代，大部分建于清代，仅单县县城内就有15座牌坊，几乎每条街上都有牌坊〔4〕。
二是涌现出了一批牌坊林立的“牌坊城”。例如，在南方文化古城漳州市，一座座年代久远的牌坊在全市许多大街小巷上跨街而立，其中著名的有康熙皇帝御书坊额“勇壮简易”、“所向无敌”、“闽越雄声”、“楚滇伟绩”的平台将军蓝理和许凤的牌楼。又如江南古城苏州，唐代白居易在《醉题郡楼》一诗中，就有过“半酣凭槛起四顾，七堰八门六十坊，远近高低寺间出，东西南北桥相望”的描述。据宋代碑刻《平江图》记载，宋时苏州城内有坊表65座，其中立于街巷口处的牌坊就有24座：南宫坊、滚绣坊、黄鹂坊、庆元坊、迎春坊、大成坊、闾丘坊、三元坊、濂溪坊、仁德坊、吴趋坊、天官坊、采真坊、井义坊、通关坊、孝义坊、干将坊、富仁坊、嘉鱼坊、桂河坊、通和坊、盍簪坊、碧凤坊、清嘉坊。此外，还有许多为表彰先贤，纪念各类名人，提倡封建道德以励后学而立的牌坊。整个古苏州城内真可谓牌坊如林，目前全市还有牌坊30座〔5〕。
三是涌现出了一批牌坊荟萃的“牌坊园”。“牌坊园”有三类，一类是风景名胜园林，一类是文庙，亦即孔庙，一类是武庙，亦即孔庙。一类是武庙，亦即关庙。风景名胜园林中如北京北海公园这座金、元、明、清历代的皇家御苑，就是一座牌坊荟萃之园。北海公园面积约68公顷，其中水面占一半以上，在不到34公顷的土地上就耸立着七座雄伟的牌坊。在北海公园西北部“小西天”方型亭式建筑“极乐世界”四周，耸立着清乾隆时代建立的“仁寿普缘”、“证功德水”、“震旦香林”、“法轮高胜” 4座气势雄伟、瑰丽壮观的琉璃牌坊。它们均系乾隆皇帝为孝圣皇太后祝寿祈福而建。在与白塔隔海相望的天王殿，还有一座乾隆二十四年（1759）建造的“华藏界”琉璃牌坊。在连接白塔山和北海南岸的永安桥南北两端，分别矗立着“积翠”和“堆云”两座四柱三楼式木牌坊。文庙和武庙也是牌坊荟萃之处。文庙中牌坊最多的是山东曲阜的孔庙。武庙中牌坊最多的是河南洛阳关庙。
四是涌现出了一批气势壮观的牌坊群。 如， 单县有一条街长不到300米，跨街耸立的巨大牌坊却有5座之多。北京雍和宫，进入宫门的短短的几十米之内就接连耸立着 3座风格独特、气势恢宏、被称为“宝坊”的五彩牌楼。这个壮观的牌楼群始建于清乾隆九年（1744）。其中一座为歇山式三间四柱九顶，另两座是歇山式三间四柱七顶。整个宝坊原是用名贵金丝楠木建造的，1939年8 月日本侵略者占领北京后将金丝楠木梁柱全部拆下运回日本，换上了水泥梁柱，致使宝坊失去了原来的绚丽光彩。而全国最大最著名的牌坊群安徽歙县棠樾村的明清牌坊群，更是让人不胜惊叹。从村外向村里100多米的大道上，井然有序地耸立着7座巨型牌坊。它们是明清时代财势浩大的官商门第鲍氏家族所建。前 5座为三间四柱冲天石柱式清代石牌坊，后两座为明代卷草型纹斗脊式三间四柱三楼石坊，7座巨型石牌坊逶迤成一个气势宏伟的牌坊阵。
五是涌现出了一批建造精美奇巧的牌坊艺术杰作。明清时代牌坊在建造数量大大增多的同时，建造的质量和工艺水平也大大提高，不少形制奇特、构造巧妙、雕凿精美、建筑坚牢的牌坊，令人叹为观止。如，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安徽黟县西递村口的“胶州刺史”牌楼，建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的安徽歙县徽城镇中心的许国石坊，建于明万历八年（1580）的辽宁北镇县城内鼓楼前的李成梁石坊，建于清咸丰五年（1855）的山东原平县城西18公里阳武村的朱氏牌楼，建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的河南浚县城西25公里卫贤镇南大街的恩荣坊，建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的山西省曲沃城南孝母巷南口的大四牌楼，始建于清道光五年（1825）、历时三十年才建成的福建仙游县城关的东门石坊，建于清乾隆三十年（1765）、乾隆四十三年（1778）的山东单县的百寿坊、百狮坊等等，都是杰出的牌坊艺术精品。在歙县众多牌坊中居众坊之首的许国石坊，是明代“三朝元老”、位极人臣的歙县人许国获万历皇帝钦赐而建造的，是我国古代惟一的一座造型奇特的八脚牌楼。这座巨大的石牌坊高11.4米，长11.5米，宽6.77米，全部采用坚硬的茶青色花岗岩作构件，仿照木结构打眼造榫连接，由前后两座三间四柱三楼和左右两侧单间双柱三楼的石坊组合而成，被称为“八角牌坊”。其中最重的石料每块达四五吨，在没有现代起重机械的410多年前， 居然能将这许多巨石按照木构件形式在高空准确地接榫合缝，实在令人叹服。整个牌坊的石柱上，遍布精美的雕饰，有成双结对的彩凤珍禽和千姿百态的游龙走兽，特别是柱石的12只狮子，或相伴而戏，或独卧独坐，神态各异，栩栩如生。石坊四面坊额上均有题额和匾额，最高一层为“恩荣”二字，底层四面坊额则刻有肌丰骨劲、挥洒自如的“大学士”、“先学后臣”、“上台元老”、“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许国”等题刻，均出自明代大书法家董其昌之手。整个石坊的榫接至今毫无错动，坊上雕刻风采依然，足见其建造之精湛，工艺水平之高超。
六是涌现出了繁多的牌坊种类，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多彩的牌坊大家族。按照我国古代的建筑规范，最初牌坊建造的位置一是庙门、衙门、祠堂门；二是街口，建在街的一头入口处或对称地造在街的两头，十字路口的牌坊称为“过街牌楼”，在十字路口四面建造四座牌坊或围绕某一建筑物四面建造四座牌坊的叫做“四牌楼”。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古代关于建造牌坊的规范被逐渐突破，牌坊的种类也就随之而繁衍得越来越多。就功能、用途、性质、建造场合诸方面而言，大约出现了二十多种牌坊：过街牌坊、四面牌坊、寺观庙宇牌坊、桥梁津渡牌坊、宫室楼宇牌坊、陵园墓道牌坊、名胜园林牌坊、贞节牌坊、烈女牌坊、孝子牌坊、宗祠牌坊、衙署牌坊、府第牌坊、宫室殿堂牌坊、商场店肆牌坊、寿庆牌坊、纪念牌坊、标识牌坊、忠义牌坊、装饰牌坊、敬贤牌坊、甲第牌坊、旌功牌坊、褒德牌坊、名节牌坊、圣恩牌坊等等。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和文化事业的日益繁荣，全国各地不仅修复了许多古牌坊，而且还在不少旅游胜地、著名寺观、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纪念地陆续新建了一批牌坊。如，1984年重建黄鹤楼，在西大门第二层平台上建造了一座庄重富丽的大牌坊，坊额正背面分别刻“三楚一楼”、“江山入画”8个大字。1993年1月又新建了黄鹤楼石牌坊群。牌坊群由5座单、双间牌坊组成，通高10米，宽6米，沿山脊一字延伸至公园东岳风景区。前 4座示意黄鹤楼春、夏、秋、冬四季景色。后一座是为纪念南宋名将岳飞而建，造型呈双洞门开，颇为罕见，是牌坊中气势最大的一座，坊额上题刻“精忠报国”，“功业千秋”8个大字。又如广州高第街， 过去因唐代宰相张九龄的后裔张子颐、明代广东名儒陈献章的高第李孔修先后居住于此、清代林则徐下广州禁烟时曾在此下榻而闻名于世。改革开放后，通过军民携手共建，发展成为海内外闻名的商业一条街。1991年11月，在高第街上建起了一座高5.9米、长9.8米的不锈钢牌坊，坊额上赫然写着“军民共建高第街工业品市场”。再如，上海龙华古刹的山门原为竹结构，十分简陋。1995年9月，香港仲盛房地产有限公司叶立培先生捐款人民币120万元，新建了宽 21米、高9米、以花岗石和香樟木为建筑材料的仿清式山门大牌楼。与此同时，近几年来，还出现了开发牌坊文化资源的新趋势。据有关消息报道，为了便于广大没有机会到歙县游览的中外朋友能饱览歙县各具风韵的牌坊群，歙县工艺厂以石头作原料，按10∶1 的比例缩小进行微雕，制成了一座座牌坊群，送到中外各地展览，供大家观赏。
三、牌坊的功能及文化内涵
人们一般把牌坊称为“纪念性建筑物”〔6〕。诚然， 牌坊是具有纪念作用的，但是“纪念性”仅仅是牌坊的功能之一。概括起来，牌坊的功能主要有五，即：标识、纪念、装饰、旌表和空间分界。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牌坊同时都具有这五种功能，有的牌坊仅有其中一二种功能，有的牌坊则兼有三四种功能抑或五种功能全部兼而有之。如，立于路口、桥梁两端、商店门前的牌坊，主要起标识作用，同时也起了装饰美化街景的作用。立于庙宇、寺观、陵园、园林等大型建筑、园区正门前的牌坊，除了标识作用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还具有空间分界的作用。例如，明代立于南京城东卫岗的“下马坊”，即是明孝陵的空间分界标志。在明代，无论百姓还是官员，一到“下马坊”，有哪一个敢不下马的？因为人人都知道，走过“下马坊”就是进入了皇陵这个特定空间了。至于立于功臣、名宦、节妇、孝子任职地或出生地及家门口的牌坊，主要起旌表和纪念作用，同时也起着标识作用。凡此种种，情况各不相同。正因为牌坊具有多种功能，因此，牌坊所包蕴的文化内涵也十分丰富：
其一，牌坊表达了中国封建社会人们的人生理想。“学优则仕”、“荣华富贵”、“封妻荫子”、“光宗耀祖”、“流芳百世”、“名垂千秋”等等，这些在封建社会中人们所追求的人生理想在牌坊上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安徽歙县的牌坊中有状元坊、甲第坊、五马坊、大司徒牌坊等。古苏州城内有状元坊、会元坊、解元坊、豸冠坊等等。
其二，牌坊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民风民俗。立牌坊是我国古代社会的一种重要的民风民俗，而牌坊本身也是古代民风民俗的一种重要载体。如，我国古代民间历来崇敬关羽，将他尊为“帝”，崇为“圣”，奉为“神”。这一点，在建于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的河南开封山陕甘会馆北大殿前的大牌楼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在这座五楼六柱的大牌楼上，雕刻着连续性的浅浮雕木刻图画，所表现的多为《三国演义》中关羽“挂金封印”、“过五关斩六将”等内容。在山东单县百寿坊上，采用浮雕与透雕的技法，雕刻了狮子、龙凤、仙鹤、行云等图案，其寓意正是民间习俗所祈求的“福寿万年”。在牌坊4个立柱的8个夹板上，分别雕刻了 8幅花鸟，有“牡丹蝴蝶”、“芙蓉牡丹”、“梅花喜鹊”、“竹梅绶带”、“春燕桃花”、“绣球锦鸡”、“水仙海棠”和“秋葵玉兰”，其寓意分别为“富贵无敌”、“荣华富贵”、“喜上眉梢”、“齐眉到老”、“长春比翼”、“锦绣前程”、“金玉满堂”和“玉堂生魁”。
其三，牌坊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造型艺术和雕刻艺术的完美结合。中国的建筑造型艺术和雕刻艺术源远流长，它们以独特的风姿和审美价值，为世人瞩目。而牌坊则集这两种艺术于一身，一些牌坊精品，堪称为二者完美结合的典范。如，在明十三陵最南端的一座大牌坊，建于明嘉靖十九年（ 1540），为五间六柱十一楼，东西两柱间宽28.83米，高14米， 6根大方石柱竖于石基上，柱脚表面浮雕云龙，上部加饰立雕卧兽，神态逼真。坊额上覆庑殿顶，两旁缀以夹楼。整座牌坊全部用大型汉白玉构件建成，通体洁白，雕刻精美，庄重崇高，使人们刚刚步入十三陵陵区，就感受到一种帝王陵墓威严肃穆的气氛。又如，在山西省曲沃县城南关孝母巷南口，有一座邑人齐沆为敬母而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建造的牌楼，名叫“大四牌楼”。立柱8根，上下共分3层，四面八方24挑檐，52屋脊，金碧辉煌，雕刻精美，实属中国牌坊中的罕见杰作。
其四，牌坊蕴含着神秘的宗教色彩。在我国古代所建的牌坊中，有不少是与宗教有密切联系的。如，北京现存10座独具风韵的琉璃牌楼。这10座牌楼均是四柱三间七楼、顶部为歇山庑殿式的一字形牌楼。除了乾隆四十九年（1784）建造的国子监“圜桥教泽”牌楼之外，其余9 座牌楼，都带有宗教色彩。特别是卧佛寺的“同参密藏”牌楼和东岳庙牌楼，宗教色彩更为浓厚。据考，“同参密藏”牌楼题额为乾隆御笔，其意为召唤教徒们同来研读佛经。东岳庙牌楼建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原正楼、次楼上均有白色火焰道教装饰，地震时，正楼火焰装饰被震掉。又如，我国道教圣地武当山的第一道“仙门”——玄武门，是一座三间四柱五楼的石牌坊。牌坊宽12.8米，高20米，为武当山建筑之一绝。这个牌坊之所以造得如此之高，除具有强烈的装饰作用外，还蕴含着宣扬武当山乃道教至高至尊之所在的意思。再如，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县儒、佛、道三教合一的高庙有一个砖雕牌坊，上面镌刻着一副反映三教合一、和谐相处的绝妙对联：“儒释道之度我度他皆从这里，天地人之自造自化尽在此间。”
其五，牌坊寄托着古人的神圣情感。古人立牌坊是一件极其隆重的事，不论是哪一座牌坊，无一不寄托着古人的情感，或颂扬，或表彰，或纪念，或祈求，或祝福……如同碑一样，牌坊也是人类情感的一种物化。如，出湖南黔阳城西门，逆水而上数百步，有一座被誉为“楚南上游第一胜庙”的芙蓉楼，这座楼的正门是一座青石嵌砌的牌坊。牌坊的主体结构由4根砖柱镶合，从地面到顶端高7.5米，宽 5.8米，内正拱门高2.8米，宽1.7米。门楣上首为构图精致的《王少伯送客图》，顶嵌指南针，两侧由四个宝葫芦护顶。整个牌坊向外倾斜0.75米，斜度为 1∶10，其倾斜度比闻名于世的意大利比萨斜塔1∶8还大，成摇摇欲坠之势。然而，由于其构筑巧妙，历经千年至今仍完好无损，巍然屹立。据当地人介绍，芙蓉楼及其正门牌坊是邑人为纪念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而建。当年王昌龄因作《梨花赋》而得罪于唐明皇，由江宁丞谪龙标尉。工匠们在建造时便故意建造了这座怪异的斜牌坊，以表达对王昌龄坎坷遭遇的不平之情，并用以象征王昌龄的傲骨和落拓不羁。
其六，牌坊反映了我国古代的封建礼制和传统道德观念。牌坊作为一种物质形态的实体，从一个侧面形象地展示了我国古代的封建礼制和传统道德观念。例如，在我国不少地方过去都立有“贞节牌坊”、“烈女牌坊”和“孝子牌坊”。据有关地方史志记载，过去仅苏州一带被颂为“节妇烈女”的计有1743人，其中107人被“钦赐旌表”， 在太湖东山上立有岩石牌坊〔7〕。在山东单县的34座牌坊中， 除个别的是“功德坊”外，大多是“节孝坊”，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百寿坊”和“百狮坊”。“百寿坊”建于清乾隆三十年（1756），因主梁前后雕有100 个不同书体的寿字而得名，是为“旌表敕受仕佐郎原任翰林院孔目覃恩敕赠儒林郎湖北安陆府沔阳州州同朱叔琪妾孔氏节孝”而立。“百狮坊”建于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因坊座上雕有千姿百态的大小狮子 100个而得名，是为“旌表例贡生覃恩敕赠文林郎四川保宁府广元县知县张蒲妻覃敕封儒人朱氏节孝”而立。据民国《单县志》记载，“百寿坊”所旌表的“孙氏”，“年二十六夫亡……守节三十年”，“百狮坊”所旌表的“朱氏”，“廿八岁亡夫，笃信三从四德，从一而终”。封建统治阶级把他们作为恪守封建礼教和传统道德观念的典范而立牌坊加以表彰。
其七，牌坊记载着重要的历史事实。绵延千年的牌坊，其中有不少是为纪念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而立的，因此，这些牌坊就如同是一部凝重的历史教科书，成为我国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生平的实物记录和真实见证。例如，在福建省同安县去泉州古城的大路旁矗立着一座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建造的巍峨壮观的巨型石牌坊，俗称“施琅坊”。坊上有施琅之子世骠写的碑文。坊额正面镌有“绩光铜柱”四字，系援引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统兵平定交趾后朝廷以铜柱纪功之典颂扬施琅的“武功”；坊额背面镌有“思永岘碑”四字，系以西晋羊祜善施仁政，公余常登岘山游览之典，来颂扬施琅的“文治”。这座“施琅坊”，不仅真实地记载了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派施琅统兵收复台湾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也记载了施琅本人的历史贡献，是研究台湾历史和施琅生平的重要实物证据。又如，在北京中山公园内耸立着一座乳白色的“保卫和平”牌坊。据史籍记载，这座牌坊最初称为“克林德碑”，是德国侵略者为纪念1899年被中国勇士击毙的德国驻华公使林德，而立于恩海击毙林德并慷慨就义的东单牌楼，是帝国主义欺侮屠杀中国人民的象征。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后，1919年它被移到现在的中山公园内，改为“公理战胜碑”，它又成为公理战胜强权的象征。1952年，在北京召开“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友好会议”后，它又被命名为“保卫和平”牌坊，由郭沫若先生在坊额上题写“保卫和平”4 个大字，成为“保卫和平”的象征。这个牌坊的建造和演变过程，真实地记载下了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沧桑，成为具有重要价值的我国近现代史的一个宝贵的实物见证。再如，湖南芷江县城东有一座举世闻名的“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坊”，又叫中国“凯旋门”。这座建于1946年的牌坊，高8.5米，宽10.64米，厚1.16米，是1945年8月21日至23 日中国代表在这里与日本代表举行受降洽谈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丰碑。它“四柱三拱”的形制，外加拱门上下一律竖条的装饰图案，仿佛一个大写的“血”字，而且正在滴血；坊背西向东的方位是喻示“降使自东来”，坊上几处醒目的红色“V ”字型装饰图案显示了盟军在中国抗战中的作用。坊在建造时埋下了一把日本军官的战刀，它意味着要使日本军国主义永远不能复活。这座“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坊”，就是一部石质的抗日战争历史教科书。
其八，牌坊象征着古老的中华文明。由于牌坊具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审美价值，因此，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地，人们往往都以牌坊这一形象化的标志，来象征和代表古老的中华文明和历史悠久的中国。在美洲，美国各地的“中国城”和“唐人街”，大多都建有牌坊。例如，在旧金山“唐人街”入口处矗立着上题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4个大字的牌坊。华盛顿的“中国城”虽然不大， 但是它却拥有一座在全世界“唐人街”、“中国城”中气派最豪华、规模最大的中国牌楼。这座由中美联合投资兴建的友谊牌楼，金碧辉煌、绚丽多姿，以近19米的长度横跨于“中国城”的H街上。 这座牌楼改中国传统牌楼的三门、五门式为特宽型独门式，在近19米长的横梁上建有由7000块黄色琉璃瓦和59个斗拱构成的7个顶，还雕刻、彩绘了284条飞龙。牌楼的正中刻有烫金的“中国城”三个篆字，两个柱基上分别用中、英文刻有北京和华盛顿两个姐妹城市市长签名的碑铭，整个牌楼的重量达128吨， 总造价约100万美元。 位于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岛国巴哈马自由港市的“唐人街”，规模虽小，但在其主要入口处也有一个牌楼，牌楼下左右两根柱上以古朴的中文字题写着一副对联：“集中外古今包罗万象，会东西南北四海一家。”充满了东方情调。在亚洲，如日本横滨市的“中华街”，街口的南端就耸立着一座二柱三楼高大的富丽堂皇的雕花大牌坊，作为“中国城”的标识。在欧洲，葬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死于法国的9900多名华工的法国最大的诺埃尔勒公墓，其大门就是中国式牌楼。当年此公墓建成时，当时中国驻英国公使施肇基前往凭吊，曾撰下一联，由司法总长林长茂手书，刻于牌楼门柱上，至今犹在，联曰：“我欲多植松楸，生长远为；是亦同庚袍泽，勋劳宜媲。”在德国法兰克福市1988年兴建的“春华园”徽派园林公园中，也矗立着由中国徽州古建筑公司承建的巨型石牌坊。在澳大利亚悉尼的“唐人街”上也耸立着一座雄伟的中国牌楼，坊柱正背两面镌刻着两副弘扬中华文化、颂扬中外友好交往、渴望世界人民和睦相处的楹联。一副为：“澳陆风光物阜民康邦交友善，中原气象德门义路揖让仁风。”另一副为：“四海种族同仁修睦合群为兄弟，一家金兰结义精诚博爱贯澳中。”总之，在世界各大洲，人们在许多地方都可以见到中国牌坊的身影。
注释：
〔1〕王捷：《牌坊琐谈》，《旅游日报》第174期。
〔2〕（唐）颜师古：《汉书注》。
〔3〕《安徽通志》。
〔4〕民国版《单县志》。
〔5〕王仁宇：《古建筑是苏州古城灵魂》，《吴文化与苏州》， 同济大学出版社，1994年。
〔6〕《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
〔7〕（清）金友理：《太湖备考·坊表》，清乾隆十五年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