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传播：重建传播与人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与人论文,关系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城市传播：传播研究的范式创新 人与城市的关系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大约6000年以前，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城市网络形成了，这是人类迄今为止创造的五大网络之一。①麦克尼尔(J.R.McNeill & W.H.McNeill)将世界史视为五个世界网络的连续，在第一个全球网络中，人类以狩猎和采集部落的形式散居到世界；大约6000年前定居形成的本地网络成长为城市网络，为第二个网络；第三个网络是旧世界网络，它成长于大约2000年前欧亚大陆文明和北美的交流中；第四个网络是自1450年以来，海洋航行使欧洲大陆和美洲之间建立起了真正的世界网络；最近160年以来，第五个网络“全球网络”正在持续形成中，城市化正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②此处的网络意指“把人们彼此连接在一起的一系列关系”，各种相互交往的网络，在人类历史上处于中心位置。③以此网络关系的视角出发，城市是多重社会关系网络的地理焦点。④传播(交往)构成了人与城市之关系的核心。全球化、新技术、城市化三大浪潮交织融合，构筑了当前人类社会的基本图景。 尽管“交流”是14世纪才出现的现代概念，人类的城市文明始终存在着形形色色的交流。古希腊雅典城邦，被视为一个“交流的社会”，这些交流活动触及了人类社会一些最根本的问题。⑤中国城市文明自成体系，具有“土生性”。⑥“中国城市是中国文明的载体”，意味着这个文明是覆盖全国的网络，而城市只是其中的节点。⑦无论东西方，从关系视角看，城市有一个共同点，它“由许多网络组成，流通、交换和互动则在这些网络里发生”。⑧处于相互隔绝状态的人类各个文明中，都出现了相似的早期城市起源，这被历史学家称为“心理一致”的现象说明，⑨以传播网络为核心的人与城市之关系，肇始于人类文明的开端处。 学科建制意义上的传播学理论奠基于现代城市。当代传播学思想重要来源之一的芝加哥学派，⑩正是在帕克(Robert Park)、沃斯(Louis Wirth)等人进行的芝加哥城市研究中，锚定了新闻、报纸对于城市的作用，进而引申出媒介与社会之关系。芝加哥学派“传播”观念的形成，与当时美国的城市发展与都市化进程密切关联。这个至关重要的历史场景，在日后主流传播学的发展中渐渐湮没无闻。回溯这个起点，可以发现，媒介与城市的关系是芝加哥学派建构“传播”意义的基础，在帕克看来，报纸正是解决大城市整合缺失问题的工具。(11)报纸与城市之关系，是芝加哥学派的重要理解前提，这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主流传播学的“传播”意涵，其中包括两个预设：其一，理论范式属于相当典型的“媒体表征”理论。“所谓的‘表征’，指的是，媒介的作用是提供外在世界的表征——忠实的或不忠实的”。(12)意即，城市是先在的客观世界，报纸是再现城市的工具，报纸是外在于城市的。其二，城市异质性特点导致的“失序”状态，是城市危机最主要的根源。“陌生人”的混杂是“失序”的原因，构成了对大城市的威胁。(13)自芝加哥学派以降的主流传播学则急转直下，实施了将媒介从社会中剥离出来的系统化行动，主流传播学研究聚焦于脱离历史场景的大众媒介，“传播”意义之问题，自此被搁置一边，传播与人之关系也停滞于彼时的芝加哥学派。近年来大陆拯救传播学的呼吁以“回到芝加哥”为号召也说明了主流传播学对于“传播”的理解，至多回到报纸与城市的芝加哥时代，仍然禁锢于再现范式中的“表征”与“工具”。 距离帕克、沃斯等写下《城市》一书已经过去近百年，如今，城市、媒介一跃成为当今人类文明的显性要素，强有力地影响着世界的发展。人类超过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城市化浪潮成为世界大趋势。学者们在解释21世纪网络社会时回顾人类网络的历史，必得要看到6000年以前人类建立的城市网络的重大意义，“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陌生人被实际联系在了一起”，(14)人类网络史源远流长，城市与传播网络之关系伴随着人类发展数千年的历史。当前，随着新技术、全球化进程，城市正在成为全球网络最重要的节点。(15)城市，是考量传播与人之关系的重要场域。城市传播研究期望立足于当前崭新的城市经验以及以“城市”为视角的人类文明史，拓展传播研究的核心概念与基本框架。 立足于中国，讨论城市传播不能回避这样的问题，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农业社会，应该怎样理解城市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关注城市是否意味着忽视乡村？是否意味城市中心主义？以上问题关乎城市传播对于当前中国社会的意义。中国都市史研究的日本著名学者斯波义信对此有精彩阐释：“在脱离了纯农业状态已转变为复合形态的社会中，都市绝不是一种例外的现象，而是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所能见到、听到、接触到的或大或小的极为普通的东西。……断言中国社会是一种‘无都市’的自给自足农业社会的连续，或者因交通、商业和手工业都不成熟，断言作为其承受体的都市也是一种不发达的单纯社会，那就是一种极大的误解。早在商、周、春秋和战国时代，都市(城邑)已成为规定人们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中心，即使在郡县、郡国和州县这种官僚制度形成之后。也正如别具慧眼的中国社会学者葛兰言及费孝通等人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古代都市一直都与农村组成了不可脱节的对应关系而发展起来。在10世纪之后，府州、县层次的都市周围发展出无数的‘市镇’，开始对农村产生深刻的影响，并由此成为近年来备受瞩目的乡镇问题的源头。总之，虽说过去的农村社会是一种前工业化类型的农业社会，但其属于一种在框架内成熟并发展到极限类型的社会，不把握住这一点，就抓不住问题的实在。研究中国社会，都市问题是一个关键。”(16) 我们在此提出城市传播的设想，旨在扎根本土经验，回溯人类几千年的城市文明，聚合纷繁复杂的城市研究中各个面向的“传播”议题，建构以“传播”为核心视角的城市研究范式，以回应当下风起云涌的传播革命与城市发展现实。并在此基础上，拓展主流传播学预设的传播与人之关系，重构传播学的核心概念与理论框架，尝试进行传播研究的范式创新。因此，城市传播不是以内容(环境、健康、政治传播等等)或者区域(社区、乡村传播等等)或者主体(国家等等)作为维度的中观研究，而是试图以“城市”作为贯穿人类文明演变的基点，在人类“存有”方式的层面，重建传播与人之关系的传播学创新范式研究。“在当前新传播技术革命的背景下，新闻传播学学科的建设再不能是在原有框架中的修修补补，而是需要整体转型”。(17)“传播学需要多元范式并置、多种学派纷呈以展开对话、交锋的开阔气象，以达成促进学科繁荣、回应历史变革之目标”。(18) 二、传播研究的中介化转向 德布雷(RégisDebray)一直追溯到黑格尔(Hegel)，他梳理了“中介”的涵义，是“使两者发生关系的第三者，如果没有这个作为第三者的中介，这种关系就不会存在。……黑格尔用中介这个词指思想发展的基本规律，即通过不断地否定和超越自己的运动来反对自我。……个人内在的思想只有通过话语的声音的外在化才能够被自己以及其他人所认识和掌握。发音的声响将思想中介化。因此，中介作用也是实现自我的方式”，中介化的过程不只是“一次简单的穿越，而是一次内在转化的经历检验”。德布雷推进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媒介即信息”的观点，提出“中介即信息”，以表达两层意思：没有中介的信息是不存在的；它们其实就是一个整体。因此，“交流渠道之外没有信息”。(19)德布雷的“中介”是一个哲学层面囊括性最大的概念，凡是建构两者关系的都是中介，大众媒介当然也是中介，主流传播学关注的狭义媒介——大众媒介都是最具典型意义的中介。 城市传播正是在“构成主客体的中介化实践”的层面理解传播的涵义，并以此作为城市传播研究范式的一个理论基点。 被称为“数字时代德里达”的媒体理论家基特勒(Fredirch Kittler)，正是从这个角度理解中介化，提出了惊世骇俗的“媒介本体论”。他认为，西方哲学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本体论关注的一直是事物的质料与形式，而不是其在时间和空间方面的关系。只是到了海德格尔时期，对技术媒介的哲学意识才第一次出现。基于此，基特勒提出在本体论层面来思考媒介，走向媒介本体论。在缺席与在场、远与近、存在与灵魂的中间(the middle)，所存在的正是一种中介关系(mediatic relation)。(20)基于此，基特勒断言：城市，是一种媒介。他从媒介最基本的定义出发——媒介能记录、传输和处理数据，将老式的书本、新近发明的计算机、广为人知的城市并称为媒介。“交错的网络分割和联结着城市，不论网络传送的是信息(电话、广播、电视)还是能量(自来水、电力、道路)，它们都是信息的不同表现形式(只不过因为现代的各种能量流都依赖于相似的控制网络)”。“城市是由河流、水道和新闻渠道共筑的网络。城市是所有这些路径的交汇点”。(21)在此，城市的实质是经由传播构筑的网络化的中介关系。 基特勒对于城市、媒介、传播的理解并非孤案，这种打破主客体截然两分的观点，在城市与媒体研究中已然成为一种思潮，不但在哲学层面对现代性范式产生剧烈冲击，而且强劲挑战了媒体理论的“表征”范式。麦奎尔(Scott McQuire)创造了“媒体城市”的概念，以阐释传播技术的革命导致媒介与城市关系的巨大改变。“当代城市的空间和节奏与在城市主义的经典理论中有所描述的空间和节奏截然不同”，“日趋流动、即时并渗入城市空间的媒体集合，已经变成了一个独特的社会体验模式的构成框架……当代城市是个媒体-建筑的复合体，它源于空间化了的媒体平台的激增和杂合的空间整体生产。尽管至少自19世纪中叶‘城市现代化’背景下的技术图像发展之日起，这一过程就一直在进行中，但其充分的含义直到数字网络得到扩展之时才逐渐为人所知”。(22)因此，麦奎尔特别强调，他“并未将媒体视为某种与城市相分离的事物”，(23)而是摒弃了“媒体表征”的理论范式，将媒体理解为城市的一个部分。麦奎尔的媒体，在此有两个意指，一是指大众媒介，二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媒介，当他将被芝加哥分离的媒体(报纸)、城市合为一个概念“媒体城市”时，就是在最普遍的意义上理解媒介，两个意指也由此重叠了。基特勒的媒介是一个哲学意义上的中介，麦奎尔的媒体则偏重于技术意义上的大众媒介，他在“媒体城市”中讨论的媒体是指摄影、影像、数字网络等。与基特勒相通的是，他们都在打破主客体两元对立的中介化层面理解媒介的内涵。 基特勒和麦奎尔可谓殊途同归，他们都直指当代传播的一个关键问题。基特勒认为，城市是一种聚合多重网络的介质，所以城市就是媒介。麦奎尔指出，媒介完全嵌入城市，所以媒介就是城市。以此反观芝加哥学派奠基的主流传播学，大众媒介与城市(社会)之关系必须反思。其一，城市(社会)先在于大众媒介吗？这里的“先在”不是指历史发生的时间顺序，而是理论层面第一性与第二性的问题。芝加哥学派以降的现代性范式传播学认为，先有城市、再到大众媒介(报纸)，大众媒介是城市(客观世界)的表征、再现，城市与大众媒介是分离的，城市是第一性的，媒介是第二性的。城市是整体结构，大众媒介则是维护这个整体结构的整合工具。这样的传统思路在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有哪些缺陷？其二，媒介内容的效果与媒介形态的影响怎样调和？主流传播学集中于大众媒介内容、大众媒介使用的效果；而业已被主流传播学吸纳的批判理论也多限于现代性的框架，立足于印刷技术及早期电子媒介的文化范畴，关注大众媒介内容(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如此，媒介(包括大众媒介)技术的意义如何彰显？其三，从理论与现实层面看，在媒介(包括大众媒介)与城市关系重新组合的当下，传播的意义如何实现转变与重构？上述议题聚焦于当代传播的核心问题——如何理解中介化。 与德布雷立足点一样，延森(Klaus Jensen)也是从哲学层面的主客体关系出发，基于当前的新技术崛起的现实，试图拓展“传播”的涵义。他梳理了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皮尔斯、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构成的西方哲学的几次重要转向——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向、语言学转向，直至当前“一次交流的转向”，关注点从客体(本体论)到主体(认识论)再到连接主客体的载体(中介)，凸显了传播作为中介化实践对于人类生活的重大意义，“正因为此，无论是从整体而言的传播的物质与社会条件，还是具体而言的现代媒介，它们都拥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也正因为此，无论是在理论语境还是实践语境中，它们总是成为不断被争夺的目标。传播可以被视为一种先天综合——把握事物共同之处以服务于实际目的的前提。”(24) 综上，将传播理解为中介化实践，我们认为，这不仅构成了传播研究的转向，同时也是人类思潮的一种转向，可以和语言学转向、空间转向、视觉转向等突破现代性范式的学术转向相提并论。在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中，传播涵义实现了重大拓展，从主-客体联系的工具，转向主体间性的互动，但这仍然属于现代性范畴，传播仍然没有摆脱主体之行动、目的之手段的从属地位，主体、客体对于传播仍然具有毋庸置疑的优先性。在中介化范式中，现代性的主体观塌陷了。传播与主体、客体的关系反转了，传播是主体的存在方式，是构成主体的方式，是主客体得以显现的实践场域。我们可以仿照德布雷，反转现代性范式对于传播与人之关系的论断，传播与人的关系变成了——没有传播，就没有主体、客体。传播构成了人类的存在方式。 三、“可沟通城市”：实现人的存在价值 城市传播以“可沟通城市”为核心概念，将城市理解为一种关系性空间，(25)传播是编织关系网络的社会实践。(26)针对主流传播学的某些明显偏向，我们有意识地予以修正，揭示传播被遮蔽的面向。简而言之，主流传播学将传播主要地理解为信息传递的过程，注重信息传递的效果而非传播建构的意义；强调虚拟性大众传播相对于实体空间传播的优越性；在现代主义的范畴中将世界与媒介的关系理解为真实-再现关系。概括地讲，在信息传递-建构意义、虚拟空间-实体空间、再现-拟仿这三大关系中，主流传播学不但主要地偏向于第一方面，而且忽略两个方面之间的关系。在当下的历史场景中，这种偏向遭遇了极大的挑战。传播的丰富意义日益突显，而旧范式却无法予以充分地阐释。城市传播研究不但要彰显这些被遮蔽的面向，而且更进一步地，要打破这种二元对立，将二元从对立转变为融合，融合在作为中介化实践的传播中。 传递信息与建构意义。关于芝加哥学派对于报纸的理解，一言以蔽之，是整合城市的工具。沃斯是芝加哥学派中最关注城市异质性的人物，在他看来，异质既是城市的特征，也是城市的缺陷，“个体与将社会凝聚在一起的组织团体分离，大批居无定所的个体与城市共同体的集体行为变得无可预见，问题重重。”(27)因此，城市作为共同体必须要整合，“这里有一套内建的政治控制的想法”。(28)这个整合观念正是功能主义关于大众媒介最重要的理论预设。罗威廉(William Rowe)在他关于近代汉口城市的研究中指出，19世纪的中国城市缺乏芝加哥学派所认定的那种强有力的、有效率的政府权力，取而代之的是在某种程度上建立在精神认同之上的社区自治体。(29)基于此，罗威廉对在西方社会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社区理论提出了批评。罗威廉指出，这个由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提出、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其他学者进一步发展的理论，认为地方社区本质上是一个“封闭体系”，并且强调社区成员的同质性，他们中间存在着紧密的情感联系，在利益协调方面也几乎完美。芝加哥学派以及E.P.汤普森(E.P.Thompson)两种研究思路都是在这个方向上展开的。这种对于城市共同体的预设已经遭遇许多社会学者和历史学者的强烈质疑。(30)而主流传播学对于大众媒介的理解和这个城市共同体预设密切相关，因此在社会结构的整体框架下特别关注媒介整合的功能，而不是传播对于意义的建构。 虚拟空间与实体空间。传播在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维度上的区分，是伴随大众媒介异军突起的晚近事情。在古希腊时代，雅典城邦里的传播是浑然一体的。广场、街道、神庙、体育场等等场所中的交往活动，支撑了城邦的社会生活。“对于汉娜·阿伦特来说，关于城邦概念最重要的是，它为公民对话和参与提供了一个公开和公共的地点”。(31)主流传播学对于虚拟空间的重视与推崇，与大众媒介直接有关。电子媒介的普及，更加剧了人们对于远距离虚拟传播的乐观想象。在传播与城市研究方面，这种偏向至少遮蔽了两个重要议题：一是实体空间传播的重要意义，以及“地方”(文化地理学意义上的“place”)在全球化浪潮中的价值；二是以互联网带动的融合媒介重构多重空间关系的实践。以公共性议题为例，在现有的主流传播学研究中，传播与公共性的关系主要建基于哈贝马斯的路径，围绕着大众媒介建构的虚拟空间展开，遗失了公共性研究等边三角形(32)的另外两边，即阿伦特(Hannah Rrendt)、桑内特(Richard Sennett)的公共性理论。与哈贝马斯(Habermas)不同，桑内特关注城市实体空间中“自我表演”诸种要素，如语言、姿态、服饰、身体、空间等等在视觉方面呈现的公共性。(33)这个思路认为，“城市乃是公共空间非常重要的地方”，(34)城市里的实体公共空间是彼此邻近但又不熟悉的陌生人多重会遇的场所。将城市视为重要的公共空间是与公民及其人权直接有关的严肃议题。“在民主社会中，社会提供公众使用的各项财货和资源，包括都市空间与公共场所，公民们都应该有同等的取用机会。”(35)新媒体与城市空间关系究竟是怎样的？一种观点认为，电子终结的社会关系，将会导致城市的消失，因为新技术“将迅速提供面对面接触的优越替代品，而面对面接触则是传统城市残存的主要存在理由”。(36)与此针锋相对的观点是，新媒体和以地方为基础的关系会彼此互动，相互补充。(37)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指出，各种新媒体使用的增长，与地球的逐渐都市化有密切关系，(38)新媒体不是削弱而是促进城市的发展，新媒体通过整合各种媒介，将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的传播融汇在一起。这种视角打破了将新媒体视为隔绝虚拟与实体空间锐利武器的惯常看法，转而考察新媒体如何将城市各种类型的空间连结起来，以此重构了城市的社会关系。 再现与拟仿。斯费兹(Lucien Sfez)将“主体”历史作为考察“传播”意义变化的基本线索，他将人类迄今为止关于“传播”的思想概括为三个定义：再现式、表现式、混合式。再现模式“是所有传统传播理论的根源”，传播的功能因此在于：“监视，信源所发与信宿所思的和谐一致，社会遗产代代相传。”斯费兹指出，此种传播的理解基于笛卡尔的两元论，“作为发出者与接受者的再现者与被再现者的分离、发出与接受主体与讯息客体的分离”，传播因此是“发出者通过渠道传递给接受者的讯息。——主体与客体是分离的和实在的。事实是客观的、普遍的，外在于再现它的主体——再现是保证主体与自然之真实性的唯一方法。再现确保了二者的重合”。(39)再现式范畴主导下的主流传播学这样理解媒介：是介于主客体之间的中介，这个中介是主体运用的工具，以承载传递至受众的信息，而此种传播活动是在社会结构的大框架下进行的。这种观念对传播学研究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传播学领域对于这个“再现式”传播范式的预设缺乏自觉意识与反思批判。新技术引发的全球化影像的流动，彻底改变了传播与城市的关系。“从要么反映要么扭曲了一个业已在别处确立的社会现实的图像的意义上说，现代媒体不是简单的‘表征’形式。——新媒体平台始终如一地有助于新的感知和认知模式的形成，有助于社会活动的新形式和新地点的产生。”(40)其中，新媒体发展的一个指向是“空间与主体性之间的传统合作的去稳定化”。(41)波斯特(Mark Poster)认为，现代性视野中的新技术是“已经形成的个体用来强化其优势或劣势的手段”，(42)这种“仅仅把电子传播看成是对时空的进一步延伸”的想法，“只不过是在再次确认自律理性个体的型像、再次申述主体的稳定性而已”。(43)而在后结构主义的视野中，传播不再是主体认识世界的一种工具，而是建构主体的一种方式，是提供主体存在位置的一种方式。这种关系超越了“再现”模式，缔造了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所说“拟仿”模式，传播构筑的拟像已取消了“再现”模式中符号与实在的关系。在“拟仿”模式中，城市与传播的关系不再是“现实”与“再现”的关系，传播本身构成了城市的一个部分。传播作为一种中介化实践，既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方法与工具，也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方式。 城市传播作为传播研究的一种范式创新，它的理论建构立足于城市发展与传播实践的人类经验，当然要自觉回应当前城市与传播的现实问题。针对当前普遍存在的“重连接轻沟通、有连接无沟通”的城市问题，城市传播将“可沟通性”作为考察城市状态的基本点，探讨传播对于城市的丰富意义，以回应城市化进程中因缺乏沟通、不可沟通引发的社会问题。因此，“可沟通城市”的概念，是中介化思想在城市传播研究中的一个集中体现，它将“城市”视为一个关系网络的中介，而“可沟通性”正是作为中介的城市的核心价值。 “可沟通城市”重点关注四大议题：其一，城市如何既尊重多样性，又打破区隔。城市的价值在于，给不同生活方式以存在的空间，给不同的价值观、审美趣味以充分的尊重。特别注重保障弱势人群的权利，促成异质人群之间的最大限度的对话、交流、理解、共处。其二，城市如何达成时空感的平衡。文化是人类编织的意义之网，(44)城市文化的塑造、凝聚力的加强必须充分实现传统与现实的交流融合。城市共同体的建构，依赖跨越时空的传播编织意义网络。其三，城市如何实现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的融合。街道、广场、桥梁、纪念碑支撑的城市实体空间与大众媒介建构的虚拟空间并非截然相对、势不两立，城市“地点”提供的场所感承载了个人、集体记忆，倾注着公共或私人的情感，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城市生活正是结合实体、虚拟两种空间的纽带。(45)其四，城市如何处理城市与社区、乡村、国家以及城市之间的互动关系。以中国的城乡关系为例，城市与乡村长期以来“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46)在古代，“‘城’和‘乡’相对立或是相分化的理念是不存在的。乡是古代被统称为邑的城郭都市群中规模较小的一类，因此两者相对立的情况本身就不存在”，以至于“从宋代开始直到后来，无数的‘市镇’在‘乡村’中出现。”(47)就人口流动而言，城乡人口互动在近代中国已是平常景象。“在清代，极边远的边地才会有完全自给自足的农村存在，大多数农民都离开自己的村落到邻近或远方的市场街及都市去打工。在知识分子、官吏中，一半以上的人都保留了农村原籍，而把住所安置在市镇及都市。”(48)因此，城市传播绝非意味着在城乡两元对立的立场中落入城市中心主义的窠臼。正相反，城市传播力图在城乡关系以及城市与社区、国家、世界等多重关系视野中，进行传播研究的范式创新，以拓展传播与人的关系。 ①[美]约翰·R.麦克尼尔、威廉·H.麦克尼尔：《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王晋新、宋保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页。 ②[美]约翰·R.麦克尼尔、威廉·H.麦克尼尔：《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王晋新、宋保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页。[荷]简·梵·迪克：《网络社会——新媒体的社会层面》(第二版)，蔡静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3页。 ③[美]约翰·R.麦克尼尔、威廉·H.麦克尼尔：《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王晋新、宋保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页。 ④朵琳·玛西、约翰·艾伦、史提夫·派尔主编：《城市世界》，王志弘译，台北：“国立编译馆”与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第51页。 ⑤[法]克琳娜·库蕾：《古希腊的交流》，邓丽丹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页。 ⑥薛凤旋：《中国城市及其文明的演变》，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第3页。 ⑦薛凤旋：《中国城市及其文明的演变》，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第3页。 ⑧朵琳·玛西、约翰·艾伦、史提夫·派尔主编：《城市世界》，王志弘译，台北：“国立编译馆”与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第16页。 ⑨[美]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王旭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2页。 ⑩芝加哥学派是一个较为笼统的说法。和传播学关系密切的有两个脉络，一是以米德为代表的社会心理学；二是以帕克为代表的城市社会学，本文主要涉及第二支。 (11)[美]R.E.帕克：《城市：关于开展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研究的几点意见》，选自R.E.帕克、E.N.伯吉斯、R.D.麦肯齐：《城市论文集——芝加哥城市研究文集》，宋俊岭、吴建华、王登斌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 (12)[澳]斯科特·麦奎尔：《媒体城市：媒体、建筑与都市空间》，邵文实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0页。 (13)[美]路易·沃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主义》，选自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主编：《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14)[荷]简·梵·迪克：《网络社会——新媒体的社会层面》(第二版)，蔡静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2页。 (15)[美]曼纽尔·卡斯特：《信息时代的城市文化》，选自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主编：《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16)[日]斯波义信：《中国都市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2页。 (17)黄旦：《整体转型：关于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的一点想法》，《新闻大学》2014年第6期。 (18)孙玮：《为了重建的反思：传播研究的范式创新》，《新闻记者》2014年第12期。 (19)[法]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引论》，刘文玲译，陈卫星审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2014年，第36、122、128页。 (20)[德]弗里德里希·A.基特勒：《走向媒介本体论》，选自周宪、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第13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21)[德]弗里德里希·A.基特勒：《城市，一种媒介》，选自周宪、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第13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22)[澳]斯科特·麦奎尔：《媒体城市：媒体、建筑与都市空间》，邵文实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页。 (23)[澳]斯科特·麦奎尔：《媒体城市：媒体、建筑与都市空间》，邵文实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页。 (24)[丹麦]克劳斯·布鲁恩·延森：《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刘君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2页。 (25)[美]大卫·哈维：《作为关键词的空间》，付清松译，胡大平校，选自陶东风、周宪主编：《文化研究》第10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英]约翰·厄里：《全球复杂性》，李冠福译，朱红文校，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26)孙玮：《传播：编织关系网络——基于城市研究的分析》，《新闻大学》2013年第3期。 (27)[美]路易·沃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主义》，选自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主编：《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0页。 (28)史提·夫派尔、克里斯多佛·布鲁克盖瑞·穆尼：《无法统驭的城市：秩序/失序》，王志弘译，台北：“国立编译馆”与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 (29)[美]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鲁西奇、罗杜芳译，马钊、萧致治审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11页。 (30)[美]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鲁西奇、罗杜芳译，马钊、萧致治审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10页。 (31)[美]安东尼·奥罗姆、陈向明：《城市的世界——对地点的比较分析和历史分析》，曾茂娟、任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5页。 (32)[美]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李继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 (33)[美]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李继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2页。 (34)[美]约翰·艾伦、[美]朵琳·玛西、[美]麦克·普瑞克主编：《骚动的世界：移动/定著》，王志弘译，台北：“国立编译馆”与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第123页。 (35)[美]约翰·艾伦、[美]朵琳·玛西、[美]麦克·普瑞克主编：《骚动的世界：移动/定著》，王志弘译，台北：“国立编译馆”与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第125页。 (36)[美]约翰·艾伦、[美]朵琳·玛西、[美]麦克·普瑞克主编：《骚动的世界：移动/定著》，王志弘译，台北：“国立编译馆”与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第29页。 (37)[美]约翰·艾伦、[美]朵琳·玛西、[美]麦克·普瑞克主编：《骚动的世界：移动/定著》，王志弘译，台北：“国立编译馆”与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第30页。 (38)[美]曼纽尔·卡斯特：《信息时代的城市文化》，选自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主编：《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39)[法]斯费兹：《传播》，朱振明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0、48、49、54页。 (40)[澳]斯科特·麦奎尔：《媒体城市：媒体、建筑与都市空间》，邵文实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87页。 (41)[澳]斯科特·麦奎尔：《媒体城市：媒体、建筑与都市空间》，邵文实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87页。 (42)[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5页。 (43)[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86页。 (44)[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5页。 (45)[美]曼纽尔·卡斯特：《信息时代的城市文化》，选自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主编：《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46)[日]斯波义信：《中国都市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4页。 (47)[日]斯波义信：《中国都市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16页。 (48)[日]斯波义信：《中国都市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18页。标签：传播学论文; 芝加哥学派论文; 新闻与传播学论文; 网络与新媒体论文; 经济学派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社会网络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政治论文; 范式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