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边的质疑——关于历届“茅盾文学奖”的二十二个设问和一个设想（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设问论文,之二论文,历届论文,文学奖论文,茅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设问14：据有关文章透露，《骚动之秋》本来并未列入由读书班最后推荐的二十部作品之列（注：胡平：《我所经历的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它的获奖是否有何更深的意味？
几乎所有的局外人都对《骚动之秋》获茅盾文学奖感到意外。我也如此。这并非是因为这部作品从问世以来就没有引起什么阅读反响，更重要的是，它在艺术上确实较为平庸。
首先，就审美旨意而言，它还停留在对改革进程中一些外在矛盾的表述上。回顾有关改革题材的长篇，从张锲的《改革者》、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到柯云路的《新星》、钱石昌和欧伟雄的《商界》等，它们虽曾轰动一时却又瞬间消失于人们的阅读记忆。造成如此短暂的艺术生命力，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些作品都未能真正地沉入社会底部，未能发掘出那些改革矛盾中的深层冲突——观念冲突下所隐含的文化、人性以及精神本源上的缱绻与决绝的状态。《骚动之秋》虽然在这方面前进了一步，但它的基本冲突仍处在人物观念的表层，特别是主人公岳鹏程，他从一名退伍军人成为了一个农民企业家，在这种漫长的社会角色转变过程中，作者试图将他放在各种矛盾的中心，让他与儿子冲突、与妻子冲突、与上级冲突、与群众冲突、与情人冲突，以一种全方位的冲突强化他的内心世界和生命个性。但是，所有这些冲突以各种方式煎熬着他的内心，却难以促动他作为一个“农民英雄”在某些精神本源上的撕裂与嬗变，他的痛苦始终是一种观念性的、道德化的，是社会理想与自身角色的不协和造成的，本质上是守旧与创新的冲突，包含着简单的合理与不合理性。这使他的悲剧仍停止在不同观念的自我对抗上，没能像《白鹿原》那样触及到观念背后的文化和人性的深处，折射出作为社会的人、文化的人、历史的人和生命的人之间无法调和的伤痛。
其次，在文本结构上，它仅仅停留于对故事时空顺延性的机械维持上。《骚动之秋》作为一部长篇，它的所有叙事努力似乎就在于把故事说完整，让人物的“英雄形象”树立起来，使他们变得绝对地真实，而不是动用一些合理的文本技巧让叙事更充满审美内蕴。我们无意于否定小说在“真实性”上的力量，但站在二十世纪末的小说发展进程中，再来看这种对生活真实的还原目标，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一种叙事的进步。《骚动之秋》的平庸性主要就在于作者对整个故事的营构没有什么创造性，一切都遵循着既定的时空顺序，完全为了交待人物命运的发展和事件的起落，没能在文本中构成应有的叙事张力，有限的话语紧张感都是来自于各种冲突事件的安排。
第三，在叙事语言上仅仅满足于对故事的再现。《骚动之秋》的叙述虽也动用了一些方言，增加了叙事的民间性和故事的生活气息，但整个叙事语言显然不如《白鹿原》那样更具凝重感，它质朴但缺乏韵致，明净却缺少内涵，饱含生活的真实感却难以激起审美上的亲切感。
由于这些显在的艺术局限，导致了它只进入读书班最初选定的三十部小说之列，而在此后稍加精选的二十部长篇中，它即遭淘汰。但是，由于读书班不具备任何法定意义上的权威性，仅仅是给评委们作一些基础工作，评委的最终裁决可以全面自由地选择任何一部他们所注意的作品，所以《骚动之秋》还是侥幸地分享到了这份“迟来的爱”。如果要说它的获奖有什么更深的意味，那只能在文学之外，艺术之外。
设问15：《白鹿原》以“修订本”的方式在本届评奖中才得以通过，而它的“修订本”在评奖时还没有出现。这种评奖情况似乎在古今中外都还未听说过，这是不是茅盾文学奖的一个历史创举？
以“修订本”的方式来进行评奖，在张洁《沉重的翅膀》中曾出现过，不过那是以一本已经出现的“修订本”来进行的。而《白鹿原》的“修订本”还没有出现，却已经获奖了。这在我有限的阅读经验来看，的确是闻所未闻。广大读者对此也觉得非常难以理解。因为我们完全有理由设想：如果作者从自身的审美理想出发，坚持不愿意进行修订，那么《白鹿原》的奖项会不会因此取消呢？如果作家在修订过程中，并没有按照评委们的意见，而是进行了另一种审美倾向的修订呢？
当然这都是可能性之外的设想。事实是，我们终于看到了《白鹿原》的修订本，并且这个修订本是严格地按照评委们的意见进行删削的。所以一切可能会引起的尴尬得以安全地消解。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全体评委们来说，《白鹿原》的确是一部绕不过去的作品。它的历史厚重性、内蕴丰繁性、审美的震撼性都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它确实是新时期以来我国在长篇小说中出现的一部难得的精品。如果不评它，不仅有可能使人们对茅盾文学奖的权威性进一步地失去信心，还有可以导致大家对评委们最基本的审美判断力失去信任。所以评委们只好小心翼翼地走了一着不得不走的棋——让作者重新出版一本“修订本”，将小说中涉及到的一些宿命性和政治倾向性的言语（主要是翻鏊子和国共之争无是非）删去，以消除有可能导致的误读和意识形态上的误解。虽然从修订本来看整个小说的艺术性并没有受到什么大的影响，不过，我们还是感受到了这个奖项对政治导向性的严格要求。
《白鹿原》获奖了，这是一个的确值得重视的事情。贾平凹为此还专门发表了一则颇有意思的短文，我觉得很能代表一部分人的心理，所以不妨在此全文贩卖一下——
当我听到《白鹿原》获奖的消息，我为之长长吁了一口气。我想，仰天浩叹的一定不仅我一人，在这个冬天里，很多很多的人是望着月亮，望着那夜之眼的。
其实，在读者如我的心中，《白鹿原》五年前就获奖了。现今的获奖，带给我们的只是悲怆之喜，无声之笑。
可以设想，假如这次还没有获奖，假如永远不能获奖，假如没有方方面面的恭喜祝贺，情况又会怎样呢？但陈忠实依然是作家陈忠实，他依然在写作，《白鹿原》依然是优秀著作，读者依然在阅读。污泥里生长着的莲花是圣洁的莲花。
作品的意义并不在于获奖，就《白鹿原》而言，它的获奖重在给作家有限的生命中一次关于人格和文格的正名，从而使生存的空间得以扩大。外部世界对作家有这样那样的需要，但作家需要什么呢？作家的灵魂往往是伟大的，躯体却卑微，他需要活着，活着就得吃喝拉撒睡，就得米面油茶酱，当然还需要一份尊严。
上帝终于向忠实发出了微笑，我们全都有了如莲的喜悦。（注：贾平凹：《上帝的微笑》，《小说评论》1998年1期。）
设问16：《白鹿原》为什么是一部让评委们“绕不过去”的作品？它的艺术价值究竟在哪里？
实际上已经由很多重要的评论家和作家对此发表了极为深刻的见解。作为一部十分难得、也是人们期待已久的长篇佳作，我认为《白鹿原》的重要价值在于：
它成功地改变了中国传统家族小说的叙述模式，不仅将家族作为一种故事枢纽和文化载体，而且将它深植到人类自身固有的自缚性悲剧根源上，并以此作为审视的契口，辐射出作家对中华民族近现代史的全面思考。众所周知，家族小说是中国传统长篇小说中一个最通常的叙事模式，从《金瓶梅》、《红楼梦》等古典小说到巴金的《家》、《春》、《秋》、老舍的《四世同堂》等现代小说，都是以家族结构为故事核心来进行审美的多向度表达，但它们大多侧重于某一两个方面，或家庭伦理，或权力纠葛，或社会沧桑，而《白鹿原》“把白鹿原作为近现代历史替嬗演变的一个舞台，以白、鹿两家人各自的命运发展和相互的人生纠葛，有声有色又有血有肉地揭示了蕴藏在‘秘史’之中的悲怆国史、隐秘心史和畸恋性史”（注：白烨：《观潮手记》，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它改变了人们对“家族”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结构形态的通常认识，将人物的生命际遇投置在无法把握的广阔空间进行全方位的探讨，使小说在现实、历史、文化和人性的多种层面上都有着深刻的思考。
在历史叙事的处理方法上，它既摆脱了传统历史小说对事件真实性过于依赖，又逃离了新历史小说对历史背景的纯虚构性。它注重大事件大背景的合理和真实，从清朝改民国、民国到解放的近四十年里一系列重大的政治斗争，都在白鹿原这块土地上有着真实的记录，督府的课税引起的“交农”事件、军阀与国民革命军的你争我夺、国共两党的合作与分裂、以及建国后的一连串政治运动，都具有历史的实证性；但在内部的情节和事件的处理上又动用了想像和虚拟，将这些历史风云化解到人物的具体言行之中，化解到他们的生存命运中。这样不仅确保了整个作品对历史进程的动态反思，还充分发挥了作家的想像与虚构的能力，使作品在叙事上获得了广泛的自由度，作家的审美理想得以全面地展示。
在叙事手法上，它灵活地容纳了传统现实主义和魔幻、隐喻等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段，将这些叙事方法有机地交织起来，使整个叙事虚实相间，在一种看似混乱的、千头万绪的文本结构中将审美触角延伸到广阔的想像空间，给读者的解读和思考提供了多种向度、多种可能。从整个故事来看，它以时间的延伸为主轴，让不同的人物围绕着这根主轴不断地发生各种纠葛，没有彻底改变人们的阅读习惯。但在一些具体的细节上，它又动用了大量的虚幻手法，将缩命的、迷幻的、象征的话语引入叙述，使一些事件负载着非确定性的审美信息，给读者的审美再创造设置了大量的契口。法国作家布托尔曾说：“所有的伟大作品，无论多么富有智慧，多么大胆和严峻，都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这种无穷无尽的幻想，与这种含糊不清的神话，与这些无数的触点发生关系。但是这类作品也具有全然不同的、最为重要的作用：它们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改变着我们关于世界的叙述，因而可以说它们在改变着世界。”（注：《“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工人出版社，1987年。）《白鹿原》在某种意义上就具备这种审美意图。
设问17：茅盾文学奖至今已进行了四届，从评奖过程来看，每一届在评奖之前都设有一个“读书班”，即由一些全国重要的中青年评论家和编辑组成的审读小组，对各个地方部门报上来的长篇小说进行初选，但他们的初选又没有任何决定性作用。这种“读书班”是否有存在的必要？
有关读书班的性质和地位，曾参加过数次茅盾文学奖的评委顾骧作了这样的说明：“邀请若干评论工作者、编辑组成读书班，这些同志对长篇小说有比较专门的研究，做了十分重要的筛选工作，读书班是评奖活动中十分重要的一环。但是茅盾文学奖不是两级（初评、终评）评选。读书班是评委会的工作班子，任务是对各地推荐的大量作品进行筛选，提出供评委阅读的书目。读书班提出的阅读书目没有法的效力，没有荣誉意义。评奖办公室可以在读书班提出的阅读书目基础上增加书目供评委阅读（如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评奖活动），评委本身更可以建议增加阅读书目，只要经过评委一人提议、两人附议的程序即成（如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评奖活动）。”（注：顾骧：《我所知道的中国茅盾文学奖》。）从这里可以看出，读书班在整个评奖过程中的确没有什么决定性作用，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的获奖作品都不是全部产生于读书班最后推荐的篇目之中。他们只是评委会的一个助理班子，为评委会减少一些阅读工作量，对评委们的最终裁决没有任何影响。如果评委们早已在心中圈定了某部作品，可以轻松地超越读书班而直接将它推入终评。
但读书班又是重要的。仅从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读书班组成成员来看，他们是：蔡葵、丁临一、李先锋、胡良桂、白烨、林建法、张未民、朱晖、陈美兰、朱向前、张德祥、王必胜、盛英、周介人、陈建功、雷达、胡平、林为进、潘学清、雍文华、吴秉杰、牛玉秋（注：胡平：《我所经历的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奖》。）。这些成员大多是资深的评论家和编辑家，年龄不高，其艺术活动的经历基本上与新时期的文学发展是同步的。他们不仅对整个文坛的态势了解全面，而且都具有良好的艺术素养和较准确的审美判断力。应该说，他们的参与，给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工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艺术保障，其存在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从评奖结果来看也是如此。凡是超越了他们最后提供的评选篇目而获奖的作品，艺术上确确实实是较为平庸的作品，如第三届中的《第二个太阳》、第四届中的《骚动之秋》。这也反证了读书班的审美眼光。遗憾的是，由于读书班是处在一个“言不顺，名不正”的尴尬地位，“他们提出的阅读书目没有法的效力”，所以他们的存在价值就大打折扣了。
设问18：一项文学大奖的公正与否，关键取决于评委们的审美判断力以及对自身审美判断力的有效维护上。即，他们必须站在较为客观的文学立场上，以一种容纳的姿态和开阔的视野来全面衡量、比较不同审美类型的作品，不以个人的艺术偏爱来影响评审结果。从已经产生的四届茅盾文学奖来看，评委们是否做到了这点？
评奖的公正与否无疑来自于评委们评审行为的公正与否，这种行为的公正合理不是指评委是否受到某些文学之外因素的左右，而是指他们是否能对新时期以来我国长篇小说的发展现状有着准确而清醒的把握，尤其是对多元化的艺术现实是否能够全面科学地理解。要回答他们是否做到此点，有必要看看评委们的组成情况：
第一届 主 任：巴 金
副主任：无
成 员：丁 玲 韦君宜 孔罗荪
冯 至 冯 牧 艾 青
刘白羽 张光年 陈企霞
陈荒煤 欧阳山 贺敬之
铁依甫江 谢永旺
总人数：15人
第二届 主 任：巴 金
副主任：张光年 冯 牧
成 员：丁 玲 乌热尔图 刘白羽
许觉民 朱 寨陆文夫
陈荒煤 林默涵胡 采
唐 因 顾 骧黄秋耘
康 濯 谢永旺韶 华
总人数：18人
第三届 主 任：无
副主任：无
成 员：丁 宁 马 烽 刘白羽
冯 牧 朱 寨 江晓天
李希凡 玛拉沁夫 孟伟哉
陈荒煤 陈 涌 胡石言
袁 鹰 康 濯
韩瑞亭
蔡 葵
总人数：16人
第四届 主 任：巴 金
副主任：刘白羽 陈昌本 朱寨
邓友梅
成 员：丁 宁 刘玉山 江晓天
陈 涌 李希凡 陈建功
郑伯农 袁 鹰 顾 骧
唐达成 郭运德 谢永旺
韩瑞亭 曾镇南 雷 达
雍文华 蔡 葵 魏 巍
总人数：23人
从上述这些组成成员来看，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普遍年龄较大，除了极少数中年评论家和作家加盟其中（如第四届中的雷达和陈建功），基本上都是老龄化的评委，说明茅盾文学奖不可避免地被资历所影响；二是大多身居文学工作部门的要职，或者说是政府部门的某种代表，这无疑意味着这个奖项必须对政府部门负责，对主流意识负责。这两种特定的现实情况实际上还暗含了更深的评奖局限。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老一代专家大多是在现实主义传统艺术思维的长期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他们的审美观念基本上固定在现实主义一元化的艺术模式中，他们的艺术素养是从长期以来我国固有的、带有明显封闭性的文学形态中积淀而成的，缺乏与世界现代艺术范式融会的格局，这使他们无法与那些具有现代审美倾向的作品站在同一维度上进行对话，无法在审美价值上对它进行合理的评断，从而导致了他们在评审过程中对现代性叙事的本能抗拒。同时他们自身的权力身份，又规约着他们必须站在社会学的层面上，从文学的教化功能上考虑评奖结果。这种双重局限无法使他们保持纯粹的艺术原则立场，也无法全面地、多元化地审度各种不同艺术特质的作品。
此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这些评委成员的产生不是民主选举的结果，而是直接由“有关部门”来任命的。诚如评论家朱晖所说：“似乎没有理由怀疑评委们的鉴赏能力，正像我们深信‘有关部门’在选择评委的时候，并非把鉴赏力放在首先的和惟一的位置。……‘有关部门’将钦定的‘专家”、‘内行’推向评选的前台，至于社会公众和没有发言权的文学艺术家们则是地地道道的看客。就此而论，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评选结果，无非是以夸张的形态，暴露了这种评奖方式及其权威性所固有的败笔。”（注：朱晖：《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之我见》，《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2期。）朱晖在这里虽然说的是第三届评奖情况， 其实也是历届茅盾文学奖所暴露出来的共同弱点。
在具体评选过程中，巴金作为其中三届评委会的主任，由于身体的原因一直没能真正地参与到评奖的全过程，这也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否则，我们有理由相信，以他的艺术素养和威望，以他清醒的审美判断和每次所强调的“宁缺勿滥”的评奖主张，茅盾文学奖的评选结果一定会有所不同。
设问19：评奖标准是维持一项文学大奖的重要依据。从历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结果来看，他们的标准如何？
这是一个令所有人至今仍迷惑不解的问题。现在，我们无法从相关的材料上找到相对具体的评奖标准。在那些较为详细的评奖条例中，只强调了评奖的程序和方法，惟独没有突出评奖标准。但是，按照我们通常的文艺评奖思路，对一切文艺作品的审定基本上是沿着两种标准来进行的，一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只有作品主题符合主流意识的要求，符合一定时期内的思想倾向，具有积极的、明确的导向意味，才能进一步审度它的艺术性是否成熟、是否生动、是否完美。一是坚持艺术原则立场，兼及政治导向性。这种情况并不普及，仅在一些小范围的评奖中还有所坚持。它强调艺术作品自身的审美价值，注重它们在艺术的创造性上是否有着成功的突破，是否潜示着某种新的审美动向，是否向人们提供了新的思想信息和艺术信息。毫无疑问，用这种标准去审度作品更合理、更科学、更权威些，因为无论如何，任何一部经典的作品都是以它艺术上的审美价值而获得不朽的。
回顾历届茅盾文学奖，虽然我们无法准确地判断他们在具体执行标准中更强调哪一种规则，但从评委成员和评奖结果来看，政治的质量认证明显大于艺术的审美认证。诚如有人所言：“几十年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几乎在每一个时期，所谓的政治的质量认证，标准的制定和运用，总是一目了然的，往往也是公之于众的且被不折不扣地执行的；而所谓的艺术的和审美的认证，则不幸总是居于从属的和附加的地位；标准，也往往并不取自文学发展实践及其理论形态的最新的和最高的成果，而是见出了僵化的、‘外行’的或者是以偏概全的、先入为主的眼光，因而不可能不是含混不清的和经不起辨析的，往往也只能是任由可以‘说了算’的那一部分人‘见仁见智’地制定和执行；以致在许多文学的评奖活动和评选结果中，所谓的政治上合格而艺术上‘过得去’的作家作品总是最容易被选中；而在艺术和审美上不同凡响、不拘格套的作家作品，即使侥幸不被忽略不计，充其量也不过是担当‘点缀’罢了。”（注：朱晖：《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之我见》。）茅盾文学奖的标准实际上仍是局限在这种思维定势中，这不仅影响了评委们以自身的审美眼光和艺术标准来评选作品的独立裁决空间，还使大量的远离政治意识的小说失去了公平的竞争机会，在本质上，也使该奖的科学性受到了动摇。
设问20：有人认为，“评奖即引导即提倡”，如果从创作自身的艺术规律角度来说，这种提法是否科学？茅盾文学奖进行到今天，是否对我国长篇小说的发展真正起到了“引导”和“提倡”的作用？
所谓的“评奖即引导即提倡”，只是评奖者一厢情愿的良好愿望或者迫切要求而已，并不符合文学创作自身的发展规律。纵观古今中外的所有经典之作，我们至今还无法确认有哪部不朽之作是在“引导”和“提倡”下产生出来的。文学创作作为作家生命律动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精神劳动行为，它是直接受制于作家自身审美表达的需要，是作家将自己的全部艺术感觉投放到社会生活、历史文化中，吸纳、咀嚼、思考后的一种自然结果。对于任何一个成熟的作家来说，他对自身精神独立性的要求是极为苛刻的，他的全部创作都只针对自己的心灵空间、针对自己的审美理想、针对自己的叙事欲望。只有拥有这种绝对独立的人格立场和绝对自由的精神空间，才有可能确保他的创作全面体现自身的艺术目标。
我这样说，并不是强调作家可以逃避自己作为一个社会的人、文化的人在群体意识上所必须履行的职责，而是他的内心深处必须与生俱来地拥有这种使命意识和良知情怀。没有崇高的艺术良知和人文品质，他不可能站在人类精神的制高点上，不可能洞悉现实表象背后的深远意义，不可能触及到人类生命的某些存在本质，更不可能对人们期待已久的困顿作出独到的回答。任何一个优秀的作家，其实都必须具备这样三重素质：对人类永无止境的博大之爱，对自我精神独立性的严格恪守，与生俱来的良好的艺术感觉。这三重素质都不是“引导”和“提倡”所能达到的。相反，对于提倡某种意识导向，反而会使作家失去自身的艺术个性，失去对社会、现实以及人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其结果不是出现精品，而只能产生平庸的应时之作。这样的教训，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已有太多的例证。
回顾茅盾文学奖评选以来的创作情况，我们可以看到，长篇小说的整体创作格局也并没有受到这项大奖的多少影响。这在那些具有先锋意识的作家作品中可以更清楚地得到证明。至今为止，还没有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先锋小说获得过此奖，但这方面的探索却从未停止，而且不断地有一代代文学新军加盟其中。譬如像一些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他们在首次尝试长篇写作时，都在自觉地袭用种种现代叙事法则，进行完全属于自己审美追求的艺术实践，产生了诸如曾维浩的《弑父》、东西的《耳光响亮》、王彪的《身体里的声音》、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等等大量的具有全新审美倾向的长篇小说。
所以说，想用评奖的方式达到“引导”和“提倡”的目的，是有违创作规律的。这种愿望是美好的，而事实是不可能的。科学的说法应该是：评奖即鼓励即关怀。
设问21：能否用一句简单、直率的话来总结历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情况？
公正性受到怀疑，科学性值得思考，权威性难以首肯。
设问22：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即将进行，如果从长篇小说自身的艺术性来看，这次评选有望获奖的作品有哪些？
这是一个绝对虚妄的假设。在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参评作品的发表时段内，长篇小说的整体水平无疑有了明显提高。作家们经过了市场经济秩序的荡涤和艺术积累的加强，无论是创作心态还是艺术水平都获得了进一步的提升，并且出现了不少不同审美特质、不同叙事风格、不同思考向度的优秀长篇。如果以我个人的审美眼光来看，我觉得能够代表这一时间段里长篇小说艺术成就的作品是：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阿来的《尘埃落定》、王安忆的《长恨歌》、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贾平凹的《高老庄》、张宇的《痛疼与抚摸》、徐小斌的《羽蛇》等。其中《许三观卖血记》是一部无法绕过去的长篇精品。但是，鉴于上述的大量考察，如果本届的评奖在各个方面没有更多的改变，那我们还是不要对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寄寓太多的希望。
一种设想
当我对茅盾文学奖进行了长达二十二个设问之后，我感到我的回答充满了苦涩和复杂。作为迄今为止我国长篇小说中惟一一项大奖，从茅盾先生到巴金先生等老一辈作家都倾注了自己的大量心血，它理应在一次次评比中向更科学、更公正，理应全面地展示出新时期二十多年来长篇小说的最佳成果，理应在中国当代的每一个作家心目中构成一种艺术的权威性，但我们伤心地看到，它却没能做到这点。
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让人难以接受的事实。
的确，从客观上说，任何一项文学奖都不可能像科学奖那样做到绝对的公正和合理，因为它无法具备科学奖在评审过程中所拥有的明确的量化标准。文学作为一种精神性产品，它的价值时常会见仁见智，但这并不意味着“茅盾文学奖”的评比结果就有其合理性，因为我们完全有理由、也有办法改变它的现有局限，更有效地增加其权威性和公正性。
正是基于这种维护艺术良知的愿望，也是基于对茅盾先生等老一代作家良苦用心的积极回应，我觉得，在世纪末的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刻，应该全面地反思这一奖项的评审情况了，应该重新考虑它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了。我们无法对既往的历史作出补救，但我们可以在经验的积累和教训的自省中使明天做得更好。以我个人的看法，要彻底扭转这一被动局面，必须对评奖过程中一些关键性问题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革。
首先是确立明确而科学的评审标准，即坚持艺术原则立场。茅盾文学奖不同于政府奖，它是一项旨在提高当代长篇小说艺术水平的大奖，目的是为了忠实准确地记录长篇小说在艺术上的“高峰轨迹”。它的评审必须将长篇小说的艺术价值放在首位。这种艺术价值包括了长篇小说在审美内蕴上的深厚性、文本结构上的丰繁性、话语运作上的独创性，不能只强调一种而偏废其他。在通常意义上，人们总是将长篇小说作为一个时期和一个民族小说发展的制高点来看，这不只是因为它像巴尔扎克所说的那样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还由于它拥有虚构艺术所具备的一切有利条件，可以全面地、不留余地地表现作家的叙事理想和精神深度。它在叙事上的自由组接功能十分巨大，可以同时集纳多种叙事手法的交换演绎，使作家的艺术探索能够从容地、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只有将评审标准定位在长篇小说的这种艺术质地上，才能使评委时刻保持艺术价值的警惕性，注重小说对人的精神空间的开发，注重人物心灵的深度以及作家对存在的深度发掘，注重文本在审美表达上的独特“意味”，而不只是局限在对现实生活的表层观照上。
其次是强调对多元化小说审美理想的积极推崇，尤其是对一些具有探索意义的作品给予积极的重视。任何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艺术繁荣，都不是某一种审美风格的独霸天下，而是“百花齐放”、多元相融的审美格局。文学的发展同其他事物一样，都离不开对新的叙事模式的探索、对新的文本形式的实验。没有新的审美追求，就意味着文学发展的僵化和终结。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的先锋精神尤其值得关注。因此我们的评奖过程尤其要对这种多元格局进行合理的维护，对那些具有先锋品质的作品进行合理的鼓励，并根据各种审美倾向的作品所应有的艺术价值进行全面比较，以一种宽广的艺术视野审视所有作品。
对于评委成员的组成，有必要进一步民主化、制度化。由于他们直接掌握着评审大权，所以他们自身的艺术素养、审美眼光都必须适应现代文学发展状况，必须能对所有形式的长篇小说进行准确的艺术质量认证。而要使每一位评委都具备这种能力，仅靠“有关部门”来圈定显然难以做到，所以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采用候选人制，有关部门可以圈定数十个目前在全国颇有影响的专家，然后交给中国作家协会全体会员，由他们进行民主推选，产生出一定数量的评委会成员。
有效地提高读书班的预选权力，使它的预选具备法的效力，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环节。这不仅能对终评委的行动进行有效的制约，还可以使更多的评论家、作家和编辑加入到评审活动中，让每一部优秀的作品都能更大范围地接受检视。
当然，这些仅仅是一种民间的期待。虽然他的心灵是诚挚的，但他的声音是非常孱弱的。
1999.4.4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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