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发展理论与中国社会发展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战略论文,中国社会论文,理论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展的观点是邓小平最基本最主要的观点，同时也是邓小平同志战略思想的核心。发展是为了保障国家生存，同时也是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状态，提高其水平。从国际关系上看，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小国，是不发达或发展中国家，中国如不迅速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在世界事务中就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从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优越性来看，一个最简洁的对发展思想的概括是“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发展的紧迫感成了邓小平同志治国思想中再三被强调的一个重要话题。邓小平同志多次谈到，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是遭受资本主义侵略，日益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资本主义列强欺负我们的根本原因在于近代中国经济上落伍了。现在我国获得了独立和发展，而要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关键是要实现我国的现代化发展战略。
从中国发展的历史特点来思考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模式，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中国社会发展，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从1980年到1991年，邓小平同志不下二十次提出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在他的发展理论中，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探索已经内在地包溶于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思考之中。
历史经验也表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不可割裂的有机整体。从正在进行的中国社会发展来看，这三者之中，现代化发展是一个统帅一切的总体目标，是中华民族在当代世界生存发展的根本保证，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灵魂。正是把现代化发展作为一种内在规律，由此决定中国选择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如果去掉了中国现代化这个大目标，那么社会主义与改革开放就会失去自身应有的价值与意义。关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我们大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把握邓小平同志的基本论述。
（一）生产力——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中心。
邓小平同志在构想我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始终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当作中心任务。早在1978年的一次谈话中，他就这么说过：“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28页）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里，他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则更加深刻和系统了。这就告诉我们，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我们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中心。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社会主义是以资本主义所创造的高度发达的生产为基础，以商品生产向产品生产过渡条件已成熟为前提的，因而它必然是按计划分配资源、劳动力和产品的社会。马恩的思想具有规律性。然而事实上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生产力基础上建立的，其运动过程也必然不与马恩当初的预想相符合。改革以前，我们的理论导向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暴露出机械性和主观性，其侧重点往往是如何变革生产关系，尽快迈入社会主义。这种忽视社会历史客观性的社会主义理论，由于违背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后决定力量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故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主义应有进步性与现实落后生活之间的矛盾，并由于长期不能使人们摆脱“贫穷”而引起人们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疑虑。
经过多年实践的反思我们认识到，只有把发展战略的中心目标紧紧锁住生产力，才是符合中国国家个性实际，才能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在两种社会制度共存过程中突显自己本身固有的优越性，也才能在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克服自身弱点，不断趋近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原则的社会主义目标。
首先，强调社会主义立足的根本是生产力，是针对中国国家的实际和弱点。邓小平同志在曲折的历程中，深深感到生产力落后这一根本弱点对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的历史进程的制约性，因而十分强调社会主义对生产力的依赖性，强调唯有生产力的发展，才能将落后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纳入世界历史的进步轨道，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信念和原则的前提下，积极创造需要的生产力；生产力是能不能使国家和人民生活摆脱贫穷，走向富裕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大问题。为此，邓小平同志反复告诫我们，社会主义要完成的任务很多，但其“中心任务”、“第一任务”、“最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可以说，邓小平同志关于生产力的这些论述，准确地反映了像中国这样一个不发达国家实际及其所决定的特殊矛盾与社会主义本质一般内在统一的必然要求。
围绕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问题，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社会主义开放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突破我们多年对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关系的偏见，从根本上改变了束缚我们的思想观念和习惯于在变革生产关系方面研究的旧的理论模式，将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中心从变革生产关系转移到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方面。
其次，从生产力的观点出发，社会主义的对外开放同样是社会进步的实质要求。任何事物都是在联系中存在和发展的。社会的进步在于它是一个在矛盾中吸收，在联系中否定的过程。但是，中国作为东方农业国家几千年来不善于在矛盾和联系中吸收外来成果，使自己于封闭状态，这也是导致近代中国社会落后与综合国力薄弱的根源，由此强调要在深化改革和发展生产力过程中利用开放手段，扩大开放力度。在着眼于和落实于生产力这个社会主义生成根本，把开放吸收和形成社会主义本质辩证统一起来，为此还要“努力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尤其要努力把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科学文化融入中国现代化建设轨道。
（二）可持续发展——中国迈向21世纪的战略决策。
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一百多个国家政府首脑共同签署了著名的“地球宣言”，一致提出世界各国要遵循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既要符合当代人类利益，又不损害未来人类利益的发展。
邓小平同志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所谈论的发展问题主要是针对中国社会的具体条件，但我们可以从他的许多文字中得出这样一种观点，邓小平同志从来没有脱离人类利益和目的，脱离人类社会，去理解中国的发展前景。在发展的问题上，我们知道人不可能脱离自身的利益和目的而存在，人类社会也不可能离开人的利益和价值而发展，因为人类的利益和目的是人类活动的杠杆，也是社会历史规律性、必然性的自为内容的体现。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与自然界相互协调的过程，不合理地开发和利用自然，最终将损害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全球社会的发展客观上所造成的生态状况，已危及或将危及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利益和目的，即无法给人类以及子孙后代营造一个良好的可持续发展环境。邓小平同志早在80年代初期就提出，中国的发展不能走西方先发展后环境的模式，在他的提倡下中国政府在坚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以及在解决全球环境问题上尊重科学、促进合作的立场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
正是在这样一种发展思路下，邓小平同志生前几乎每年都身体力行参加植树造林活动，并提出了“植树造林，绿林祖国，造福后代”的要求。他还说：“这件事，要坚持二十年，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扎实，为了保证实效，应有切实可行的检查和奖惩制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1页）这里的“坚持二十年”，并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数字概念，而是强调在具体落实过程中的基本制度保障。这样一种于国于民都有益的事情，如果能够踏踏实实地二十年坚持下来，之后还有什么理由需要改变的呢。
此外，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已经不仅仅指的是人们物质生活条件的提高，甚至不仅仅包含经济、社会、环境、人口全面发展的内容，而且还包含了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这一重要问题。社会文明程度越高，人们对于精神生活的要求也越高，人们越来越追求自身的完善和自由、全面发展。这就需要通过精神文明建设来解决。邓小平同志对于精神文明发展的思想是相当丰富的，在他看来，离开了精神文明的发展，就谈不上社会的全面发展，更谈不上可持续发展。
有人常常把可持续发展当作科技问题来解决，就是说只要把绿色工业搞好了，只要把污染治理好了，把资源合理化使用好了，好像就能可持续发展。这些固然是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而且通过科技政策等措施能够较好地做到工作，但我们还应当看到光是科学不能引导我们向可持续发展方向前进，任何一个可持续发展都必须有精神的、伦理的内容，都有一个世界观的问题。外国有一位教授提出了一个概念，叫“精神文明指导下的人类共同进化”这才是可持续发展。
当代社会发展并不像现在许多人理解得那样，是一种规模的扩大，而是一种结构性合理变革。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来说，市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绝不是一种胚胎，它本身并不能自然发育，而是人为建立的、向更合理的经济社会结构整体性转型的机制转换器或功能空间。在发展面对的众多问题中，总有一个优先选择求解某个或某些问题的性质。而选择主体总具有一种特定价值观，正是它对等待被求解的问题群进行了先后秩序排列。经济学家也认识到，经济分析的经济政策也总有一种价值前提。这是理论进步导致一些发展理论家去关注不同社会的文化价值在该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也就是说，人是发展观念的中心所在，对人的不同看法和寄寓会直接导致不同的发展思路和方略。
事实上，改革开放的中国也正在经历着一场以市场为导向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在这场变革浪潮中，市场价值以及作为它的表现形式的货币，正在成为社会价值体系的重要基础之一，传统的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念正在经受着最严重的挑战。它清楚地向我们发出这样一个信号：仅有经济领域的改革是不行的，因为人的道德和价值观念出现的一些无序现象，暴露了过去精神文明形态建设中的许多弱点和不足之处，因此正在进行的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必然要向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层”发展。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邓小平同志从本国实际出发，解决了经济现代化与社会全面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一方面要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先把经济搞上去，为社会全面现代化奠定物质基础；另一方向，又要注意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的综合平衡，做到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同步发展，这就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基本方针。
应当说，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是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的。在全世界各国都在倡议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今天，精神文明建设的提出尤其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在我国，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事业”。这为我国可持续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我国实行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目的是建立一个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社会，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相互和谐相互促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和未来人类的可持续生存。
（三）政治发展的模式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的发展，就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来看，是以推进经济建设工作为中心。但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决不可能仅仅被视为唯一的经济现象，或被看作是单纯的通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为人民提供更多物化消费品和劳务消费的过程。在邓小平同志的发展理论里，现代化发展进程是一种整体性的社会变革，它不仅包括经济现代化，而且同时包括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是一种以人的现代化为主要内容的革命性的社会变迁过程。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推进政治发展，实现与经济现代化相适应的政治现代化，是中国社会发展战略总体性思考的十分重要部分。
第一、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这是思考中国政治发展问题的基本前提，有的西方学者把一些后发展国家未能实现内生现代化发展的原因归咎于社会内部的传统性和中下层民众不支持现代化，因而判定后发展国家只能搞外生式现代化。邓小平同志坚决反对这种观点，他多次强调指出：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已完全不同于旧中国的那种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广泛参与是新中国现代化的基本保证。我国是一个资源相对贫乏的东方大国，必须集中有限的社会资源来加速现代化，必须在新旧体制转换中协调种种利益矛盾和观念冲突，维护超大社会的一体化和秩序稳定，这都要求中国共产党担负起领导现代化的重任。邓小平同志说：“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
第二、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与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不仅不应削弱政治上层建筑的作用，而且必然高度重视国家的宏观调控功能。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延缓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继续运用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来领导和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是与市场运作机制不相适应的，说到底市场经济机制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分散决策机制，削弱和排斥市场机制作用的最大弊端就是权力过于集中。邓小平同志就这一问题曾经指出：“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6页）
比如，抑制市场经济过程中某些政治权力腐败现象，仅仅靠市场经济自身的发展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归根到底需要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寻求良策，这可能是我国社会转型中政治发展的头等大事和长期任务。而且，由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由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的性质，因此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每一步变革，几乎都无不碰到小生产社会政治心理的滞障。如何克服这种社会政治心理，是一项直接影响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基础性工程。针对这样一种情况，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如何推行社会主义民主问题时，这么说过：至于民主形式怎么搞法，要看实际情况。……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人口这么多，地区之间又不平衡，还有这么多民族，高层搞直接选举现在条件还不成熟，首先是文化素质不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2页）
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原则问题，邓小平同志的基本观点可以大概归结为这么几个方面：(1)通过改善党的领导来强化党的领导，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对政治发展的最基本要求。同时，在现阶段，由于人民政治参与的意识和行为受到经济、文化、社会条件的制约而不很成熟，只能实行以间接民主为主体，直接民主为辅助；(2)在保证政治稳定的前提下进行渐进性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因为中国社会还没有发展到完全依托自我管理而健全发展的成熟水平，这种情况下，如果采取激进的改革方式，不仅很难解决现行政治体制中的弊端，反而会引发新的矛盾，甚至有可能导致社会震荡；(3)中国政治发展的根本动力来源于中国社会经济生活发展程度。作为民主政治主体力量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只有从社会经济生活中真实地感受到自己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地位时，才能焕发出对民主政治建设的巨大积极性。
第三、政治发展中的中国民族主义精神。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如何看待民族主义精神的问题。在当代中国由于社会转型而带来的巨大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和调整了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结构，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精神倡导之外，还应当致力于发展一种对正在进行的改革事业的高度认同和忠诚的来源于国家传统的民族精神，也就是说，要向每一个民族成员灌输一种连带意识，激发他们的爱国意识和热忱。当然，这种民族主义精神必须把原始的自发的民族感情、民族意识提高和发展到一种理性的政治意义上来，实现大众的政治参与，把民族利益作为最高目标，即民族主义必须进行理性的提升。这种民族主义精神作为一软力量，它是一个国家对自己拥有的非直接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等软资源的开发、使用和传播能力，借以在国际关系中游刃有余，达到实质力量达不到的目标。不同历史传统、发展道路和地缘环境下的民族国家，其软力量的结构和内容有很大的差别。在有的国家，文化凝聚力和历史中的一些优良传统，是一个民族国家可资在国际互动中利用的巨大软力量之一。长期以来，邓小平同志一直强调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及其地位，在他看来，这一点对于变革中的中国尤其重要。因为就提高中华民族国际竞争力来说，中国发展民族经济的历史任务远没有完成，所以国家倡导民族精神推动民族经济的发展，并在其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完全是合理的。而且，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中国的当代发展问题关系着中华民族的命运和国家的兴衰，我们只能从这个角度认识中国改革事业的紧迫性。世界历史证明，现代国家的独立生存和兴盛大都离不开民族主义的激励和凝聚作用。中国这样一个有可能成为世界级强国的大国更是如此。
在世纪交替的变革时期，如何正确认识自己的地位并制定相应的社会发展战略至关重要。邓小平同志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实践基础之上的发展理论，创造性地阐明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性质、条件、重点以及发展道路，其科学性已经并将继续被实践所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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