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论范畴体系的改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一个重要论文,范畴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体系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11)11－0060－07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须
改造旧的哲学范畴和体系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须批判继承中国古代哲学遗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要求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且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历史、文化的实际相结合。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时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1]p.533)他号召全党同志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历史遗产，研究现实运动的特点，并使三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他特别提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遗产。这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前提。
1937年，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谈到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深入发展下去时说：由于中国社会进化的落后，中国今日发展着的辩证法唯物论哲学思潮，不是从继承与改造自己哲学的遗产而来的，而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而来的。然而要使辩证法唯物论思潮在中国深入与发展下去，并明确地指导中国革命向着彻底胜利之途，便必须同各种现存的反动哲学作斗争，在全国思想战线上树立批判的旗帜，并因而清算中国古代的哲学遗产，才能达到目的。这就是说，作为外来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必须清理中国古代哲学遗产，使它同中国优秀的哲学传统结合起来。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须改造旧的哲学范畴
范畴是客观事物的本质联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是人们在认识世界过程中的支撑点和阶梯。列宁说：“在人面前是自然现象之网。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了。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2](p.90)人们在实践过程中。反复地接触同一类事物，积累了这一类事物的种种属性、特征、联系等的丰富印象，于是就在头脑中进行整理和概括工作，把这类事物的共同本质抽象出来，归纳成概念，并在概念的基础上进行逻辑的思维活动。那些比较深刻的、比较普遍的概念，就叫作范畴。
各门科学都有自己特有的范畴，这些范畴以简约的压缩的形式反映着本门科学所研究的特殊对象的特殊的本质联系。哲学范畴与各门具体科学的范畴不同，它们不是某一个别领域中的特殊的本质联系的反映，而是整个世界的最普遍的本质联系的反映。
哲学概念、范畴是哲学思维的细胞，它对哲学理论的思想特质有着决定性作用。黑格尔把整个人类哲学思想发展史视为哲学范畴按其自身逻辑逐步展开的过程。他认为：“文化上的区别一般地基于思想范畴的区别”，而“哲学上的区别更是基于思想范畴的区别”。[3](p.47)因此，哲学范畴的改造是推动哲学发展的重要途径。中国传统哲学基本上属于古代哲学，要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型，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其基本范畴进行改造才能实现。
(三)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新体系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标志
什么是体系？毛泽东指出：“概念和理论的系统”[4](p.291)就是体系。具体地说，一门科学的体系一般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有关这门科学的最基本的概念和范畴；二是建立在这些概念和范畴之上的基本原理；三是同这些原理相联系的其他一些较为具体的理论。这三个部分又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它们之间有着前后一贯的逻辑联系。体系是事物内在联系在人们思维中的反映，并且随着人们对事物内在联系认识的发展而发展，没有一成不变的体系。体系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某一科学体系的创立，实际上标志着人们对某一事物在某个阶段的内在联系的认识的完成。科学只有当它构成体系的时候，才能全面地或比较全面地揭示出某一领域的事物的内在联系，才易于为人们学习、掌握和运用，并在社会生活中产生广泛的深远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战胜一切反科学的思潮，之所以能够为千百万人民群众所掌握，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是一个彻底的科学的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程度，要由范畴、体系的改造程度来决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从学理上说，归根到底就是要建构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创造出新的哲学形态。
二、毛泽东改造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举要
(一)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一语，源出于班固《汉书·景十三王传》。班固在为西汉河间献王刘德立传时说：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意思是说，刘德力求得到好的书法真迹。唐代颜师古在注《汉书》时，对实事求是的解释是“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引申为一种务实求真的学风。
毛泽东继承了这一民族传统的思想精华，对它进行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改造，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5](p.801)这里，毛泽东把“实事求是”从学风问题提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性范畴，对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和列宁提出的两条认识路线问题作了唯物的、辩证的回答。他肯定了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人的认识对象和出发点；要求人们用辩证的历史的观点去研究和把握客观规律，能动地改造世界。所以“实事求是”首先是唯物论，同时又把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融为一体，使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起来，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其主要贡献：一是用“实事求是”这一中国传统术语来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一种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生动活泼的民族形式，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创造了现实的可能性；二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转化成一种应用哲学和方法论，这就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到各门具体科学和实际工作中去提供了中介和桥梁；三是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转化成了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的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人生态度和行为准则，不仅对于保证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有助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潜移默化地积淀在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
(二)知与行
“知”与“行”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范畴，知行关系的讨论是中国古代认识论的基本主题，对知行的先后、轻重、难易、分合等问题，中国哲学家作过多方面的探讨。但中国古代哲学家对知行的理解大多没有离开伦理道德的修养与践履的范围，如孔孟程朱等儒家所讲的“行”，多为道德规范的切实践行。当然也有一些哲学家曾在相当宽泛的意义上使用“行”的概念，如王船山的“应事接物为行”，包括了“作器”、“治器”、“利用厚生”等物质生产活动；颜习斋的“行”，包括了习书、习琴、习拳、习医、习农等在内的一切“经世致用之行”；孙中山甚至把科学家的实验、冒险家的探险、革命家的革命活动等也纳入“行”的范围。但中国哲学家从未对“行”的内涵作过严格的、科学的界定，他们对“行”的概括、解释从未达到真正的哲学高度，基本停留在经验的水平上；同时他们往往把“行”抽象地理解为某一特殊社会阶层的个体活动，颂扬“圣贤君子”之行，贬低寻常百姓的生产生活活动，将广大民众排斥在知行主体的范围之外，这就离开了人的社会性，离开了人的历史发展，将“行”理解为“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6](p.60)而不是社会性的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行”的范畴进行改造，使它与“实践”范畴接轨，将“行”规定为“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4](p.295)的活动，进而阐明实践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指出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等是“行”的基本形式。这样就使传统哲学“行”的范畴，从“道德践履”和“圣贤君子”之行的狭隘理论框架和历史唯心论中解放出来，从深层机制上实现了对“行”的改造和向“实践”范畴的现代转型。与“行”相联系，毛泽东还对“知”的范畴作了科学规定，把中国传统哲学中以道德原则的认识为主要任务的“知”转化为以“求真”、“求是”为目的的“认识”，赋予“知”以一般认识论的含义；并把辩证法运用于反映论，提出了认识过程“两个能动性飞跃”的思想，从认识和实践过程的基本矛盾运动中去寻找认识发展的内在机制，克服了中国传统哲学静态、抽象地去考察知与行外在关系的缺陷，辩证地科学地解决了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知行先后、轻重、难易、分合问题，建构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4](p.296)的现代知行合一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三)矛盾
中华民族是一个富于辩证思维的民族，朴素直观的辩证法观念在中国的发展，无论就其历史的悠久性还是其观念本身的成熟性来说，都达到了举世鲜见的发达水平。这种辩证法观念集中表现在“阴阳辩证法”关于对立统一的丰富思想之中。
“矛盾”范畴属于阴阳辩证法的一种表达形态。它同“两点论”、“两分法”是相通的。在中国哲学史上很早就提出了“矛盾”概念，但从未对它作过精确科学的界定：有时是以器物“矛”和“盾”的关系来形象地说明事物之间的互相抵触、互不相容；有时是指逻辑上的“二律背反”、“自相矛盾”；有时指事物的排斥、对立、斗争；有时指事物性质的阴阳对待或一物两体等等。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矛盾”概念作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改造。
首先，对“矛盾”概念的内涵作了全面的科学的规定。指出所谓矛盾，就是对立统一，就是承认一切事物都包含着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趋向，而这种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趋向，在一定条件下又互相联结、互相依赖、互相转化，即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决定着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着一切事物的发展。由此继进，把矛盾的基本思想“相反相成”，改造成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概念，并阐明了两者的关系。毛泽东在三种意义上使用“矛盾”这一概念：一是“一物的两重性”，即一个事物中两种相反的性质，如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等。二是“两物的相关性”，即两个不同事物之间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这里又有时间上的联系和空间上的联系之分。前者如战争与和平、生与死等，它们在历史过程中纵向地存在着，而且先后出现，中间有一条由此达彼的桥梁，因而构成矛盾；后者如农民和地主、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等，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从空间联系上说的。三是指主体实践活动中的矛盾，即以主体为参照物而划分的对立统一关系，如以人们的政治态度而划分敌我友或左中右等。可见毛泽东对“矛盾”概念的阐明是全面深刻的，具有广泛性和动态性的优点，即可以适用于自然、社会和人们思维的各个领域；并排除了任何静止的、固定不变的观念而包含了灵活生动的内容，能够抓住经常变化的现实，发现并解决各种复杂的关系和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运用它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客观性和确定性，不能把它当作一个公式到处乱套，否则就会导致相对主义和诡辩论。
其次，系统地论述了矛盾转化的思想。一是强调矛盾转化思想的重要性。指出承认不承认转化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宇宙观的分水岭，辩证法的任务就是依据一定的条件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二是认为转化是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的结果。统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但统一的相对性和斗争的绝对性在一定条件下又是能够互相转化的，转化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三是强调了矛盾转化的条件性。中国传统辩证法在矛盾转化问题上存在着缺陷，就是忽视转化的条件，把矛盾转化看作是无条件的、任意的。毛泽东纠正了这一错误倾向，指出：“一定的必要的条件具备了，事物发展的过程就发生一定的矛盾，而且这种或这些矛盾互相依存，又互相转化，否则，一切都不可能。”[4](p.332)又说：“在一定条件之下，矛盾的东西能够统一起来，又能够互相转化；无此一定条件，就不能成为矛盾，不能共居，也不能转化。”[4](p.333)
最后，明确提出了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的重要思想，提供了一个分析矛盾特殊性的严密的逻辑体系和方法。毛泽东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关系问题，是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要在承认矛盾普遍性的前提下对事物的发展过程、发展阶段以及过程和阶段矛盾的两方面作全面深入的分析研究。这样。人们对事物矛盾的认识就不再停留在笼统直观的水平上，而深入到一种精确的科学的实证分析和理论抽象，传统辩证思维方式单纯的整体直观由此得到了克服，古代朴素的辩证法转变为现代科学的唯物辩证法。
(四)中庸
“中庸”一词，在孔子那里有两义：其一是一种道德境界，如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其二是一种“执两用中”的智慧，如朱熹注《中庸》时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四书集注·中庸章句》)大体上可以把中庸理解为反对走极端而趋于稳妥、适中的思想与行为方式。
毛泽东更注重于后一义。他认为，中庸思想“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7](p.147)首先，毛泽东根据唯物辩证法关于量变质变关系的原理将中庸解释为“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反对“过”与“不及”。他解“过”为“左”，释“不及”为右，认为“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还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7](pp.146－147)
其次，毛泽东还运用对立统一的思想，独具匠心地把“过犹不及”解释为“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他说，“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这种解释没有牵强附会之嫌，确有独到之处。
当然，上述解释是将“中庸”纳入现代唯物辩证法思想体系中，完成创造性转化而得出的新义。对古代中庸思想本身，毛泽东则是否定多于肯定，他认为：中庸“只是辩证法的一要素”，中庸思想从总体上讲“是反辩证[法]的。他知道量变质，但畏惧其变，用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这是维持封建制度的方法论”。[8](p.380)
(五)民本思想
中国文化遗产中有着丰富的民本思想，但这些民本思想具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是在肯定封建专制统治的政治格局中讲“仁政王道”，其所谓重民、贵民、爱民，实际上是统治者的一种治世驭民的方略。
毛泽东运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批判继承中国古代民本哲学，吸收现代中外民主主义思想，把民本哲学中“民”的概念改造为包括从事变革客观现实实践活动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内的“人民”范畴；同时提升了“人民”的社会地位，视他们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在政党、领袖和群众的关系上，视人民群众为社会的主人，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自己当家作主，党是人民群众在特定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历史任务的工具，领袖、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们的权力、权威来自人民，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党的工作必须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式，从而形成了系统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批判了旧的人本哲学，丰富和发展了以人民为本位的唯物史观。
毛泽东对上述哲学范畴的改造，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引发了毛泽东哲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作为职业革命家的毛泽东没有时间和可能去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但是作为专业的哲学工作者，我们可以根据他的著作、讲话概括和提炼出他的哲学思想体系来。笔者以为，这个哲学体系由以实事求是为特征的唯物论，以实践为基础的现代知行统一论，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矛盾辩证法”和以人民为本的唯物史观等理论观点构成。这是就理论哲学而言的。就应用哲学来说，毛泽东还把建构起来的理论哲学运用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毛泽东哲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即毛泽东的政治哲学、经济哲学、军事哲学、文化哲学、领导哲学等应用哲学，这是毛泽东在哲学上的又一重大贡献。
三、毛泽东关于改造哲学体系的意见之辨析
体系对于哲学的生成和发展的重要性已如上述。毛泽东十分关心哲学体系的改造和建构问题。20世纪30年代，他在延安讲哲学时曾经试图用“物质论”、“运动论”、“时空论”、“意识论”、“反映论”、“真理论”、“实践论”、“矛盾论”等标题来概述唯物辩证法体系。60年代，他在关于哲学问题的多次谈话和批示中提出了许多关于哲学体系改造的意见，这些意见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一是在体系上要抓住“哲学就是认识论”这个哲学的本质特征。把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起来；同时要抓住对立统一这个根本规律，使辩证法规律、范畴一元化，突破从苏联传入的旧框框。二是在内容上不能从概念到概念、从书本到书本，“要搞实际的哲学”；要把阶级斗争放在第一位；要把“洋哲学”和“土哲学”结合起来。三是写法上要通俗、生动，不搞烦琐哲学，要用劳动人民的语言来表达。下面我们来对这些意见作一些辨析。
(一)关于“哲学就是认识论”的论断和“辩证法一元化”问题
首先是关于“哲学就是认识论”的论断。毛泽东的这个论断是对的吗？笔者认为是对的，而且是十分精辟的思想。认识论通常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认识论是指总的世界观、方法论，是指整个哲学；而狭义的认识论则是关于人的认识发生和发展过程的理论，是哲学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毛泽东这里讲的“哲学就是认识论”，是广义的认识论。“哲学就是认识论”的立论依据是列宁关于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一致以及哲学应该是“伟大的认识工具”的思想。其意义在于它指明了哲学的本质和对象；突出了哲学的认识论即方法论的功能；反映了哲学发展的趋势。以此来改造旧的哲学体系、建构新的哲学体系就可以设想把哲学分为互相紧密联系的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研究认识的客体，即物质世界存在和发展最一般的形式和最一般的规律；第二部分是研究认识的主体，即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第三部分是研究主体和客体的互相关系，主体与客体如何才能达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样就避免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生硬地分为几大块的弊病，从而使它变成“一块整钢”，一个整体，并使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起来，更好地发挥它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作用和功能。
其次，是关于“辩证法的一元化”问题。这个思想如何评价？笔者以为，毛泽东的这个论断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意义。积极方面是批评了哲学界的形而上学思想。恢复了列宁关于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的思想，对于我们深入研究辩证法内部的结构，了解规律、范畴之间的层次关系，掌握“矛盾辩证法”的理论形态有重要的作用；消极方面是导致了辩证法的简单化，使活生生的内容丰富的辩证法变成了干瘪的僵死的东西。这一论断值得商榷之处有三点：一是“三元论”的说法似难成立。因为承认三大规律并不妨碍我们对它们之间的关系作出正确的解释。二是主张辩证法只有一个规律，必然导致辩证法简单化。列宁说过：“辩证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方面的数目永远增加着的)认识，其中包含无数的各式各样的观察现实、接近现实的成分(包含着从每个成分发展成的整个哲学体系)。”[2](p.411)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质量互变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状态和道路，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方向、趋势和环节，它们不能平行并列，也不能互相取代。三是只讲对立统一，不讲质量互变，取消否定之否定，结果损害了对立统一本身。对立统一规律是核心，但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又对对立统一规律有制约作用。取消了质量互变规律的制约，把眼光只放在矛盾双方的斗争关系上，矛盾转化的条件性就变成了无条件论，矛盾运动就变成了无休止的自我循环；取消否定之否定，不讲三段式，对立统一就变成了简单的否定，不包含吸收对立面的积极因素，矛盾运动就只有“循环”而没有“发展”，就不是螺旋式的上升运动。这样，“矛盾辩证法”就倒退到古代阴阳哲学的思想水平。
(二)关于“搞实际的哲学”和“从概念到概念”的问题
毛泽东批评哲学脱离实际，要求哲学工作者深入实际，接触工农群众，结合中国的现实，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自然科学，对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中的实际问题作出哲学的概括和总结，要搞实际的哲学，不能把哲学停留在书本上和课堂里，这个意见是很正确的，应当认真贯彻。但当时，他讲的实际上主要是阶级斗争，他在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中专门讲了“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的问题。他说：“搞哲学的人以为第一是哲学，不对，第一是阶级斗争。压迫者压迫被压迫者，被压迫者要反抗，找出路，才去找哲学。”这个说法对吗？笔者以为，这个说法大体正确，但有片面性。哲学作为一门学问，产生于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分工之后，产生于奴隶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是符合实际的。在阶级社会，哲学是有阶级性的，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哲学的命运视满足阶级的需要而定。但是哲学的水平、形态还要受生产斗争和科学技术的制约。哲学作为意识形态还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不能把哲学和阶级斗争的关系简单化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已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是第一位”的说法显然是欠妥的。现在我们讲“搞实际的哲学”，应该主要是搞建设的哲学、搞改革开放的哲学。
讲哲学不能从概念到概念、从书本到书本，这是对的。但哲学作为一门科学，它本身就是概念、范畴和理论的系统，它离不开对概念、范畴的定义和解释，离不开对基本原理的推理和论证。概念要准确，判断要恰当，推理要合乎逻辑，这是哲学思维的基本方法。哲学的发展当然离不开社会实践，但最终还需要通过哲学家对自然知识、社会知识、社会实践经验的概括总结，提出新的概念、范畴和理论来实现的。所以，一概否定概念、范畴的逻辑推演是欠妥当的。
(三)关于哲学的通俗化问题
这个问题毛泽东讲得最多。20世纪30年代，他在延安讲哲学时就提出要有善于讲解的书。所谓善于讲解的书，就在于以通俗的语言讲亲切的经验；在讲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强调要用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深奥的道理。50年代在《实践论》、《矛盾论》重新发表时，毛泽东指出，关于辩证法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哲学概念，使成百万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1957年，他要求把辩证法逐步推广，建议在党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委员会以及各级地方委员会上结合实际讲哲学，让辩证法从哲学家的圈子里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1958年，他倡导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以生动的事例讲辩证法，破除对哲学的神秘感。60年代，他在关于哲学体系改造的意见中又强调，讲哲学和写哲学要用通俗的、生动的、群众的语言来表达，不要写那么多、讲那么多。他对哲学工作者说：你们搞的是“洋哲学”，我搞的是“土哲学”。意思是说，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本土化、通俗化，要根植于中国的文化土壤，使之具有中国气派、中国作风。
毫无疑问，所有这些意见都是很对的，很有针对性。但是也要注意在强调通俗化时出现简单化、庸俗化和实用主义的倾向，要注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完整性、系统性；提倡哲学通俗化，不应排斥专门的哲学工作者对哲学概念、范畴和原理的深入研究，要把哲学的普及和提高结合起来。
毛泽东关于改造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范畴的方法和改造旧哲学体系的意见，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起了很好的作用，指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然而毛泽东晚年却在哲学概念、范畴、体系上发生了某种衍化。例如在物质和意识的关系上，误读了“主观能动性”的范畴，夸大了精神的作用，部分地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产生了唯意志论倾向；在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上，发生了把实践范畴伦理化和“消知以归行”的趋向，犯了狭隘经验论的错误；在辩证法问题上，误解了“斗争性”的范畴，夸大了斗争的作用，使矛盾辩证法衍化为“斗争哲学”；在历史观上，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误认为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的“决定作用”，使社会基本矛盾论变成了“生产关系决定论”、“上层建筑决定论”；在领袖与群众的关系上，提出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的概念，把相信真理和崇拜个人混为一谈，从而使群众观点变成了英雄史观，群众路线变成了领袖“运动群众”的路线等等。所有这些概念、范畴的衍化成了毛泽东晚年阶级斗争扩大化、经济建设急躁冒进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等严重错误的哲学根源，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中必须认真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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