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中东战略与政策：悖论及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东论文,悖论论文,美国论文,战略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随着战略的调整，美国对中东政策发生显著变化。长期以来一直被美国认为是促进地区稳定力量的阿拉伯集权政权，现在却被视为对稳定的主要威胁。通过迫使这些“民主制度的社会基础十分薄弱或根本缺乏的国家”进行民主改革，来遏制中东激进势力和恐怖主义，成为美国中东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和中东战略的基本目标，并成为美国重新调整与中东国家关系的新支点。美国与中东国家间长期的“战略默契”被打破，该地区内“群雄并列”的地缘政治格局受到强烈冲击，一些原先是美国传统盟友的中东国家，在美国新中东战略中的地位明显下降。美国以软硬两手加重促进民主改革的压力，中东传统的权威政体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为求自保，中东各国主动调整政策，一方面坚持不屈从外界压力的立场，主张改革进程应该根据各国特点循序渐进；另一方面主动加快政治和经济的改革步伐，以缓解国内外压力。从这些年的实际情况看，美国的战略推进并不顺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阿拉伯世界转型，但同时也加深了美国与阿拉伯世界的矛盾。由于美国在中东长期的政策失误，中东国家对美国的战略怀有深深的不信任，这增加了美国全面推进中东新战略的难度。
一
伊拉克战争后，中东国家感到了来自美国的要求它们进行民主改革的强大压力。尤其是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后即向伊朗和叙利亚等中东国家发出军事威胁，继而推出旨在对中东国家进行民主改造的“大中东计划”，令中东国家受到极大震动。在它们看来，美国的这一战略具有极大的强制性和威胁性，推翻萨达姆政权只是美国改造和整合中东的第一步，其终极目标是建立美国主导下的“中东新秩序”。中东国家若不采取主动行动，最后只能束手被擒。因此，中东各国主动调整政策，缓和与美国的关系。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在失去伊拉克缓冲后，采取退守政策，以缓解来自美国的政治和军事压力。一些阿拉伯国家开始走上政治改革之路，或加快了实现政治改革的速度。
沙特阿拉伯王储阿卜杜拉于2003年提出阿拉伯改革计划，此后，沙特政府又宣布同意在沙特建立第一个合法的人权组织。沙特政府过去由于一直禁止人权组织的活动，长期受到国际人权组织的批评和强大压力。因此，沙特政府的决定被西方舆论视为沙特开始逐步民主化进程的一个迹象。2004年3月，在埃及亚历山大召开的阿拉伯改革会议上，阿拉伯各国通过了《亚历山大声明》。埃及在会上表示愿成为阿拉伯国家民主改革的“试验田”，将根据人民的需要和呼声，在不影响国家稳定的前提下，进行一系列民主改革，且愿将改革的经验供阿拉伯国家参考。同年5月在突尼斯召开的阿盟首脑会议上，又通过了有关阿拉伯改革的《十三点计划》。2005年9月7日，埃及还首次进行了由多名候选人参加，采取直接投票方式的总统选举。一时间，“民主改革”成了阿拉伯媒体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阿拉伯民间也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从阿拉伯官方发表的一系列改革文件看，一方面阿拉伯国家坚持不接受外界强加的方案的立场，主张改革进程应根据各国特点循序渐进。但同时，改革文件中的许多具体内容与“大中东计划”无多大的区别，都强调扩大政治参与和民主自由，赋予妇女权益，解决就业，尤其是青年人就业问题，提高教育水准，进行文化改革等。这反映出阿拉伯世界欲在和美国的较量与对话中寻求发展的新动向，也反映了当前阿拉伯国家领导人面临的两难处境：一方面为保持他们统治地位的稳定，需要迎合美国的改革呼声；另一方面也要顾及阿拉伯民众高涨的反美情绪，不能与美国走得太近。阿拉伯世界的现实和伊拉克的前车之鉴使阿拉伯领导人认识到，他们“既不可能与美国建立真实的合作伙伴关系，又不可能付得起与美国为敌的代价，更不能耐心地等待‘美国帝国’自行消亡”（注：Mohamed Hassanein Heikal,An Inspection of the American Conscience,Weghat Nazar,No.2.Cairo,2003.）。
应该指出，中东许多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政治现代化进程进展缓慢，近年来内部要求改革的呼声日高，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感觉到了改革的迫切性。不过，由于阿拉伯世界在经济、政治、社会结构及历史、文化和宗教等方面的独特性与复杂性，长期以来，其政治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始终伴随着极其复杂的矛盾：“内部缺少现代性因素的基础却必须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下强行开始现代化进程。先天不足，但却要在更短的时间内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间走过的历程”（注：陈德成主编：《中东政治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5页。）。并且，由于许多阿拉伯国家的出现，主要是靠反对外来侵略，而不是自身条件积累的结果，因此，这些国家一般都缺乏现代国家存在、发展所需要的政治结构、经济水平和思想理论准备。这种“先天不足”使得这些国家不可避免地面临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国家建构问题。这些矛盾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作为官方体制的伊斯兰教(包括沙里亚和乌里玛)对中东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决定了阿拉伯世界政治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总体上的曲折性与缓慢性，甚至明显地影响了中东国家政治稳定。
从中东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历史看，迄今为止仅有的两次重大发展都是内因和外力促进的结果。第一次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东国家在民族独立和民族国家建设初期，逐步建立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第二次是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促使中东地区和国家与世界的政治关系日趋密切，地区和国家的事务趋向国际化，尤其是全球政治民主化潮流促进了中东政治制度民主化的发展。一些国家在全面发展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实施政治改革，从而促进了民主政治的进步。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在中东推进反恐与民主化战略，中东各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改革现有政治体制、实现民主化的巨大外部压力，在经历了最初的情绪性反应后，中东各国在转向理性思考，内部要求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在强大的内外力推动下，中东地区民主化进程有可能出现第三次较大的发展。但需要指出的是，中东社会民主启蒙不足，各种社会力量不强，且支离破碎，民主观念和公民社会基础比较薄弱，民主改革有自上而下的弱点。此外，民主制度的核心是等级集权观念的取消、平等自由意识的建立，这对于有着权威主义统治传统的中东国家是一种彻底的颠覆。目前，各国在发展经济与改善包括人权和妇女地位等方面似已作好迎合美国改造计划的准备，但对民主化的努力可能给本国社会、政治及价值观等传统文化层面带来的冲击仍保持高度警惕，反映出这些国家欲在与美国对话和较量中寻求发展的新动向。未来，中东国家与外部势力间及各国内部的改造和反改造斗争将长时期成为影响地区形势发展的主要因素。
二
中东出现“变革的涟漪”令美国感到鼓舞，美国希望中东伊斯兰国家从此走上民主化道路。但形势似乎并不像美国期待的那样乐观。伊拉克虽然在美国“保护”下完成了首次全国大选，但此后局势动荡依旧，制宪进程一拖再拖，各派间在关键问题上有分歧，使宪法草案的最终出台有不少悬念。而其他阿拉伯国家则只是“通过一些表面上的改革来取悦美国，赢得时间，缓解来自美国和国内的压力，但回避真正的结构改革”（注：Scott Waalkes,Conceptual and Practical Problems with Bush' s" Forward Strategy of Freedom"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Vol.1.p.25.Bahrain,April 2005.）。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近年来反美已经成为伊斯兰世界主流表现，与上世纪70年代中期～90年代中期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情况明显不同的是，当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主导思想是推翻内部统治，建立伊斯兰政权；而现在出现了伊斯兰世界的激进势力与世俗力量联手对抗美国改造中东政策的迹象。从九一一事件后伊斯兰世界出现的反美情况看，反对美国中东政策的不仅包括伊斯兰激进分子，更包括民族主义者、左派和世俗人士。可以说，伊拉克战争后阿拉伯国家普遍存在的反美情绪不只是宗教和极端主义思潮的反应，而已经是一种民族情绪。一些西方人士也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德国《青年世界报》最近载文指出，伊斯兰国家间的矛盾也许很大，且会一再出现新的矛盾，但在伊斯兰国家中同时存在同命运的感觉。“在抵抗西方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时，这种同命运感把它们联系在一起。”（注：[德国]《青年世界报》，2005年8月24日。）
伊拉克战争后，虽然在阿拉伯世界出现了呼吁改革的声浪，但人们也看到了下列事实：由美国任命的临时政府总理阿拉维在伊拉克战后首次大选中以大比分落败；被以色列和美国确定为恐怖组织的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在地方选举中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其得票数仅次于巴解组织主流派法塔赫，显示出哈马斯已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而同样被美、以视为恐怖组织的黎巴嫩真主党更是在黎国民议会选举中获得全胜，表明它在黎巴嫩仍拥有稳固的政治地位。在许多黎巴嫩人看来，真主党仍是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长达22年占领的民族英雄；一个最新事例是，主张对美国采取强硬立场的伊朗保守派人物艾哈迈迪·内贾德在今年以绝对优势赢得了总统大选。以上事例一方面说明，伊斯兰世界确实在发生改变。“但是如果要注意到这种变化，就必须把注意力从恐怖主义的威胁、伊斯兰恐怖症的梦魇、靠军事手段实现的非法政权更迭，以及陷入混乱的强制性民主建设上转移开来”（注：[英国]《卫报》，2005年9月1日。）。另一方面说明，“尽管人们愈发相信中东已经迎来民主时代，然而一种新的政治秩序仍然遥不可及。”（注：[英国]《金融时报》，2005年3月29日。） 那里的人们仍然对现状不满，对美国反感，对美国改造中东战略保持怀疑和警惕。究其原因，除了中东国家在历史文化、宗教和社会传统，以及各国的现代化发展水平与西方有很大差异，美国强力推行西方价值观和美式民主制度，有水土不服的问题外，美国战略目标的长期性与其中东政策的短视性和功利性之间存在的巨大悖论，阻碍了美国中东战略的进一步实施。美国推进民主战略，至少表面上看是追求长期的道义目标，但美国采取的政策却往往是为了获取现实利益。美国世界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雪莉·施文宁格尔(Sherle R.Schwenninger)指出，美国新保守派所谓的“当美国外交政策把道义上的崇高目标同世界各国的真正利益结合起来时才能最起作用”的看法或许是正确的。但是，“当他们使军事统治、反恐战争和中东成为美国大战略的中心，这就错了”（注：[美国]《世界政策杂志》，2003年秋季号。）。其中，美国长期奉行偏袒以色列的政策，在中东问题上执行双重标准，不能以公正的立场解决巴以问题，催化了中东的反美情绪，导致它始终无法建立起与中东其他国家真正的良好关系，是美国战略难以实施的主要制约因素。阿拉伯舆论普遍认为，“大中东计划”是布什站在以色列的立场上，为使中东地区格局朝着有利于以色列方向演变而强行推出的，伊拉克战争也是替以色列打的，它拔掉了以色列的“眼中钉”。有分析家认为，虽然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采取的行动和阿拉伯各国政权如何处理国内诸如持不同政见人士、经济界的改革派、异教徒，以及妇女、人权等问题并无直接联系，与巴以关系也无必然联系，但是阿拉伯世界反美和反以的情绪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可以轻易地被用来反对美国提出的任何计划，“只要声称这些计划是为美国和以色列的国家利益服务的。”（注：Mark A.Heller,The Middle East on the Global Agenda,The Middle East Strategic Balance 2003-2004,SUSSEX ACADEMIC PRESS,2004,p.43.） 华盛顿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战略学教授安东尼·科德斯曼(Antony Cordesman)也认为，只要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公愤是基于以下这种认识：与以色列过于密切的关系妨碍了美国在阿以和平进程中前进的步伐，反恐战争就不能获胜；如果阿拉伯人认为美国在阿拉伯世界呼吁民主和改革只是为掩盖其扶植傀儡政权的举动，美国的战略目标就不能实现。在这样一种彼此极不信任的气氛中，美国关于地区变革的空泛呼吁显得苍白无力。（注：[英国]《金融时报》，2004年7月22日。）
我们看到，自九一一事件及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一直在不断扩大对中东地区的控制。美国目前在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巴林、阿曼和卡塔尔驻有军队。这些国家都是美国传统盟友，却不是所谓的民主国家，任何一个民选政府都不会欢迎美国在它们的国家驻军。这一状况也对美国战略的推进构成了挑战：如果继续推动民主改革，就会破坏这种关系，进而影响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而如果只将民主改革集中在一些反美的政权上，美国就会被认为是利用民主改革惩罚敌人，从而使自己和这一地区的改革派更加疏远。一些分析家认为，多年来，中东这些所谓的非民主政权正是因为得到了美国的支持才得以维持的。“美国正是通过操控这些国家的选举来维护中东地区亲西方的政权，这是美国人扩充自己在中东影响力的一种新手段，其最终目的根本不是为了传播民主。”（注：[英国]《卫报》，2005年3月10日。）
此外，作为修补大西洋两岸关系的一部分，布什政府试图让八国集团其他成员国也加入到推进中东民主的计划中来。但迄今为止，除了八国峰会上两个联合声明以外，唯一的具体举措是提出举办未来论坛。这种开放式对话机制并未产生具体成果和政策建议。事实上，欧盟和美国都在推动各自同中东国家的双边计划，而双方在许多问题上的分歧也会使共同计划落空。欧盟更愿通过长期对话，而美国则希望立见成效，为此不惜施加高压。在这种状况下，多边计划的成本和代价甚至可能超过它的收获。很难想象对多边主义一直不屑一顾的布什政府会在协调各方立场上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因此，“尽管多边主义看上去多了一层合法外衣，但它的进程注定是缓慢的，效率注定是低下的。”（注：Scott Waalkes,op.cit.,p.25.）
综上，政策失误明显地阻碍了美国中东战略的推行。多年来美国在阿以争端中奉行双重标准，漠视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的合法民族权利，已经在阿拉伯民众中埋下了不满的种子，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又以反恐为借口打压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更是极大地损害了自己在阿拉伯世界的形象，直接导致了阿拉伯人对美国新战略的不信任。过去，美国人一直坚信，依靠公民社会和施压促进经济改革，有利于推动集权国家的民主化，这也是美国推进中东民主化战略中最常用的两条核心信条。而现在，美国在中东试图通过建立公民社会促进民主进程时遇到的最大阻力之一就是“许多当地的活动分子拒绝跟美国人合作。”（注：[美国]《外交》杂志，2005年3～4月号。） 曾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时期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顾问、长期从事中东问题研究的美国马里兰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泰尔哈米(Shibley Telhami)在伊拉克战争开始前，在中东一些国家就其国民对美国的看法进行问卷与访谈相结合的调查。他共调查了3600人，结果是，在传统上和美国保持良好关系的阿拉伯国家如摩洛哥和约旦，只有6％的被调查者对美国持赞许的看法，在沙特(支持美国对伊拉克开战的国家)，只有4％，比例非常低。（注：[美国]《华盛顿周刊》，2003年5月23日。）
三
美国为推进中东新战略而发动伊拉克战争，改变了中东地区的力量平衡，催化了该地区原有问题向深层演变，改善了以色列的周边环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极端势力，推动了阿拉伯世界转型，但同时也加深和加剧了美国与阿拉伯世界的矛盾，导致了中东形势复杂化，使美国在中东陷入空前的困境，进而对美国推行中东战略形成新的制约。
美国许多有识之士清楚地看到了美国糟糕的中东政策阻碍了美国在中东推进民主化战略目标的实现。他们认为，鉴于推进中东民主化进程已成为布什第二任期对外战略的重点，他不得不考虑以上因素对美国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影响。美国要继续在中东推行它的“民主改造战略”，就必须改变单边主义、先发制人，以及明显亲以色列的政策，尊重地区其他国家，而不是将它们视为改造和打击的对象。虽然新保守主义者不会接受这样的改变，但如果布什希望在中东留下政治遗产，就必须采取一种平衡政策。尤其是美国要保护和推进阿拉伯世界出现的政治与社会变革势头，就不得不顾及阿拉伯世界在中东问题上的立场。这就意味着，如果因为阿以关系中的以色列因素影响到美国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美国或许会在不损害以色列根本利益的前提下，调整对以政策，包括必要时对以色列施压。过去几十年，巴勒斯坦问题一直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也是中东局势动荡的导火线。虽然伊拉克战争以来伊拉克乱局持续成为中东热点，但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和阿拉伯世界高度关注的焦点。因此，美国要挽回在阿拉伯世界的信誉，必须在巴以问题上采取相对平衡的立场，一个重要步骤是把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变成真正解决巴以冲突的办法，迫使以色列作出一定让步，“美国需要帮助以色列——必要时通过施压——懂得，它的未来不是在于征服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注：[美国]《世界政策杂志》：前引文。）。
近来，美国已改变一些做法。在巴以问题上，美国提出以民主换和平，与以色列坚持以安全换和平的立场悄然拉开了一点距离。为了显示关注巴勒斯坦，美国还改变了自2000年巴以和谈中断以来不邀请巴勒斯坦领导人访问美国的做法，高规格地接待了应邀于2005年5月24～26日访问美国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期间，阿巴斯不仅得到了布什关于坚持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帮助巴勒斯坦实现建国梦想的最新承诺，而且获得了5000万美元的直接经济援助，这笔钱可由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直接支配，用于以色列从加沙地带撤离后帮助巴勒斯坦人在那里修建住房和基础设施。据悉，这5000万美元是美国国会此前已批准的2005年对巴勒斯坦2亿美元援助的一部分。布什还要求国会批准在下一个财政年度向巴勒斯坦拨款1.5亿美元。有分析家认为，这一援助额虽然远远不及美国每年向以色列提供20亿～30亿美元的各种援助，但相对此前10多年里，美国向巴方提供的援助总共不过2000万美元，布什的这次举动也可算是一个“大手笔”了。且过去美国提供的援助款都是委托其他国际机构或组织代管，权力机构从来没有直接的支配权。除此之外，布什还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对以色列施压。他表示，以军应退回到2000年9月28日巴以冲突爆发前所在的位置；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最终地理位置确认，以及修改1949年停火线等问题，都必须经巴以双方谈判确定；建立巴勒斯坦国必须确保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能连接起来。布什还针对阿巴斯对以色列可能在实施从加沙地带撤军的单边行动的同时，一方面在加沙地带留下安全漏洞；另一方面继续在约旦河西岸扩建犹太定居点的担心，在与阿巴斯会谈后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他已要求国务卿赖斯在以色列开始单边撤离前前往该地区，监督实施该计划。布什还敦促以色列停止修建犹太定居点，同时拆除未经授权的定居点。对巴勒斯坦人耿耿于怀的隔离墙问题，布什称，隔离墙“必须仅仅是一道安全隔离墙，而不是什么政治隔离墙，它的走向问题不仅仅要考虑到以色列的安全，还要照顾到没有参与恐怖行动的普通巴勒斯坦人”。有分析家指出，布什对巴方的支持会让阿巴斯在与以色列总理谈判时更加“理直气壮”，也会使国际社会在关注中东和平时更加留意巴勒斯坦人的诉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布什这次没有像以往一样，把美国的援助和支持同要求巴勒斯坦当局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取缔“恐怖组织”，摧毁“恐怖组织”的基础设施挂钩，而这正是以色列的一贯政策。布什的这一变化使以色列十分不满。
布什在连任后曾公开表示，2009年离开白宫前，他将保证会有一个民主的巴勒斯坦国出现。显然布什已经认识到，将来巴勒斯坦国的建立对于美国改善它同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关系的重要性再大不过了。如果两年后，以色列的坦克依然在希伯伦、拉姆安拉和巴勒斯坦的其他城镇巡逻，那么，“在阿拉伯世界出现的任何现代化或者民主化都将会朝着确定无疑的反美方向前进”（注：[美国]《世界政策杂志》：前引文。）。
以上事实表明，美国在中东推进民主进程困难重重。除非美国调整其以改造和整合伊斯兰世界为目标的中东战略，以及偏袒以色列的中东政策，否则，中东地区民族主义的反省很可能会先于其民主意识而迸发。如果美国继续在阿以争端中奉行双重标准，漠视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的合法民族权利，并继续以反恐为由打压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如果巴勒斯坦问题得不到合理解决，中东地区就很难实现持久的和平与稳定，美国改造中东地区的战略意图将难以如愿。美国过去的做法使中东进一步走向对立面，如果继续一意孤行，就很难预料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期待已久的阿拉伯民主化浪潮会带来什么结果（注：参见阿姆鲁·哈扎维：《阿拉伯国家民主的曲折道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网站，2005年4月2日。）。
四
九一一事件后的美国中东战略，既是美国安全战略调整的产物，也是冷战结束后美国试图依托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运用文化强力来强制其他国家的国际行为，甚至影响其他国家国内政治决策过程的一种新战略的组成部分。从文化角度看，这一战略强烈地体现了美国传统价值观中那种“命里注定是要重塑全世界的”（注：Owen Harries,Benign or Imperial? Reflections on American Hegemony,Sydney:ABC Books,2004,p.20.） 使命感。但长期以来美国的中东政策却着眼于现实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新战略的实施。这意味着，美国若要继续推进这一战略，必须要调整其中东政策。否则，中东地区民族主义的反省将先于民主意识而迸发。
另一方面，采取灵活多元的、鼓励更多参与的政治制度，无疑是中东未来的发展趋势。政治现代化和民主化作为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进程，也一定会在中东进行下去，但这将是个循序渐进的漫长过程。要看到，一千多年的宗教风俗和习惯根深蒂固，伊斯兰文化已经渗透到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具有很强的内向性和聚合力，对于许多阿拉伯国家而言，一部民主宪章或一个改革计划要在短期内撼动延续了上千年的传统观念和社会伦理，谈何容易！美国若坚持强行把推动中东的民主改造作为解决对自身安全威胁的手段，甚至以此作为解决中东问题的先决条件，其结果要么无果而终，要么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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