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治修辞与政治传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修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治修辞是政治活动中政治主体围绕政治利益而进行的修辞（此处的修辞主要指运用政治语言的技巧）行为。政治修辞以一般修辞为基础，而又区别于一般修辞。它是政治主体利用政治语言所进行的修辞，修辞的目的是说服政治受众，达到政治主体的政治目标。修辞理论经历了规劝说、认同说和认知论三个发展阶段，以修辞为基础的政治修辞在理论上也经历了这三个发展阶段。然而，政治修辞的理论范式不同于一般修辞的理论范式。依据现有资料，我们概括出政治修辞的几个范式：情景修辞、运动修辞、制度修辞、首脑修辞与反修辞。
一、政治修辞理论的三种学说
政治修辞在理论上同一般修辞理论一样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从亚里士多德的规劝说到博克的认同说以及发展到20世纪后期的后现代主义认知论。
（一）规劝说
政治修辞的规劝理论始于亚里士多德。他认为修辞“是一种能在任何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1]。因此，修辞关注的是效果研究。20世纪，规劝说的代表人物是美国修辞学家劳埃德·比彻尔。他于1968年写的《修辞情景》一文继承并发展了规劝说。1981年，他的《政治修辞》一文，又对政治修辞的概念、技巧、主题、证据与情景进行了重点研究，认为“修辞是一种研究传播的方法，其功能是在实践和人类事务领域为我们自己和受众建立判断。修辞坚持理性辩护，把真理和价值看做规范原则”，“修辞的目的就是影响听众的观念和态度，并在他们身上唤起某种期望”[2]。
（二）认同说
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认同理论否定了规劝说。其主要代表人物是修辞学大家肯尼思·博克。他对规劝和认同作了区分，认为“规劝总是直接来自某种明确的目的，为达到某种直接的效果；而认同则挖掘了更普遍、更深层的东西。在象征活动中，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处于一种寻求认同的情景中”[3]。博克认为，人类生活中存在着分歧、分离和竞争，而认同是分歧的补充。修辞通过语言促使人们合作。
可见，规劝说是一种行动目标论，而认同说比规劝说进了一步，是一种心理认同目标论。前者要求行动与修辞者的期望相一致，而不管其心理倾向如何。比如投票，只要投票就行，不管你愿不愿意。后者却要求受众的心理与行动均符合修辞者的期望，也就是说，不仅要求投票这一行动的实现，而且要求心理上的一致态度。规劝的对象是“骑墙者”，认同的对象则是忠诚的拥护者。
（三）认知论
认知论是认同说在逻辑上的发展，其代表人物是司各特。20世纪70年代认知论者提出，真理是不固定的，是不断被改造的，而修辞就是认知真理的方式。八九十年代，认知论进一步与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相结合，“拒绝一切形而上学的理论体系，拒绝真理的绝对性和客观性，认为真理是主观的，现实是由主体建构的，真理没有安身立命之所，它们在具体的、有限的、可变的现实当中变幻不定地游荡”[4]。
规劝说、认同说和认知论都是政治修辞理论在西方发展的逻辑结果。西方政治修辞在理论上发展到了后现代主义认知论，同其哲学立场一样是唯心主义的，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但是对于西方政治修辞理论，我们也不能全盘否定，因为规劝说和认同说是政治修辞理论的精华。对此，我们要批判地吸取，并服务于我国的政治传播事业。比如，规劝说对修辞规范原则——真理和价值的坚持，是符合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认同说对修辞活动的心理层次的认识，也是我们所应该承认和接受的。
二、政治修辞的理论范式
（一）情景修辞
情景修辞就是以情景为基础的政治语言修辞活动。情景修辞理论是政治修辞理论的主要范式之一。这一范式的主要倡导者是劳埃德·比彻尔。其主要内容是：“政治信息产生于具体的历史情景，且是对历史情景的必要反应。”[5]修辞情景由三方面构成：事变状态(exigeacy)、积极参与的受众(audiences)和种种制约因素(constraints)。如果没有事变状态，就没有演说的动机；没有制约因素，信息就不可能有效；没有积极参与的受众，信息就会成为无果之花。“因此，事变状态、制约因素和积极参与的受众就构成话语得以运用的政治背景的内在结构”[6]。以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为例，这一政治宣言的修辞情景就由三部分组成。其一是事变状态，即1935年的华北事变。其二是积极参与的受众。这一宣言的积极受众包括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各党各派、海内外爱国同胞。其三是制约因素。这里的制约因素则指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事实、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族精神、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坚强决心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威望，没有这些因素，宣言就不可能取得全国同胞的认可。
（二）运动修辞
关于运动修辞的主要内容，我们借助美国学者西蒙思的研究予以说明，他提出了关于运动修辞的“要求—问题—策略”(RPS)理论。
RPS理论认为，政治运动修辞要求：在集体活动中无论其组织的目的是什么，成员怎么样或结构处于什么状况，都必须能吸引、挽留和操纵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必须能对更大组织结构的行动做出回应。政治运动不能脱离这些要求而存在。因此，政治运动必须适应下列要求：1.能够调动人力物力。2.能够对外界施加影响。3.能够抵制对立影响。运动领袖必须能从修辞上处理可能遇到的以下问题：1.道德与政治不一致。运动必须能平衡权力需要和价值需要。2.现实与神话不一致。运动要现实地评估所面临的问题及解决问题可用的资源。3.才能与操纵不一致。领袖面临角色期待和角色定义之间的差距。4.前后一致与灵活性的关系。运动的种种声明和活动必须构成前后一致的整体。5.合作与竞争不一致。运动领袖可能与其他领导、能够提供资源支持的第三党、甚至反对派有共同利益。在怀疑竞争者的同时，也可以消除分歧。在修辞策略上，RPS理论有两大类型：激进派和温和派。两种修辞策略各有优缺点：激进策略能给予运动以可见度，温和策略能够使组织到达决策中心。与此相对应，激进派支持者易被鼓动，温和派支持者易被控制；激进策略对于压力型的“权力受制者”（即恐怕失去权力、地位与财富，不能逃跑的人）有效，温和策略对于“非权力受制者有效”[7]。
（三）制度修辞
制度修辞是以政治制度为基础而进行的政治机构之间的政治修辞活动。它突破了个人修辞的传统框架，更注重政治修辞的制度化特征。比如，三权分立的政府机构之间的修辞活动，我国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与各级政府之间的修辞活动等都是制度修辞。对制度修辞颇有研究的是美国学者瑞格．艾伦．史密斯(Craig Allen Smith)和凯瑟．B．史密斯(Kathy B．Smith)，1990年他们以美国政治制度为基础，研究了政府行政过程中的修辞功能，以及国会和联邦法院等政治机构的政治传播过程和传播风格。
制度修辞所涉及的机构修辞主要是指机构之间是如何相互制衡、相互说服的，我们可以说它是制度上的政治修辞，也可以说它是政治修辞的情景(situation)。
（四）首脑修辞
首脑修辞是指一国首脑所进行的政治修辞。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上分析首脑修辞：一个是制度层面，即首脑为国家机关所进行的政治修辞；一个是个人层面，即具有个体风格的政治修辞。
作为制度的产物，国家首脑总是依据一定的国家制度进行修辞活动的。首脑的语言、行为必须符合国家制度和国家利益的要求。西方社会结构主义者以总统为例，并以“现实图画”来解释首脑修辞的实质，总统展现符合他们政策目标的现实图画。
首脑修辞有党派的性格倾向，是制度修辞与个体修辞的综合运用。首脑往往会受政治环境的限制，其修辞行为远远超出个人范畴，成为制度和文化角色，这一角色使个体行为与职务行为在本质上产生一致。
（五）反修辞
反修辞是指政治修辞的逆向运用。反修辞的功能完全不同于传统政治修辞的功能。传统政治修辞“是进步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帮助弘扬正义，抵制谬误和邪恶”[8]，而当代政治修辞“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相反的社会功能。这是因为政治语言常用于下列目的：不是说服而是控制，不是激发思想而是阻止思想，不是传递信息而是隐藏或歪曲信息，不是吸引公众注意而是掩人视听”[9]。简言之，当代政治修辞在扮演着与古典政治修辞相反的角色。
政治修辞的每一种理论范式都是政治修辞研究的一个方面或一种角度，它们只是反映了政治修辞某一方面的问题。要针对政治修辞作整体的分析，还需把各个理论范式的内容综合考虑，这样才能全面准确地认识政治修辞的活动基础。
三、政治修辞与政治传播
政治修辞与政治传播的互动关系颇引人注目。大卫·洛伦佐把政治传播的修辞研究归纳为两个流派。一个是行为主义流派，以林德布鲁姆为代表，认为修辞是信息的有效传播，是机构的刺激一反应过程。另一个流派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这一流派假设传播更多地依赖于人们说什么，而不是如何说。洛伦佐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修辞与其所服务的决策和政策密切相关[10]。可以看出，无论哪一流派，均承认政治修辞服务于政治目的，并进一步承认政治传播的主要技巧是进行政治修辞。
但是，研究政治传播修辞的两大理论流派都有失偏颇。行为主义流派把政治修辞机构化，这不符合修辞的实际过程。政治修辞不是简单的刺激—反应过程。相当多的时候，刺激不一定产生反应，而只有刺激符合受众的“接收频道”时，才会产生反应。亚里士多德主义流派的理论，虽说没有行为主义流派理论的机构性的缺点，但也不尽全面，因为政治修辞不仅依赖于人们说什么、说的环境，也依赖于人们如何说。不承认这一点，就是不承认现代修辞。
因此，政治修辞在政治传播过程中，不仅依赖人们说什么，而且依赖于修辞的技巧和方法。在政治修辞的技巧和方法方面，政治修辞文本化及政治修辞仪式化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
政治修辞文本化是指政治语言在传播过程中以文本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这样的语言在政治语言中可能形成一种“普遍结构”，但它们的内涵存在根本的差异，即表明讲话的主人追求的主题不同。政治追求的内容与个人的意识形态密切相关，而个人的意识形态当然会反映在具体的语言行为中。实际上，意识形态往往体现了一种政治文本。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政治词汇与叙述框架之间的矛盾，创造了相对封闭的政治文本的话语系统。这样，人们不能把产生于一种意识形态中的修辞传递给另一种意识形态。用来传播基本价值观的术语本身只有在创造它的叙述框架中才能得到理解。正如美国学者麦克尔·卡尔文·麦杰所言，美国共产党之所以没掀起社会主义革命，是因为在欧洲起作用的政治修辞不适用于美国。
政治修辞仪式化是指政治主体在运用政治语言进行传播的时候，往往利用语言形象把政治信息的内容及思想感情固定化、模式化、利己化。政治修辞仪式化有力地说明了政治修辞对政治传播乃至政治运动、战争的影响。比如，美国发动战争的第一步是说明敌人的野蛮性。无论什么战争、什么对手，美国的敌人永远被描绘成运用暴力征服他人的暴君，美国人只是同非理性的和原始征服欲驱使的野蛮作战，而美国总是理性的、和平的使者。这样的修辞就是“强力隐喻”。在1812年战争中，英国并不反对美国的利益，也没有通过让人怀疑的亲近策略规劝美国。但是在战前，有关言辞表明，美国受到英国的“威胁”、“凌辱”、“践踏”和“蹂躏”，英国意欲肢解美国。为了反对这种强力，惟一选择就是进行圣战——因为共同体的精神面临灭亡。这种政治修辞的领导总是美国总统——理性的捍卫者，他是为自由而战，却拿18岁的年轻人充当炮灰”[11]。
20世纪的历史与本世纪初的现实又支持了我们对政治修辞仪式化这一方法论的总结。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对伊拉克的海湾战争，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联盟的战争，都是运用仪式化的政治修辞来表明自己的“正义”的。在对南联盟的战争中，“美国人是‘清白’的，为了维护‘人权’它才派出‘救火队’（a fire brigade，实指快速反应部队）”，他们声称“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空中打击只不过是‘积极防空’，或称‘保护性反应’，至多不过是‘防御性战争’。在‘冲突’（conflict，指局部战争）中可以使用‘反人员武器’（counter-value weaponh，实指用于摧毁城市及其他战略目标的威力巨大的核武器）。而另据美国国防部的消息，这场‘战争游戏’(war game)中也有一些美国大兵‘加入不朽者的行列’（have jioined the immorals，指阵亡）”[12]。
2001年1月20日布什就任美国总统后，主张“以实力求和平”，表示美国将建立一支“无可匹敌”的国际力量。美国在如何对待新世纪中国这个问题上进一步走上歧途，认为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利益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布什扬言“不惜一切”武力保护台湾后，很多美国政要都指出此语决非失言。果然，2001年5月上旬出台的美国新的军事战略把防卫台湾列入战略计划[13]。可见，在政治传播的修辞过程中，西方世界的领导、精英常常通过幻想的主题、虚构的文本来欺骗受众，达到获得、巩固、扩大权力的目的。而专家、学者以及新闻界大多依附于社会政治的主导意识形态，他们与政府之间求得平衡，各取所需。普通民众只是政治传播过程中被动的接收器。
我们还应该看到，政治修辞并不是单纯的传播行为，对此人们必须认真思考和研究，研究与传播相结合才构成完整的政治修辞。因此，政治修辞研究者都注重亚里士多德的“证据”说，认为政治话语应当作出对政策和行动的解释，这是其理性思维的本质属性。
总之，政治修辞是政治传播的手段，应用于政治传播的全过程。政治修辞服务于政治传播，服务于一定的文化和阶级统治。没有恰当的修辞，政治传播就不可能有效进行。修辞存在于政治传播的全过程，但政治修辞并不是政治传播本身。二者各有各的范畴，但又有交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