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史前文化的适应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燕山论文,长城论文,史前论文,地区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次
一 生态交错带适应的一般模式
二 史前文化适应方式的转换
三 环境格局的变化与适应变迁
四 结语
燕山—长城南北地区是考古学研究上有特殊意义的地区。其地处蒙古高原到华北平原、东北平原的过渡地带，海河流域北部、滦河下游为其南区域，滦河上游、大小凌河、辽河上游地区为其北区域。我国400毫米降水分界线即位于此，也是北方干旱区与半干旱—半湿润区的过渡地带。就地貌来说，这个区域主要由黄土丘陵、黄土阶地和坡地组成，适合早期农业的发展①。历史上这个区域是农牧业分界区，农牧业交错带，也是民族交汇融合的地带、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主要战场。而追溯史前时代，特别是新石器时代，这里又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区，苏秉琦先生称之为考古学文化上的辽西②。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处在一个生态交错带上，也就是温带森林与草原的交接地带。生态交错带不仅对动植物具有特定的影响，同样，对于以依赖动植物为生的史前人类也有特殊的意义。但这个生态交错带在时间进程中是波动的，它的变化与考古学文化的关系是近来考古学研究的重点内容③。在这个意义上，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可以称为一个文化生态区。远者可上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组合的地域化特征明显加强，如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至少可以区分出四种适应类型④；近者限定到先秦时期，此间燕山—长城南北地区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生态区开始形成（它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最后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经济形态。
目前，燕山—长城南北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已经比较清楚，考古材料的积累也相当丰富。在文化谱系的研究之外，聚落形态⑤、经济形态⑥、精神意识层面的研究方兴未艾⑦。但是，考古学材料通常是零碎甚至扭曲的。因此，考古学家在判断古代人类生活方式的时候就不能依据单方面的材料，必须进行多途径的推理，把各方面的证据汇合起来建立可靠的判断⑧。本文之所以选择“适应方式”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正是鉴于单方面考古材料的欠缺与偏颇，它有助于我们统合各方面的材料与证据，通过多途径推理说明古代人类的生活状况。生态交错带作为一个独特的环境条件与史前人类适应方式关系紧密，生态交错带的变化与人类适应方式的变迁之间的关系如何？简单地罗列环境气候变化与考古学文化序列之间的对应关系并不足以得到说明，而且常常给人一种错觉：环境变迁决定了人类适应方式的变化。实际上，史前人类的适应方式是不断发展的，随着气候的变化不断形成新的适应策略，甚至在同一文化生态区内也是复杂和多样的。我们不仅要了解这些现象，还要解释这些现象。
一 生态交错带适应的一般模式
生态交错带(ecotone)，简而言之就是两个生态带（一个生态带就是气温、降雨量、生物学特征相似的区域）的交汇地带。典型的生态交错带包括河流的入海口（淡水与海水交汇的地方）、海岸带（陆地与海洋交接的地方）、森林与草原交错的地带。生态交错带的一般特点是兼有两个生态带的生物类型，它们混合分布，因此物种的多样性更加丰富。当然，不是所有的生态交错带都意味着多样性的增加，比如从温带落叶林向针叶林逐渐过渡并不见得有更高的多样性⑨。但即便如此，对于有机体而言，生活在生态交错带中，也意味着它们可以很方便地向不同的生态带迁徙。生态交错带的概念不仅仅具有生物学的意义，在文化生态学中，两个文化带的交接地带也是一种文化上的“生态交错带”，通常是观念与物品交汇的区域，往往更有文化创造性⑩。燕山—长城南北地区正好处在温带森林与草原交错分布的地区，是典型的生态交错带。在整个新石器时代，它处在中原粟作为主的农业文化与东北以渔猎为主的狩猎采集文化这两大文化系统之间，因此也是一个文化上的“交错带”。
生态交错带的优点是资源多样，它的机会成本则是资源的不稳定性强。生态交错带对于气候变化最为敏感，这种变化的表现形式不仅仅是有机的，如动植物组成的变化，而且还包括无机的部分，如土壤的改变。与此同时，变化还体现在空间与时间的波动上，比如在燕山—长城南北地区，随着草原植被为温带森林替代，我们可以看到生态交错带的边界向北迁移。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生态交错带中，这种变化相对于非生态交错带地区而言是非常频繁的，这尤其表现在短周期的气候事件上。就燕山—长城南北地区而论，年降水变率在20%左右，连续旱年不断发生(11)，因此资源的稳定性，或者说可预测性比较低，这无疑会影响人类的适应。
值得注意的是，生态交错带的资源不稳定性对于采用不同生计方式的人群来说影响是不同的，人类可以采用的适应策略也不尽相同。对于狩猎采集者而言，他们应对食物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基本策略包括提高流动性、增加储备、扩大食谱（比如利用水生资源）、增加群体之间的交换（或者说依赖盟友）(12)，还有强化利用某些资源(13)。当然，这些策略并不是可以同时使用的，而且在不同情况下，主要的适应策略可以有所区别。再者，在策略的选择上还有难易程度的区别。也就是说，狩猎采集者首先会考虑提高流动性，最后才会考虑强化。提高流动性最简单，即狩猎采集者扩大资源搜寻的范围，其前提条件是有足够的空间可以扩展，但极限是人类步行一天的范围是有限的。增加储备意味投入更多的劳动，而且只能在某个季节进行，尤其是在温带地区(14)。利用水生资源对技术的复杂程度有更高的要求，如捕鱼的工具（渔舟、渔叉、渔网等）。依赖盟友则要付出地位降低的代价，也需要以社会复杂性提高为基础。最后，强化利用某些资源，比如利用一些有毒的植物，需要花大量的劳动去除其中的毒素；或者利用小种子植物果实意味繁重采集与加工工作。此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这些策略之间还有互相矛盾的一面，比如说强化利用一地的资源，就意味着流动性必然减小。因此可以预测，在生态交错带中应该可以看到这些策略的运用，其频率和程度都应该大于非生态交错带中的史前人群。
而对于从事食物生产的人群而言，可以预见的风险减少策略首先应该是生计方式的多元化，这样可以避免把所有的劳动投资集中在单一的生计方式上。比如农业，一旦农业失败，就可能遭受灭顶之灾。对于食物生产经济而言，由于产量与消费都是一定的，增加储备是不可能的，除非扩大生产规模，这反过来要求增加劳力；食物生产要求生产者关注生产对象，如农作物或是牲畜，提高流动性并不会增加食物来源，相反会影响食物生产；由于食物生产本身就是在强化利用某些资源，所以和狩猎采集者相比，食物生产者的应对资源风险的策略就只剩下生计方式的多元化（也就是扩大食谱的延续）和扩大资源的社会来源（即依赖盟友的延续）。扩大资源社会来源的策略有两个：一是交换，通过专业化的生产提供对方不能生产的产品，就像在农业发展起来之后，有些依然保持狩猎采集的群体发展成为专业的狩猎采集者，他们用猎物、皮毛或是蜂蜜等去和农业群体交换他们所需要的生活物资。同样，某些食物生产者可以发展成为畜牧群体，向农业群体提供牲畜，他们与农业群体建立起一种共生的关系。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劫掠，尤其在社会组织复杂化之后，组织劫掠成为可能，劫掠的收益是非常明显且诱人的；劫掠者除了可能获得需要的生活资源，还可能获得宝贵的劳力，而且无需付出前期的抚养成本，可以直接投入到扩大生产规模中去。当然，劫掠并非没有成本，但是就社会上层而言，收益要远大于成本。因此，我们预测生态交错带食物生产者在依赖多元化的生计方式的同时，会寻求扩大生产规模。与此同时，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他们的生计会向专业化方向发展，与稳定的农业群体形成共生关系，或者通过战争劫掠增加收益，从而避免资源不稳定的风险。
一般来说，社会变化有复杂化的趋势。劳动专业分工、社会分层、组织水平更高的社会在应对适应风险方面能够更加有效，不仅仅因为其劳动效率更高，而且可以通过社会内资源再分配来减少风险。当然，这个过程也并非没有成本，社会分层加剧也带来社会矛盾的激化，增加战争的机会。而且一个社会往往不断通过政治、经济制度来规范社会组织，还可以通过道德观念、礼仪、意识形态来强化它。因此，减少适应的风险也促进了社会复杂化的进程。
考古学研究需要寻找相关的考古证据来证明这些策略的存在与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一开始对出土器物的关注，逐渐发展到对聚落形态、动植物遗存的关注，进而对器物的装饰主题发生兴趣；在利用地层学和类型学建立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的同时，中国考古学研究特别侧重于史前经济形态的研究，具体说来是重视器物中的工具组合，在旧石器时代考古中尤其如此。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以今天的认识水平检视以往的材料，总会遇到材料的某种缺乏。当然，这并不意味我们现在不能开展研究，不能获得直接的信息，获得间接的信息还是可能的。比如判断流动性，当一个文化流动性强时，则器物可见大范围的一致性(15)；还可以根据器物的重量、结构等特征是否适合流动性生活加以判断(16)。考古学家的工作本来就是解译考古材料(17)，所以从考古材料中寻找必要的信息本身就是考古学家必须做的工作。
二 史前文化适应方式的转换
现在中国北方温带森林与草原的生态交错带是一个从东北到西南走向的生态过渡带，它和季风深入内陆的边界密切相关，因为季风能够带来降水。燕山—长城南北地带位于这个生态交错带的东部，其中部为内蒙古中南部一带，西部在鄂尔多斯到陇东一线。相比较而言，东部生态交错带较宽，可达数百公里，东西走向，南北波动，其南界波动较小，北界波动较大，愈靠近东部愈稳定(18)。
图一 考古学文化分布示意图
这个区域内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已比较清楚，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先秦时期的文化框架已基本构建起来，成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图一）。当然必须承认，考古学文化的划分是考古学家为研究的目的而定义的，它的依据是考古遗存组合的时空分布特征，至于是否有族属的意义，目前还不能肯定。比如某一先秦时期的族属很可能不只有一种生计方式，有些人群可能操持农业，有的人群可能以渔猎为主，因此简单地在考古学文化与生计方式之间划等号是有问题的。考古学文化是一个高度概括的概念，它包含了古代人类留下的所有遗存，其中自然也包括了有关适应方式的材料。这里必须强调的是考古学文化是考古学家的研究单位，它是考古学家对史前人群的划分，这是一种综合的划分，和我们现代通过族属、语言、血缘、经济形态等等进行的划分不能对等。这个概念与人群的对应只是相对于定居或相对定居的小型社会而言(19)，超越了这个范围就难以成立，而我们研究的燕山南北地区的史前文化正好属于这个范畴，因此我们的研究也就有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一）旧石器时代晚期前段的适应辐射
在旧石器晚期前段，整个中国北方的文化有了飞跃性的发展，除石器技术的进步之外，还出现装饰品、骨角工具、长距离交换来的物品等等，与此同时，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社会交往范围随之收缩(20)，地区性的文化开始形成。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至少四种适应模式：即水洞沟模式、峙峪模式、山顶洞—东方广场—小南海及小孤山模式。和燕山—长城南北地区相关的是后两种模式，山顶洞—东方广场—小南海模式是对温带森林环境的适应，其石器组合比峙峪组合还要多样，更不规整，它主要是一种以植物采集为主的狩猎采集生计形态。相比而言，小孤山模式的工具组合出现渔叉，体现出一种对滨水环境的适应，这样的适应模式往往有更好的稳定性，即在一个区域可以居留更长的时间(21)。从四种模式的分布来看，随着环境趋向湿润，生计内容由以动物狩猎为主逐步过渡到多元的狩猎采集（峙峪模式更强调狩猎，山顶洞—东方广场—小南海模式更强调采集），再到利用水生资源的狩猎采集(22)。
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处在两种适应模式的交接地带，目前这个地区旧石器晚期前段的遗址主要分布在燕山南麓，以山顶洞和东方广场遗址为代表，其中东方广场的材料保存较好，文化遗物可以拼合，地层中还保存有树叶；工作比较充分，四分之三的标本都有三维坐标（有的标本过于细小未进行测量）。遗址的上文化层发现两处、下文化层发现四处用火遗迹，在其周围发现密集的石制品与动物遗存。出土的脊椎动物化石包括原始牛、斑鹿、蒙古草兔、安氏鸵鸟、雉和鱼，既有林缘动物，也有草原、荒漠和水生动物，反映了多样的资源条件。石器组合中工具所占比例为4%（共计46件），其他为石片和碎屑，是一种石片为主的工业类型；另有411件碎骨被鉴定为骨制品，其中64件被定为工具(23)。从器物类型的分化来看，还不是很明显，除圆头刮削器（或称端刮器）之外，没有旧石器晚期后段功能稳定且明显的器类，如细石核、细石叶、琢背小刀、精致修理的尖状器、石镞、锛状器等等。也不像水洞沟模式那样发展标准化的长石片，体现一种更高流动性的生计方式(24)。它和峙峪模式最为相似，但缺乏相对数量丰富且对象突出（主要以野马、野驴为主，以牙齿统计最少代表208个个体，野驴的乳齿还有400余枚）的动物遗存(25)。同样这里也没有看到如小孤山那样专业的渔猎工具，所以说这个时期的人类适应是一种以采集为主的多元狩猎采集经济。
燕山以北区域发现的旧石器晚期前段的遗址包括承德四方洞（碳十四测年距今27880±510年）(26)和喀左的鸽子洞(27)，目前年代尚存争议，材料较少，工作年代又较早，此不赘述。
（二）旧石器晚期后段细石叶工艺的产生——强化的开端
旧石器晚期后段中国北方的石器技术特征是以细石叶工艺为主，在燕山—长城南北地区也不例外，主要的遗址有玉田孟家泉、昌黎淳泗涧、滦县的东灰山、凌源西八间房等。细石叶技术是一种减少生计风险的策略(28)，代表高度流动性的生计，它还可以说是流动性狩猎采集生计的巅峰，它的形成是为了适应末次盛冰期前后资源的变化。根据古环境的重建，它应起源于华北地区，因为末次盛冰期前后，华北地区的生态条件与文化背景最利于细石叶工艺的产生(29)。具体来说，旧石器晚期，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史前人类经历了一次适应方式的挑战。随着末次盛冰期的来临，从前人们适应的资源分布变得日渐稀疏，而对于新的资源人们还没有适应。在狩猎采集条件下，人们首选的策略就是提高流动性，扩大寻找食物的范围，因此他们需要一套轻便的、能够应对多种状况或者说不确定性的工具组合。细石叶工艺正好能够满足这个需求，其极轻便且标准化，可以镶嵌于骨角用作矛、刀、箭头等，而细石核本身还可作为多用途的工具，所以说细石叶工艺是一种适应高流动性的技术。值得注意的是淳泗涧(30)、东灰山(31)出土的细石核多仅指甲大小，石叶疤只有两三毫米宽，其生产的细石叶很难镶嵌用作边刃，可能用作渔叉、鱼钩等工具上的倒刺。如果这个推断成立，我们可以认为此时人们扩大了食谱的范围，和小孤山的渔叉相比(32)，这种镶嵌了细石叶倒刺的工具可以刺杀更小的鱼。这种格外细小的细石核不仅发现在这一地带，苏北、鲁西南地区也有较多的发现。
显然，在旧石器晚期后段，燕山—长城南北地区整体上并没有显示出生态交错带的特色，它和整个华北地区一样使用细石叶工艺，频率和技术上的差别也不明显。应该指出，末次盛冰期前后，生态交错带的位置并不在燕山—长城一线。按周廷儒等对虎头梁融冻褶皱、冰楔的研究，华北末次盛冰期，当地降温幅度10-11℃，比欧美同纬度地区大(33)。吴海斌等研究认为，北方末次盛冰期时沙漠向南扩展至北纬36度，向东达到东经125度地区(34)。把这些研究结果和现在气候相对比，可以推断出生态交错带的范围大概在秦岭—淮河一线，现在这个地区年均气温15℃，而燕山—长城地区北部边界年平均气温大约5℃，与周廷儒等的推断大体吻合。特别值得强调的是秦岭—淮河一线同时也是细石叶工艺在我国东部地区分布的南界，同时还是末次冰期时披毛犀—猛犸象动物群的分布南界，也正是这个生态交错带的南移，因此推断细石叶工艺起源于华北腹地(35)。简而言之，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在末次盛冰期结束之前，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生态交错带。
随着末次盛冰期的结束，气温回升，在距今9000年前后，气温已和现在差不多(36)，燕山—长城南北地区的生态交错带逐步形成。这个升温过程对史前人类生态环境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这个过程中还包括像新仙女木事件(Younger Dryas)这种迅速的气候波动(37)、海平面上升导致的人类生存空间的缩小(38)、植物的替代(39)、动物的绝灭(40)、季节性的增强(41)等。与此同时，人类在旧石器晚期后段已经扩展到美洲，地球上适合人类居住的大陆都已为人类占领，人类无法再以人口扩散来降低人口的压力。再者，由于狩猎采集者的流动性有一定的限度，即人类在没有畜力帮助的情况下，每天步行的范围是有限的，人类需要新的适应策略来应对生存的压力。文化系统面临的内外压力不是在所有地方都是一致的，燕山—长城南北地区这样的生态交错带受到的压力最为明显，人类的适应策略也比较清楚。
北京地区东胡林和转年遗址的发现印证了人类适应方式的转变，这就是人类开始强化利用一些资源。当然，对狩猎采集者而言，强化并不是晚更新世末独有的现象，旧石器时代晚期西亚就出现对小动物的强化利用(42)，全新世中北美的加利福尼亚印第安人每当遇到资源危机就开始强化对橡实的利用(43)，利用橡实需要大量的时间淘洗其中的有毒成分，和利用小动物一样，人类付出的劳动与收益之比下降了。基于每个地区的文化与环境状况不同，最后的结果也不一样。北美印第安人通过资源的强化利用度过暂时的资源危机，而西亚最后不得不转向食物生产。转年和东胡林遗址出土陶石容器，就是资源强化利用的标志，它们很可能用于加工比较费时的植物，比如有毒的果实、小粒的种子等，东胡林遗址的磨盘与磨棒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东胡林的陶器、磨制石器、墓葬以及遗址中多种类物品的出土(44)，都是流动性降低的标志。陶器非常不适合流动的生活，磨制石器是一种冗余设计，除非在一个地方居留时间较长，否则投入大量劳动去把石器磨光是不划算的(45)。遗址中物品丰富多样表明人类居留的时间长，人类在一个地方居留时间愈长，从事活动的种类必然愈多遗存的种类也比较多样(46)。流动性降低意味着利用资源的空间范围减小，所以要强化利用某些资源。当然，史前人类的应对策略是灵活的，东胡林和转年细石叶工艺的存在表明，这里可能存在性别的分工，男性出外狩猎，如同务农的瓦皮顿(Wahpeton)印第安男人每年春秋两季仍要外出狩猎(47)。如果东胡林、转年遗址那个时代的男性也是如此的话，他们就仍然需要一套适合流动的工具组合。
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当然不是惟一发现强化利用资源证据的地区，往西的泥河湾盆地的于家沟、马鞍山等遗址发现了陶器、灶址等(48)，可以认为处在生态交错带的范围之内。强化利用是食物生产起源的第一步，但还不能说必然导致食物生产的起源，相关的条件如合适的物种、初始的文化条件等都与之密切相关，我曾有专文讨论(49)。
（三）从狩猎采集到食物生产
食物生产指人类在利用自然食物之外通过人工干涉的手段如照料、种植、驯养而获得食物，包括最初阶段的照顾野生作物、园圃农业、简单的烧荒点种等，有时候跟狩猎采集难以严格区分，或者说是农业萌芽阶段的形态。相比而言，农业是指通过耕作、种植、灌溉、收割等一整套方法生产所需资源的生计方式。为避免混淆，本文以食物生产指代早期农业形式。
燕山—长城南北地区进入全新世之后，末次盛冰期时不适合狩猎采集者生存的干草原为森林草原交错带所替代，东部的沙地在全新世最适宜期完全消失(50)。环境的改善为史前人类提供了新的生态空间，这片曾经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又可以为人类利用了。更有意义的是，在采用了食物生产这个适应策略之后，人类开始按自身的需要建立生态系统，有了新的生态位。
燕山—长城南北地区从狩猎采集向食物生产的转换开始于燕山以南地区，也就是前面提到的转年、东胡林与泥河湾盆地诸地点，但是随着新的生态空间的扩展以及食物生产生计的形成，燕山以北地区似乎成了中心区域。兴隆洼文化的主体也是在燕北地区，燕山以南为东寨类型，稍晚的上宅文化还属于燕北系统。从晚更新世之末的燕山南北一体化到全新世南北分化，早于兴隆洼文化崛起的镇江营一期属于另一个系统(51)，它与磁山文化、北福地甲类遗存、后岗文化构成一个系统。当然从转年、东胡林等遗址到兴隆洼文化其间还有近两千年的空白，这中间有诸如镇江营一期、小河西文化等年代还不是很确凿的文化发展阶段。
按任式楠的总结，与华北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相比，兴隆洼文化的聚落特色最为明显，建筑规模最大且最精良，灶火的意义突出；陶器纹饰最多；只有夹砂陶，陶器的种类不丰富；石器相对粗简，还保留有细石叶工艺，而其他地区不见；缺少专有墓地，用玉制度已经形成，影响深远(52)。单纯从生计形式来看，目前已经发现兴隆洼文化的栽培植物遗存，在兴隆沟第一地点采集的1000份土样中发现植物种子10000余粒，绝大部分属于个体较小的草本植物种子，其中炭化黍的籽粒1500粒，炭化粟的籽粒不足100粒(53)。黍较之粟更耐干旱和寒冷的环境(54)，黍的栽培始于燕山—长城南北地区也就可以理解了。同时必须看到植物种子中栽培植物不过五分之一左右，也说明此时的采集经济仍然相当重要。兴隆洼文化遗址的动物遗存中以鹿类和猪（包括野猪和家猪）最为常见，以白音长汗遗址为例，人类狩猎对象主要是马鹿、斑鹿和狍，猪的标本占第四位，从猪的第三臼齿的长度测量值来看，处在野猪与家猪之间，研究者将之归为野猪(55)。但是这也说明人类已经开始驯化猪了，从兴隆洼遗址M118随葬一雄一雌完整猪骨架来看(56)，猪更可能是家养的。从野猪到家猪形态的演变需要一定的时间，这里必须将人工的干涉看作是问题的主要方面，否则无法了解驯化的发生。
兴隆洼文化的作物栽培、动物驯化水平都处在起步阶段，同时要依赖狩猎采集，问题不在于这种显而易见的多样性，而在于不同遗址间的区别。兴隆洼文化是否存在共同的生计形态？兴隆洼遗址发现鱼窖、骨鱼镖(57)，迁西东寨、西寨一期发现大量石网坠(58)，表明捕鱼在当时的生活中非常重要，而这些遗存并不见于白音长汗与查海遗址(59)，说明兴隆洼文化生计形态并不是一个单一模式，而是根据不同地区的资源条件发展多元的生计方式。
日本学者冈村秀典认为，兴隆洼文化时期还没有正式的农业，磨盘、磨棒用来加工坚果，石铲也不过是破表土用，不能深耕，而此时的环境为森林地带，不适合从事农业，他还引用北美民族学材料支持兴隆洼文化居民是定居狩猎采集者的看法(60)。作为以黍作为主的旱地农业，它开始于坡地耕作，因为早全新世时期，尽管温度降水都有所提高，但是坡地本身涵养水源能力有限，并不是森林地带，而是草地，森林分布于水热条件更好的河谷地区，因此耕作坡地并不需要深耕的工具。而到更晚的文化阶段，人类将耕地扩展到了水热条件更好的河谷森林区域，就需要更大的砍伐和深耕工具了。这种耕作方式的改变在一个角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文化遗址从早到晚不断向河谷中下降，还有一个角度是河流的下切(61)。实际上，新石器文化序列持续的长度在地质年代背景下是相对短暂的，河流下切对于文化的影响有限，更主要的原因应该是前者，人类有能力与动力去利用更难利用的河谷地带了。
判断生计形态的手段除直接的动植物证据之外，就是工具组合及一些相关证据，如人骨的碳十三分析、田地、装饰主题等(62)。已有研究对石器工具做了划分，并试图从中判断当时的经济形态(63)。但是工具组合的功能划分必须整体考虑，不能只考虑石器工具。另外，石器时代的工具不少是多功能的，特别是随身工具，如骨梗石刃刀，因此必须首先考虑器物的主要功能。以白音长汗遗址二期乙类遗存（即兴隆洼文化）为例，我们可以把其工具分为挖掘工具（包括铲、可能为挖掘棒的加重石的石穿孔器、锄形器），砍斫工具（包括斧、锛、凿，主要用于加工木料），加工植物的工具（如研磨器、杵、磨盘、磨棒、小石棒、臼、饼形器、敲砸器），狩猎与捕鱼工具（如弹丸、网坠、石球），收割工具（如刀、斧形器），细石器。细石器都是多用途的工具，因此把它们单列出来。从白音长汗石器工具组成图来看（图二），挖掘工具所占比例较高。再如查海遗址中，锄形器数量多且残破，完全的狩猎采集经济是不需要这些工具组合的。人们没有必要投入大量的劳动来生产磨制的挖掘工具，因为他们用很简单的挖掘棒就能很快采集尽遗址周围的食物资源。如果离遗址的距离增大，携带这些大型石制工具是非常不经济的，所以这些工具应属作物栽培者所有。
兴隆洼文化采用多元的生计方式，虽然如白音长汗遗址发现的狩猎工具较少，但这不等于说这里狩猎所占比重不高。狩猎工具一般都在遗址之外使用，以白音长汗遗址为例，遗址中发现的细石叶不多，但在遗址附近的河流阶地上广泛分布。在兴隆洼遗址的墓葬中，发现随葬细石叶数百片，也说明细石叶之所以在遗址中发现较少，是因为它们大多没有在遗址中使用，甚至是制作。所以以狩猎工具发现得少证明狩猎在当时生计中不重要是不合适的，还必须结合遗址周边的调查材料和墓葬材料一起来看。
图二 白音长汗遗址二期乙类遗存石器工具种类构成图
兴隆洼文化的遗址废弃方式有一定共性，那就是聚落形态完整，遗存丰富，保存相对完好的聚落有兴隆洼、白音长汗、查海、南台子(64)、兴隆沟(65)等。其中原因值得关注。兴隆洼文化遗址都有一定数量的可继续使用的器物，尤其是较大型的工具如石铲、磨盘等。以白音长汗遗址为例，房屋居住面上器物不少保留在原位，人们经常活动的区域如细泥抹光居住面上较干净。这种废弃方式说明人们是有计划地废弃这个遗址的，还考虑到将来的某个时候返回，所以保留一些有用的器物，没有破坏遗物的基本分布。兴隆洼文化遗址的这种废弃特征同时也表明当时人们的定居能力还不够强，他们在遗址中居住，同时还要保持一定的流动性，比如一年中某个季节集体出外采集与狩猎，保留的细石叶技术也支持这个判断。白音长汗遗址保存有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与红山文化的房址，比较其灶址红烧土的厚度，红山文化的红烧土要厚得多(66)，很显然，红山文化时期人们利用这个遗址的时间要更长。
兴隆洼文化严整的聚落结构一直令人费解，和中原地区同时期文化聚落迥异，这是因为什么？作为生态交错带，进入全新世，这个地区已是全新的生态空间。土地空阔，缺少的只是足够的劳力。相反因为海平面的上升，中原地区河流侵蚀面提高，淹没和成为沼泽的区域增加，耕地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这种迥异的资源状况反映在聚落形态上就是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对于人力资源的强调。聚落的严整布局、夸张的单体建筑规模（一般的单体建筑面积都有30-40平方米，大型的建筑超过百平方米，远超同时期中原地区史前文化的建筑规模），这些特征体现了群体对于人口规模的敏感。欧洲新石器时代也有类似的现象(67)。聚落形态本身不仅具有功能上的意义，同时也具有象征的意义。严整结构表现的是人们对于社会归属的注重，夸张的空间显示人们的追求，在这个阶段我们将之理解为不同社会单位中人口规模的竞争。
兴隆洼文化时期人类生计上的流动性还比较强，其中男性的流动性可能更强，他们需要在某些季节外出狩猎，而女性负责其他的活动，如制陶、家务等。一般说来，如果女性主持这些事务，可以通过陶器的装饰、家居的布置、装饰品的数量与种类得到表现，因为女性更偏爱装饰。兴隆洼文化的陶器装饰风格浓郁，纹饰往往布满整个陶器；在室内空间上，石砌的灶膛周围用细泥涂抹生活面，和同一时期的文化相比，室内空间显得精致得多；装饰品分为石、玉、骨、蚌四类，尤以玉器最具特色。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对于一个强调人口规模的社会而言，必然会强调繁衍后代，女性的地位必然也会提高。与此同时，人口规模的扩大会刺激食物生产的发展，因为需求和供给（劳力的增加）得到了同步的扩大。
兴隆洼文化的多元生计形态不仅反映在工具组合、动植物遗存、聚落形态，而且还反映在装饰结构上。如果我们假定史前时代所有的装饰符号都有一定意义的话，那么不同种类的符号就有不同的所指。我们可以暂且不考虑符号的内容，而只考虑其结构。社会结构在不同层面上往往是相似的，从生计、聚落到社会结构，再到礼仪乃至意识形态，可以称之为社会存在的分形结构。兴隆洼文化陶器的装饰结构一般分三段。以白音长汗二期乙类遗存为例，一段一般为凹弦纹，二、三段有较多变化，二段尤其复杂，表示纹饰的结合，体现意义更为丰富。
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文化的区域化现象明显，具体表现在石器组合和技术上，它们体现的可能是人类群体的互动圈，即人类在资源贫乏的时候可能求助的范围(68)，但是关于石器组合和人类群体的关系还存在巨大的争议(69)。到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学文化的范围相当明确，器物组合的意义不限于石器，扩充到陶器、墓葬、居址、装饰品等，它们可以代表明确的人类群体互动圈。人类的流动性强，其器物类型的一致程度也就比较高，而器物组合的共同性同时也和文化内部的互动、社会复杂性的提高密切相关。在兴隆洼文化阶段，一种全新且明确的文化区域产生了，它比旧石器晚期的文化区域清晰得多。这意味着此时的人们有确定的可以求助的对象，他们也对有求于自己的人们作了明确的限定。
总结兴隆洼文化时期人类适应的基本特征，不难发现人们运用多样的策略，首先是多元的生计方式，人们部分地保持流动性，发展储备（如居址中的窖穴），扩大食谱（如捕鱼贝）；与此同时，此时的人们还强调人口，发展明确的文化区域，整体上体现出狩猎采集到食物生产的过渡性质，运用风险分担策略。
（四）比较：食物生产影响下的狩猎采集
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到来之后，以食物生产、定居、陶器与磨制技术等为代表的新的文化特征开始影响周围的狩猎采集者，因此在食物生产者的周边产生了形态各异的文化。就燕山—长城南北地区而论，在兴隆洼文化之后，周边地区兴起了如沈阳新乐下层(70)、农安左家山一期(71)、密山新开流(72)，等文化。这些文化的主要特点是渔猎工具非常发达，如新开流还没有发现农耕工具，没有食物生产的证据，但已有了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要素，如房屋、陶器、固定的墓地、磨制的石器骨器等。问题在于这些新要素为什么随着新石器时代食物生产的适应方式而产生？这些要素中哪些属于狩猎采集者同步的独立发展？那些又受了食物生产者的影响？目前，日本列岛、俄罗斯远东地区都已发现万年前的陶器(73)，和中国的华北地区基本同步。与之同时，这些地区的人们扩大食谱，发展渔猎生计，利用水生资源，形成一种能够支持一定定居的生计模式(74)。利用水生资源的北美西北海岸地区印第安人甚至发展出复杂的社会形态(75)。就这一点而言，我们看到的是同步发展的现象，即晚更新世结束到全新世开始这一段时间，环境变迁对狩猎采集者的影响是普遍的，但是不是所有的狩猎采集者都选择了食物生产。有些地区的狩猎采集者根据地区的资源条件，发展出一种能够比狩猎采集支持更高人口密度的生计方式，也就是渔猎。很显然，食物生产不是狩猎采集者的惟一选择，也不是他们努力追求的生计策略。但是他们无疑又受到了食物生产者的影响，他们选择少量种植作物或饲养家畜，以作为生计的弥补；他们还可能向食物生产者学习了房屋建筑、工具磨制、陶器制作等技术，所以其文化面貌常常又与同时代或更早期的新石器时代食物生产者的文化相似，例如从燕山—长城南北地区起源的筒形罐在东北地区非常流行，形成了文化传统(76)。
（五）混合生计模式的多样性与文化的自身发展
兴隆洼文化之后，在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发展了数支新石器文化，包括富河、赵宝沟、上宅、红山与小河沿文化。这些文化采取了怎样的适应策略则是需要探索的问题。
大约距今4000年，燕山—长城南北地区中全新世相对较温暖的气候结束(77)，虽然其间还经历了几个小的气候稳定期和波动期(78)。和兴隆洼文化相比，这个时期的文化适应还保留着多元的生计模式，主要表现在石器工具的组合上，除了适合砍伐、耕作的工具之外，都有适合于流动狩猎的细石叶工艺产品，这一点明显不同于中原地区同时期的新石器文化。遗址的动物遗存也支持这一点，从动物骨骼遗存较丰富的赵宝沟遗址F2和F9来看，可鉴定动物标本中猪与鹿类动物（马鹿、斑鹿和狍）最多，其中猪的第三臼齿测量值显示猪正在驯化之中(79)，人们肉食的主要部分还来自于狩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就一个文化而言，并不存在单一的适应模式。赵宝沟文化迁西西寨遗址以大量的网坠表明其渔猎的发达，显然不同于其他遗址。同样，红山文化的一些遗址如大沁他拉(80)、二道梁(81)都出土丰富的细石叶工艺产品，不同于其他红山文化遗址。无论是否是季节性利用资源留下的遗存，都可以证明其生计组成是多元的。
对于多元生计模式而言，这个阶段特别值得注意的并不是其多元性，而是近乎专门化的狩猎经济出现。如富河文化，其工具组合中极发达的细石叶工艺与遗址中的丰富动物遗存表明存在一种专门化的狩猎生计。但富河文化包括聚落遗址如沟门(82)、金龟山(83)，有上百的房址，屋内或有窖穴，说明富河文化已有定居。虽然狩猎生计与定居的生活方式矛盾，但当狩猎者用猎物和农耕者交换所必需的物资时，这种适应策略又可以成立，其代价是狩猎者成为专业的狩猎者。在食物生产生计形成之后，一部分狩猎采集者选择了专门化的道路，他们和食物生产者构成一种共生关系(84)。小河沿文化迄今没有发现房屋居址，大量发现的是灰坑、墓地等，推测其居所类似于现在的蒙古包(85)，所以在地表上没有留下明显的居址。主要石器工具组成的对比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图三），比较六个考古学文化典型遗址中五种功能石器，可以看出小河沿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石质破土工具最少，它可能与人们迁徙频率提高及居住方式有关。那种易于拆迁的建筑也是迁徙频繁的直接反映。这间接反映了生计方式的转换，其对农耕的依赖要小于红山文化，而更多依赖于狩猎与家畜饲养。如果以农耕作为生计发展的主线，那么小河沿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生计专门化。此外，这种高度流动的生计往往稳定性不如农耕者，他们需要与农耕者交换所需的物资，这也可以解释小河沿文化南迁的动力——保持与农耕者的接触，建立共生关系，例如阳原姜家梁小河沿文化墓地(86)。
图三 六个考古学文化典型遗址石器工具构成比较图
1.白音长汗二期乙类遗存 2.赵宝沟遗址 3.西水泉遗址 4.大南沟遗址 5.北票丰下遗址 6.夏家店遗址上层
从兴隆洼文化到红山文化，流动性一直在下降，人口密度提高。以白音长汗遗址为例，其包含的兴隆洼、赵宝沟、红山和小河沿文化遗存(87)，灶膛中红烧土的厚度显示红山文化居民居住的时间更长。以遗址的密度计算，综合几次野外调查的资料(88)，从兴隆洼文化到红山文化可以看到遗址密度的明显提高，即使考虑到红山文化更长的时间跨度，红山文化的遗址在一个时间段内仍然要比兴隆洼和赵宝沟文化为高，它反映此时人口密度和规模的扩大。定居时间的延长与人口密度、规模的增加必然要求单位面积区域所能提供的资源增长，而自然资源的生长是相对恒定的，而且会随着人类利用强度的提高而下降，所以一个可行的方法就是扩大食物生产的产量。比较兴隆洼、赵宝沟与红山文化的石铲长度，白音长汗遗址二期乙类遗存，即典型的兴隆洼文化石铲出土19件，平均长度为175毫米；而三期甲类遗存，即赵宝沟文化的遗存，出土石耜27件，平均长度197毫米；第四期红山文化的石耜只有一件，长度295毫米。可见石耜长度提高的趋势，说明破土的深度加深。从石铲的形状而言，赵宝沟与红山文化的石铲呈亚腰形，更便于绑柄，其刃部为锐角，利于提高破土的效率。从聚落的地理位置来看，和兴隆洼文化的遗址相比，赵宝沟与红山文化的遗址相对高度下降，所在阶地的位置也更低(89)，说明人们开始更多利用河谷森林地带，耕作面积的扩大自然可以反映食物生产的提高。
这个时期的生计方式在分化共生的同时，社会群体内部也开始分化，这不仅体现于劳动分工的加强、劳动的专业化程度提高，而且体现于社会阶层的形成——通过政治、意识形态等稳定社会阶层的划分。从红山文化大量的祭祀遗存（包括丰富的祭祀用陶器、随葬的玉器、祭祀建筑等）可以看到专业化的劳动分工已经出现(90)，广泛存在的祭祀活动则神圣化了社会阶层的区分，而以牛河梁(91)、东山嘴(92)，为中心的祭祀遗址群进一步反映聚落的分层化，聚落之间阶层分化增多，像牛河梁这样的聚落，成为区域的中心。到夏家店下层文化阶段，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遗址多位于便于防御的地方，如有陡岩的河岸高地，同时还筑有城墙。如北票丰下遗址附近地区，普遍存在带石围墙的“石城子”(93)。显然，这个时期战争较之以前频繁得多。值得注意的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址大多地层深厚，农耕工具齐全，丰下遗址出土成堆的谷物，经鉴定是黍和粟，动物遗存中猪骨多见，羊牛骨次之(94)，反映一种完全定居的食物生产生计。
（六）分化与共生
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燕山—长城南北地区生计模式发生了重要变化，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陶器与石制农耕工具的数量与质量、聚落定居时间的长度都不如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反映了夏家店上层文化生计模式的转向，即不再以农耕为主，而是转向家畜的饲养。这个过程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马的引入。目前关于马的驯化研究还不明确，线粒体DNA的分析显示，马的起源范围非常广，可能是多地区起源(95)，也有认为起源于一两个地区多样化的野马群(96)。驯化的马在商代晚期出现于黄河流域，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家马使用已比较普遍。
马的驯化赋予人们从不曾拥有的流动能力，人们利用资源的范围一下子扩大了许多，对于狩猎采集者而言尤其如此。步行的活动范围大多在两小时步行圈内(97)，一旦人群的规模超过了这个范围的承载力，就会导致饥荒，所以依赖步行的狩猎采集者很难形成大的社会群体（海岸地带不仅拥有季节规律不同于陆生资源的水生资源，且有舟楫之便，有条件聚集大量人口，形成如北美西北海岸印第安人那样的复杂社会）。而马提供了远大于人的速度与负载能力，不仅可以狩猎采集更大范围的资源，而且利用马的速度也能狩猎更大型更危险的动物，并将猎物载运回中心营地。正因为如此，北美平原地区进行食物生产的印第安人拥有了马之后，反而放弃了食物生产，重新进行狩猎采集(98)。前文提到食物生产起源之后，狩猎采集者与食物生产者形成共生的关系，而当狩猎采集者采用了马之后，这种关系将更加巩固。此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的驯化让人类第一次真正有可能全面利用草原环境，此前草原因为单位面积的初级生产力（植物生长）比较低，所能支持的次级生产力（即动物生长）也比较低，和沙漠、高原、极地等并列为狩猎采集的边缘环境。这个地带的资源密度小，动物群的流动性非常大，人类依赖步行是很难维持生计的，这是为什么草原地区石器时代遗存较少的原因之一。马的驯化可以让人类拥有新的生态空间，这也是草原地带青铜文化在马驯化后兴盛的主要原因。
从家畜饲养到畜牧再到游牧，体现人们对于驯化动物依赖程度的加深。畜牧和家畜饲养相比，意味着社会群体中分化出专门的劳力负责放牧，剩余的劳力进行农耕；而游牧和畜牧相比，则使人们彻底放弃了农耕。以农耕为主的社会都有家畜饲养，或农耕与畜牧并重，或以农耕为主，或以畜牧为主，即使同一社会的不同时期，农畜之间也存在波动，如历史时期的鄂尔多斯地区。朱开沟中期（距今4000-3800年）随葬羊下颌骨，早期随葬猪下颌骨，畜牧的出现早于夏家店上层的距今3200年(99)。与此同时，西北地区葫芦河流域齐家文化时期（距今4400-3900年）聚落分散化，畜牧业已开始出现(100)。
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已有发达的马具，甚至是骑马围猎的图像，但仍有大量适合农耕的工具，如林西大井(101)、夏家店(102)、蜘蛛山(103)、宁城南山根(104)，还有众多的窖穴和饲养其他家畜的证据，尤其是养猪，还不是游牧业(105)。而且夏家店上层石铲较少，可能木铲更多，这种石制工具从辽东半岛到朝鲜西部从龙山时期开始消失(106)，所以石铲少并不能视为夏家店上层文化农耕衰落的标志。游牧业的建立不仅依赖马的驯化，还包括牛羊的驯化，牛羊除提供肉食之外，还能提供大量的奶制品，尤其是牛；否则仅仅依赖肉食，游牧是不能满足生计需要的。再者，牛一般只吃嫩草，而羊则什么都吃，尤其是吃对牧草有害的软茎蔗草(107)，它们之间构成很好的共生关系。马与很早就驯化的狗则为大范围流动放牧提供了条件，相反养猪需要较定居的生活，与游牧生计相矛盾。此外，游牧并不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生计方式，游牧者通过交换从农耕者那里获得金属工具、纺织品、粮食等生活必需资料(108)，因此游牧是建立在农耕基础之上的。除交换之外，游牧者获得生活资料的方式还可以通过劫掠，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兵器的出现也是一个标志。与此同时，马的出现也改变了战争的形态，军队的机动性、冲击力大为提高。
红山文化之后燕山—长城南北地区生计方式的分化不仅表现于农牧并重的经济与游牧业的产生，还表现于旱作农业系统的真正建立。这一地区以黍、粟为主，尤以黍为重，因为黍比粟更适应干旱与寒冷的环境。构成旱作农业系统的另一种农作物是大豆(Glycine max)，它不仅是蛋白质和脂肪的重要来源，而且栽培大豆与其他豆类都有养地的作用。先秦时期大豆与禾本科作物已轮作套种，用这种方法保养地力，以达到作物增产的目的(109)。正因为有大豆的栽培，北方传统的旱作农业系统得以完成。
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可能是大豆的最早驯化或栽培的地区之一(110)，这一地区至今拥有最多的野生与驯化大豆品种(111)，而且某些驯化品种还保留有原始的特征(112)。另外，文献记载齐桓公曾将北方山戎出产的“荏菽”（黄豆）引种到中原(113)。如果这些证据成立，我们也许可以说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在这个时期分化建立了三种生计系统：旱作农业、农牧并重（畜牧业）与游牧业，展现出了极为丰富的多样性。
三 环境格局的变化与适应变迁
我们看到，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史前文化适应着众多的形态，导致这些变迁的原因通常会归于气候环境的变化，因为史前人类应付环境的能力较弱，于是不得不选择改变。这种解释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失之简单。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环境的变化和文化发展的关系是两面的，可能促进文化进步，也可能抑制文化的发展，而且气候变化可以说是气候的循环或波动，类似的变化并没有让考古学文化每次都产生同样的反应，我们真正要弄清楚的是文化变化的初始条件与历史过程。此外，文化的反应方式是多样的，包括失败（人口灭绝、文化消失）、迁徙、适应方式的改变以及文化复杂性的自身发展——人类应付环境变化的能力相应提高。
据图四可明，古气候的变化总是在波动之中，即使是在气候稳定的全新世大暖期中也有两个气候波动的时期(114)，温度并不稳定，降水变化幅度更大(115)。而从现在这个地区气候来看，连续旱年不断发生，二三年连旱常有发生，甚至出现五年之久的干旱，这种短周期气候事件不易反映在气候记录上，但却是生态交错带的气候特征。在全新世早中期，降水波动比现在还大，湿润期增加30-40%，干燥期减少35-40%（现在的年降水变率是20-50%）(116)，必然会对史前农耕造成巨大影响。新石器时代基本的应对策略是混合生计方式农耕与狩猎采集的交错，在农耕与狩猎采集中波动，农耕与狩猎采集在生计中的比重交替上升，同时根据各地的实际资源状况应变。比如北部更接近草原的地带狩猎的因素更多，水热条件更好的河谷地带农耕的因素更多，而靠近水域的地带更多利用水资源。到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畜牧生计起源，交替方式变成了农耕与畜牧。更晚时期，分化出游牧经济，充分利用草原环境。
图四 气候变迁与考古学文化所含生计方式之间的关系示意图
图五 华北地区与辽西地区农业生态模型对比图
造成以上变迁的决定因素并不是气候波动，而是农耕的生态瓶颈。随着人口不断增长，新石器时代的人们不断利用河谷，而河谷是水热条件最好的地方，主要的植被是森林；森林砍伐之后，在这个地带种植作物。随着河谷利用殆尽，耕地缺乏。和华北农耕生态模式相比（图五），盆地、山麓利用完毕之后，可以逐渐扩展到平原地区。而西辽河平原远不像华北平原，它是沙地，全新世期间仅仅发育了四次古土壤，代表半干旱、半湿润气候，植被为蒿类草原或稀树（榆树）蒿类草原(117)。在这个地区从事农耕的风险无疑是巨大的。相反，这一地区的草原资源非常丰富，可利用空间广阔，随着马牛羊的驯化，畜牧与游牧经济的产生，人们正好可以开发利用这个资源。这些变化既体现了文化对环境变化的适应，也体现了文化自身复杂性的增长。
四 结语
生态交错带资源丰富多样，对环境变化敏感且不稳定。根据狩猎采集者的文化生态理论，可以预测这一地带狩猎采集者会通过提高流动性、增加储备、扩大食谱、增加群体之间的交换、强化利用某些资源来应对资源的不稳定性，而且相对于非生态交错带而言，其频率和程度都会大些。而于生态交错带中的食物生产者而言，他们将依赖多元化的生计方式，同时随着人口的增长，人们会寻求扩大生产规模。他们还会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更多利用社会资源，也就是发展专业化的生计方式、与稳定的农业群体形成共生关系、或者通过劫掠增加收益，应对资源不稳定的风险。在对燕山—长城南北地区考古材料整理分析后，我们可以发现在旧石器晚期古人选择的最重要的适应策略是提高流动性。随着末次冰期结束，全新世开始，食物生产经济与更温暖湿润的环境为古人开创了全新的生态空间，兴隆洼文化繁荣发展起来。在整个新石器时代，这个地区最主要的适应策略是依赖多元混合的生计方式，特别是还保留着较大的狩猎采集经济成分，以充分利用生态交错带丰富多样的资源，应对其资源的不稳定性。而到夏家店上层文化阶段，随着马的驯化，畜牧经济起源，随后又进一步成为游牧经济。与此同时，在作物栽培，尤其是大豆与家畜饲养的基础上，北方旱作农业系统建立起来，并与游牧群体构成共生关系。这一地区的环境变化无疑不断地影响人们的生计选择，而最后真正的决定因素还是这个地区发展农耕的生态瓶颈，它促使人们转而选择利用更加丰富的草原资源，形成新的生计形式。
注释：
①辽西丘陵拥有中国最宽阔的黄土阶地与坡地分布带。由于黄土的垂直分布的特性，难以涵养水源，所以良好的植被如森林往往见于黄土较薄的黄土阶地和坡地区域。所以，单纯以水源与土壤而言，辽西丘陵地区无疑是适合农业的，当然农业还需要足够的热量条件。参见刘明光主编：《中国自然地理图集》第二版，中国地图出版社，2000年。
②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文物》1986年8期。
③G.Shelach,The earliest Neolithic cultures of Northeast China:recent discoveries and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beginning of agriculture,Jo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 ,14:363-413,2000；王立新：《辽西区夏至战国时期文化格局与经济形态的演进》，《考古学报》2004年3期；靳桂云：《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中全新世气候环境的演化及影响》，《考古学报》2004年4期。
④陈胜前：《中国北方晚更新世人类的适应变迁与辐射》，《第四纪研究》2006年4期。
⑤刘晋祥、董新林：《燕山南北长城地带史前聚落形态的初步研究》，《文物》1997年8期；冈村秀典：《辽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居住形态》，《东北亚考古学研究——中日合作研究报告书》，文物出版社，1997年。
⑥大贯静夫：《环渤海地区初期杂谷农耕文化的发展——以根据动物群观察生业的变迁为中心》，《东北亚考古学研究——中日合作研究报告书》，文物出版社，1997年；王立新：《辽西区夏至战国时期文化格局与经济形态的演进》，《考古学报》2004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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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学者认为，大豆的驯化可能始于公元前1100年左右，见T.Hymowitz,Soybean,Evolution of Crop Plants,edited by J.Smartt,and N.W.Simmonds,413-484,Longman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Harlow,1995.
(112)赵团结、盖均镒：《栽培大豆起源与研究研究进展》，《中国农业科学》37卷7期，2004年。
(113)李璠：《中国栽培植物发展史》，科学出版社，1984年。
(114)施雅风、孔昭宸、王苏民等：《中国全新世大暖期与环境的基本特征》，海洋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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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裘善文、李取生、夏玉梅：《东北平原西部沙地古土壤与全新世环境变迁》，《第四纪研究》1992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