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双边角度看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的战略合作_军事论文

双边视角下的“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美论文,战略合作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是近几年亚太格局中非常显著的现象。该战略合作构想是由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2006年提出的，并很快得到日美澳印四国的践行。2007年5月，日美澳印四国在马尼拉举行战略对话，9月在孟加拉举行了联合军演。但是，“日美澳印”战略对话进展并不顺利，其围堵中国的鲜明意图遭到中国强烈反对，也使成员国变得更加谨慎。2008年以来，“日美澳印”战略对话陷入沉寂。但是“日美澳印”战略合作并未停止，而是从双边层面加强和推进。

       从双边层面来看，“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框架(如图1)存在日美、日澳、日印、美澳、美印、澳印六对双边关系。其中，日美、日印、美澳、印澳四对双边关系是组成和构建该框架不可或缺的重要一边。而日澳、印美两组双边关系是支撑和夯实该框架不可替代的重要部分。这六对相互交错的双边关系编织了一张“日美澳印”战略合作网，任何一对关系的发展都无疑有利于“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框架的构建。而从提出该框架的当时情况来看，这六对双边关系的发展与互动程度不一。其中，具有同盟性质的日美、美澳双边关系发展成熟，在太平洋两端遥遥相望、处于美国同盟体系下的日澳两国关系较为密切；地理位置距离最为遥远的美印两国关系时缓时急；距离较近的日印两国关系愈发紧密；而澳印两国关系也步入了战略合作的新阶段。

      

       随着2013年安倍再次执政，“民主安全菱形”的战略提出，“日美澳印”战略合作得到进一步推进。日、美、澳、印不断加深和密切双边关系，四国战略合作从双边层面得以推进。随着日美澳印战略互动的加强，日美、日澳、日印、美澳、美印、澳印这六对双边关系因其自身特点也呈现出不同的互动，特别是日澳、日印、澳印双边关系的发展尤为显著，甚至发生了质的飞跃。

       一、日澳战略伙伴关系的提升与强化

       日澳关系是“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框架重要支撑，也是该框架中已有一定发展基础和易进一步推进的双边关系。自1995年确立“建设性伙伴关系”后日澳不断加强双边合作，从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综合推进双边关系深化，构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06年以来，日澳双边合作的进度和深度明显加强，双边关系不断升级，呈现出同盟化的发展趋向。

       首先，政治关系加强，政治共识日益加深。日澳非常重视双边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强调双方在价值观和战略利益方面的认同，增进双边友谊。2007年，日澳将两国关系定位为“本地区不可或缺的伙伴关系”。2008年又升级为“全方位的战略、安全、经济伙伴关系”。日本首相安倍作为“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框架的倡导者和推动者，视澳大利亚为“菱形钻石”体系的重要支撑，一直积极发展与澳大利亚的关系，不断提升双边关系的水平与层次。而澳大利亚也十分重视与日本的关系。特别是现任总理阿博特对日本表现出更明显的热情，赞美日本之辞溢于言表①。2013年10月9日，阿博特与安倍在文莱会晤中强调：“日本是澳大利亚在亚洲最好的朋友”②。澳大利亚外长朱莉·毕晓普在访问日本时也声称“日本是澳大利亚在亚洲最好的伙伴，这不仅是口头上的，实际上也是如此”③。而且在朝鲜半岛问题、中日钓鱼岛争端等地区安全问题、日本历史认识问题、日本入常以及解禁集体自卫权问题上，澳大利亚表现出明显的对日倾向。2014年4月7日，日澳首脑发表共同声明，强调进一步强化两国长久的友谊，并提出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新的特殊关系”。④安倍甚至邀请澳总理阿博特出席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四大臣会议，充分体现日本对澳大利亚的重视和亲近。随后，在7月8日安倍访问澳大利亚期间，两国首脑发表“面向21世纪的特殊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⑤构筑日澳新型关系。并且，安倍向澳大利亚两院议员发表演讲，成为战后以来首位登上澳大利亚国会演讲台的日本首相。而阿博特更是毫不掩饰对日本的好感，声称日本是国际公民典范和国际一等公民，积极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很显然，日澳政治关系与信赖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其次，安全合作步伐加快，进程加深。一方面，日澳确定了安全合作的基调，建立了较为成熟的安全对话机制和合作框架。2007年3月13日，日本首相与到访的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签署《日澳安全合作联合宣言》，强调双方与美国的共同战略利益和同盟关系，提出双边安全合作框架，即在军事演习和训练、交换战略情报、应对裁军、武器扩散等传统威胁与反恐、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威胁、边境安全、地区安全、国际维和及其他框架内合作，并确立“2＋2”(外长＋防长)定期会晤机制。⑥此后，日澳通过高层领导定期会晤，不断加强意见交换与双边沟通，推动双边安全合作的进程。另一方面，日澳不断夯实和拓展安全合作的内容，扩大和延伸安全合作的范围，推动双边合作的细化、深化与实质化。自2008年以来，日澳签署了四份安全协议，从不同层面加深安全合作。2008年12月18日，日澳签署《军事防卫合作协议》，强调双方紧密的战略关系增加了两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性，加强双方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在亚太地区安全事务以及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框架上的战略合作，继续扩大双方军队人员的交流、舰队访问及训练等防务合作，促进两国法律范围之内的情报合作，加强秘密情报的共享与保护，强调海上安全保障的重要性等。⑦2010年5月19日，日澳签署《后勤防务相互援助协议》，规定日本自卫队与澳大利亚军队在进行双方联合演习、联合国维和、人道主义国际救援、救灾以及境外紧急情况下运输其公民等行动中相互提供交通工具、食宿、燃料、设施、保养维护、医疗卫生、基地支援等后勤役务，其中武器和弹药不在相互提供的范围之内。⑧这是继日本与美国签署类似协议后的第二份协议。2012年5月17日，日澳签署《情报安全协定》，为两国共享军事机密和反恐情报建立法律依据。⑨日澳两国已分别与美国签署了类似协定。此次《日澳情报安全协定》的缔结对于日澳双边安全合作和日美澳三边安全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澳大利亚外长鲍勃·卡尔曾说“该协定是为日澳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法律框架作出的又一重要举措”。⑩2014年4月7日，日本首相安倍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在首脑会晤中，就扩大双方联合军事训练和武器共享达成共识，并就着手开展潜艇相关技术的共同研究达成协议。(11)这是日本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后实施的首次与澳军事合作，提升了双方防卫合作水平。7月8日，日澳签署《防卫技术和装备转移协定》，规定两国共同研发、生产防卫装备品及相关技术，进行两国间装备及技术的转让。(12)该协定的签署，使日澳安全合作上升到了新的台阶，朝构建同盟的方向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第三，经济合作加深。日澳在加强双边政治友谊、安全合作的同时，其双边贸易也发展迅速。2012年，日本成为澳大利亚第二大出口国和第三大进口国；澳大利亚则成为日本第三大进口国。随着澳大利亚对日本在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的支持以及双边关系的提升，日澳自由贸易谈判于2007年启动。虽然日本农业团体反对与澳大利亚的自由贸易谈判，但是日本领导人意识到了自贸协定的重要战略意义而加速谈判进程。(13)2012年2月，日澳启动双边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谈判，并在2013年4月就农业合作达成协议，在2014年4月就签订EPA协定达成一致，最终于7月8日签署《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另外，日澳在2014年举行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前期磋商。随着贸易壁垒的打开，日澳经济合作进一步扩大和深化，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相互依赖日益加深。

       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和战略利益以及共同的结盟对象的日澳两国互为借重，不断加强双方战略互动与合作。日本试图借助澳大利亚构建遏制中国的反华联盟，增强在太平洋的军事存在，夯实日美澳三角框架，维护其在亚太的传统优势地位。而澳大利亚则依托日本平衡中国的同时，加强与日本的经济合作，进一步融入亚洲，避免被进一步边缘化，分享亚太地区发展的实惠。随着日澳政治共识的加强、经济依赖的加深，特别是安全合作的深化，日澳战略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达到了“准同盟”的程度(14)，并已走向创造事实上的同盟之路。(15)

       二、日印战略伙伴关系的升温与密切

       日印关系是“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框架中发展较缓的一组双边关系。在冷战格局下，分属美苏两大阵营的日印两国虽有一定接触，但仍很疏远。随着冷战结束，日印调整对外战略，开始重视彼此的重要战略地位，并在2000年建立了“21世纪日印全球伙伴关系”，但是其双边关系仍发展缓慢，并且主要集中在一般经济层面的合作。2006年以来，日印拉近距离，加快双边合作的步伐，从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推进双边关系的持续升温。

       首先，日印加强经济合作，以经促政。一方面，日本以ODA为纽带，推动日印经贸合作。2007年，安倍出访印度，明确提出增加对印援助，加强对印投资，扩大双方经贸合作。自此，日本对印度官方发展援助每年超过200亿日元。在日本的积极支持下，印度成为日本ODA的重点援助国，并且在2008年和2010年成为日本ODA的最大受援国。另一方面，日印开展双边自贸区谈判，推进高层面的经济合作。2006年，印度总理辛格访日，与安倍共同宣布早日启动FTA政府间谈判。2010年10月25日，日印发表联合声明，就《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达成共识，并于2011年2月16日签署协定，进一步推进两国间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该协定意义重大，它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与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印度之间的全面经济合作，是目前最大的双边贸易协定(16)，有助于进一步增强日印经济关系，并推动其双边政治关系逐渐升温。

       其次，日印加强政治对话和战略磋商，增进理解与信赖。随着日印经济合作的加强，两国政府积极改变双边关系现状，提升双边合作的意愿越来越鲜明。日本首相安倍在2006年9月上台伊始就开始着手建立“日印部长级战略对话框架”，推进与印度在安全、经济、能源等领域的合作，表现出重视印度的姿态。而印度总理辛格把对日关系作为其东进战略的重要一环，迫切推动印日关系的提升。2006年12月13日辛格访问日本，日印双方达成共识，确认每年举行首脑互访，决定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确立2007年为“日印友好年”。2007年8月安倍访问印度，在加强双边经济合作的同时，打着价值观的旗号拉拢印度。随着日印领导的频繁互动以及双边合作的加深，日印关系逐渐发生质的飞跃。在2008年的日印首脑会晤中，双方发表“关于推进战略性全球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强调以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为基础在亚洲地区进行合作，进一步深化双边关系。此后，日印高层互动频繁，在首脑会晤中不断发表加强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推进双边战略合作，增进战略共识。特别是在敏感的南海问题上，日印作为域外国，却打着“海洋航线安全”的借口共同插手。2013年11月30日，在日印建交60周年之际，日本天皇与皇后开历史先河，首次对印度进行正式访问，传递日本重视印度的信号，进一步密切日印关系。而印度也表现出对日本的高度热情，邀请安倍参加2014年1月27日印度“共和国纪念日”的庆典和阅兵仪式。安倍成为享受此礼遇的第一位日本首相，安倍声称“日印关系是世界最具潜力的双边关系”，而辛格则表示“日本是在印度大兴基础建设中具有特权的伙伴”。(17)

       最后，日印启动安全合作。在经济合作加深、政治友谊递增的催化下，日印开启了安全领域合作之门。一方面，日印缔约，确立两国安全合作的框架。2008年10月22日，日印签署《安全合作联合宣言》，建立包括外长对话和国防部长对话在内的各层次对话机制，加强日本自卫队和印度军队之间的交流以及防卫部门间的战略对话，加强有关亚太地区局势的情报交换和政策协调，在运输安全、反恐、打击跨国犯罪、维和、防灾、裁军、宇宙开发等领域，以及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等亚洲多边框架内加强合作。(18)另一方面，日印开展高层定期对话，加强安全合作机制建设。2009年，日印提升双方安全合作级别，确定“2＋2”(副外长和副防长)对话机制。该对话机制仅次于日美、日澳“2＋2”机制。2010年，日印举行首次副外长和副防长“2＋2”对话，双方就防卫合作、核合作与联合国安理会改革进行磋商。日印还通过高层战略对话，加强海洋等领域的安全合作。2013年1月29日，日印在新德里举行首次局长级“海洋对话”。随后，双方在东京举行外长战略对话，加强海上安保合作。2014年1月6日，日本防卫相小野寺五典与印度国防部长安东尼签署防务合作协议，就扩大双边防务合作，推动日本自卫队与印度军队在陆海空领域的合作与交流达成了一致意见。再一方面，日印举行双边联合军演，加强安全实践中的合作。2012年6月9日，日印在日本海域相模湾举行了首次双边联合军演。2013年12月19日，印度与日本在印度孟加拉海域举行双边海军联合军事演习。而印度媒体更将这次演习视为“新的战略轴心形成的信号”。(19)

       作为亚太地区大国，日印两国随着战略利益的趋同不断拉近距离，互为利用。日本在借助逐渐崛起的印度平衡中国的同时，也试图将印度拉入其构置的“日美澳印”框架中，约束印度的行为，阻止印度的进一步崛起，并向南亚渗透。而印度在凭借日本平衡中国的同时，获得日本更多的资金、技术援助，寻求日本对其东进战略的支持。日印关系愈来愈紧密，无论是政治、安全还是经济与文化交流都得到了深层的发展和飞速的提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三、日美、澳美同盟的巩固和深化

       日美关系是“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框架首要的和最坚实的双边关系。因此，日美同盟可谓推动“日美澳印”战略合作的重要根基。在外交方面，巩固与深化日美同盟不仅是美国外交的重要内容，更是日本外交的首要使命。在构筑“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框架时，日本不断强化和密切日美同盟。无论是鹰派的安倍、麻生内阁，还是鸽派的福田内阁，都通过不同的方式加强日美同盟。尽管鸠山内阁时期因普天间基地搬迁、对华政策等问题损害了日美关系，但在深化日美同盟方面，鸠山内阁与历届日本内阁是一致的。而此后的菅直人、野田以及重新上任的安倍内阁更是全力修复日美关系，加强日美同盟。虽然安倍因参拜靖国神社、慰安妇等历史问题与美国政府发生分歧，但是在加强美日同盟，深化双边关系方面，日美双方始终是一致的。在安保合作方面，日美建立了成熟的“2＋2”(外长＋防长)会议机制，举行高层定期会晤，深化双边同盟。2013年10月，日美“2＋2”会议在东京举行，双方决定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扩大日本的责任，加强与澳大利亚、韩国等三国间的对话，在今后10年共同应对紧急事态和管控危机(20)。随着近来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对等地位将得到进一步提高，其功能也将得到进一步增强。在经济合作方面，日本高调宣布加入美国倡导的TPP谈判，向美国示好，进一步拉近日美关系。虽然，日美同盟内部存在着分歧与矛盾，但在强化同盟关系，加强“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方面双方是一致的。

       美澳关系是“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框架中稳固而重要的双边关系。美澳同盟是奠定“日美澳印”战略合作的重要根基之一。自冷战期间建立起来的美澳同盟已存续63年，与日美同盟一样，随着冷战的结束，美澳同盟不但没有解体，反而不断加强。特别是2006年以来，美澳同盟日益密切。首先，美澳军事合作扩大、加深：(1)美澳加强情报领域的合作。2007年9月，美澳签署《情报安全协定》，为两国共享军事机密和反恐情报提供法律依据。2011年7月，美澳签署《秘密间谍卫星协议》，进一步加强情报合作、共享与保护。(2)美澳加强军事基地建设，增加驻军规模。2011年9月，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史密斯声称美澳签署军事合作协议，确保美军更多地使用澳大利亚的军事基地。11月，美澳达成一致意见，将在澳大利亚北部的达尔文港部署美国海军陆战队2500人。从2012年起，美国陆续向澳大利亚驻军。同年4月3日，首批2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进驻达尔文港。2013年4月21日，美国又向澳大利亚派驻第二批海军陆战队员，增强在澳大利亚的军事存在。(3)美澳军事演习的规模增大，频率增多。其次，在经济方面，澳大利亚积极追随美国。在美国于2008年2月加入“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之后，澳大利亚随后在11月也加入美国倡导的TPP谈判。

       随着美国战略重心的东移，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其加强了与传统盟方的合作，特别是深化日美、日澳同盟。而作为美国亚太战略部署的南北锚，澳日在加强与美同盟关系的同时，不断提升自身在同盟中的地位和作用，增强在亚太的存在感。日美、日澳同盟作为“日美澳印”战略合作中最稳固和坚实的两对双边关系，在近几年均得到了巩固和深化。

       四、美印战略伙伴关系的新飞跃与加强

       战后初期，世界超级大国美国与南亚地区大国印度并未在拥有共同价值观的旗帜下实现紧密的合作，而是在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的格局中处于隔膜状态。冷战后，美印两国调整国家对外战略，重塑彼此认知，改善双边关系。尽管美印关系因1998年印度核试验的冲击而一度跌入谷底，但是自21世纪以来出现了新的转机，分别在2000年和2005年建立“新型伙伴关系”和“战略伙伴关系”，特别是2006年以来实现飞跃发展，建立了密切的合作。

       一方面，美印构建战略伙伴关系。随着美印双边关系的回暖与升级，美国对印度的核大国地位逐渐予以承认。2006年7月和12月，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投票批准了《亨利·海德2006年美国—印度和平原子能合作法案》，突破国内束缚给予印度“超级待遇”，美印关系得到新的改善。2009年11月23日，印度总理辛格访问美国，成为奥巴马就任总统后接待的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首位外国领袖。美印双方签署了关于安全、经贸、教育、文化、卫生、环境领域的6个谅解备忘录，将两国关系提升至“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奥巴马称印度是不可或缺的伙伴，美印关系是21世纪决定性的关系之一。辛格也表示印美关系经过60年的发展已完全转型。2010年10月28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夏威夷演讲时声称：“美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民主国家，因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而团结在一起……印度在地区和全球舞台上扮演关键角色”(21)，强调美国对印度的重视。2013年7月，美国副总统拜登继国务卿约翰·克里之后访问印度，成为近30年来美国副总统的首次访印。双方高层互访、对话交流频繁，关系持续升温。

       另一方面，美印加强安全合作。美印自2005年签署《防务关系新框架》以来，不断推进双边安全合作的进程：(1)深化高层防务交流，推动防务合作。美印防务对话启动较早，但对话级别较低，由双方国防部下属官员开展。近几年，美印防务对话级别提升，防长互访频繁。从2008年至今，美印防长、副防长互访共7次，其中印度防长安东尼2008、2010年2次访美，美国防长盖茨2008、2010年2次访印、帕内特2012年访印，美副防长阿什顿·卡特在2012年、2013年两次访问印度。双方防务合作也随着防务交流的加深而加深。2009年7月，美印签署《终端用户监督协议》，向印度出售先进防务科技，推动两国军火贸易的合作。双边联合演习也进一步加强。(2)开展高层战略对话，构建战略对话机制。2010年，美印启动首次战略对话，提升双方对话级别，由美国国务卿与印度外长就双边、地区及全球问题开展高层磋商。目前，美印已举行了四次战略对话，提升双边战略合作。

       美印两国基于各自的战略部署与利益诉求，互为借助，加快了双边战略合作的步伐。美国视印度为其推进亚太战略的重要伙伴，在拉印度遏制中国，维护其在亚太地区主导地位的同时，将印度纳入美国主导的体系中，控制印度的进一步崛起，并扩大在南亚的战略空间。而印度将对美关系作为其外交的首要考虑，依托美国融入亚太，分享亚太经济发展的红利，同时平衡中国，加强与中国的竞争，推进东进战略，实现自身的崛起。作为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框架中发展时缓时急一对双边关系，美印关系实现了新的飞跃。

       五、澳印战略伙伴关系的启动

       长期以来，同为英联邦成员国的澳大利亚和印度并未在英女王光环的照耀下建立密切的双边关系，而是处于疏离状态。尽管澳印双边关系在印度独立后不久有过短暂的温暖如春，但在冷战的几十年里则寒霜遍地。(22)1998年印度核试验事件使原本薄弱的澳印关系遭受重创，双方关系陷入霜冻的僵化状态。印度更是声称“将断绝与澳大利亚的一切军事合作”(23)。随着亚太地缘政治力量变动和安全环境变化，印美关系的缓和以及澳印对外战略需求的交集，澳印关系出现回暖。特别是2006以来，澳印拉近距离，开始全面合作。

       一方面，澳印加强经济能源合作。2006年3月6日，澳印签署《经济贸易框架协议》，扩大采矿、基础设施、生物技术等领域的合作。2011年5月，澳印就启动自贸区谈判达成一致，宣布启动《全面经济合作协议》谈判，推进双边贸易深化。而且，在敏感的铀出口问题，澳对印政策实现了突破。2011年11月，澳大利亚取消禁止向印度出口铀的决定。澳国防部长史密斯声称：“向印度出口铀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24)

       另一方面，澳印增进政治互动。地区和全球问题的复杂性模糊了贸易、资源等“低政治”与安全、战略等“高政治”的界限。澳大利亚和印度也不可能只从“低政治”的舞步开启。(25)随着印度“东向政策”的推进以及印度的崛起，澳大利亚愈来愈重视印度的战略作用。2009年，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访问印度时宣称：“印度和澳大利亚已是天然伙伴，应该变成战略伙伴。”(26)至此，澳印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推进两国战略合作的同时，澳印加强在东盟地区论坛、环印度洋地区联盟、东亚峰会等地区组织的合作。

       此外，在澳大利亚的积极推动下，澳印安全合作的大门逐渐开启。2006年3月，澳印签署《防务合作谅解备忘录》，拉开两国军事领域合作的帷幕。随后，澳印在2007年签署《情报共享安排协议》，在2008年签署关于“情报对话”、“引渡”和“恐怖主义”方面的多个协议。(27)2009年11月，澳印发表《安全合作联合声明》，提出构建双边安全合作框架，开展外交、国防高层定期对话与磋商，建立关于军事安全合作、反恐和移民的联合工作组，加强在情报、法律强化、边界安全等方面的新合作。该联合声明的签署更被一部分分析家认为是对“日美澳印”四国合作的推进。(28)在2012年的澳印首脑会晤中，双方强调加强地区稳定、海洋安全方面的合作，而吉拉德更表示将与印度发展更密切的军事关系，推动印度成为澳大利亚最密切的盟友之一。(29)在双方共同推动下，澳印安全合作逐渐走向实质化。2013年6月5日，印度国防部长首次访问澳大利亚，双方强调通过军事人员交流、防务对话、联合军演等方式加强两国防务与战略合作，确定印度军舰参加10月在悉尼举行的国际舰队检阅，并在2015年开展首次海上联合军演。

       澳印启动战略合作，不仅是两国追求更多利益和权利的结果，更是日美澳印四国战略互动的结果。作为地区大国的印度和中等强国的澳大利亚，日益重视对方重要的战略地位，加强双边关系，更在政治、经济合作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实现了安全领域的合作。作为“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框架中最疏远的双边关系，澳印关系步入了战略合作的新阶段。

       六、日美澳印战略合作的特点

       从前文分析来看，自2006年以来日美、日澳、日印、美澳、美印、澳印这六对双边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形成利益与目标互为交汇，盟友、准盟友、战略伙伴互为交织的战略合作网。总的来看，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日美澳印四国的双边关系得到了发展和加深。日美、日澳、日印、美澳、美印、澳印这6对双边关系取得了飞速发展和实质成效。其中，日美、美澳同盟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深化，日澳、日印、美印、澳印双边关系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尤其是日澳、日印双边战略互动频繁，不断升级，成为“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框架中发展速度最快并发生质变的两对双边关系。而作为四国略合作框架最薄弱的一环，澳印双边关系的新发展弥补了该框架原初的缺口。

       第二，日美澳印四国的双边战略合作得到了增强与深化(如表－1)。政治上，四国之间除了已有的日美、美澳盟友关系，均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特别是日澳建立了全方位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安全上，除了四国之间已有的日美、美澳同盟外，日澳、日印、美印、澳印彼此建立了安全与防务合作关系。其中，日澳、美印建立了准同盟关系。尤其是澳印安全合作的启动，填补了四国双边安全合作中的空白，使四国双边安全合作彼此连贯起来。经济上，四国相互依赖加深，日澳加入美国主导的TPP谈判，日澳、日印已签署EPA协定，澳印也启动EPA谈判。

      

       第三，日美澳印四国的双边合作与发展程度不均衡。日美澳印四国之间形成同盟、准同盟、全球战略伙伴、战略伙伴的互动结构，具体分为五个层次：具有同盟基础的日美、美澳是“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框架中最稳固、最深厚的两对双边关系；具有准同盟性质的日澳双边关系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安全合作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是该框架中仅次日美、美澳同盟的双边关系；具有准同盟化倾向的美印双边关系实现了新的飞跃，是该框架中发展较深的双边关系；日印关系持续升温，向准同盟方向发展的趋势非常明显，是该框架具有一定深度并有很大发展潜力的双边关系；澳印关系仍是该框架发展最浅的双边关系，仍需进一步推进。在这五个层次中，除了澳印关系仍属浅层外，其余五对关系都达到不同程度的深层发展。

       第四，加强双边关系与合作是构建“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框架最有效的路径。日美、日澳、日印、美澳、美印、澳印这六对双边关系的强化实现了“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框架点线面的完整结合与统一，非常有效地推进了“日美澳印”战略合作的进程。很显然，从双边路径来看，“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框架已较为稳固，并且战略合作的程度逐渐走向以安全为主的全方位发展。

       第五，遏制中国成为“日美澳印”战略合作的利益交汇点。从日美、日澳、日印、美澳、美印、澳印这六对双边关系来看，中国是其共同关注的焦点。在冷战格局中建立的日美、美澳同盟，其围堵、遏制中国的意图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消失，而是在中国崛起的当今时代表现得更加锋芒毕露。从日澳、日印战略合作特别是安全合作的深化来看，其针对中国的意图可谓昭然若揭。虽然，相较日印，澳大利亚平衡中国的意图没那么强烈，但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戒心随着中国崛起而逐渐增强。而从美印战略合作的升级来看，其阻遏中国的意图更是自不待言。即便是发展最慢的澳印战略合作，其平衡中国的意图也是非常明显的。

       第六，日美澳印四国对“日美澳印”战略合作进程的推进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日本作为“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框架的倡导者，积极、高调推进该框架的构建和发展。从日本不断强化与澳、印双边关系和战略合作中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日本不遗余力地推进“日美澳印”战略合作的热情和意图。美国作为该框架的主导者，表现出默认和支持的态度。虽然澳大利亚对于“日美澳印”四方对话较为谨慎，但是对于四国双边战略合作则表现出积极支持的态度。而印度也逐渐改变一直以来的观望态度，拉近与日美澳的距离，加强双边战略合作。

       第七，联盟是日美澳印战略合作可能的发展趋势。在这六对关系中，除了已有的日美、美澳同盟之外，日澳正从准同盟走向真正的同盟。从日澳政治、经济与安全合作的高度与深度来看，日澳结盟的趋势非常明显。而对于已是准同盟性质的美印两国，随着美国对印度在其亚太战略部署中角色扮演的重视，以及印度传统外交思维的逐渐改变，双方并非不存在结盟的可能性。而且，随着亚太格局的变动，日美澳印四国构筑的“亚洲版小北约”的雏形将越来越清晰。

       总而言之，加强双边战略合作是推进“日美澳印”战略合作的重要路径。虽然日美、日澳、日印、美澳、美印、澳印这六对双边关系各成一体，但是作为“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框架重要的结构与支撑，这六对双边关系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互为交织的，不断推动着“日美澳印”战略合作的进程。由超级大国美国、地区大国日本、印度和中等强国澳大利亚推进的战略合作，直接影响着亚太安全格局的变化和地区秩序的重建。它不仅加深了亚太安全格局的分裂，而且导致亚太安全环境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更直接破坏中国良好周边环境的构建。在日、美、澳、印等国角逐亚太、阻遏中国和平发展的背景下，在充满种种不确定性和可能性的亚太格局中，中国在发展双边关系的同时，应保持警惕，采取分化等策略积极应对，逐一破解周边困境，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

       注释：

       ①Hugh White,"Abbott walking tricky tightrope on diplomacy","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http://www.smh.com.au/comment/abbott-walking-tricky-tishtrope-on-diplomacy-20131014-2viqg.html.

       ②Hugh White,"China will inflict pain if Abbott blunders on","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http://www.smh.com.au/comment/china-will-inflict-pain-if-abbott-blunders-on-20131223-2zueu.html.

       ③“澳大利亚外长访日称日本是其亚洲最好的伙伴”，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10/15/c_125541887.htm.

       ④『日豪首脳会談に関すゐ共同プレス発表』、日本外务省网、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34802.pdf.

       ⑤『安倍総理とアボット首相共同声明「21世紀のための特別な戦略的パ一トナ一シップ」』、日本外务省网、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44775.pdf.

       ⑥『安全保障協力に関すゐ日豪共同宣言』、日本外务省网，http://www.mofa.go.jp/mofaj/area/australia/visit/0703_ks.html.

       ⑦『第2回日豪外務·防衛閣僚協議共同ステ一トメント2008』、日本外务省网，http://www.mofa.go.jp/mofaj/area/australia/2plus2/0812_ks.html.

       ⑧『日·豪物品役務相互提供協定の署名』、日本外务省网，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22/5/0519_04.html.

       ⑨『日豪情報保護協定の署名』、日本外务省网，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24/5/0517_04.html.

       ⑩“日澳签署情报安全协定”，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5/18/c_111978634.htm.

       (11)『日豪首脳会談に関すゐ共同プレス発表』、日本外务省网，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34802.pdf.

       (12)『防衛装備品及び技術の移転に関すゐ日本国政府とオ一ストラリア政府上の間の協定の署名』、日本外务省网、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press4_001041.html.

       (13)Yoichiro Sato,"Japan-Australia Security Cooperation:Jointly Cultivating the Trust of the Community",Asian Affairs:An American Review,35; 3,2008,P167-168.

       (14)Asahi Shinbun,7 June 2007; Yomiuri Shinbun,14 March 2007,from:Aurelia George Mulgan,"Breaking the Mould:Japan's Subtle Shift from Exclusive Bilateralism to Modest Minilateralism",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30,No.1,2008,p.53.

       (15)Andrew Cart and Harry White,"Japanese Security,Australian risk? The consequences of our new 'special relationship'",the Guardian,http://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4/jul/08/japanese-security-australian-risk-the-consequences-of-our-new-special-relationship.

       (16)Takahiro Sato,"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India and Japan",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Vol.53,No.4,2012,p457.

       (17)“安倍：日印关系是最具潜力的双边关系”，人民网，http://cjkeizai.j.people.com.cn/n/2014/0126/c368504-24234180.html.

       (18)『日本国とィンドとの間の安全保障協力に関すゐ共同宣言』、日本外务省、http://www.mofa.go.jp/mofaj/area/india/visit/0810_ahks.html.

       (19)"Indo-Japan naval exercise soon",Dec.17,2013.http://www.deccanherald.com/content/375174/indo-japan-naval-exercise-soon.html.

       (20)『日米安全保障協議委員会共同発表〈ょり力強ぃ同盟とょり大きな責任の共有に向けて〉』、日本外务省网，http://www.mofa.go.jp/mofaj/area/usa/hosho/2plus2.html.

       (21)Hillary Rodham Cliton,"America's Engagement in the Asia-Pacific",http://www.state.gov/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10/10/150141.htm.

       (22)Peter Mayer and Purnendra Jain,"Beyond Cricket:Australia-India Evolving Relations",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45.1,2010,p.133.

       (23)Ibid,p.139.

       (24)“澳防长称支持向印度出口铀”，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11/21/c_122309730.htm.

       (25)Gary Smith,"Australia and the rise of India",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64,No.5,November 2010,P.568.

       (26)David Brewster,"Australian and India:the Indian Ocean and the limits of strategic convergence",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64,No.5,November 2010,P.549.

       (27)Ibid,P.550.

       (28)Lisa Curtis,Walter Lohman,Rory Medcalf,Lydia PoWell,etc,"Shared Goals,Converging Interests:A Plan for U.S.-Australia-India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reports/2011/1 /shared-goals-converging-interests-a-plan-for-u-s-aus-tralia-india-cooperation-in-the-indo-pacific.

       (29)“澳总理称将加强与印度军事合作致力打造密切盟友”，环球网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2-10/32018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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