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二住宅发展的研究——动力机制、特征、效应与规划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效应论文,住宅论文,特征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93.30 文献标示码：A 文章编号：1001—8107（2000）01—0030—06
1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国外的第二住宅（second house）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埃及和古罗马时代。在十八、十九世纪的北美和欧洲，一些城市出现了少量的第二住宅，但其仅限于当时社会上一部分富裕阶层[1]。第二住宅的普遍流行和大量涌现则属1945年以后的事情（Clout，1974）。据有关统计和研究表明，1970年法国的第二住宅已达120多万套， 位居欧洲第一；瑞典拥有49万套，位居第二。同期美国达300万套， 加拿大50万套，澳大利亚25万套，西欧共300万套，而东欧共100万套。以第二住宅占全部住宅的比例而论，1970年欧洲的排行榜大致是：瑞典22%，挪威17%，西班牙17%，法国11%，此时全世界第二住宅总数约为1000万套（Coppock，1970）。第二住宅的大量涌现及其规模发展已引起了世界许多国家的足够重视，并相继开展了大量研究。
古代中国也存在第二住宅现象。如“外邸”专指诸侯王在京的宅第。“乙第”、“外第”、“别第”、“别邸”、“别宅”、“别舍”等均是指正宅以外的宅邸。此类第二住宅更多地强调其居住功能，这在中国历代典籍中有许多记载，如《晋书会稽文孝王道子传》：“于是修之归于别第”；唐·王勃《春思赋》：“河阳别舍抵长河，丹轮绀憲相经过”；清·蒲松龄《聊斋志异·爱奴》：“赁舆载归，停诸别第”等。另一种类型的第二住宅则是“墅”，又称“别业”、“别馆”，此外还有“别墅”、“别所”、“墅舍”等，其含义大致同“墅”。是指家宅以外的游息居所，多建于郊外山林之间或风景优美之处。它们强调的是游憩、修养和景观美学上的功能，是古代富豪和高人逸士追求逍遥生活的一种反映。如《晋书·谢安传》：“于土山营墅，楼馆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侄往来游集”；《南齐书·周山图传》：“山图于新林立墅舍，晨夜往还”等。“远墅”则专指郊外别墅。近代直至解放前，社会分化严重，一些豪商巨贾垄断全国的金融产业和房地产业，第二住宅曾一度得到发展。
建国后直至70年代末，中国的第二住宅发展极为缓慢。80年代以来，对外开放政策及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带来了第二住宅的发展。现代中国第二住宅分布零散，尚未形成明显的集聚规模，是处于第二住宅发展的初始阶段。中国的城市化水平、郊区化发展阶段以及独特的社会经济背景，使现代中国的第二住宅发展更具有中国特色。对中国现代第二住宅及其发展开展系统的研究无疑是一项对城郊规划、乡村规划及发展战略的制定、城乡土地利用协调方案的研制等都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
2 中国第二住宅发展的动力机制
社会阶层的分化为第二住宅发展创造了可能性。在中国的许多大城市，由于开放政策、国际资本和技术引进，以及城市功能结构由传统制造业向服务业和高技术业经济的转变[2]， 以拥有高收入为典型特征的社会集团的存在，显然为第二住宅的购置和发展创造了可能性。
带薪假日的日渐增多为第二住宅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性。随着现代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追求人本主义日益成为时尚的前提下，人们更加迫切地关注生活条件的改善。近些年，中国的劳动工作状况逐渐改观，总体趋势是日渐与国际接轨，使人们产生休憩、度假、旅游和享受悠闲生活等一系列需求。它虽不能对第二住宅的发展起决定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人们购置第二住宅并阶段性地改变生活环境、享受悠闲生活的愿望，客观上促成了第二住宅发展的必要。
城乡居民文化观、生活观和住宅观念的变迁使第二住宅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城市社会文化环境中的行为规范体系和城市物质文化的变迁势必导致包括生活方式、住宅观念等在内的城市人生活观的改变。新的生活方式和住宅观念使城市人不再拘泥于传统的认识偏见，并以新的生活标准去衡量其生活条件和处境。第二住宅正是在这种通畅的心理和社会背景下发展的。乡村人的观念及生活方式的改变很大一部分依赖于乡村城市化的进展。因为所有农村地区都处于城市一定吸引范围之内，中心城市腹地内的农村地区如何分享到城市性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农村地区城市化研究的中心问题[3]。从地域的角度来看， 乡村城市化促进了乡村人口的职业变化、家庭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化，实际上是农村地域转变为城市地域、一个地区丧失农村性质而获得城市性质的过程。
城乡在地域性质上差别的消失，为第二住宅发展扫清障碍的同时，也为其规定了演化方向。一方面，城市第二住宅购置者不必再为郊区和乡村生活条件及文化氛围担忧，他们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尽情享受第二住宅所在地的生活环境；另一方面，城乡差别的消融使乡村人对城市的神秘感和生活方式及文化设施的向往日趋消失，影响到在城市里购置第二住宅的行为。
近年来中国推进的住房制度改革为第二住宅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在中国实行近50年的福利分房制度造成很多弊端。1998年出台的房改政策取消了传统的住房实物分配体制，而代之以货币补贴为主的住房货币分配制度，从根本上切断了住房无偿分配、低租金分配，住房靠国家、靠单位的脐带[4]。房改制度的推行， 促使人们的住房消费观念发生了很大转变。如在1998年1～7月份，全国个人购房销售额达454.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3.6%，个人购房比例达62.8%，比上年同期增长了2.9个百分点[5]。房改后的住房消费主体由集体转而成为个体消费者， 市场供求规律将发生正常作用，使现有大量积压的商品房，未来的房价有降低的趋势。因而，房改制度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为未来中国第二住宅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其它方面的因素主要包括一些随机因素、情感因素和不确定因素等。如一些城市人的第二住宅是从其位于城郊或农村的父母那里继承而来。一些企事业单位在城郊或开发新区建设分单位，分单位落成的同时也建造了大量位于其适宜距离范围之内的新住宅。这在近些年的一些高校较为常见，部分工作人员出于需要，在分校工作或教学，并往返于新老校园之间，有可能分到第二住宅。一些退休人员向往宁静的生活而购置第二住宅。
3 中国第二住宅发展的特征及与国外的差异探讨
中国第二住宅的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具有许多独特特征。
3.1 中国第二住宅发展在空间走向上呈“双向型”特征， 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单向发展模式
西方国家第二住宅产生的背景是发达的工业社会所造成的一系列负面影响使人们逃离喧嚣、污染严重闹市的愿望日益迫切，转而向往宁静、清新的乡村生活和高质量的居住环境。在这种背景下的第二住宅空间发展走向基本上是单向的，即从闹市区向郊区和乡村发展。在那里，乡村是高质量居住环境的象征，是人们向往的居住地段。
中国第二住宅的发展在空间走向上呈现“双向型”特征，这是由中国特殊的城市发展背景和经济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尤其是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所造成的差别和城乡分割壁垒更起到主导作用。从乡村人的角度看，他们向往城市和城市人的生活与就业，向往在城镇构建第二住宅，形成第二住宅空间发展走向的“城镇指向型”（由乡村向城镇、城郊发展）。“城镇指向型”第二住宅的发展是从乡村到城市人口迁移大潮作用下的产物。据统计，中国目前在城市打工的8000多万农民中，约有56万人（即万分之七）已在打工城市中“安营扎寨”，其中35岁以下青年占71.8%。在广东省，“农民市民”已超过百万，占全省人口的1.74%。而杭州市的调查则表明，在市内干活的40万民工中约2000人在城市里买了房子。他们有农村户口和农村住房，拥有双份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他们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殊现象，其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以及就业方式皆处在农民和市民的过渡阶段。
从城市人的角度看，城市第二住宅一般选择在环境质量相对较高的城乡结合部或风景优美的乡村地段，即形成所谓的“乡村指向型”（由城镇向城郊、乡村发展）。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使传统的城市第二住宅较少建造在乡村，多数是集中在城郊地段。但近年来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使城市中大量从事低级产业和在竞争中失败企业的工人下岗，他们窘迫的生活处境使其转而向往生存相对较易和竞争气氛不浓的乡村。如江苏1997年乡镇企业局资料表明，江苏城里人到乡镇企业“打工”的有10～15万人，其中下岗职工占60%，主要从事营销、会计、林木管理。据新闻媒体报道，广东一些大城市里的下岗职工纷纷到乡村购买房产，有些还转成了乡村户口。笔者认为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力度的加大，中国未来沿“乡村指向型”这条空间轴线的第二住宅会有一定发展。当前整个就业市场极大地波及到农村人在城里的就业形势，外出劳工务工难度增大，在城市里生存日渐维艰。1998年中国出现了明显的“劳工回流趋势”，这种趋势持续下去会使乡村人在大、中城市里购置第二住宅的行为受到影响。
3.2 中国第二住宅分布零散、规模小，尚处于初始阶段， 在发展阶段上不同于西方国家
近些年中国第二住宅的发展是中国社会分化和社会极化的一种表现。随着中国城市工业化发展幅度的增大，工业化所带来的一系列生态与社会问题也纷至沓来，造成城市生活环境质量的下降。经济差距给一些从事娱乐业、高科技产业开发的人和私人企业主、投机商以及房地产开发商提供了购置第二住宅的机会和实力，他们在城郊与乡村环境优雅地带或开发新区购置商品房或别墅，作为度假和周末休憩的场所。大多数的一般工薪阶层对第二住宅的巨额房价只能使其望洋兴叹。这种现状决定了中国城市第二住宅的发展规模。
乡村有能力购置第二住宅的是一些经商的爆发户和依靠副业致富的农民。他们中的部分人在镇上或城市购置第二住宅。一些人还谋到了兼职工作，农闲时在城镇工作，农忙时则返乡下田，他们往返于第一、第二住宅之间，构成了城镇流动人口的一部分；也有一部分人将城镇里的住宅阶段性地出租、营利，作为农业之外的额外收入。总之，不论哪种指向型的第二住宅，在中国都处于初始发展阶段，这些第二住宅分布零散，穿插于房产开发之中，未形成规模集聚。
3.3
中国第二住宅发展状况是与其郊区化所处阶段和特殊的城市发展背景相适应的；随着郊区化的进展和小城镇建设的高涨，第二住宅的数量和规模将有一定程度的增长
据有关学者研究，中国的大城市因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推动，正在迈入郊区化阶段，而且处于人口和工业郊区化的初期[6]。 第二住宅作为一种季节性郊区化现象[1]， 其规模发展是在具备一定规模郊区化条件下的产物。因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当富裕阶层不再满足于中心区多层或高层公寓住宅的时候，他们就会借助私人轿车逃离喧嚣的市中心，在较远的郊区构筑独户住宅[6]。 所以随着中国郊区化的进展，将会有更多的富裕阶层购置第二住宅，而且会逐渐由分散走向集聚。当前中国小城镇发展由“大问题”上升到“大战略”，势必会推动小城镇建设的高涨。尤其是普遍推行的“三集中”规划和建设方针，使居住向小城镇集中，而对进城农民的原宅基地往往无特殊处理政策，从而使这些农民拥有第二住宅，这种状况不可避免地造成第二住宅的增长。
3.4
不同于西方的交通条件（尤其是私人小汽车的普及率）对第二住宅的发展影响较大
交通状况对第二住宅发展的作用较为明显。小汽车的普及率与公路网质量和密度的差异都导致了个人活动的不同便利程度。它转化为距离（第一、二住宅之间的距离）因素，并对第二住宅的发展及空间走向产生影响，而距离又反映了其它因素所产生的间接影响，包括个人爱好、选择及各种机遇[1]。总体而言， 交通条件是诸国第二住宅拥有者比例不同的原因之一。中国小汽车普及率较低的状况显然限制了第一、第二住宅之间的距离，从而影响了城镇第二住宅向乡村发展的深度。
3.5
传统观念和中国转型期间的政策因素对第二住宅的发展影响较大
着重分析两种传统观念对第二住宅发展的影响：（1 ）中国人传统的住宅观念。大多数工薪阶层在未谋到所有权属于自己的第一住宅之前，不愿去购置或租用第二住宅。当已获得第一住宅的工薪阶层拥有一定的财力之后，他们首先要做的是对第一住宅的改善、装修和规模的扩建，或是彻底更换第一住宅，而不是营建第二住宅。（2 ）传统的就业观念。尽管如前文分析的那样，由于城市就业形势的严峻而使一些开放城市的下岗市民到乡村就业、居住，但传统城乡差别的观念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广大中国城市市民的就业观念。如截止到1998年3月， 辽宁省共170万个失业、待业、下岗人员，据有关部门对其中的6600 个失业、待业和下岗人员的抽样调查，只有0.2%的人选择做农民[4]。这种传统的就业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城市市民在乡村第二住宅的发展。
第二住宅发展与国家和地方的政策休戚相关。近年来中国刺激消费的一系列政策，使储蓄利息降低，迫使人们减少储蓄，一方面增大了消费，另一方面也增大了人们对房地产业的投入，这其中显然有一部分被用来购置第二住宅。1996年上海决定凡在浦东CBD购买建筑面积120m[2]以上，房款在40万以上（至1999年4月，标准已降为最高购买面积70m[2]，房价35万元）的可申报蓝印户口。仅当年九、十两个月，就出售70万m[2]，其中52%为来上海打工的外省农村人。买房农民中，20%来自江苏，35%来自浙江，45%来自安徽、福建、河南等省。显然，这些农民一般都有农村住宅，因而所购置的住宅中相当一部分是用来作为第二住宅。
4 第二住宅发展所引发的社会经济效应分析
国外学者对第二住宅给景观、社团和乡村经济等方面所带来影响的研究有多种观点，概括起来有两种：一种是负面影响，即第二住宅是本地资源外流的通道，尤其是在当地居民住房建设方面，是本地区社会和文化分裂瓦解的推动力，具有多重目的的建筑是景观上的败笔。另一种观点则是强调其正面影响，即认为第二住宅主人所交的地方税远多于得到的服务，而且购买相当多的当地物品，从而为当地社区带来了相当可观的商业利润[1]。实际上，第二住宅的正、负面效应是同时存在的， 至于哪一种起主导作用，随各个国家的现实情况而有所不同。因为对第二住宅所起的消极作用和积极作用而作的任何评价都会受到第二住宅集体相对于当地居民的大小、第二住宅集体所显示的自我抑制程度以及当地经济的健康状况等方面因素的制约（Clout，1974）。
中国的第二住宅长期以来发展缓慢，分布零散，其数量、规模和发展历史都无法与西方国家相比。就中国第二住宅的“双向型”模式而言：“城镇指向型”第二住宅的发展使部分乡村人阶段性地居住在城镇，也是中国城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会推动区域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乡村指向型”第二住宅及其发展带来的正面社会经济效应表现在：（1）第二住宅主为了便利势必会购买一定数量的当地物品，从而刺激了第二住宅所在郊区或乡村地域的市场贸易，为当地带来了相当可观的商业利润。当然，购买品种是与当地服务中心的等级有着密切联系的，从这个角度而言，第二住宅的发展也会使当地服务的质量、规模和等级逐步提高。（2 ）第二住宅所引发的季节性郊区化也是对城市人群、交通和服务集聚状况的一种疏散，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对城市的压力。（3）郊区第二住宅的发展及其向乡村地区的渗入， 从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上分析，将城市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先进的技术与信息向城郊和乡村地区传播；从城乡的地域实体看，使城乡之间的界线更加模糊、城乡更加难以区分。因而它推动了我国城乡一体化战略的实施，是对城乡一体化战略可操作性和运作模式的有益尝试。
中国第二住宅的发展规模尚未达到足以引起一系列负面效应的程度，这些负面效应在一些发达国家中早已司空见惯，包括：（1 ）第二住宅人口的增加造成与当地公共设施利用矛盾激烈；（2 ）季节性的规模集聚使辅助设施的花费仅仅迎合特定季节（夏季）高峰期的要求而造成的弊端；（3 ）第二住宅因素引起土地价格和房屋价格上涨到超常程度；（4）第二住宅的规模严重破坏了当地的居住景观。当然， 也不能完全忽视第二住宅所引发的负面效应，如上述四点中的后两点在当前中国已有初步表现，尤其是城郊区第二住宅的开发以低层、别墅式住宅为主，造成了土地资源的不集约利用，明显与中国国情不符。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城镇指向型第二住宅的存在，作为中国传统的“离土不离乡”城市化方针的产物之一，其亦工亦农的生产方式导致了粗放型的农业生产。在当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期间，显然有些不合时宜。但从整体上分析，笔者以为目前中国第二住宅所引发的正面效应要超出其负面效应。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对第二住宅的发展应引起足够重视，注意勿使贫富差距拉得太大，坚决避免其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
5 中国第二住宅的规划特征展望
随着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大城市郊区化的进展，未来第二住宅在数量上会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从而使其所在的城郊、小城镇和乡村地区面临挑战。未来第二住宅发展所带来效应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的规划特征和政府及规划部门的调控。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对未来第二住宅的规划特征作出展望：
a.在中国第二住宅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在第二住宅度假和休憩对人们的重要性将有所增加。在交通条件不断改善的情况下，第二住宅与第一住宅、工作单位之间的距离对人们来说已不再是难题，相应地会使他们在第二住宅居住的时间增多。人们更拥有充足时间往来于第一、二住宅和单位之间，从而使第一住宅和第二住宅在居住时间长短上的差距逐渐缩小。这种缩小的趋势还将继续下去。这时位于乡村和城郊的第二住宅已不是一种被孤立看待的现象，它应该被视为城市高度专业生态扩展区，是城市生活的一部分。这时第二住宅应被看作是城市区域经济的组成部分和城市体系的一部分。
b.发达国家第二住宅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就是缘于第二住宅在乡村的规模集聚，从而引起一系列经济、环境、生态和社会问题。所以中国未来第二住宅的规划工作要遵循“适度分散”的原则，有效地引导新住宅建筑向非第二住宅区集中。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乡村和城郊第二住宅发展的规模越大，它与城市的生活环境也越接近，从而就丧失了“第二住宅”的内涵和意义。衡量一定区域第二住宅数量是否适度需要设置一定的指标，指标的确定既要从区域现状经济实力出发，又要了解公众的意愿，综合各方面的因素而定。如在斯堪的纳维亚和英国的第二住宅高密度区，地方法规已经直接介入解决这些问题，人们普遍赞同的是在当地住房中第二住宅比例不超过20%，而且这类住宅应集中于专门的假期村庄[1]。
c.相当一部分第二住宅是由现存的其他建筑转化而来。这些建筑主要来源于出售的住宅、阁楼、办公楼等，因而规划部门有必要对这些能转化为第二住宅的常见建筑种类加以控制，既包括对转化过程的控制，也包括这类建筑建造的地点、数量等的控制。
d.与保护性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集镇规划的协调。在美国、瑞典、英国等国，第二住宅问题已引起足够重视，一些国家的规划部门还对第二住宅的发展形式制定了相应保护性规划制度。如在欧洲第二住宅比例最高的国家瑞典，已经禁止在距海300m以内和森林线以上新建住宅。
第二住宅的区位选择有向历史人文景观和独特的自然景观处集聚的趋向，而在这些地段建造大规模的现代住宅群显然破坏了景观的完整性并可能引起历史文化景观时序合理性的混乱。所以第二住宅规划要与历史人文景观和一些自然景观的保护性规划相符。第二住宅的规划还需处理好与农田保护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中国各地推行的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方案的背景下，就更显示出其意义。因而第二住宅规划要与乡村或城郊区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协调，要与集镇规划和乡（镇）域规划相吻合。
收稿日期：1999－06－02；修订日期：1999－0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