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国家不平等和二次分配的原因——基于福利国家分配系统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福利论文,分配论文,国家论文,不平等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4)11-0075-10 一、引言 在20世纪50年代福利国家发展初期，左翼学者持冷眼旁观之态，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只是资产阶级的惺惺之态。新马克思主义者就对福利国家的蓬勃发展泼了盆冷水：为什么以剥削工人阶级为本质的资本主义国家，要通过扩大二次分配的社会政策来发展福利国家？[1]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只是资产阶级为了更大程度地剥削剩余价值而采取的缓兵之计。这和工业革命时期资本家的行为并无两样。马克思就认为，对于为维持工人的肉体生存并延续其种族所需的生活资料方面的缺额，他们则根据济贫法用救济金来填补，[2](P65)并且这种方式并不比直接地剥削和压迫更高尚，因为“这是把雇佣工人变成奴隶，把莎士比亚笔下的骄傲的自耕农变成贫民的一种高明手法”。[2](P65)同样地，在福利国家发展阶段，确保了劳动力的基本权益，资本家才能使劳动力更有效率地工作，从而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 类似地，权力资源理论以劳资双方的权力资源冲突为切入口，研究福利国家发展的差异。考皮认为，一个福利国家分配系统中二次分配的程度，主要取决于两种权力，即资方的资本控制权和劳方的人力资本控制权。[1][3]一国福利供给和二次分配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哪一方掌握了更多的权力资源。在北欧，后者所控制的权力资源相对更高，对资方形成某种制衡，所以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分配系统就相对发达；而英美等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国家，或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国家，前者的权力资源禀赋相对更高，而工会势力相对较弱，从而使其分配系统的二次分配能力相对低于协调性市场经济制度国家。 这里的问题在于，不可避免的阶级冲突，导致福利国家劳资双方权力资源的重组，从而使得分配系统的二次分配能力增强，阶级冲突因此得以缓和；但不断增强的二次分配以及不断扩张的福利供给，必然会引起劳资双方权力资源新的不平衡，从而再次引发更为强烈的阶级冲突。所以，缓和阶级冲突的解药却最终成为引发阶级冲突的导火索。 对于以上福利国家改革中阶级和分配之间的悖论，我们应当如何回答？其关键在于理解福利国家改革中出现的不平等和二次分配差异。 二、不平等和二次分配 若论及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福利国家包括两个基本系统，即生产系统和分配系统。福利国家生产系统具有商品性和市场性特征，因而在其生产系统内在的市场化驱动下，资本积累发生不平衡，财富聚集开始差异化，社会不平等开始形成。政府通过分配系统对社会不平等进行调整，从而确保社会的基本公平。那么，什么是福利国家的分配系统？ 福利国家的分配系统，就是对资源、产品和财富进行再次分配的平台。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如霍布斯所言，人与人为了避免战争状态，逐渐形成契约关系。[4]然而，这种契约关系，在洛克看来，只是为了保存人的基本权利。[5](P159)这种关系相对平等，没有谁具有天然资格作为分配主体。这就需要一个“利维坦”来对生产、资源和财富进行分配。政府担当此任具有天然优势。 因此，福利国家分配系统中，政府是主体，资源、产品和财富是客体，分配是方式，其原因是福利国家生产系统所产生的财富不平等和社会不公正，目的是以强制手段对此进行调整。因此，分配系统也被称为二次分配过程。 本文主要对福利国家分配系统产生的原因即不平等进行深入探究。 分配系统进行再分配机制的原因是资源和财富的不均、社会的不公，甚或是人类的不平等。倘若我们进一步追问，这些不平等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只有弄清了这个问题，才能溯清分配系统的二次分配机制产生的根源。 卢梭对于这个问题的洞见，是无法超越的。卢梭认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是私有制。在霍布斯、洛克等人看来，契约的产生使人类从个体状态进入了社会状态，它使人们按规约办事而不逾矩，事实上有助于私有制的形成和完善。正因为它保存了人的自然权利，同时又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权利，因此，在洛克看来，自然权利和社会权利之间，通过契约的建立而形成的私有制所搭建的桥梁，形成了完美的兼容。卢梭对此观点不以为然。他认为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全不相容且对立，否定用自然权利为社会组织所形成的所有制形式尤其是私有制进行辩护，否认私有制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之上。[6](P35)他称“这种契约是骗人的契约”，[6](P45)是引向专制的契约，是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契约，“你们需要我，因为我富而你穷；因此我们互相商定：我允许你们荣幸地为我服务，而你们则把你们所剩下的不多的东西交给我，作为我对你们的指挥劳动的报酬”。[7](P234) 但是，卢梭似乎不否定不平等产生所具有的进步性，因为从自然未开化的平等状态到进化了的不平等社会，这体现了人不同于动物的特点，即“完善和往前发展的能力”。[8](P40)然而，恩格斯用他惯用的辩证法评价道：“这种进步包含着对抗，它同时又是退步”。[8](P40)“后来的一切进步只是个人完善化方向上的表面的进步，而实际上它们引向人类的没落”，[9](P120－121)因为，“由于私有制的确立而出现了贫困和奴隶”。[9](P120－121)这种不平等发展到专制君主制度从而达到极致，“当其被驱逐时……不平等又重新转变为平等”。[9](P146)而这种平等，需要一种全新的契约来做保障，这就是卢梭《社会契约论》中的构想。 因此，在卢梭看来，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就是私有制。他对古典契约论的批判，对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相容性的批判，构成了他对人类不平等起源的批判的理论基础。 卢梭的不平等起源的分析，切中了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要害。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社会不平等的表现形式也多样化起来，而产生这些多样化不平等的原因，也是多样的。如果说20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促生了凯恩斯主义和费边主义等一系列强国家而小市场的思潮的出现，那么战后福利国家的兴起，则是资本主义为了解决社会持续不平等带来的矛盾所作的应对。但是，福利国家发展初期的特征是生产系统的去商品化和分配系统政府调配能力的扩张。由于生产系统的去商品化措施和其商品性、市场性的本质属性相背离，加之20世纪70年代以来外部压力的变化，导致福利国家的生产系统开始了再商品化(re-commodification)的过程。这反倒促发福利国家分配系统发挥愈加重要的功能。那么，20世纪8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的不平等又有哪些新的发展？这些现象又和福利国家分配系统中的二次分配有什么关联呢？ 对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的不平等和二次分配关系的问题，核心集中在一点：福利国家产生不平等进而导致分配系统进行二次分配的根源是什么？ 事实上，顾名思义，二次分配是根据初次分配所做的再调整。逻辑上，势必是初次分配不到位，才需要二次分配。假若初次分配能够完全解决分配问题，那么二次分配也就需要终结其历史使命了。换言之，生产系统过程中初次分配出现问题，才导致了分配系统的二次分配的出现和强化。我们知道，生产系统本身具有商品性和市场性，因而其首要功能是按照市场的逻辑进行生产，而非进行分配①。只是说，由于生产本身和分配无法完全割裂，因而生产系统带有一定的分配功能，如企业的社会保障供给。如果雇主或资本家能够完美地做好对劳动力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供给，从而把生产系统的分配功能最大化，则无需分配系统。然而，正是由于不断发展的生产系统所生发出的多样性市场经济制度，对雇主形成了不同的福利供给激励。这种激励差异造成的初次分配结果的差异，也就必然导致分配系统功能的不断强化。那么，哪些因素成为促发市场不平等进而导致二次分配机制启动的重要变量呢？ 1.中间选民 早在20世纪80年代，阿兰·梅策尔和斯科特·理查德(Allan Melzter and Scott Richard)就提出了“中间选民”理论(Median Voter Theory)。[10]针对市场不平等和二次分配的问题，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市场分配过程中收入不平等会扩大，而收入本身会产生更多的收入再分配政策，从而加大二次分配的力度。具体而言，梅策尔和理查德认为，市场不平等会导致均值和中位数之间的差异扩大。中位数约低于均值(实际指穷人越多)，这些穷人就会从政府再分配中获得更大的收益，因为其所得超出了其所缴纳的税。所以，市场不平等就会引发更好的二次分配政策。 2.权力资源 “中间选民”理论实际上证明了福利国家生产系统市场化的内在要求促发的不平等，会产生一个重新调适的分配系统，以平衡生产系统所产生的不平等。但是，权力资源理论(Power Resources Theory)对市场不平等自动产生二次分配的说法并不赞同。 莱斯利·麦考和莱恩·肯沃斯(Leslie McCall and Lane Kenworthy)对1980—1990年8个国家的定量分析证明，中间选民假设的说法并不存在。[11]换言之，单单依靠市场的自我调节和分配是不行的，而且市场本身的调节也不会产生更大程度的二次分配政策。权力资源理论认为，强大工会和中左政府联盟才有可能使得收入分配更平等并实施更高程度的二次分配政策。埃斯平-安德森用他的“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和“去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指标聚合出社会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类型具有这样的特点。[12] 考皮(Korpi)以及莎勒夫(Shalev)、史蒂芬(Stephens)等人也对此进行了论证①。他们把权力资源理论和“中间选民”理论综合起来，用工会、低收入工人动员(阶级动员)和选民投票率等变量，来分析不平等和二次分配之间的关系。选民投票率越高，工会越强，低收入工人动员越广泛，则对不平等的回应性越强，再分配力度也越大。也就是说，权力资源理论认为，比起市场的自发机制，政治性因素如工会、阶级动员和选民投票率，才是导致市场不平等从而引发分配系统扩张和发挥二次分配功能的根本原因。 莱恩·肯沃斯和乔纳斯·庞图森(Lane Kenworthy and Jonas Pontusson)对选民参选率(voter turnout)如何影响市场不平等和二次分配进行了研究。他们研究两个核心问题：一是探讨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的不平等和再分配之间的关系；二是为什么有的福利国家对市场不平等的回应性更大？[13] 针对第一个问题，肯沃斯和庞图森从三方面进行了解释。 第一，就业状况和低收入家庭状况的关系。就业状况好的国家，低收入家庭比高收入家庭更加受惠；就业状况差的国家，低收入家庭受到的不利影响更大。因此，就业率实际上对市场平等和二次分配有一定的帮助作用。对此，他们进行了定量的验证。结果显示，就业率和市场收入不平等程度呈反比，也就是说，就业率越高的国家其市场收入就相对平等些。由此验证了其结论的正确性。 第二，市场不平等和二次分配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福利国家的二次分配力度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增加了，因为社会福利项目要更大程度地补偿市场不平等的增加。而市场不平等的程度和二次分配程度，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对此观点，庞图森通过研究收入不平等和二次分配的关系给予了支持。在谈到福利国家、二次分配和贫困之间的关系时，他通过定量分析得出结论，福利国家越大，家庭收入差别就越小；而收入越不平等，则国家的二次分配力度越大。[14]换言之，收入不平等和二次分配成正比。 第三，政治投票和市场不平等、再分配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市场不平等和二次分配程度的正相关性，并不是由于中间选民的偏好(中间选民模型)造成的对政府二次分配政策进行回应的一种压力，而是一种“自动补偿”效应。[13]换言之，中间选民的偏好和政府进行二次分配的力度之间，没有太强的关联性。 针对第二个问题，考皮和庞图森也从三个角度进行了解释。考皮曾言，选民参与率可以被视为测量工会能力和左派劳动党对劳动力进行政治动员的重要指标。[15]故此，他们选用选民参与率作为研究的自变量。通过研究，他们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选民参与率(voter turnout)越高，对市场不平等扩大的回应就越强，因为高选民参与率使得参选的政治家们不得不作出制度性的政策承诺。 第二，选民参与率和市场不平等，分别都是影响再分配的自变量，并且根据回归分析，选民参与率和市场不平等与二次分配呈正相关关系。选民参与率越高，市场越不平等，二次分配程度越高。 第三，就方法论而言，对“中间选民”理论即梅策尔-理查德模型(Meltzer-Richard model)，肯沃斯和庞图森把它和权力资源理论进行综合，并认为中间选民理论有助于理解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使工会、左派政党，以及阶级动员参与到二次分配中来。 乔纳斯·庞图森和戴维·鲁达(Jonas Pontusson and David Rueda)对发达国家的左派政党和选民流动性问题导致的不平等进行研究。[16]在方法上，这项研究继承了肯沃斯和庞图森对权力资源理论和中间选民理论的调和，因而这可以看做是肯沃斯和庞图森对市场不平等和二次分配问题研究的继续。他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有的国家的左派政党在市场不平等扩大后不作为，而有的国家的左派政党则有显著作为？经研究，他们认为，这种差异，是由对低收入投票者的政治动员差异造成的。当福利国家生产系统的商品性和市场性造成了市场的不平等后，它通常会对政治产生两方面的影响：第一，市场的不平等加剧了不同阶层间的对抗程度，从而使得左派政党在政纲上更加“左倾”。第二，即使左派政党变得更加“左倾”，迎合了更多中低阶层的欢迎，也未必赢得选举，因为市场的不平等也有可能造成选民的政治冷漠。故此，只有当低收入投票者被政治动员起来，左派政党才有可能赢得选举，从而对初次分配不平等采取有力的二次分配举措。[16] 3.制度 对于“中间选民”理论和权力资源理论的解释，仍有不少学者不以为然。他们既不相信市场能够自发产生二次分配的机制，也不相信政治因素的变量如选民参与度、选民动员程度或工会，就能够决定分配系统的功能和二次分配的机制。有学者更加偏好于制度的解释路径，并用“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和政治制度的框架来解释市场不平等和二次分配的问题。 托本·艾佛森和戴维·索斯吉斯(Torben Iversen and David Soskice)对生产系统和分配系统的关联性进行了深入研究，核心就是探讨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关系的问题。他们认为，初次分配的平等程度和二次分配具有正相关性。换言之，福利国家在生产系统的表现越平等，则分配系统的功能越强大。这一结论建立在其对OECD主要国家相关指数的比较和统计的基础上。经研究发现，初次分配越平等的国家，其二次分配的成果也越显著。这些国家多半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部分欧洲大陆国家，而这两个地区国家均属于协调式市场经济国家。[17] 故此，艾佛森和索斯吉斯认为，影响福利国家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关系的首要原因，是不同的市场经济制度。[17]比起自由市场经济制度(LME)，协调性市场经济制度(CME)对初次分配的平等性作用更大，更有利于生产系统的分配功能发挥。原因是后者所提供的制度环境有利于专业技术类型(specific skill)的产生和发展，导致专业技术劳动力的增加，这间接地强化了中间选民的作用，因为中间选民的中坚力量正是专业技术类型的劳动力，从而使得中间选民对选举结果有了更大的影响力，这些专业技术劳动力的福利呼声可以通过选举给政治家施压，从而使得政治家上台后不得不加大二次分配的力度，以保障这些由专业技术劳动力组成的中间选民的福利。此外，协调性市场经济制度加强了福利保险的商业支持，即雇主会支持福利并有动力提高具体技术工人保险，从而更有利于初次分配的平等，进而保障社会的相对平等。 他们运用相关数据对此结论进行论证。职业培训强度是“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中衡量不同市场经济制度差异的重要指标。通常自由市场经济国家的职业培训强度弱于协调性市场经济国家，因为前者的主要劳动力技能类型属于通用技术(general skill)，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流动性比较强，因此职业培训的需求较低。定量研究证明职业培训强度较高的协调性市场经济国家，其贫困降低比率也比较高。以此推之，协调性市场经济国家更有利于二次分配的进行，从而从职业培训的角度证明了他们的观点。 简言之，协调性市场经济制度有利于保护具体技术工人的生存和发展，以初次分配的平等带动二次分配的平等。一方面给予雇主有效激励来通过生产系统促进初次分配；另一方面，通过中间选民的力量施压于政治家，通过选举来确保分配系统的二次分配的力度。 艾佛森和索斯吉斯还认为，影响福利国家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关系的另一个原因，是选举制度。相比于选举制度中实行多数制(majoritarian system)的国家，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有利于初次分配的公平性和二次分配。[17]有几个原因：一是因为比例代表制有利于中左联盟政党的上台执政，[17]而左派政党向来是更加强调加税和提高社会福利的二次分配来维护社会平等的。二是比例代表制和协调性市场经济制度之间也具有正相关性。[17]他们认为，收入更平等和二次分配程度更高的经济体，在工业化和实现普选之前，相比那些相对不那么平等和二次分配较少的经济体，以更加协调性的方式运转。甚至在民主化之前，这些协调性市场经济制度国家的代表制度和现在的比例代表制差别就已经不太大了，这使得协调性市场经济和比例代表制的组合制度化了。图1反映了比例代表制选举制度(横轴)和市场经济制度协调性(纵轴)之间的关联，其中包括法国和意大利这样被“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视为混合型市场经济体的国家。由图可知，比例代表制程度越高的国家，其非市场化手段的协调程度越高，即其越偏向于协调性市场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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