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贡献论文,模式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544(2003)02-0009-06
提起现代化，人们总以为是西方先提出的。其实，它是中国人最先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1937年7月，《申报月刊》为纪念创刊周年，发行大特号《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共发表26篇文章，重点讨论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是什么，实现中国现代化需要几个先决条件；二是中国现代化的方式是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还是个人主义的，是由国外投资促成还是靠国民资本建成，以及各自的步骤。虽然论议五花八门，但有一点是共识，那就是中国要自立于世界，必须富强繁荣，而这唯一的方向，就是实现现代化。而在国际上，现代化的流行则是20世纪60年代欧、美、日学者在日本召开的箱根会议之后。
毛泽东在继承前人关于现代化的成果的基础上，对现代化做了探索，丰富和发展了前人关于现代化的思想。这表现在：第一，他提出了现代化的具体内容，即现代化包括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第二，他提出了中国的现代化不是西方化，也不是苏联化，而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第三，他提出了现代化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并提出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下面着重论述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贡献。
1.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由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不能由别的阶级及其政党来领导。
关于领导权的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来领导，而不能由资产阶级领导，[1](P645)并对革命后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及其巩固进行了预言和设想。[2](P1431-1432)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直接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领导。在1954年9月第一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他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3](P350)1957年，针对社会上某些人否认党的领导的思潮，他又严肃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4](P303)1962年，他在《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我们的口号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怎样实行领导呢？经过共产党来领导。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5](P297)他还说：“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5](P305)在毛泽东看来，只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夺取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才能夺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胜利，一切怀疑、否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的言行都是错误的。可以说，坚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权，是毛泽东中国式现代化思想的根本之处。
2.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
毛泽东认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因为社会主义制度要比旧时代的社会制度优越得多，它能够使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他说：“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哪里去？……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甚至连国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了。”[4](P214)1957年，毛泽东又针对有些人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怀疑甚至否定态度，指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4](P303)。
中国现代化走什么道路，不仅毛泽东时代存在，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同样存在。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中，针对社会上否认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潮，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四项基本原则之一。他认为，只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取得现代化的胜利。他说：“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6](P331)
3.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如何处理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建设和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有精辟的论断，也有惨重的失误。
早在建国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指出我们工作的重点要由农村转向城市，要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城市工作中要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这一年的6月，他在和朱德等人联名写给张澜的信中明确指出：“今后工作的重点在于建设，亟盼各方友好共同努力。”在1955年全国党代表会议上，他又说：“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3](P395)在1956年1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他又十分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3](P1)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他同意党的八大提出的“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提法。八大后不久，他在一次党员干部会议上说：“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4](P289)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他说：“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现在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4](P216)他还说：“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他在反右扩大化之后不久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也指出：从今年起，“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4](P315)。在大跃进高潮的1958年成都会议和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同样提出要搞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1963年12月，他在听取聂荣臻关于十年科学规划的汇报时指出：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
我们不厌其烦地引用毛泽东的话，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毛泽东在理论上是重视经济建设的，是重视发展生产力的。那种认为毛泽东从来不重视经济建设、不重视发展生产力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
理论上重视发展生产力，并不等于实践上解决了重视发展生产力。从理论到实践，其中有许多过渡环节。正是在过渡环节，毛泽东在处理经济建设和阶级斗争关系上出现了失误，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在经济建设和阶级斗争孰重孰轻上，毛泽东在1956年时认为要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但转变的决心不坚定，因而当阶级斗争形势发生新的变化时，由于对新形势估计错误，把阶级斗争的形势看得越来越严重。
2)在处理现代化建设中客观规律和主观能动性的关系上，他违背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必须遵循客观规律这一客观规律，没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而是头脑发热，盲目蛮干。
3)在现代上建设的方法上，毛泽东开始认为要依靠科学技术，但当阶级斗争出现新的形势后，又受过去阶级斗争、群众运动的思维模式的支配，重新回到抓阶级斗争和搞群众运动的轨道。
这些情况说明，即使从理论上懂得搞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要在实践上真正落实，求得好的效果，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一再强调要狠抓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8](P249)
4.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坚持工农业并举，不能重工轻农。
这是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问题，实质上是生产资料生产同消费资料生产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战略性比例问题，是国民经济中重要的产业结构问题。毛泽东根据苏联的教训，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4](P24)他认为，在以重工业为中心进行经济建设时，一定要更多更好地发展农业、轻工业，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改善人民生活，增加资金积累，更好地发展重工业。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他把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作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提到全党全国人民面前。[4](P241)在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总结“大跃进”以来的教训时，他提出安排国民经济一定要以农、轻、重为序。[5](P78)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也指出：“我们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5](P123)在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后，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从毛泽东对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关系的一系列论述中可以看出三者关系变化的脉络：从以重、轻、农为序到以农、轻、重为序，从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到“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总方针。这种变化，反映了毛泽东对这个重大比例关系的认识逐步深化和安排日益科学。但是，由于“左”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干扰，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在实践中并未很好落实。
改革开始后，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对重、轻、农三者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产业结构的调整也不断升级。邓小平根据“文革”及之前的工业和农业之间，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以及农、林、牧、副、渔之间比例失调的情况，十分重视综合平衡，协调发展，并提出“以重点发展带动全局全面发展”的思想。他把农业、工业中的能源交通以及教育科技作为战略重点产业，集中力量，大力发展。江泽民同志又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提出要处理好一、二、三产业的关系，指出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基础薄弱，要大力加强；作为第二产业的工业素质不高，要调整提高；作为第三产业的服务业，要积极发展。尽管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但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其地位始终未变。这说明农业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处于多么重要的地位。
5.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不能顾此失彼。
关于地区经济的布局问题，主要是沿海工业同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由于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工业的布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布局。过去，我们工业的70%主要分布在沿海的辽宁、河北、山东、北京、天津、河南东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区，而广大内地只占30%，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更少。因此，沿海工业同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是经济较发达地区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是汉民族地区同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大局的十分重要的问题。
在20世纪50年代初，由于朝鲜在打仗，海峡两岸处于对立状态，国际形势也很紧张，这势必影响沿海工业的发展。朝鲜战争结束后，毛泽东估计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他提出，要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的老底子，使我们更有力量来支援和发展内地工业。
进入60年代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急剧变化，美国发动了侵越战争，中苏关系恶化，海峡形势又趋紧张。如何加快内地的发展，既是国防安全问题，也是地区经济布局问题。1964年初，毛泽东指出，要好好研究、学习苏联的经验，他们一不准备工事，二不准备敌人的进攻，三不准备搬家，我们要吸取这个教训。他根据我国各地战略地位不同，将其划分为一、二、三线，提出“搞好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地区的建设”的战略决策。从1964年到毛泽东去世，我们在内地腹心地带进行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一大批各具特色的工业基地和新兴城市拔地而起，这大大改善了我国地区经济布局不合理的状况，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带动了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当然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如三线工厂的后勤保障问题等等。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根据和平与发展这一新的时代特点，对三线建设作了一些调整，但是，重视内地经济发展的思想没有变。他提出的两个大局的思想说明了这点。[6](P277-278)在世纪之交，江泽民多次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
从毛泽东的三线建设，到邓小平的两个大局，再到江泽民的西部大开发，反映了党的三代领导人对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化，不断跨上新的高度。
6.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在大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加强国防建设，不顾此失彼。
国防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加强国防建设是国防现代化的需要，也是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保证。因此，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大力加强国防建设。毛泽东指出，为了保卫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我们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建立现代化的国防，不仅要有更多更好的常规武器，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4](P27)。
但是，加强国防建设，并不是说一定要大量增加军政费用。在国际形势趋于缓和的条件下，加强国防建设的“可靠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4](P27)。正是毛泽东的这个思想，使我国的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处理得比较好。
党的二、三代领导人同样重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邓小平从新的国际形势出发，高瞻远瞩地提出国防建设必须转变指导方针，由立足临战状态转到和平时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上来。江泽民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一文中，把这个关系作为其中的一个重大关系专门论述。[10](P1474)这些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7.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调动中央和地方、企业和生产者两个积极性，不能只靠一个积极性。
现代化建设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仅靠哪一方面的努力是不好的，必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毛泽东特别强调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以及企业和生产者的积极性。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工业和农业关系之外的重要关系。这个关系，一方面是经济关系，这属于生产关系；另一方面涉及行政管理，属于上层建筑范围。鉴于苏联权力过分集中中央，地方权力卡得死而造成的弊端以及我们照搬苏联模式造成权力集中的现象，毛泽东认为，像中国这样幅员大、人口多、情况复杂的国家，“应该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这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利。[4](P31)
在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既要反对过分集权，也要防止过分分散。毛泽东在回顾我党历史时说，“我们曾经有很集中的时期，那就是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也曾经有很分散的时期，不应当分散的也分散了，那就是第二次王明路线时期”[4](P52)；而现在的情况是过分集中，地方独立性很少，几十只手伸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
我国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集权和分散的问题都出现过，但毛泽东认为，中央管得多，管得死，是我国管理体制中的主要倾向，这不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他主张既统一，又分散：在全国统一计划下，各省可以各搞一套。
与发挥地方积极性相联系，毛泽东还强调发挥企业和生产者的积极性。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他指出：“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4](P29)在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他把扩大企业自主权看成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主要内容，认为企业应有独立性。他把企业独立性称为“公开的、合法的‘半独立王国’”，认为企业如果“没有一点自主权了，那事情也很难办”。[4](P53)他主张：“中央部门管的和地方各级管的企业，都在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具有一定的自治权。有没有这种自治权，对促进生产的发展，还是阻碍生产的发展，关系很大。”[5](P138)与此同时，他指出国家、企业、合作社在提倡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同时，要关心生产者的利益，增加他们的收入，改善他们的生活，从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毛泽东关于调动中央和地方、企业和生产者积极性的思想，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关于改革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下放权力的思想，关于关心人民疾苦、倾听群众呼声的等等思想，都是为了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江泽民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中讲的十二个关系，其中第八和第十个关系分别讲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关系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以便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8.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实行民主管理，不能搞“一长制”。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除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着力发展生产力外，还必须便生产关系的变化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在生产关系内部，所有制在一定时期内是相对稳定的，而生产关系中人与人的关系则是不断变化的。毛泽东认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制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制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
对如何改善人与人的关系以促进生产的发展，毛泽东进行了探索，并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1958年1月，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指出，“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气”[4](P355)，要在全社会形成“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的良好风气。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提出“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生产管理”，批评摆架子、摆资格的官气“是一种最低级的趣味”。[4](P378)根据他的建议，这次会议通过了干部参加劳动的决定。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他进一步强调建立平等关系、改善企业管理的问题，提出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思想。[5](P135)1960年初，毛泽东在《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针对一些人主张“一长制”，进一步提出了“两参一改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所谓“两参”，就是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生产管理；“一改”，就是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就是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者相结合。
“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基本精神是，在社会主义企业中，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都是企业的主人，其基本目的是推动企业生产的发展。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对于打掉官气以密切同工人的关系，对于熟悉生产以利于指挥，对于发挥集体智慧以搞好管理，都是很重要的。工人参加管理，体现了工人当家作主的权利，体现了社会主义企业的民主精神，有利于调动广大工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改革不合理的、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旧的规章制度，建立适应生产发展的新的规章制度，是现代化企业所必不可少的。“三结合”则要求在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中贯彻群众路线，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发挥各自的长处，形成整体优势，推动企业发展。
“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办法，对于增强各方人员的主人地位，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对于管理现代企业来说，这还是很不完备的。改革开放后，为适应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我们于1984年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又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两个决定，特别是后一个决定，对现代化企业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江泽民在十五报告中，又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作了新概括。至此，我国企业现代化管理体制初步形成。
上述关于毛泽东现代化思考的几个方面，有的是不同于西方现代化之处，有的是不同于苏联现代化之处，这样综合起来，就形成了毛泽东的中国式的现代化模式。虽然这个模式还不完备，但却为此后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打下了基础。这是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化作出的重大贡献。
收稿日期：2002-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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