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名号与汉魏时期“皇帝”含义的重构——观念史视野下的“皇帝”“太上皇”与“太上皇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皇帝论文,太上皇论文,汉魏论文,名号论文,重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16)01-0022-11 一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综述 政治名号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其本身承载有申明王朝正统性和寄托美好寓意等功用，故而受到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的重视。相对于其他政治制度的研究而言，学界对政治名号的关注稍显不足，已有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国号、年号等内容。以本文研究的“皇帝”号为例，虽然近代以来的学者很早也都注意到“皇帝”名号的开创性及其价值①，但遗憾的是，多数学者对“皇帝”号的研究未能脱离专制君主论范畴，因而也就没有充分留意到“皇帝”号本身的特殊含义及其在后世的演变②。 对“皇帝”名号关注的不足，其来有自。原因之一，即是在皇帝制度不断成熟的同时，人们对“皇帝”形象的认识也逐渐固定化，尤其是唐宋以后，人们甚至忽视了“皇帝”名号早期所具有的丰富内涵，而倾向于将“皇帝”名号视为一个一成不变的身份标识③。 本文意在指出，作为一个政治名号，“皇帝”含义并非一成不变，经过了汉代对于“皇帝”号含义的重构，魏晋以后人们对“皇”“帝”号以及皇帝形象的理解，与秦汉之际“皇帝”号初成立时的含义已经大不相同。自秦始皇议定“皇帝”号开始，整个汉魏六朝时期人们对“皇帝”名号的不断解释，都能体现出特定历史时期人们对皇权政治制度的一种观念性折射。“皇帝”含义的理解差异，或者说人们对“皇帝”赋予不同的学理层面的阐释，既有现实政治的需要，也体现了学者理想的寄托，还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士人匡正皇权的政治愿望。换句话说，基于观念变化来研究“皇帝”名号，才不至于将活的名号视为死的符号。这对于我们理解汉魏六朝时期皇权政治制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现实政治中，汉魏六朝时期的政治人物或用“皇帝”名号粉饰自身的政治行为，或为自身权力的合法性提供理论依据。对“皇帝”名号的深入研究，也可以帮助我们对汉魏六朝时期的政治史，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解。 对“皇帝”名号研究具有开创性贡献者，当推日本史家西嵨定生《皇帝支配の成立》④一文。西嵨定生此文在研究皇帝制度建立的同时，对皇帝的“名号”和“观念”也给予了特别重视，但是他并未强调从“名号”和观念史的角度去审视皇帝名号，而仍是将其纳入到皇帝统治体系中看待，因而，此文未曾提及皇帝名号本身含义的变化及其原因⑤。西嵨定生的观点发表之后，即有学者对其进行批评⑥，但是西嵨氏提出的问题，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日本学界以外，直接讨论“皇帝”名号者，有甘怀真《中国古代皇帝号与日本天皇号》一文⑦。但甘文重在探究中国古代名号观念以及中国古代皇帝号与日本天皇号所体现的两国名号区别等问题，受篇幅所限，该文对于汉代皇帝号的重构问题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尚有可讨论的空间。 本文从曹魏对“孝献皇帝”以及北魏对“太上皇帝”这两场与“皇帝”名号相关的讨论入手，从观念史的角度，尝试说明中古时期人们对“皇帝”名号的理解大不同于秦汉之际“皇帝”名号创立时的初始含义。这种巨大的观念差异，一方面来源于后世学者和政治人物在谶纬思想和“三皇五帝”史统下对“皇帝”名号含义进行的重构；另一方面也与汉代由旁支入继大统的皇帝“尊父为皇”的历史事实有关。 二 “孝献皇帝”与“太上皇帝”：中古时期“皇帝”名号的多样性解读 魏明帝青龙二年(234年)，山阳公薨。此时距其以汉帝身份禅位于曹魏政权，已经过了近十五年。由于身份特殊，曹魏统治者对如何追谥这位往日的汉代皇帝，今日的山阳公，颇费思量，并有过正式的讨论。以王肃为代表的一部分官员建议“称皇以配其谥”。然而魏明帝并没有采纳王肃的意见，而是定山阳公谥为“汉孝献皇帝”。这段君臣间关于如何拟定山阳公谥号的讨论，见于陈寿的《三国志·王肃传》，其载： 青龙中，山阳公薨，汉主也。肃上疏曰：“昔唐禅虞，虞禅夏，皆终三年之丧，然后践天子之尊。是以帝号无亏，君礼犹存。今山阳公承顺天命，允答民望，进禅大魏，退处宾位。公之奉魏，不敢不尽节。魏之待公，优崇而不臣。既至其薨，榇敛之制，舆徒之饰，皆同之于王者，是故远近归仁，以为盛美。且汉总帝皇之号，号曰皇帝。有别称帝，无别称皇，则皇是其差轻者也。故当高祖之时，土无二王，其父见在而使称皇，明非二王之嫌也。况今以赠终，可使称皇以配其谥。”明帝不从使称皇，乃追谥曰汉孝献皇帝⑧。 依奏疏，王肃以“皇”为山阳公谥号的理由有三：其一，依汉制，“有别称帝，无别称皇”，意即区别于其他身份，具有神圣唯一性的是“帝”，而“皇”则无此含义，因此“皇”号差轻于“帝”号。其二，汉高祖仅尊父为“太上皇”而非“皇帝”，是依“土无二王”之义，汉高祖为尚在人世的生父上尊号时尚且如此，那么为已故前朝之主定谥，自然也应选择比较轻的“皇”号为宜。其三，魏室对山阳公已有足够优待，所谓“公之奉魏，不敢不尽节。魏之待公，优崇而不臣。既至其薨，榇敛之制，舆徒之饰，皆同之于王者”，王肃认为魏室对山阳公的礼遇，已可使“远近归仁，以为盛美”，故不必再特别提高山阳公谥号的规格。根据这些理由，王肃选择了他认为相对较轻的“皇”号作为山阳公的谥号。 魏明帝不依王肃的意见，而是追谥山阳公为“汉孝献皇帝”，在谥号追赠上最大程度体现了曹魏政权对于汉帝的尊崇⑨。而这种尊崇的出发点未必与学理或旧制相关，更有可能是为了巩固和加深曹魏政权自身的正统性。曹氏获得皇帝名号是来自于汉帝的“禅让”，且曹魏政权将这次禅让渲染成了像尧舜禅让一样的圣王政治，如《三国志·明帝纪》裴松之注引《献帝传》记载，明帝下诏曰： 盖五帝之事尚矣，仲尼盛称尧、舜巍巍荡荡之功者，以为禅代乃大圣之懿事也。山阳公深识天禄永终之运，禅位文皇帝以顺天命。先帝命公行汉正朔，郊天祀祖以天子之礼，言事不称臣，此舜事尧之义也。昔放勋殂落，四海如丧考妣，遏密八音，明丧葬之礼同于王者也。今有司奏丧礼比诸侯王，此岂古之遗制而先帝之至意哉？今谥公汉孝献皇帝⑩。 在汉魏“禅让”的模式下，汉帝与魏帝被比作尧、舜，故其正统性也是一以贯之的。若仅追谥山阳公为“汉献皇”，则不仅难以体现新朝皇帝的气度，亦不利于自身正统性的树立和维护。从这种角度看，魏明帝的追谥实质上是一种政治姿态。钱大昭正是看清了这一点，故曰：“是时不遣司徒董昭、司空陈群自往山阳，而但以太常、大司农行，未免有名无实矣。”(11) 虽然汉献帝的谥号因魏明帝的皇帝权威而确定，但是关于“皇”“帝”含义的讨论却并未止息。如裴松之注引东晋孙盛之言曰：“化合神者曰皇，德合天者曰帝。是故三皇创号，五帝次之。然则皇之为称，妙于帝矣。肃谓为轻，不亦谬乎!”(12)可见孙盛对于“皇”“帝”含义的理解显然与王肃相反。无独有偶，曹魏时张晏早在孙盛之前就已经表达过类似的意见，其言曰：“五帝自以德不及三皇，故自去其皇号。三王又以德不及五帝，自损称王。秦自以德褒二行，故兼称之。”(13)这是以“德”为衡量标准，认为王不及帝，帝不及皇。与上述相类似的说法虽未系统地见于史籍记载，但毫无疑问在中古学者以及政治人物间，确实存在一种跳过汉代，直接以上古圣王形象来理解“皇帝”名号的认识。裴松之在注中对此问题进行了阐述，其言看似是调和二说，其实还是更倾向于王肃之说。裴注云： 臣松之以为上古谓皇皇后帝，次言三、五，先皇后帝，诚如盛言。然汉氏诸帝，虽尊父为皇，其实则贵而无位，高而无民，比之于帝，得不谓之轻乎!魏因汉礼，名号无改。孝献之崩，岂得远考古义？肃之所云，盖就汉制而为言耳。谓之为谬，乃是讥汉，非难肃也(14)。 裴松之认为上古圣王的形象确如孙盛所言，即“皇”号妙于“帝”号。然而汉制魏制则与上古时期“皇”“帝”内涵不同，不能以古义衡量今义。以此故，裴松之认为孙盛对王肃的责难，并没有抓住要害。 王、裴都注意到了汉高祖刘邦尊其父为“太上皇”这一汉故事，并以此为依据，对“皇帝”名号进行了理论阐释。王肃认为汉高祖之所以尊其父为“太上皇”，是考虑到了皇帝的神圣唯一性，故其说：“有别称帝，无别称皇，则皇是其差轻者也。故当高祖之时，土无二王，其父见在而使称皇，明非二王之嫌也。”裴松之虽然指出了“皇”具有“高”与“贵”的一面，但却“无位”“无民”，即没有实际的政治权力，因此他同王肃一样，也认为“皇”轻于“帝”。王、裴认为称“太上皇”是为了区别于“皇帝”号，具有一定道理，但是将这种区别引申为“皇”轻于“帝”，则值得商榷。此点留待下节详细论述。 无独有偶，北魏时期，另有一场与“皇帝”名号相关的讨论，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古时期人们对于“皇帝”名号理解的多样性。北魏皇兴五年(471年)八月，献文皇帝(显祖)拓跋弘禅位于其子拓跋宏(高祖孝文皇帝)。此时的拓跋弘并没有遵从汉故事，以“太上皇”为自己的称号，而是以北魏部分官员所创的新称号——“太上皇帝”(15)来作为自己的称号。提出“太上皇帝”这一称号的理由，见于《魏书·显祖纪》： 于是群公奏曰：“昔三皇之世，澹泊无为，故称皇。是以汉高祖既称皇帝，尊其父为太上皇，明不统天下。今皇帝幼冲，万机大政，犹宜陛下总之。谨上尊号太上皇帝。”乃从之。己酉，太上皇帝徙御崇光宫，采椽不斲，土阶而已。国之大事咸以闻(16)。 如果魏明帝尊山阳公为“汉孝献皇帝”是出于对曹魏正统性的维护的话，那么北魏这次“太上皇帝”号的议定，则与实际政治斗争密切相关。献文帝并非如史籍所载的“雅薄时务，常有遗世之心”(17)，否则他不会在禅位后长达五年的时间里坚持使“国之大事咸以闻”。虽然禅位时的献文帝只有十八岁，但是他与文明太后冯氏之间的政治斗争已经相当激烈，这场政治斗争贯穿着整个禅让事件的始终(18)。《魏书·天象志》的观点甚至以为献文帝的禅位是迫于太后(19)。 在这种政治形势下，“太上皇帝”称号的提出则不可能仅仅出于学理层面的考虑，而更多是为了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魏书》称此举是由“群公”议定的。“群公”毫无疑问是指献文帝的支持者，其提出“太上皇帝”称号的目的也很明显，即希望献文帝能够继续掌握朝政，防止大权因孝文帝年幼而落入文明太后手中。“太上皇帝”这一称号，正是为禅位以后的献文帝仍能掌握权力提供合法性。 回到北魏提出“太上皇帝”称号的奏疏，北魏“群公”先是说：“昔三皇之世，澹泊无为，故称皇。”其认为三皇之世“皇”的形象是淡泊无为、垂拱而治。而上古三皇的淡泊无为与汉高祖之父太公尊贵而又不统天下的身份相符，故汉高祖刘邦以“太上皇”作为其父的尊号。与“无为”的“皇”号相对，“帝”号则意味着“有为”“成功”，故北魏“群公”提出“太上皇帝”的称号，正是希望能为献文帝继续掌握朝权提供名号上的支持，使其在“皇帝幼冲”的情形下，仍能以“帝”的身份总揽“万机大政”。 北魏“群公”以“无为”“有为”对应“皇”“帝”的理解方式，与王、裴等人以“轻重”“有别无别”来区分“皇”“帝”的理解方式有明显不同。两场与“皇帝”名号相关的讨论，体现了中古时期人们对于“皇帝”名号理解的多样性。然而，无论是王肃的上疏还是裴松之的注，抑或是北魏“群公”的意见，都明显体现了他们对于“汉制”的参考——尤其是对于汉高祖尊太公为太上皇这一汉故事的参考。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古时期的学者或政治人物对汉制的讨论，与其说是叙述史实，不如说更多的是属于他们自己对汉制的理解和阐释。通过对汉初“太上皇”称号的含义进行考辨，我们会发现，汉代事实上的“皇帝”名号内涵，与中古时期人们的理解具有极大差异。 三 史实抑或理解：汉初“太上皇”号考辨 在“汉孝献皇帝”的谥号的讨论过程中，无论是王肃的上疏，还是裴松之作注时进行的申论，我们从中都可以清晰地看到“汉制”或“汉故事”对于中古时期政治讨论具有强烈的借鉴意义。从上节所提及的两场与“皇帝”名号相关的讨论中可以看到，虽然中古时期对于“皇帝”名号的理解不尽相同，而且学者或政治人物对“皇帝”名号进行诠释时也往往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古时期这些对“皇帝”名号的不同阐释是随心所欲的武断行为——因为这些诠释仍然必须建立在具有共识性的知识基础上，或者说，这些诠释需要具有共同的理解背景。汉高祖尊其父为“太上皇”这一汉故事，即是中古时期“皇帝”名号讨论中不可轻忽的背景因素。中古时期无论人们如何诠释和定义“皇帝”名号，都不能不对这一汉故事做出合理解释。因此，为了进一步弄清中古时期对“皇帝”名号的理解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有必要回头对汉初高祖尊太公为“太上皇”这一历史事件重新进行梳理与讨论。 汉高祖刘邦尊其父太公为“太上皇”的记载，最早见于《史记·高祖本纪》，为方便下文论述，兹将《史记》对此事的记载全文抄录如下： 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礼。太公家令说太公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高祖虽子，人主也；太公虽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则威重不行。”后高祖朝，太公拥篲，迎门却行。高祖大惊，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乱天下法!”于是高祖乃尊太公为太上皇。心善家令言，赐金五百斤(20)。 《史记·高祖本纪》此段叙述颇为混乱，当时刘邦尚且在世，《史记》却在对话中使用“高祖”称之，有欠妥当，《汉书》此处则用“皇帝”称之。对于高祖尊其父为“太上皇”的时间，《史记》的记载也存在问题，梁玉绳曾言：“《汉》纪高祖于六年三月自洛阳归栎阳朝太公，五月尊为太上皇，此书于六年十二月之前，误矣。”(21)此外，对于高祖何时赏赐太公家令，《史记》《汉书》也有不同记载。这种记叙差异虽小，却关系颇大。若依《史记》所叙，则高祖先封太公为“太上皇”，后赏赐家令“五百斤”，使整件事情以家令上言为始，以赏赐家令为终，并称：“于是高祖乃尊太公为太上皇。”无疑，《史记》过度突出了家令之言在尊太公为“太上皇”一事上的作用，容易引导人们认为“太上皇”号低“皇帝”号一格。而在对相同事情的叙述上，班固《汉书》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汉书·高帝纪》载： 上归栎阳，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说太公曰：“天亡二日，土亡二王。皇帝虽子，人主也；太公虽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则威重不行。”后上朝，太公拥彗，迎门却行。上大惊，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乱天下法!”于是上心善家令言，赐黄金五百斤。夏五月丙午，诏曰：“人之至亲，莫亲于父子，故父有天下传归于子，子有天下尊归于父，此人道之极也。前日天下大乱，兵革并起，万民苦殃，朕亲被坚执锐，自帅士卒，犯危难，平暴乱，立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训也。诸王、通侯、将军、群卿、大夫已尊朕为皇帝，而太公未有号。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22) 据《汉书》所载，高祖是先对家令进行赏赐，而后在五月下诏对其父太公加“太上皇”号的。依《汉书》的叙述顺序，高祖赏赐家令与其尊太公为“太上皇”，就不必一定具有直接关系。家令对太公挑明了父子关系与君臣关系上的矛盾，并建议太公以“君臣礼”代替原来的“家人父子礼”，迎合了汉高祖初登天子之位时的心理，因此得到了赏赐，这同高祖对叔孙通说的“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23)并赐金五百斤是相似的心理。然而高祖虽然内心同意家令之言，却不一定也要在现实行动中强调“太上皇”低于“皇帝”。这从《汉书》所载的尊太公为“太上皇”的诏书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诏书中高祖虽然强调了自己平定天下的功业，但是对于自己的父亲，仍然表达了极高的尊敬，高祖甚至说“父有天下传归于子，子有天下尊归于父”，平定天下的功劳，也归功于“此皆太公之教训也”。 事实上，就此段书写而言，司马迁是想突出汉高祖的心理，然而其叙述却易对后世的理解造成误导。如《汉书》颜师古注引晋太子庶子刘宝云：“善其发悟己心，因得尊崇父号，非善其令父敬己。”(24)实是因难以解决“太上皇”号尊贵性和家令之言的矛盾而做出的曲义弥合。与之相比，《汉书》的叙述更为可信。虽然《汉书》仍然继承了《史记》对家令言的记述，但将其与上“太上皇”尊号作了区分对待。从《汉书》所收录的尊太公为“太上皇”的奏疏中，我们只能看出“太上皇”号与“皇帝”号存在区别，并不能草率得出“皇”号轻于“帝”号的结论(25)。 《汉书》虽然详细收录了汉高祖尊其父为“太上皇”的奏疏，但没有记载选择“太上皇”这一称号的理由，这增加了我们理解汉初“皇帝”名号的性质的困难，只能通过其他相关史料和后代注释进行初步勾勒。 秦灭六国，统一海内，结束了战国分裂的局面，而刘邦以布衣推翻秦朝建立汉朝，则是平民取代贵族成为君主的首例。汉朝建立之初可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庶事草创”，重新审视汉初“太上皇”称号含义时，我们也不得不将之放在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中考量。 据《汉书·高帝纪》，汉高祖刘邦于汉五年(公元前202年)正月追尊其兄长刘伯为武哀侯(26)。二月高祖于定陶即天子之位，追尊先媪为昭灵夫人，尊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27)。从汉五年二月即天子位到汉六年(公元前201年)五月尊太公为“太上皇”，中间足足相隔十四个月有余。后世史家对此多有议论，梁玉绳即言：“……不应太公独未有号。皇后之父尚封临泗侯，况天子之父乎？乃迟至六年始因家令言尊之，真所难晓。岂六年以前太公为庶人乎？”(28) 事实上，高祖初定天下，布衣为公卿，虽有叔孙通等人“就其仪号”，但毕竟处于政权初立的草创阶段，并未已经形成一套完备的名号制度。高祖等汉初统治者当时不独没有为太公上尊号，而且为尊先媪所上的“昭灵夫人”号，亦不见其经典依据。顾炎武根据《曲礼》“己孤暴贵，不为父作谥”，认为“汉高祖于太上皇尊而不谥，乃为得礼”(29)，这似乎高估了汉初统治者对礼制的理解。相反，笔者认为这恰恰体现了汉初皇室名号制度的混乱状态。梁玉绳以后世已经完备的名号制度为标准衡量汉初的名号设立，自然不知所晓。 “庶事草创”是汉初的客观事实，因此高祖刘邦等人设立名号时，不可能不对旧秦已有的名号制度进行参考。《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曰：“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30)韩兆琦先生即认为据此语可知叔孙通原来所具之礼仪名号，大体与秦时所用者相同，只是高帝改其繁为简(31)。又汉建国之初群臣饮酒争功，拔剑击柱，叔孙通在对高祖言其制定礼仪的计划中也说：“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32)可见汉初在陆贾、贾谊等人掀起“过秦”思潮之前，汉初统治者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了“承秦”的一面，甚至“皇帝”的名号也是因袭自秦，“太上皇”号亦是一例(33)。 然而汉初尊太公为“太上皇”的情形与秦始皇初并天下时遵其父庄襄王为“太上皇”的情形大不相同。一方面，庄襄王在位时间虽短，却是名副其实的秦王，而太公属一介布衣，因子而贵。另一方面，秦始皇初并天下时，庄襄王早已去世，而汉初高祖为太公上尊号时，太公尚健在人世。顾炎武意识到了其间的差异，故在《日知录》中言道：“《秦始皇本纪》：‘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是死而追尊之号，尤周曰‘太王’也。汉则以为生号，而后代并因之矣。”(34)周寿昌亦曰：“古身为天子，父为匹夫，惟舜之瞽瞍，未闻尊号。庄襄王为太上皇，是死后追尊。事系创行，因家令一言发之。”(35)周寿昌说汉之“太上皇”尊号“事系创行”，似乎太过，但顾、周二人指出秦汉二代“太上皇”号之间存在差异，诚为的论。 从《史记》《汉书》的记载来看，高祖似乎本无为太公上尊号的打算，因家令之言方才意识到自己与太公既为父子又为君臣的特殊关系，以此为契机方触动高祖为太公上尊号。可见，汉高祖为其父上尊号，多有临时、偶然性的因素，并非有意为之的制度设计。在这种情形下，高祖要在短时间内为太公上尊号，自然首先会将目光投向秦代已经出现的“太上皇”称号。而高祖等人使用了秦代“太上皇”称号之名后，“太上皇”之义是否也与秦代相同，并没有为汉初统治者留意。 通过上述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汉高祖为其父所上的“太上皇”尊号，只是因袭了秦代“太上皇”号之名，却没有取其义。实际上汉初“太上皇”称号的内涵可能相当模糊，中古时期形成的对“皇帝”名号内涵的理解并非来自汉初的历史事实，而是源于后世的理解与重新建构。至少从《史记》《汉书》等史料的记载中，我们既找不到汉初“皇”轻于“帝”的论证，也看不到将“皇”“帝”同三皇五帝“无为”“有为”的形象相对应理解的痕迹。同从汉初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数百年时间相对应的，是中国皇帝形象从初创逐渐趋向成熟。因此在这一时期内对“皇帝”名号理解的变化，尤其值得我们注意。下文即尝试对此问题进行说明。 四 “皇帝”号创立与两汉时期“皇帝”号含义的重构 众所周知，“皇帝”这一政治名号成立于秦始皇初定天下之时。秦王嬴政吞并六国开启了前所未有的新格局后，下令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36)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道“秦王令”中，当时秦王是令群臣“议帝号”。也就是说，当时秦王认为如果仍然袭用战国以来的“秦王”号，是“名号不更”，因此“无以称成功”，故拟以其曾祖昭襄王曾使用过的“帝”字为号，命群臣商议以“某帝”或“帝某”作为自己的名号(37)。 《史记·秦始皇本纪》又载： 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制曰：“可。”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38)。 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人同博士商议得出的结果是以“泰皇”为秦王的尊号。以“天皇”“地皇”“泰皇”为“三皇”的说法，与后世明显不同，不知其最早依据为何。泰皇究竟何指，也是言人人殊(39)。要之，秦廷诸臣都认为秦王的功业“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既然“帝”号不能与秦王使“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功业相符，群臣再次选择了将目光上移，拟以上古三皇中最贵的“泰皇”作为秦王的尊号，以与其一统海内的功业相匹配。最后秦王对这一提议损益之后，决定以“皇帝”作为自己和后世嗣位子孙的名号。从《史记》对秦廷议帝号的叙述中，我们看到当时人曾以功业大小为标准，认为“皇”高于“帝”，“帝”高于“王”，愈古则愈尊。 以功业为标准，认为“皇”的功业高于“帝”，这与前文所阐明的中古时期人们对“皇”“帝”的理解完全不同。那么，在秦汉之际和中古时期这两环的中间部分——西汉后期乃至东汉时期——学者和政治人物是如何对“皇帝”号含义进行重构的，则值得探究。笔者认为，对“皇”“帝”含义的重塑，与西汉中后期以来逐渐成熟的谶纬思想以及汉代“三皇五帝”史统构拟的完成极有关系。当“皇”“帝”二词被放入新“三皇五帝”史统中进行重新解读时，便得出了与秦朝创立“皇帝”名号时完全不同的含义(40)。 东汉时，章帝曾“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41)。白虎观会议最后得出的内容，当可视为当时官方层面达成的共识。现存《白虎通义》的第一个主题即是关于“爵位”“名号”的讨论，从《白虎通义》对于“皇”字的解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官方是如何定义“皇”号的，其曰： 皇者，何谓也？亦号也。皇，君也，美也，大也。天人之总，美大之称也。时质，故总称之也……号之为皇者，煌煌人莫违也。烦一夫，扰一士，以劳天下，不为皇也。不扰匹夫匹妇，故为皇。故黄金弃于山，珠玉捐于渊，岩居穴处，衣皮毛，饮泉液，吮露英，虚无寥廓，与天地通灵也(42)。 据《白虎通义》的说法，“皇”所处的时代是“质”的时代，即“岩居穴处，衣皮毛，饮泉液，吮露英，虚无寥廓，与天地通灵”的远古时代。这一时代，“皇”的特性是无为的，“烦一夫，扰一士”皆不可称为“皇”。清人陈立作疏证认为这种说法与《庄子·天道》篇“天不产而万物化，地不长而万物育，帝王无为而天下功”属同一义(43)。其实《白虎通义》此处的说法，更多来自于谶纬学说的影响。《风俗通义》引《春秋运斗枢》云： 皇者天，天不言，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三皇垂拱无为，设言而民不违，道德玄泊，有似皇天，故称曰皇。皇者，中也，光也，宏也；含宏履中，开阴阳，布刚正，含皇极，其施光明，指天画地，神化潜通，煌煌盛美，不可胜量(44)。 陈立云：“案此言不扰一夫一士诸语，则《纬》文之‘垂拱无为’也。此言人莫能违，则《纬》文之‘设言而民不违也’。”(45)可见《白虎通义》确实接受了谶纬学说对“皇”这一称号的诠释，以此作为汉代官方对“皇”号的共识。秦代群臣认为秦始皇的功业“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因此拟上“泰皇”号，可见秦时“皇”号比“帝”号更可标榜一个人的功业。而到了东汉时，在“三皇五帝”史统以及谶纬思潮的影响下，“皇”号变成了“垂拱无为”的象征。 与“皇”不扰一夫一士的形象不同，《白虎通义》对“帝”号有如下解释： 帝王者何？号也。号者，功之表也。所以表明功德，号令臣下者也。德合天地者称帝，仁义合者称王，别优劣也。《礼记·谥法》曰：“德象天地称帝，仁义所生称王。”帝者天号，王者五行之称也……号言为帝何？帝者，谛也，象可承也(46)。 《白虎通义》对“帝”号解释的主要内容，皆可从纬书中找到类似说法，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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