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下降的经济分析理论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育率论文,框架论文,经济分析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生育率下降比之于死亡率，是一个复杂得多的过程，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心理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不同因素所起作用的性质方式是各不相同的。就经济因素来讲，其对生育率下降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但主要又是间接的。经济发展引起生育率的下降，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路径，在每一个路径上，又存在着多少不等的中介环节。但不管情况有多么复杂，所有这些由经济发展引发的各种力量，最终都要影响家庭的生育决策来最终改变生育行为。这个分析框架一般来讲，可适用于分析所有国家的生育率下降过程，尽管各国生育率下降的过程是复杂多样、长短不一、各有其特点的。这种复杂性多样性实际是从经济发展到生育率下降这一中间过程中路径的多少、长短以及力量大小的表现和反映。下面的分析将概要说明这一框架的基本内容，并运用这一框架对中国特殊的生育率下降过程作一简要的说明。
一、经济发展对生育率下降的作用是决定性的
生育率下降是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人口运动（转变）过程中的最关键、最重要的问题。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还是大多数的西方人口学者都着重从经济条件的变化来分析生育率下降的根源，都把经济因素尤其是生产力因素作为影响人口发展过程的主要因素，尽管不同的人口理论对“经济条件的变化”所作的理解不同。
1.马克思主义关于“两种生产”的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决定人口发展，人口发展又反作用于经济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当然，生育率下降的过程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所讲的“经济”是指社会生产方式，不是指单一的收入水平，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它决定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变化，包括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所有这些变化，无不可以从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找到终极原因。其生育率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首先，一定的生产力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决定了人口的生存条件、生产条件和生殖条件。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从根本上决定了生育率发展的方向和趋势。在生产力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时，劳动以手工工具和体力劳动为主，经济的发展主要靠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因而客观上要求人口数量的增加，要求有较高的生育率；生产力水平低下，可提供的消费资料数量有限，人口的生存、生产条件很差，死亡率水平尤其是婴儿死亡率水平很高，从而对人口的自然增长造成了一定限制。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阶段，经济的发展主要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劳动以脑力劳动和熟练技术操作为主，因而客观上要求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从而要求人口质量的提高。过多的人口反而成为经济发展和提高生活水平的负担和障碍，要求有一个较低的生育率，生产力发展水平高，能提供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和质量很高，人口的生存、生产、生殖条件非常高，人口的死亡率很低，人口呈现出“三低”型的现代增长模式。
其次，生产关系既是人类进行生产活动的社会形式，又是人口再生产及其变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形式。它既可以通过影响人口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分配形式和婚姻家庭形式影响生育率，又可以通过经济结构、就业结构等方面的变动影响人口的出生率，决不能否认或忽视生产关系对生育率的影响。〔1〕
2.大多数西方人口学者也着重从经济条件的变化来分析人口生育率的下降过程。他们所理解的“经济条件”，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资源水平、科技水平、工业化水平、城市化水平、收入水平等因素。在经济变量群中，人均收入水平是最能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经济对生育率的影响往往具体化为收入对生育率的影响。因此，收入与生育率关系的理论，成为生育率变动理论的核心。当然，西方人口经济学者在分析经济条件对人口变动的影响时，往往抽象掉了不同社会生产方式之间的区别。西方学者分析生育率下降的经济因素一般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宏观方面，主要是结合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过程分析生育率下降的经济社会背景；二是微观方面，主要是从家庭的角度，运用成本—效益分析理论说明经济因素对生育决策的决定性作用。〔2〕
3.就经济发展与生育率的一般关系讲，存在着如下的关系：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或者说在一定的人均收入水平变动范围之内，随着经济发展，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生育率有不断下降的趋势。不管是纵向的发展过程还是横向的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之间的比较都说明这一点。（见表1，表2）
表1 世界不同国家总和生育率变动情况〔3〕
1980—1985 1985—19901990—1995
世界平均 3.6 3.4
3.1
发达国家 1.8 1.8
1.7
发展中国家4.2 3.8
3.5
不发达国家6.4 6.0
5.8
从表1我们可清楚地看到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生育率之间的差异， 以及同一类型国家在不同时间随着经济发展出现的生育率下降的趋势。
表2 13个拉美国家1976年人均GNP与总和生育率〔4〕
哥斯达
哥伦 委内 多米
国家智利
巴拿马 巴西 秘鲁
黎加 比亚 瑞拉 尼加
1976年生育率
3.1
3.54.0
4.1 4.3 4.8 5.2 5.3
1976年人均GNP 1410 1540
1290 850 1570 2910 740 910
1960年生育率
5.1
7.35.9
7.0 5.3 6.6 6.4 7.2
危地
萨尔玻利 洪都
国家
墨西哥
乌拉
瓦多维亚 拉斯
1976年生育率5.6 5.9 6.36.57.2
1976年人均GNP
1290910 660510480
1960年生育率6.2 6.6 6.96.67.8
从表2可以看出，在13个拉美国家中，总和生育率在5.0以下的国家除哥伦比亚以外，人均GNP都在1200美元以上，而在5.0以上的国家，除墨西哥以外，都在1000美元以下。
4.也有不少学者反对把经济发展看作决定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因素。因为，在某些已经实现经济现代化的情况下仍然高生育率。表2 的数据也说明，在人均收入与生育率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比如哥伦比亚、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的情况。卡德威尔（J.C.Caldwell）强调，家庭规模是由个人的、社会的或心理的原因决定的，而不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还有许多学者在研究特定国家的生育率时，从数据回归分析中找不出线性关系存在的证据。究竟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经济因素对生育率下降的决定性作用是从根本的趋势上和终极的意义上来讲的，不能因这种决定作用而忽视其他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的作用，也不能否认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和区域内，非经济因素起着重大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但反过来，这些异常现象的存在同样不能否认经济因素总体上的决定性作用。下面的分析将逐步澄清这一疑问。二、经济因素对生育率下降的作用是间接的。
生育过程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的、生理的过程，其本质应是一个社会过程。生育行为的本质是一种社会行为；但表现出来的却是一个生理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交配、怀孕、胎生三个阶段，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只能是间接的，而不可能是直接的。美国学者戴维斯（K.Davis）等人提出了生育率的“中间变量”理论，该理论包括11 个变量，即男女开始同居（包括初婚）的年龄；永久性独身；不同居的时间；自愿的不同房；非自愿的不同房；性交频率；无生育能力；避孕；节育；非自愿的胎儿死亡；人工流产〔5〕 。 荷兰人口学者邦嘎兹（J.Bongaartz）提出了影响生育率的五大最贴近因素，即一般结婚率；避孕应用；避孕效果；人工流产；产后不孕等等。〔6〕 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只能通过这些中介变量才能发挥作用。因此，在社会经济变量和生育率之间存在着如下的路径关系：路径1
社会经济变量→中间变量系统→生育率
就经济因素来讲，这种作用的间接性更加复杂一些，经济变量除了上述对中间变量的直接影响外，还通过首先影响社会、政治、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等因素的变化，对中间变量产生间接的影响，再最终影响生育率。路径2
还有另一种思路来理解经济变量的间接作用，即通过影响家庭的生育决策来影响生育率。生育决策或称生育目标或称生育意愿，是影响第一种思路中大部分中介变量的主要因素，特别是在避孕节育技术能够保证人们防止或中断非意愿怀孕的情况下，它更是决定大部分中介变量变化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内容即生育孩子的经济成本效益是父母生育决策的主要内容。当然，父母还要考虑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心理的成本和效益，但这些因素的变化要受到整个社会宏观的经济条件变化的影响和制约。生育孩子的各方面成本效益的变化要随着宏观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7,8〕这个影响过程可通过路径3表示。
两种思路相比较而言，第二种思路更属于社会科学范畴，更有利于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说明经济因素的间接作用。因此，我们以第二种思路作为基本的框架，引进第一种思路的路径，从而得到一个能够反映经济因素间接作用的更加完整的路径：路径4
可以看出，经济因素是通过多种路径和多个环节对生育率发挥作用的，我们不能因为经济因素作用的间接性而怀疑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这种作用过程是复杂的多样的，反映了作用过程中，路径和环节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种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得经济变量和生育率之间呈现复杂多样的关系，而非简单的线性关系。比如，在一些传统文化浓厚，旧的社会风俗习惯势力强大的地方，由经济的现代化到生育观念的现代化，就会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和时滞，因为，经济的现代化导致新的生育观念替代旧的生育观念的难度要更大一些。这些地方，在经济变量和生育率之间就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但我们不能以此否认经济发展对生育率的最终决定作用，而只能说，经济的决定作用采取了一种复杂的、隐晦的形式。
三、经济发展对生育率下降的宏观路径分析
生育率下降是由来自不同方向的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近代以来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结果。其中，经济发展从多个路径、多个角度对生育率下降起了作用，这可以概括为八个方面的内容。这八个方面的内容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其中每一个方面对生育率的影响都是多角度和多途径的。
第一，经济发展通过生产条件和生产方式的变化，对劳动力的需求由数量的扩张，转向质量的提高，这包括劳动力的身体素质、科技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从而产生了降低生育率的客观要求。
第二，经济发展通过生存条件的变化对生育率下降产生影响。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衣食住行条件的改善，使人口死亡率大大降低，使过去的以高出生率为保障的人口均衡没有必要了；另一方面，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们有了发展的需求、享受的需求，生活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生育、养育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弱化了，从而有利于生育率的降低。
第三，经济发展通过改善人口的生殖条件，为生育率的下降提供了技术保证。随着经济发展，避孕节育技术手段不断进步，医疗卫生条件日益改善，为生育率的下降提供了可靠的技术保证。
第四，经济发展提高了城市化水平，有助于生育率的降低。经济发展是城市化的物质基础。城市化几乎是发展中国家社会全面进步的代名词。首先，它彻底改变了传统生活方式，加速了旧的、落后的生育观念的消亡，有利于新的生活方式及与此有关的新生育观的确立；其次，城市化意味着社会的全面进步，包括全社会教育水平的提高，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和完善等等，都有利于生育率的下降；其三，城市生活费用的提高，住房的拥挤，就业的困难等等更直观地促使人们降低生育率。
第五，经济发展通过提高妇女教育水平促使生育率下降。妇女教育水平提高，有助于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有助于提高妇女的政治、社会地位，有利于妇女观念的现代化，从而把更多的精力用在社会、经济、文化活动上。
第六，经济发展通过提高妇女就业参与率促使生育率降低。经济的发展使就业机会的选择越来越取决于智力的差别，而非性别的差别，有助于妇女经济地位的提高。经济地位的提高是社会、政治地位提高的基础，从而有助于彻底的实现男女平等。
第七，经济发展促使社会保障制度、福利制度日益完善，社会承担越来越多的原来由家庭承担的职能，比如养老、保障、安全等等，从而有助于促使生育率的下降。
第八，经济发展有助于人们文化价值观念的现代化。消除旧的、传统落后的文化价值观念、风俗习惯，逐步确立科学的、现代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生育观念，是影响生育率下降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这个因素与前七个因素有本质的区别。前七个因素是客观存在的变化，而人的思想观念的变化是主观世界的变化，从客观存在的变化到这一变化反映在人们的主观意识方面，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长短取决于两个变量：一是客观变化的程度；二是传统的主观观念的强弱程度。这个过程的长短不一是经济变量与生育率之间关系复杂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许多抛开这一变量孤立地研究收入水平、工业化水平、城市化水平、教育水平、妇女就业率等等变量与生育率之间数量关系的研究得不出预期结果的原因。
把上述八个方面的内容引入我们前面的路径模型中，可以得到一个更加完整的反映经济因素对生育率作用过程的模型：路径5
四、经济发展对生育率下降的微观路径分析
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上述八个方面的变化对生育率的影响又都是通过家庭生育决策这一中介环节发挥作用的。生育决策是以家庭为单位作出的。西方的学者如：莱宾斯坦（H.Leibenstein）， 加里·贝克尔（G.S.Becker）等人已经建立了一个比较成熟的理论模型，即孩子的成本—效益理论模型。其内容包括，孩子生产的成本效益理论，孩子的数量质量替代理论，家庭劳动—闲暇时间选择理论，家庭演变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解释了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一个家庭范围内生育孩子数量与其经济状况的关系，简单的理解，就是“多生—快富，快富—多生”与“少生—快富，快富—少生”之间的相互决定关系和作用过程。现仅将其内容概述如下：家庭是一个生产单位，又是一个理性决策单位，其产品是孩子并将其培养成为合格的劳动力。家庭决策的内容就是如何运用其所拥有的两种资源：收入和时间生产、培养孩子并从中获取最大的效益。孩子的成本包括两方面：金钱的投入和时间、精力的投入；孩子的效益包括三个大的方面：经济收益，安全、保障（养老）的收益和感情、精神上的收益。家庭的生育决策就是由父母根据外部经济、社会的变化及家庭资源的预算限制，按照家庭收益最大化的原则作出的理性决策。〔9,10〕上述八个方面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变化倾向于降低家庭想要的孩子数量。这个影响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发展将增加对高质量的劳动力需求，减少对低素质劳动力的需求；高质量劳动力的价格将大大高于低素质劳动力的价格，家庭对孩子质量投入的预期收益将大大高于对孩子数量投入的预期收益，从而产生孩子质量对数量的替代，从而降低生育率。
第二，父母受教育水平高，收入水平高，尤其是妇女受教育水平高，就业率高，则父母的时间影子价格高，工时费用高，则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大，父母倾向于减少养育孩子的时间，从而降低生育率。
第三，社会保障制度、福利制度的完善，使孩子的保障效用下降，从而生育效益下降，有助于降低生育率。
第四，父母受教育水平高，父母自我意识强烈，更注重于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实现自我价值，要求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学习时间，工作时间，社交时间，倾向于少生孩子，从而降低生育率。
第五，城市化水平提高，城市规模扩大，生活费用的上升，将增加家庭抚育孩子的成本，从而有助于降低生育率。
对生育率下降的经济微观分析，实际揭示了生育率下降的利益机制。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发生，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利益机制变化基础之上，生育率的下降也不例外。所有宏观的环境变化，政策变化只有落实到微观利益机制的变化上，才会最终发挥作用。
五、关于中国生育率下降的一点思考
上述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之上的生育率下降，是一种基于生育意愿下降的自然过程。而中国生育率下降的过程是一种特殊情况，它主要是强有力的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结果，这在农村尤其明显。在群众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政策之间还有相当的差距，因此，我国的低生育率是极不稳固的。为什么群众的生育意愿在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几十年之后还居高不下？这是因为，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上，经济发展还没有在家庭这一微观层次上产生一个有利于降低生育率的利益机制。用通俗的话来讲，在群众的预期中，少生还不能导致快富，反而可能致穷。因此，在当前中国计划生育工作中，最具重要意义的是推行“三结合”，把计划生育与发展农村经济，帮助农民少生快富奔小康结合起来。其实质是，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不够高，生育率转变尚缺乏一个微观利益机制的情况下，通过政府行为、包括政策优惠措施及直接介入经济行为，创造、模拟以及帮助尽快生成一个有利于降低生育率的利益机制，使每一个家庭在生育的成本效益核算基础上自觉地降低生育水平。从而使我国的低生育率建立在一个真正坚实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