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面临的三大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加坡论文,三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3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359(2006)01-0007-05
经历了40余年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在进入21世纪以后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使倚赖国际大市场的新加坡经济的增长速度明显减缓，这对于把统治绩效作为合法性重要来源的人民行动党来说，会否因此招来新加坡公民的哀怨而削弱其执政的根基，是人民行动党需认真对待的课题；面对世界民主浪潮，年轻一代的选民有尝试多党制的愿望，而反对党的力量在整体上又相对增强，新加坡公民对人民行动党的敬畏感正在被削蚀，——尽管这个过程很缓慢，人民行动党如何在保证其稳固的执政地位的前提下给年轻一代选民有个交代，适当给反对党以宽松的生存环境，也成为影响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前景的一个因素；奉行精英治国的人民行动党正面临着人才严重短缺，不仅是高科技人才和一般劳动力的短缺，而且愿意从政的具有“直升机素质”的人才已越来越难觅，这无疑是新世纪给人民行动党带来的严峻挑战。
一、经济衰退对人民行动党执政绩效的削蚀
对于人民行动党来说，其引以为自豪的就是以威权体制促进了新加坡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公民个人自由的丧失、民主的缺乏和对反对党的打压都被看作是经济发展必须付出的成本，其执政的合法性来源也主要在此。令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头痛的是，经济衰退正在逐渐削蚀其执政绩效。
在经历了20年经济的持续增长之后，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新加坡即出现过三次较大的经济衰退。这三次经济衰退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一次比一次间隔缩短，衰退严重，复苏艰难。就目前来看，经济衰退似乎对人民行动党的执政没有带来多大影响。从2001年大选可以看出，选民对在人民行动党的率领下尽快摆脱经济衰退困境是抱有充分信心的。因为在人民心目中，现在尚未出现比人民行动党更强有力的力量能使新加坡经济复苏，同时还因为前两次经济衰退都由于人民行动党政府处置得力而很快得以摆脱。到目前为止，经济衰退对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地位没有造成实质性的危害。相反，正如新加坡贸工部长杨荣文所认为的，政府因危机而得到了加强，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党地位得到了巩固。但是，问题在于：
第一，经济衰退使公众对人民行动党的执政能力产生一定的怀疑。况且，新加坡人民对于政府的高度依赖不利于他们真正下决心去面对经济衰退。他们已经习惯于听命于政府，经济衰退时政府自会来帮助。国家疲软的经济可能习惯了通过振兴配套来刺激，而人民也习惯了接受政府的公积金填补、以各种名称派发的股票，以及所得税、水电费杂费等回扣方式来渡过难关，这些带有物质奖励性质的配套，快要成为推动新加坡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一环，而它将使新加坡成为另一类型——既不是福利、也不是津贴的国家。在经济面对困难或进入衰退时，就推出振兴或援助配套的做法，可能让国家和国人无法有机会真正、实际地去面对困难，或者所面对的问题无法确实地反映出来[1]。
第二，由于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在政治实践中，党政不分的现象更是普遍，党与政府实际上融为一体，自然就导致了民众对政党的较高预期。大量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甚至不应该由政府承担的责任都会被归结于政党。一旦政府行为出现失效，人民行动党就会不可避免地承担负面责任，政党权威在这一过程中就会受到削弱。在新加坡经济衰退的归因分析中，人民行动党往往会被人们认定为“责任人”，人民行动党的威信也因此打了折扣。李光耀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但他显然把经济衰退的原因归结于国际大环境。2000年大选以后，李光耀一方面让选民放心，不要对目前的情况感到悲观，因为政府有足够的资源和有能力去解决经济问题。但同时，他又指出，基于全球环境已经改变，新加坡今后要恢复过去年年取得高增长率的日子，将是不可能的。所以人民应该降低他们的期望[2]。这无异于给新加坡公众打了一针清醒剂，进而使他们不要因经济复苏进程的缓慢而影响到人民行动党的威信。
第三，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已经习惯于在经济衰退时用降低工资和企业主降低公积金交纳比例的做法来降低生产成本，刺激经济复苏。如此次经济衰退以后，吴作栋削减了雇主必须缴纳给国家养老金计划中“中央储备基金”的费用。这项举措并不受欢迎，因为新加坡人不仅依靠中央储备基金来获取养老金，还要靠其来获得金融抵押贷款，以及支付医疗费用。虽然吴作栋承认这并不会解决新加坡目前的经济困境，但他表示，该项举措是新加坡具有灵活性和竞争力的重要象征。“我们想向投资人发出这样一个信号，如有必要，我们能够控制成本。如果发生成本问题的话，我们能够让人民站在我们这边。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能力如此快地调整成本。”生活水平降低，会不会让人民对行动党的信任和支持大打折扣？
如何在经济衰退，至少是经济难以再以以往的速度增长的情况下使民众保持对人民对行动党一如既往的支持，确实是人民行动党在以后的执政岁月中必须正视的问题。
二、世界民主浪潮对新加坡威权体制的冲击
就新加坡所实践的威权主义体制来讲，自然不是完全的政治民主化的形式，但也不是政治上的停滞，而是东亚现代化进程中政治民主化的一种过渡形式，是发展中国家政治民主化的一种特定形式[3]。其出现与运作是与新加坡独立后的独特国情相适应的，实践也已经证明这种体制在新加坡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对人民行动党来说，其务实的实用主义理念也在民主问题上反映出来：不把威权政治看作是统治新加坡万古不易的教条。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前进，人民行动党也会“与时俱进”，适时逐步地在政治民主化之路上向前迈进。只不过其步伐是渐进而稳妥的，因为吴作栋不想作“吴尔巴乔夫”。在人民行动党看来，虽然经济发展先于民主，但“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后，就有必要发展民主政治”。因为，“政治民主化的实现并非直线型的突进，而往往要经历一个曲折、复杂的历史进程。民主是有条件的，并非无条件的。它是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一定程度的产物”[4]。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民行动党长期以来形成的赖以治国的威权模式面临挑战，这一挑战促使了新加坡政治民主进程的较大幅度的推进。
第一，世界民主浪潮的兴起，使新加坡威权体制面临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指责，虽然人民行动党对这种指责予以反击，但毕竟给新加坡社会带来了影响其固有政治稳定态势的因素。同时，“民主质量与威权政治是一对相互依存、此消彼长的联体胎……威权政治的产生和生存，从相当的程度上，可以说是由民主质量的低下所导致出现的真空，成为威权政治生存和发展的舞台，低质量的民主强化了威权政治”[5]。世界民主浪潮的兴起无疑对新加坡的威权政治是一种冲击。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快，互联网和国外媒体对新加坡公民的潜移默化的影响逐渐在加强。为了避免西方传媒对新加坡的影响，人民行动党政府对外国新闻媒体严加限制。李光耀认为新加坡若处在自由毫无拘束的媒体环境之下，对于整个国家和人民而言，将只有破坏而没有建设。因此，对于国家和媒体的关系，李光耀主张基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政府有责任和权力限制新闻和媒体的自由，任何企图在国内散布颠覆性、分裂性、破坏性的信息，应受到政府禁止；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新加坡决不允许带有破坏性的外国媒体进入新加坡[6]。1986年初，新加坡国会通过“新闻与出版法”，授权政府对未经事前听证而报道新加坡国内政治活动的新闻媒体加以限制。虽然如此，西方的民主思潮仍通过世界经济交往、人员的国际化流动、互联网等渠道影响着新加坡人，尤其是新加坡的“新选民”们。
第二，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工业化的进入高潮和经济的高速增长，新加坡社会出现了多元化的复杂结构，中产阶级大量出现，他们在满足经济利益之后，也产生了多层次和越来越高的各种要求，政治参与意识逐渐增强，政治民主化的吁求日渐凸显。如新加坡民主党的基本力量和社会基础是受过较高教育的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它的政治主张和行动纲领也主要反映了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产阶级的要求和愿望，民主党议员詹时中所在的波东巴西选区里有相当多的中产阶级选民。新加坡中产阶级还通过政治选举程序之外的各种独立的民间利益集团来施加政治影响力[7]。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苗头已经出现，民主化已成了新加坡政治发展的新趋势。
第三，反对党的力量有所增强，议会中人民行动党议员提出不同于政府观点的质询越来越多，1981年补选中工人党领袖惹耶勒南在安顺选区胜出后，人民行动党独霸国会的局面被打破，20多年来，反对党的势力从总体上说处于增加趋势。尤其是年轻人要求民主与人权的呼声已经渐渐增强，更多的年轻人和知识分子支持反对党，希望出现政治多元的局面。新加坡前内政部长蔡善进就认为：“在我们的年轻一代人中，有许多专业人士、知识分子和学术人员，他们认为国会除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外，必须有某种形式的反对党，他们认为国会中能够有执政党以外的人士表达反对政府的声音是很好的。”[8] 为适应世界民主浪潮和与经济发展状况，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在政治改革方面朝民主化方向开始迈出更大步伐，呈现出从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向更加完善的民主化体制逐步转变的迹象。
人民行动党在选择回应政治民主化挑战的路径时呈现出明显的自然性与主动性特征，即人民行动党主动地、自觉地主导了政治民主化进程。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加坡政治生态而言，虽然产生了一些挑战人民行动党威权统治的因素，如新一代选民对政治民主的诉求增多，西方媒体对新加坡的人权状况与民主进程指手画脚，反对党的势力开始崛起，但从整体上看来，这些因素在短期内无法成为新加坡政治生态的主要方面，其烈度和影响力都不足以“迫使”人民行动党改变其传统的威权体制，人民行动党仍然有足够的社会控制力来左右新加坡的社会局势而不至于在短期内丧失其执政地位，甚至执政合法性。
但是，正如人民行动党的“自我更新”一样，人民行动党应对政治民主化的挑战也显现出了其务实与未雨绸缪的政治传统，主动地迎接政治民主化的挑战又使得新加坡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具有可控性——其路径选择、进度和深度都在人民行动党的控制之下，这就使新加坡自内而外、自上而下的政治转型的成功具备了重要前提。
进入20世纪90年代，人民行动党开始对政治权力结构进行调整，最主要的就是民选总统制的实行。1991年1月新加坡修改宪法，增加总统的权力，使总统拥有对财政预算和国家财政开支的否决权，等等。由于权力增加了，总统产生的方式也改变了，由原来的国会选举改为由选民直选产生。这至少表明了还政于民的一种姿态。但是，虽然《民选总统法令》规定总统可享有各项具体权力，但到目前为止，总统基本仍然只是虚位元首，没有操控国家方向的权力。甚至当民选总统与内阁发生矛盾时，内阁仍然占上风，妥协退让的是民选总统。“王鼎昌总统与内阁成员在对其职责的解释上所发生的矛盾，使他在任期结束时退位”[9]，使王无意再连任总统。至于随着世界民主浪潮的不可逆转的推进，将来一旦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无党派背景的人士出任总统，而又切实想履行实质的对人民行动党政府的监督，“分权”进入实质阶段，人民行动党能否从容应付，尚不得而知。
1987年2月，李显龙发起“全国议事日程”，由人民行动党邀请公众参与重大问题，如政治稳定、种族与宗教问题、人口政策等的讨论。吴作栋上台伊始，就意识到政治改革的必要：“我们的国会制度运作得这么好，应归功于当政者的素质及良好的品格，而不是制度本身的优点。正当正直的人们仍然在位的时候，我们就应慎重地引入制衡的制度。”
吴作栋先是仿照英国的政治体制提出设立“影子内阁”的设想，后又于2001年底提出了“替代政策献议团”概念，过了几天，吴作栋又发表更具体的构想——“人民行动论坛”。按吴作栋的构想，人民行动论坛主要由20名人民行动党议员组成，如果再加上9名官委议员、2名反对党议员和1名非选区议员，“献议团”的成员达到32名。其中的人民行动党议员和官委议员在国会辩论政策与法案时，免受行动党党督的限制。这是新加坡独立36年来的首创，不能不说是新加坡国会政治的进步。但吴作栋又说：“议员们所辩论的法案如果涉及宪法，人民行动论坛成员的立场还是得和行动党一致，不能免受党督的限制。”宪法约束和党督机制，会不会给议员太大的压力，形成心理威胁，或政治威胁呢？宪法是无形的约束，党督是有形的钳制，既像煞车器，又好比冷冻剂[10]。也就是说，“煞车器”控制在政府手中，随时可踩。政府完全能在国会上取得超过三分之二的支持票。
对言论的控制有所放松。在李光耀时代，对于新闻媒体的自由有严格限制。李光耀认为：“报章自由和新闻媒体的自由，必须服从新加坡首要需求，也需服从民选政府的首要职责。”近年来，吴作栋放松了对言论的控制，他指出，很多新加坡人，尤其是年轻人希望能对新加坡的治国方式有更多的发言权，因此政府允许人们更自由地发表不同的政见。2000年，人民行动党政府批准设立了演说角，一些公民也成立了论坛组织，可以谈论一些政治问题。但一旦这些言论和意见危及新加坡的国家利益，政府就会依法进行反驳。吴作栋的态度很明朗：“我知道一些人要争取更多的自由，不过在政治方面，我宁愿渐进地放松而不是突然间来个‘大爆炸’。当年戈尔巴乔夫开放苏联，苏联就轰然一声瓦解了。因此，我们应该慢慢地为政治气球吹气。”
给反对党预留的政治生存空间变大。虽然反对党的活动在短期内仍无法突破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的政党体制，但反对党政治较20世纪80年代以前有了发展。1981年安顺区补选中工人党候选人惹耶勒南获胜，人民行动党“一统国会”的局面被打破，反对党议员重入国会。人民行动党担心，国会中反对党议员的存在会减少公民对人民行动党的敬畏，选民们会越来越胆大。随着反对党势力的重新崛起，反对党议员开始在国会中扮演人民行动党监督员的角色。
当然，即便是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人们也很难相信反对党会有大的作为。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反对党人才缺乏，很难想像反对党会像人民行动党那样网罗新加坡的优秀人才为其效力。因为在新加坡人看来，“一个真正具有政治雄心的人，他所该做的事情，应是加入一个较卓越的党派，而不应该把时间浪费在那些无意义的反对党中”[11]。同时，在当下新加坡的政治环境下舍弃执政党而投奔反对党，对从政者个人来讲自然是失多得少。反对党便试图借重“外脑”来一展抱负。1999年5月，新加坡两个最大的反对党工人党和民主党的秘书长惹耶勒南和徐顺全联合发起了论政团体“新加坡开放中心”，宣称其目标是使新加坡有个“更透明及公开向人民交代一切”的政治制度，惹耶勒南任开放中心主席。在2001年大选前夕，“开放中心”曾表示要设立一个由本地和外国观察员所组成的机制，来监视新加坡大选，邀请新加坡以外的一些组织，如亚洲自由选举网络、自由与民主理事会、亚洲改革与民主联盟、国际选举制度联盟、卡特中心以及国际民主与选举援助学院等，来组成这个监督机制。可以想象，在新加坡现行体制下，这种“国际监督机制”的建立无异于天方夜谭。
无疑，在世界民主浪潮的推动下，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会有所建树，显现出主动地迎合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的一面，但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人民行动党改变的只是“威权型”政治的方法，而不是这种体制的实质。这是因为，威权体制作为人民行动党治理新加坡社会的有效法宝已经同新加坡的社会生态深深地融为一体；同时，作为一个统治集团，人民行动党对权力的依恋较西方政党更具东方色彩。这就决定了人民行动党威权统治体制的民主化改革任重道远，现有的改革更多地停留在对威权体制的细枝末节和表层的改变上，而这些改变从某种意义上又成为巩固威权统治体制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加坡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完全操纵在人民行动党手中，如果没有强制性因素的介入，要完成政治转型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要指望外部强制力的介入，客观上尚不具备条件。
第一，现行政治体制的运行，无疑会在未来几年或十几年承受越来越大的改革压力，但同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又具有保持持续稳定的内驱力，容纳和规范反对党和各种利益集团的空间还很大，这表现在其适应性、自主性和凝聚力方面。其适应性首先表现在它同化了现代化进程中不同的利益集团，同时，一党为主的政党体制又含有一定的民主性。其自主性表现在执政党在社会经济多元化的情况下没有受到体制外各种利益集团的牵制，并且党内尚无明显的反对派。凝聚力主要是指在现代化进程中通过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改造，使其意识形态能够与时俱进，进一步凝聚人心[12]。同时，新加坡民众在人民行动党长期威权体制统治下，仍然保留着对政治参与表现淡漠的一面，这也是我们在考量人民行动党面临民主化挑战力度时需要考虑的因素。与“新新选民”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相对应，另一批新加坡人又表现出对政治的淡漠。一方面，新加坡公民日常的政治活动就很少，逐渐消磨了这些人的政治参与意识，而每五年一次的大选，作为新加坡涉及范围最广、最深刻的政治活动，由于每次都由人民行动党不战而胜，结果对于民众已无神秘的悬念，选举的结果几乎对他们的生活没有影响。同时，新加坡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成本，务实的本能让他们觉得参与政治不如挣上100新元更有意义。
第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新加坡经济发展对世界依赖性会逐渐增强，西方发达国家虽然也仍然会不停地对新加坡的威权体制大加贬责，但他们为了自身国家的经济利益，又会希望新加坡政治稳定，不会加大对新加坡境内政治民主化和自由化势力的政治和舆论的支持力度。
第三，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政治民主化方面的所作所为已经缓解了新加坡国内中产阶级势力政治参与的要求，对下层公众在生活方面的关心也舒缓了他们对人民行动党的怨气。就新加坡中产阶级的各种组织而言，他们一般避免与政府直接、公开的交锋，而是通过间接的方式加以反映。同时，人民行动党政府也采取种种措施来阻止这些组织发展成为真正有效的政治组织。总的来说，新加坡中产阶级在各种民间组织的活动越来越多，但是其参与政治事务的范围和能力是相当有限的，离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多元化还很远。中产阶级是新加坡经济发展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不会以其政治忠诚的重大转变来损害其自身的经济权利和生活水准。可见，新加坡中产阶级的政治作用十分有限，但如何进一步满足中产阶级的政治要求，从某种意义上看是新加坡政府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7]。
从主观上讲，人民行动党是在被动地推进实质上的政治民主化。因为对政治权力的本能守护使人民行动党只是在绝对保证其执政地位延续的前提下通过初步和表层的政治民主化形式来更多地维护其执政合法性，给民众提供一个宣泄渠道，部分地满足一下新加坡社会的政治民主化诉求，以保证其威权体制的正常运行。在这种政治民主化态势下，一旦其对手采取实质性步骤来试图挑战其执政地位——尽管双方都明了这种挑战对坚如磐石的人民行动党的统治构不成任何实质性威胁——人民行动党也会运用其权力舞动大棒，把对人民行动党执政地位的威胁力量消灭在萌芽状态。
由于新加坡政治民主化进程在一定意义上是由人民行动党主动开启和推动的，人民行动党也就掌握了民主化进程的控制权，在民主化与威权制的博弈中会扮演主要角色，甚至是导演的角色。但同时，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政治民主化进程也有一个底线，即不能威胁其绝对的统治地位，只能在“一党独大”的框架内进行有限的政治民主化实验，同时作为在新加坡现代化进程中起过并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威权体制还远不到被抛弃的时候，“车子没坏就用不着修”是新加坡民众与人民行动党对世界民主化浪潮激荡下的威权体制态度的写照。
三、国际人才竞争对新加坡发展基础的冲击
对奉行人才立国的新加坡来说，人才缺乏已经成了影响其经济发展的瓶颈。再加上由各方面原因导致的人才流失，更使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基础和新加坡发展的基础遭到冲击。
“当新加坡遭遇到经济不景气时，人口外流的现象就有显著的增加。”[13] 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新加坡呈现出了大批优秀人才流失的态势：一部分公务员下海经商；一部分在政府和国立医院工作的医生到私人诊所谋职；一部分大学教师跳槽去电脑信息公司发展；一部分本国公司管理人员被国外跨国公司挖走；还有一部分留学海外的大学生、研究生，选择在欧美就业。同时，长期的中央集权造成了年轻一代对实质上的一党专政的冷淡、失望甚至反感，加剧了年轻一代向海外移民的趋势。大量的人才流失给新加坡的政治、经济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公务员素质下降将导致政府的执政水平下降；大批顶尖科研人才的流失，也限制了新加坡向知识经济转型的进程[14]。李光耀在接受人民行动党网站专访时对欧美国家对新加坡人才的吸引表示担忧，面对欧美各国提供的工作待遇和机会，出国念书的年轻人如果无法抗拒这样的诱惑，回来建设国家，我们将面临失败。“我们面对的最大问题，将会是美国、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所提供的吸引人的工作机会。我们的学生在那里求学，表现优异，就得到这些就业机会。如果他们在那里工作一段时间，待上两三年、五六年，吸取经验，再用建立起来的关系、知识来建设新加坡，不论对他们或者对我们来说，都是好的。要是他们忘了家庭、朋友和亲戚，以他们在新加坡所得到的训练和学识来服务另一个经济体，我认为我们将会落在人后。”[15]
吴作栋对新加坡的人才使用状况进行评估时曾指出，以国内人才来说，我想我们已经让他们发挥最大的潜能。看一下人才金字塔。在许多国家，它们的潜在人才金字塔，通常比实现人才金字塔高得多。新加坡的情况则是，实现人才金字塔和潜在人才金字塔大致一样高。这意味着我们已让每个人尽其所能的发挥。如果我们的人才库有限，我们能够做的也只能到此为止。实现的人才金字塔还是不能应付新加坡人的需求，也就是新加坡要在未来发展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新经济体的需求。
要解决人才短缺的问题，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国内人才，这一点新加坡已没有多少潜力可挖；同时还要避免人才外流。
吴作栋曾指出：吸引外国人才是政府的首要工作之一，要在未来的竞争中获得成功，把新加坡建设成最美好的家园，我们必须从世界各地挑选最杰出的人才，否则，我们的损失将是双倍的——他们对新加坡的贡献及新加坡面对的更强的竞争。全国职总也明确表态：“在公司不得不裁员时，我们必须让经理有权决定谁去谁留。经理的决定必须遵循一条重要原则：哪些工人能挽救公司？如果新加坡人较好，那么他们留下；如果外国人好一些，那么外国人留下。无论在经济好的时候还是经济糟糕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外国人才为我们的经济增添价值。这反过来又会为我们自己的人民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16]
针对一些新加坡人担心外国人才的到来，会和他们竞争工作，吴作栋认为，这种的担心是不必要的。引进外国人才，是要帮助我们创造工作，以便将新加坡发展成为一个更美好的家园。外国人才到新加坡甚至不局限于在经济领域施展他们的才华，这些引进的人才甚至可以进军政坛。
令人民行动党头痛的事是：一方面新加坡人才缺乏，需引进外国优秀人才，但另一方面，外国人才的引进又会引发国内工人就业机会的减少和收入的下降，引起国内工人对政府的不满，进而影响到社会稳定。看起来，人民行动党在处理人才短缺和社会稳定这对矛盾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不仅面临着高科技人才和一般劳工的短缺，优秀政治人才的短缺对于奉行精英政治的人民行动党来说无疑是块难解的心头重压。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民行动党招募新血的工作比以往更加困难，越来越多的年轻成功人士表示对从政毫无兴趣。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是年轻一代的新加坡人越来越珍惜自己的消闲时间与私生活。他们知道，一旦成为国会议员，为了与民打成一片，他们不得不参与各种选区活动，这意味着他们必须牺牲自己的消闲时间。二来新加坡一片繁荣安定，人们也少了出来从政的那股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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