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比较文学研究现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比较文学论文,现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比较文学一直被认为是国际学术界的一门“精英学科”，然而，“比较文学的危机”却在学科内部争论不休。在各种理论和学术思想的激烈碰撞中，国际比较文学在不断发展和完善。近些年来的研究趋势和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表现在对文化理论与比较文学的探讨。随着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冲突”、“文化共存”讨论的广泛展开，东西方文化将被重新估价，重新定位，中国文化已引起全世界关注。在多种文化语境中，比较文学研究不同文学的文化自我及相互对话、相互吸收，探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课题。从近三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讨论的议题不难看出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关系。1991年第13届东京会议主题是“欲望与幻想”(Desire and Vision——East and West)，可以说具有浓厚的文化意味。1994年第14届埃德蒙顿(Edmonton)会议主题是“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文学”(Literature in Pluralistic Cultural Context)，可以说充满了文化研究和人类学气息。而1997年第15届荷兰大会的主题干脆就是“作为文化记忆的文学”(Literature as Culture Memory)，它们所追求的理论目标无疑都是以文化为目的。可见，国际比较文学会议是抓住了当代人文研究的关键和主流。
所谓“文化研究”(Culture Studies)，是北美文化学术界和理论批评界热衷于谈论的话题，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化研究，而是专指对当代大众文化的研究，包括传媒和消费文化的研究。实际上，这种研究是一种跨学科、跨文化和跨学术门类的研究。文化研究着重关注的对象是当代文化，包括几个大的方面：(1)地域研究，如东方研究、亚太地区研究；(2)性别研究，如女性话语研究、女性同性恋研究；(3)种族研究，如“美国的少数人话语”研究；(4)大众传媒研究和消费文化研究等。作为“文化研究”的理论背景而言，受惠于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丢(Pierre Bourdieu)和英国文学批评家F·R·利维斯(F.R.Lea-vis)的一些理论和主张。虽然文化研究并未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也没有一个界定明确的理论和方法论，但作为当今一种新兴的学术研究话语，在文化和文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如伯萨尼(Leo Bersani)的《救赎的文化》，波依姆(Svetlana Boym)的《引号的死亡——现代诗人的文化神话》等。他们都从多元文化的角度看待问题：历史的、文学的、文化的、人类学的、政治的、性别的等，从而揭示出本文、生活和文化之间，文化神话与个体的写作实践之间等关系的复杂性。面对文化大潮的冲击，比较文学研究领域有关文化的含量越来越明显，一些研究课题从文化的角度逐渐扩展，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1993年，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在会长伯恩海默(Charles Bernhelmer)教授主持下，发表了题为《跨世纪的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的学科现状报告，对比较文学发展方向提出了两点建议：第一，应放弃欧洲中心论，将目光转向全球；第二，研究中心应由文学转向文化。他说，“首先，经典不应该只是欧洲高等文化的再现，还应再现全世界各色各样的文字产品。第二，被选定的经典之中的作品应该再现孕育该作品的文化，作品的价值主要在于它能在政治的意义上和模仿的意义上可信地传达出它所再现的文化现象。”1995年，他又发表了“比较的焦虑”("The Anxieties of Comp-arison")一文，指出：在一个文化多元的、媒介多元的世界里，文学的视野开阔了，文化中被作为特殊产品的文学拓宽了“比较的空间”，而比较学者拥有最好的装备，可以在这个文化多元主义时代，更好地了解文学在不同的文化中的构成及其功能。因此，比较学者的焦虑终于找到了一个领域，足以跟产生焦虑的种种问题相称。（注：查尔斯·伯恩海默：《多元文化时代的比较文学》，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92页。）面临着多元文化共存的种种复杂问题，加拿大学者马里奥·瓦尔德斯(Mario J.Valdes)和林达·哈勤(Linda Hutcheon)“从比较的角度反思文学史”也指出：“文学并非孤立于文化而存在，它只有在文化中才能被感受到，也就是说，它只有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中被生产和接受。”（注：马里奥·瓦尔德斯、林达·哈琴：“从比较的角度反思文学史”，龚刚译，载《中国比较文学通讯》1995年第2期，1-14页。）在这场国际大讨论中，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Jnathan Culler)在题为“比较文学是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at Last")的文章中，从比较文学学科的稳定性和身份的独特性立场出发认为：如果比较文学要扩大到全球文化研究，比较文学自身会面临新的危机。他主张比较文学不排斥多元文化的视角和方法，但应以文学为研究中心，应比较“文学”。（注：乔纳森·卡勒：“归根到底，比较文学是比较‘文学’”，王宇根译，载《中国比较文学通讯》1996年第2期，1-6页。）卡勒的观点也许有保守封闭的一面，但却涉及到比较文学学科发展有关的问题。比较文学发展的历史证明，它的思维层面、研究领域在不断扩大，不断超越自我，实现新的整合，这是比较文学学科生机和活力的表现。这就有一个如何保持比较文学开放性和超越性、同时维持它的稳定性的问题。杰拉尔德·
吉列斯比(Gerald Gillespie)探讨文化相对主义时指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产生了怎样的震撼？欧洲各国文学对东方文学的接受有哪些相似和不同？“比较文学不应为本国或外国文化因素预设优先的地位，而应对诸种文化因素进行平行关照。当今的比较研究似乎更注意文化观念问题，这是进行跨文化对话一个较有建设性的途径。”（注：杰拉尔德·吉列斯比：“文化相对主义的意义与局限”史安斌译，载《中国比较文学通讯》1995年第3期，1-6页。）厄尔·迈纳(Earl Miner)在他的《比较诗学》中，对欧洲、东亚和南亚文学的具体论述认为：比较文学研究必须包括对欧洲以外的文明、文化和诗学进行的研究。（注：厄尔·迈纳：“《比较诗学》中文版前言”，宋伟杰译，载《中国比较文学通讯》1996年第2期，48页。）如法国比较文学家艾金伯勒(René Etiemble)的《中国的欧洲》、米列娜·多列热诺娃(Milena Dolezelova-Velingerova)的《诗学——东方和西方》等，都对东西方不同文化作了比较。伊丽莎白·福克斯－杰诺维塞(Elizab-eth Fox-Genovese)的“徘徊于精英主义与大众主义之间”(Between E-litism and Populism:Whither Comparative Literature?)指出：比较文学家以其自身的学识和经验，对大众文化和高雅文化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关注。比较文学是一项精英主义事业，它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精确地描绘出不依性别、种族、阶级、或出生地国家的那些文化为界线，以及我们对大众影响、对不同作家的作用、或者在高雅文化的想象中大众文化的作用的理解。乐黛云在“文化对话与文化误读”的讨论中，归纳了富有启发性的六个问题：(1)文化对话的现实性与可能性；(2)后殖民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对文化交流与发展的消极或积极影响；(3)文化误读的不可避免性及其正面或负面影响；(4)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分裂是否当前世界文化的共同趋势，其发展前景如何？(5)当代文化语境的特点，如何理解文化转型时期？目前世界是否处于这样的时期？(6)文化相对主义的积极意义及其局限性。（注：乐黛云：“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14届年会综述”，载《中国比较文学通讯》1994年第3期，3页。）这些都是国际学术界争论和学者们共同关心的问题。谢天振的“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注：谢天振：“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对当代国际比较文学研究趋势的思考”，载《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3期，1-13页。）指出，当代比较文学一个相当主要的发展趋势就是，中外比较文学家的研究重心，正在从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转移。丁尔苏在谈到世纪末比较文学走向时，论证了比较文学应该是“经典形成的跨文化研究”，跨文化问题（文化冲突、文化交流、文化大同）对比较文学乃至国别文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世界文学应该是多元文化的记忆(Literature as multicultural memories)，（注：丁尔苏：“经典形成的跨文化研究——世纪末比较文学的走向”，载《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3期，23-34页。）因此，他认为从跨文化角度重新审视文学这一社会现象是世纪末国际比较文学的发展趋势。
国际比较文学研究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把对文学作品的专注扩大到对其他文化文本的研究，即所谓“泛文化”倾向；另一种则将比较文学扩展为文化研究，即所谓“文化化”倾向。这些“文化派”研究可以看作新理论影响的继续与深化，形成了比较文学的新的国际性。
其二，东西方文化的平等对话。21世纪的比较文学将以异质、异源的东西方文化为活动舞台。西方的文化危机迫使西方以东方为“他者”，在比照中更深刻地认识和反省自己，并向东方寻求生机；东方则需要在世界文化语境中得到新的发展，参与创造人类新文化。因此，国际学术界首先敏锐地感到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一些知名学者向东方文化倾斜或从东方的角度探讨比较文学问题。这说明西方学者和一些有识之士都在力求突破西方中心论，从东方和第三世界的视角来看，比较文学这一学科正在呈现出空前未有的蓬勃生机。西方中心论的隐退带来了多元文化的繁荣，形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局面。它可以不局限于同质的西方文化体系内部，而面临着多元文化共存的种种复杂问题。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文化现象，一些研究东方文化的西方学者或比较文学家开始关注东方文化的状况和发展。
东西方都有自己的“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在探讨东西方文化传统和彼此之间的关系时，涉及到东西方全面的文化背景和各自的语言特质。西方有着同一的文化模式，那就是希腊、罗马、基督教文化。当比较文学接触到东方时，由于文化模式的殊异，给这种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研究者不得不考虑“文化的相对主义及比较文学”(Culture Relativism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的问题。美国斯坦福大学杰拉尔德·吉利斯比(Gerald Gillespie)指出：“我们这些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比较文学学者聚在一起，跨越文化、主体和地域的界限进行对话，这本身就构成了文化相对主义的景观。”（注：杰拉尔德·吉列斯比：“文化相对主义的意义与局限”史安斌译，载《中国比较文学通讯》1995年第3期，1-6页。）文化相对主义成为我们相互理解和交流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个现实问题。一方面，要把欧美比较文学从欧洲那种文化模式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对非西方文化模式、文学价值做系统探讨。这样，从两方面直接或间接的研究中，我们获得了一些新的方法，以解决不同文化模式的文学作品所显现的相同处及相异处，显现殊异的价值系统。佛克马(D.Fokkema)在论述东西比较文学方法论时说：“此法得以解释某一时期的‘文学—历史’的现象，并同时以该文化区该时期的前景及类属来评价之，再进一步与其他文化区其他时期的价值系统作比较。把这些缤纷殊异的价值系统并排抗衡起来，得以帮助我们看到他们的相对性(relativity)，这是要免去欧洲中心主义或亚洲中心主义的先决条件。”（注：D.Fokkema,"Cultural Relativism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TR,Vol,III,No.2,1972,pp.66-72.）即从文化背景的角度探讨东西方文学的差异，强调文化的相对性和差异的价值。这种差异表现在：民族性格和文化来源的不同；地理环境对东西方文化的影响不同；国家制度和政治气氛不同等等，影响到文学上的差异也就更大。
东西方文学的文化模式不同，思想内容、表现形式迥异，因此要研究东西方文学必须进入东西方文化阶段。叶维廉认为，文学模式源于文化模式，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必须进行“模子”的寻根认识。他说：“‘模子’问题的尖锐化，是近百年间，由于两个三个不同文化的正面冲突而引起的，……我们必须放弃死守一个‘模子’的固执。”（注：叶维廉：“中西比较文学模子的应用”，载《饮之太和》，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0年版，280页。）这种文化模式，不同于美法学派的研究，美国的平行研究和法国的影响研究，“这两种精神要凭借文化的相对性及在多样模式并用的精神下，才能有稳固的世界性的基础。文化永恒是文学的基础。”（注：古添洪：“中西比较文学：范畴、方法、精神的初探”，载台湾《中外文学》第7卷第11期，1979年版，88页。）
早在1961年，亨利·雷马克(Henry H.H.Remark)给比较文学下定义时就指出，比较文学不应局限于本民族的范围之内，而应扩展到与其他文化的对话中。近年一些学者，如劳特曼(Yurl Lotman)、施密特(Ste-fried Schmidt)、艾冯佐阿(Itamar Even-Zobar)等都认为，比较研究本国与外国的文化因素应注重文化观念问题，这是进行东西文化对话一个较有建设性的途径。（注：杰拉尔德·吉列斯比：“文化相对主义的意义与局限”史安斌译，载《中国比较文学通讯》1995年第3期，1-6页。）
其三，几个重要领域的深层开拓。主题学(thematics)作为一种复杂的、随着文学审美性的变化而产生的比较文学研究，将在注入各国文学的不同语境和差异中而留下印记。
1996年，在丹麦欧登塞大学举办了题为“文学的nature”专题讨论会，（注：参见《中国比较文学通讯》1995年第3期，41-43页。）"na-ture"含有“自然”、“本性”之义，在文学中有主题学和美学双重含义。文化对于"nature"的看法是一种手段，文化nature借此解释了内在和外在于文化之物的界限、已知和未知的界限、局部和一般的界限、经验和幻象的界限。这种"nature"之观所展现的主题学，面貌复杂而充满矛盾。ICLA的杰拉尔德·吉利斯比(Gerald Gillespie)和阿瑟尔·基坦格(Atle Kittang)都就主题学的美学问题做了重要演讲。（注：参见《中国比较文学通讯》1995年第3期，41-43页。）主题学(thematics or thematology)就是要从“主题”(theme)及“母题”(motival)入手，研究文学作品的国际关系，研究同一主题思想在不同国家文学中的表现形式。它打破时空、语言界限，研究这些表现形式的异同及在不同的作家手中的处理。比较文学中的主题学不等于主题研究，主题学侧重母题，主题研究侧重理念和用意。同时指出：美学的"nature"中呈现为一个主题时，它与文学的特性，以及从属于人类天性的语言能力、感知能力和意识能力相一致。作为美学现象的文学的这些方面决定了某种文化情景中的主题所呈现的形式和功能。主题学以作品的四个层次为对象，即题材、人物、母题、主题等。既可以对不同文学中类似的题材、情节、人物、母题、主题做平行研究，又可以对一种题材、人物、母题或主题在不同民族中的流传演变作历史的探讨。既可以侧重对这些层面中的任何一个加以论述，也可以对这四个层面做综合的研究。
形象学(imagologie)是研究异国形象的学问，它以文学作品为主，兼及其他历史文献资料；它研究精神产品中出现的异国形象，涉及到文学、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哲学诸方面。
法国学者让·马克·莫哈(Jean-Maro Moura)的“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注：让－马克·莫哈：“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孟华译，载《中国比较文学》1995年第1期，192-199页；第2期，144-158页。），论述了形象学学科史及其理论和方法。他在追溯学科“创始者”的论述中，指出卡雷(J.M.Carre)将形象学定义为“各民族间的、各种游记、想象间的相互诠释”，（注：见M.F.基亚：《比较文学》前言，颜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1-3页。）指出了形象学研究的原则。他的学生基亚(M.F.Guyard)对形象学又作了进一步的阐发。近年，巴柔(D.H.Pageaux)的“从文化形象到总体想象物”系统描述了形象学的理论和方法，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研究领域。巴柔认为，形象是指一个作家或一个集体在文学作品或其他精神产品所表现出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是一种情感和思想的混合物，是社会总体想象物。而依照想象实践的规律，异国形象可分为意识形态式形象和乌托邦式形象。形象学的基本特征，一是以实证研究为基础，二是跨越学科界限。异国形象是对异国认识的总和而这种认识有其文学化以及社会化的过程。因此，形象学研究要求比较学者不仅要重视文学作品，而且要重视其产生、传播、流传的条件，同时也要重视研究与之相关的一切文化材料。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方式，使形象学呈现为一个开放的体系。（注：D.H.巴柔：“从文化形象到总体想象物”，载《比较文学概论》，布律奈尔、谢夫莱尔主编，巴黎1989年版。）近年来，形象学研究在国外，特别在欧洲大陆发展迅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媒介学(Mesologie)是站在两个国民文学中间起中间作用，把一国文学作品乃至文学思潮介绍传播给另一国的中间活动。它的研究领域，从逻辑上讲，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第一道工序。对翻译的认识决定了媒介者能否充当两种或多种文化联络员的条件。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媒介在很大程度上说来是一种文化翻译(cul-translation)。
当代西方文学翻译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英国比较文学家和翻译研究家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在她的《比较文学评介》中，立专章“从比较文学到翻译研究”（注：Susan Bassnett:Comparative Literature,Blackwell Publishers,1993,pp.160-161.）指出，翻译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要重新重视翻译在比较文学里的边缘地位。斯坦纳(George Steiner)在其专著《通天塔——文学翻译理论研究》里还指出：“理解也是翻译”，从而拓宽了翻译研究的思路。对比较文学来说，西方译学界形成的比较完整独特的文学翻译理论，具有革命性的、划时代的意义。代表人物如霍尔姆斯(Jemes S.Holmes)、利弗维尔(Andre Lefevere)、登·勃鲁克(R.van den Broeck)等。他们打破文学翻译中的禁锢，打破传统方法，在翻译实践研究的基础上，探索综合理论(comprehensive theory)——翻译研究的新模式。埃文·佐哈尔(Itamer Even-Zoher)的“多元文化理论”(The Polysys-tems Theory)，把文学看成是由不同层面(layer)和许多小块(subdivi-sion)组成的因素，文学翻译就是这许多因素中的一个。他认为：“所有的文学翻译都是源语国文学为了某种目的而对译语国文学的一种操纵(manipulation)”（注：Itamer Even-Zoher,Polysystem Theory in Poetics Today,1979.p.1.）另外，托利(Gideon Toury)的论文集《翻译理论探索》(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Translation)一书，在西方翻译界影响很大。本书不仅对翻译符号学、翻译标准等有专文研究，而且对描述翻译(descriptive translation)、译文文本(translated te-xt)等作了探讨。他把注意力集中在翻译的结果(product)而不是翻译的过程(process)。（注：谢天振：“启迪与冲击——论翻译研究的最新进展与比较文学的学科困惑”，载《中国比较文学》1997年第1期，1-13页。）两国文学进行相互交流、影响时，从属于发动者及接受者的媒介学，是独立的研究领域。它通过书籍（包括对语言的了解、译著、评论文章、杂志和日报、旅游等）和人（包括译者和翻译、文学的媒介、媒介的环境等）建立自己的理论。媒介者不一定都是翻译者，而翻译者却是媒介者之最。翻译者及翻译研究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歌德十分赞赏“翻译家是本民族中的预言者”，翻译在开拓世界文学的规模，加强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加深认识本民族文学的价值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与比较文学有关的翻译问题：(1)翻译是影响研究中最重要的课题，(2)翻译通常是
一种“创造性叛逆”(trahison créatrice)，“创造性误解”时译者和读者以想象不到的方式接受了新的语言和知识。(3)翻译的完整意义是将文学作品的内容、形式以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4)译者与原作者的关系是一个接受者与放送者的关系，根据译者对原作的兴趣和欣赏，译者可能对原作进行选择、改变、增删。(5)直译和转译是翻译领域常见现象。(6)同一作品的几种译本，包括同时代与不同时代的译本比较。
比较诗学(comparative poetics)是指跨文化、跨国度的文学理论之间寻求共同的文学规律(common poetics)、共同的美学据点(commonaesthetic grounds)的可能性以及中外文论相互阐发，研究和总结文学思想、技巧和理论的学问。
多尔则尔(Lubomic Dolezel)的《西方诗学：传统和发展》是论述西方文化中的发展理论的著作。作者区分了文学批评和文学，并将其纳入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更大框架之中。多尔则尔的文学理论造诣精深，他的创造性、简洁性和透彻性为诗学和相关学科做出了新的重要贡献。
厄尔·迈纳(Earl Miner)的《比较诗学》(Comparative Poetics)（注：厄尔·迈纳：《比较诗学》前言，王宇根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1页。），总结和发掘了民族文化的传统特色，对不同民族的文化和文学理论的研究进行了双向阐发。理论拘押国际性，因此，“理论”在比较文学学科中占有着核心的地位。这里所说的“理论”是指有关文学本身的、在抽象层面上展开的理论研究。对不同民族文化和文学理论的研究把比较文学学者凝聚在一起并进行有效的对话，这就是比较诗学、文学本身永远是文学理论的基础。这位前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继续论道：跨学科研究领域里的比较诗学具有文化研究的性质，因此，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两个领域的比较诗学也具有这种性质。比较文学就是一个以新的角度来探讨文学的共同规律和共同的美学据点，提高同异的识别力，来解决中外文论中的种种美学问题。比较诗学的主要方法：融合法、抽绎法、移植法、类比法、对比法、渊源法等。另外如萨尔布吕肯(Ma-nfred Saarbruecken)比较文学和文化科学文集《今日世界文学：概念和前景》(Weltliteratur heute:Konzepte und Perspectiven)、瑞杰斯瓦瑞·桑德·瑞简(Pajeswan Sunder Rajan)的《真实与想象中的女性：性别，文化和后殖民主义》(Real and Imagined Women:Gender,Culture and Postcolonialism)等等，都对比较文学学者感兴趣的性别研究和文化研究具有重大贡献。
从近年来国际比较文学的发展来看，文学理论成为比较文学的核心不是偶然的，这是西方诗学体系的特征。当前研究的顷向所涉及的其他问题有：世界上不同比较方法的比较；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关系；有关欧洲中心主义和非殖民化的文化批评模式；拉美妇女的口述实录文学等。
由此可见，当今世界的比较文学是全球全人类的比较文学，而跨文化、多文化、互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是21世纪学科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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