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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724(2013)04-0002-07
社会工作作为新生事物，在一元多面的专业历程和多元一体的职业进程中，要获得合法空间和合理地位，不仅要对国际社会工作发展思路、发展动态、发展方式进行立体式解读和借鉴，而且要对本土社会工作的发展进程、发展道路、发展经验进行全方位认知与把握，在国际化与本土化的辩证运动中实现融合发展。中国社会工作从辛亥革命引入之日起，既深深扎根于中国本土的深厚土壤，又充分吸收西方文明的诸多要素；既接受了中国的历史人文传统，又建构了高度专业的话语体系；既实现了在时代的熏陶中与时俱进，又带上了多元实践的浓厚风格。百年来的中国社会工作在吸纳精华、与时俱进的演化过程中，得出的一条最基本经验就是——走“大众化”之路。大众化是社会工作的神圣使命，是一个国家、地区建构社会工作制度、发展社会工作事业的重要内容[1]。立足大众、依靠大众、服务大众是社会工作大众化的切入点和立足点，也是社会工作造福中国、促进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根本职责。
一、社会工作大众化的内涵与外延
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只有掌握群众，才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掌握群众的根本途径就是大众化。根据《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大众化是指“变得跟广大人民群众一致，适合广大群众需要”。“大”字具有大气、宏伟和宽大的意涵。这就要求社会工作大众化必须突出开放包容的“宏大”品格，突出强调社会工作不是少数人的特定拥有，而是服务不同阶层、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专业力量，是具有大众视野、大众观点和大众情怀的职业制度。“众”字具有势重、量多和规模的意涵。这就要求社会工作必须突出普济众生的“面广”胸怀，突出强调社会工作要摆脱少数人“垄断”的局面，从书斋走进人民大众、关注大众的需求和意愿、倾听大众的呼声和诉求、解答大众的疑难和困惑，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化”是一个过程，是一种行动，也是一次又一次长期实践探索的结果。这就要求社会工作必须突出走向大众、贴近大众、服务大众，“化”于大众之心、付诸大众之行，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理期待和行为需求。对中国内地而言，推进社会工作大众化，关键是要关注广大民众的实际生活，解答广大民众的心理困惑，反映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解决广大民众的实际问题，逐步形成保障民生、服务民众、践行民主、维护民利的社会工作制度[2]。
社会工作大众化反映的是一种变化和过程，是一种将社会工作由少数人掌握逐步扩展到广大民众认同、接受、理解和运用并为广大民众服务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社会工作大众化不单是表达方式问题，也是根本立场、根本方法和对人民群众的态度和感情问题；不但要注重话语体系的主体性，而且更要注重实践体系的主体性。注重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是中国社会工作生存与发展的核心与灵魂，也是中国社会工作大众化的方向与关键。群众性、适用性、底层性、可及性是社会工作大众化应该具备的基本品格。群众性是社会工作大众化的本质特点，人民群众在社会工作大众化中应占据主体地位、发挥主体作用；适用性是社会工作大众化的基本要求，满足不同层次、不同文化群体的实际需要是社会工作大众化的主要任务；底层性是社会工作大众化的重要体现，服务基层、扎根一线是社会工作大众化的主要取向；可及性是社会工作大众化的显著特征，被基层群众认可与接纳是社会工作大众化的重要衡量指标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
二、社会工作大众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人文价值、社会价值和实践价值构成了社会工作的价值体系，也是社会工作的灵魂。社会工作的大众化就是要把社会工作的人文价值、社会价值与实践价值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诉求、社会发展的需求和当下国情的要求对接，应人民之需、应社会之需、应国情之需，真正实现与人民同命运、与社会同进步、与国家同发展。
(一)大众化有助于彰显社会工作的人文价值。人文价值是社会工作的生命力所系。社会工作从发源开始就与广大民众有着天然联系，与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不断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有着斩不断的血脉亲情。一方面，大众化是西方人本主义的集中体现。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不断世俗化、大众化的过程。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世俗化、大众化，大众性、世俗性是现代性的重要内容。从一定角度看，现代性就是对传统的神性的解放、是对宗教的压抑的反叛、是对少数人主宰社会的一种超越。从现代性诞生之初的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以人为中心、一切为了人的利益”到现代性成熟时期强调的“自由、平等、博爱”到马克思指出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以非常浓缩的形式见证了以世俗化、大众化为特点和内容的现代性不断成长的历程，见证了西方人本主义中隐含的深刻的大众化内涵。另一方面，大众化是中国民本主义的集中体现。虽然中国的现代性成长晚于西方，人本主义的体现不同于西方，但中国悠久的“民胞物与”的人文主义传统有着对民众的深切关怀与感情寄托。在中国的人文传统中，民众是社会的主体，民众的力量创造着所处时代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从殷周时代的“民为邦本”到明清之际的“为民而立君”的民本思想见证着中国丰富而深厚的民本意识、民本情怀以及民本传统，见证着大众化在中国民本思想以及人文思想中的至高地位。尽管民本不同于人本，也不同于民主，但民本思想为现代性在19世纪中叶中国的诞生、为现代中国实现从戊戌变法提出的“君末民本”的君主立宪过渡到辛亥革命的民主共和以及五四运动对民主的弘扬奠定了坚实的心理支撑。民主化支持着、实现着大众化。从这个角度看，作为中国文化重要一脉的民本思想，理应成为建构中国社会工作价值体系的重要资源。
(二)大众化有助于彰显社会工作的社会价值。社会价值是社会工作的影响力所至。社会工作的价值追求蕴含大众化的必然要求，社会工作大众化的实现必然彰显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以人为本、助人自助以及尊重、平等、接纳、宽容是社会工作的基本价值追求。其中，以人为本是社会工作必须始终坚守的专业宗旨；助人自助、尊重、平等、接纳、宽容是社会工作必须恪守的专业伦理；在引导、支持、帮助服务对象的同时，不包办、不代替，以服务对象和环境的潜力求得自身成长与发展，是社会工作必须始终奉行的专业操守。坚守这些专业宗旨、专业伦理与专业操守必然指向基层、指向百姓、指向大众；践行这些专业宗旨、专业伦理与专业操守必然凝聚着民主精神、必然采取为大众所理解、能接受的民主方式。同样，社会工作大众化是社会工作专业宗旨、专业伦理与专业操守的外化，是内在价值向外在社会现实的转化、是心理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是社会工作专业成果的凝聚与“新人”的初步形成。在这个外化、转化、实现与形成的过程中，社会工作的专业性服务于社会工作的人本性，社会工作服务方式创新、服务质量提升、服务效果改善、服务指标优化的根本指向在于争取民众的认同与支持，实现民众的权利和福祉保障，获得民众的自由和发展。这是社会工作大众化的目标，也是其专业价值的真正体现。
(三)大众化有助于彰显社会工作的实践价值。实践价值是社会工作的创造力所在。社会工作本质上是一种实践，实践性是社会工作的基本属性。社会工作的实践特性贯穿于社会工作的整个发展过程，典型地表现在服务取向、行动取向和问题解决取向上，体现在为社会上的贫弱群体和有需要的大众提供专业服务上，实现在基层社会生活与民众社会生态的改变上。在中国语境下，基层与百姓是社会工作施展自身才华、凸显专业属性的舞台与对象。尽管社会工作人才可以分布在不同岗位、不同层面，社会工作理念可以产生于不同背景、不同地域，但总体上讲，社会工作人才从产生之日起就深耕基层、服务一线，是与广大百姓、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工作大众化的最根本动力是其实践性。实践的舞台是基层，实践的主体与对象是百姓。社会工作大众化的过程就是为百姓与基层服务的过程，就是向基层与百姓输入社会工作元素的过程，就是百姓生活方式发生新转变、基层社会结构与精神风貌实现再改造的过程，就是基层与百姓之中生长新知识、发育新理念、形成新气象的过程。换句话说，社会工作大众化就是社会工作的实践价值逐步实现与创新的过程。社会工作只有成为反映民众诉求、畅通民众表达、解决基层困难、满足基层需求的重要渠道、重要途径与重要手段，才会形成“有问题找社工”的局面。
社会工作大众化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成为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能否为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所接纳包容。社会工作只有获得人民群众的承认，才能获得专业地位、赢得专业口碑、博得专业认同。我国社会工作发展面临的最大困境在于国家承认与社会承认的非同步性。国家对社会工作的承认是一种形式上的认可和方式方法的推崇，社会的承认或者说是群众的承认才是实质上的认可和必不可少的需要。换言之，国家承认是基于社会需要和社会承认，一旦出现社会承认危机，社会工作的发展便岌岌可危。在当前“强国家—弱社会”体制之下，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一开始就是在国家承认下的政府主导模式，存在社会基础不牢、群众基础不广的劣势，群众不明白社会工作是什么、能干什么、更不明白为什么要发展社会工作。同时，由于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导致的多种思潮、多元文化的侵蚀，更容易导致人们对以助人为宗旨的社会工作的困惑、不解甚至是误读。社会工作的大众化问题，从近处来讲关乎社会工作的前景与前途，从长远来说关乎我国现代化建设与和谐社会发展，关乎党的执政基础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大局。推动社会工作大众化，不仅是对社会工作当前发展形势的担忧，而且是对社会未来发展趋势的研判，更是对享受社会工作服务的亿万民众的深度关切。当前中国社会工作还处于初级阶段，如何从这一阶段开始在顶层制度设计层面重视、推动、落实大众化问题，对于保证社会工作的正确方向、实现社会工作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从这个角度来说，社会工作大众化问题成为党和国家，尤其是社会工作行政管理部门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是社会工作教育界、实务界必须面对完成的一项十分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三、社会工作大众化的历程与问题
大众化一直是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与建设实践的传统，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传统，也一直是中国推进社会工作的传统。从辛亥革命之际社会工作传入中国的百年间，期间虽然中断过，但是这种传统一直在延续，大众化的经验也一直在传承，成为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积淀。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过程也是社会工作大众化的推进过程，二者相伴相生、相辅相成。
(一)社会工作大众化的历程。中国社会工作大众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以底层平民为主的起步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在民国时期。在这个时期，社会工作大众化主要在社区和民间服务机构中进行。早在1912年民国建立之初，北京青年会学生部干事步济时(John.S.Burgess)就成立北京学生团社会实进会(简称“实进会”)，该会以“考察旧社会的坏处，以和平的、实践的方法，从事于改造的运动，以期实现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为宗旨，联合北京青年学生开展社会调查、从事社会服务、实行社会改良[3]。社区是社会工作大众化教育的发祥地。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一批学者以社会工作教育为中心，改造乡村社区，推行平民教育，用乡村自救运动来引发社会变迁，开创了我国社会工作大众化实践的先河。北京协和医院于1918年率先进行医疗个案工作，推动个案工作的发展。此外，一些民间慈善组织所从事的济贫和定向救助工作也不同程度地促进了社会工作大众化。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社会工作大众化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成为提升国民士气、强化战斗意志、培育国民精神、提供战时服务的一种重要制度。特别是随着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中国共产党主导区域内社会工作大众化的速度、广度与深度得到进一步的加快、拓展与推进。二是以困难群体为主的过渡阶段。这个阶段主要体现在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特别是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健全，社会体制逐步向“国家管控体制”转型与过渡，“中华民国”时期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被取消，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人员也被转行，专业社会工作实践被群众工作以及缺乏专业理论指导的行政性社会工作实践所取代，单位体制与行政化的解困方法成为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调节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发展的主要方法，困难群众与弱势群体成为国家限定的行政性社会工作的主要服务对象与范围。整个国家被高度组织起来，采取了普遍福利模式与国家服务方式，由国家直接或者通过单位来传递福利资源。专业意义上的社会工作大众化步伐一度停滞。三是以普通百姓为主的拓展阶段。这个阶段主要体现在改革开放至今。随着改革开放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社会结构转型的速度加快，人们局限于亲属群体解决困难的手段日益弱化，来自政府部门的支持力量逐步增强，体制改革带来的社会服务职能逐步回归社会。与市场经济发展相对应的社会层面得到逐步发育与成长，社会体制逐步进入了“强国家与弱社会”阶段，政府救助之外的民间因子得到了不断激活与释放。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工作实践形式呈现出多元并存局面，社会工作大众化的问题也被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新时期、新形势下重提社会工作大众化问题，对社会工作大众化的主体、内容、对象以及实现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与普惠型的社会保障体制一致、与弱社会格局的现实契合、与社会充分发育的发展方向共构，逐步建构一种全民可及的社会工作服务体系，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专业社会服务需求，成为社会工作大众化的努力目标与重要任务。
(二)社会工作大众化的挑战。客观地说，社会工作是先有实践，后有专业，最后才是制度建设。但是，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无论在实践层面、专业方面，还是在制度建设上都存在先天不足的问题。尽管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但专业社会工作在中国大陆仍然欠缺基本的社会认同和运作空间。这成为社会工作大众化面临的基本困境。一是理性思维缺失导致的本土化困境。社会工作是来自于西方的“舶来品”。社会工作要大众化，首先就要实现本土化。从民族思维特点来看，与西方人的逻辑型、思辨型、实证型的思维特点相比，中国人属于记录型、描述型、发散型与模糊型的感性思维方式。从地域角度来看，原生形态的社会工作来自于西方，虽然并不玄奥，但无疑带有西方理性思维的特点，具有很强的逻辑性与系统性。由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尤其是福利思想与助人文化的影响至今仍然根深蒂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社会工作的理解、接受和认同程度。二是认识误区泛滥导致的专业化困境。由于各种原因，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存在着多种对社会工作的认识误区，诸如将民政工作、社区工作、街道工作等同于专业社会工作；将志愿服务、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等同于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将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等同于社会工作者等等。对社会工作的这些简单化、工具化、庸俗化的理解，直接导致对社会工作本身的专业性、科学性、效能性的质疑，对社会工作的专业自主性、专业权威性和专业独立性的挑战，从而对社会工作的推广、普及和应用产生了消极影响。三是政策渠道阻滞导致的体制化困境。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政府部门对社会问题采取的是“非问题化”策略，否认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对某些问题进行个别化的安抚性解决。有的地方甚至以维护社会稳定为由压制困难群体、弱势群体关于基本需求的表达。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利益表达成本过高使民众迟迟不能将满足自身社会福利、社会服务需求的社会政策推上议程。社会政策的缺位使社会工作在提供专业服务时无政策可执行、无资源可调度、无力量可依靠，从而难以发挥社会工作服务大众的专业功能。四是多元文化发展导致的职业化困境。市场经济利益的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的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的多样化、就业岗位行业的多样化，在为人们提供多元选择的同时，也诱发产生了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负面效应。由于待遇、环境等原因，许多接受过专业社会工作教育的人员不愿意继续从事这个职业，造成了专业人才的大量流失。“钱本位”、“权本位”等思想的盛行带来了人们社会心理的严重失衡，加上公民慈善意识和权利意识的弱化，社会工作作为一种“助人”特别是为弱者服务的职业难以得到较高的社会评价度和社会荣誉感。
四、社会工作大众化的发展路径与实现方式
社会工作大众化的目的是实现社会工作与人民大众的紧密结合，使中国社会工作获得内在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动力，获得永固的发展基础。中国社会工作的大众化是世界各国社会工作发展普遍规律与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发展本土经验有机结合的产物。实现中国社会工作的大众化，要在中国本土的社会体制、助人传统和具体国情中去构建社会工作大众化的制度场域、文化场域和实践场域。
(一)社会工作大众化的制度场域。中国的社会体制是社会工作大众化的制度场域。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结构转型与社会现代化初期阶段，主导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和制度体系。独特的社会环境与制度背景将使中国社会工作的大众化发展路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一是要在国家中心与社会中心的博弈互动中借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公民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对社会工作发展前景的展望也卷入其中，出现了对公民自由的绝对遵从、公民权利的绝对尊重与公民参与的绝对依赖，“社会”被无限放大，政府主导被视为社会工作发展水平低、缺乏公信力、无用武之地的体制性根源。自治型社会体制是社会体制发展的理想类型与长远的发展方向。目前，我国的社会体制正处于“强国家—弱社会体制”阶段。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党和政府的大力倡导，社会工作走出了一条“低社会参与下的高效发展”之路。这一高效发展模式利用特定的组织机制和政府的强势动员，敦促公民个体或社会组织实施助人活动和志愿服务，是中国社会工作大众化可以借鉴的有效模式。二是要在经验传承与发展创新的动态交替中借力。中国共产党早在革命和建设时期就创造并积累了以思想政治工作为代表的行之有效的群众工作方法，在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发动群众、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制度、发展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理论必须借鉴的宝贵经验。我们在引进西方社会工作专业理念、知识与方法的同时，必须传承本土的群众工作经验与方法，做到借鉴而不照搬，引进而不忘本，使社会工作核心使命与党的中心工作相通，价值伦理与传统道德共融，专业方法与实际工作手法互补。通过本土实际的社会工作实践引领社会工作事业发展，通过社会工作事业推进丰富、创新本土原有的社会工作。只有这样，社会工作才能真正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才能真正得到广大社会民众的认同，才能真正获得健康发展的保障与支撑。三是要在管理为本与服务为用的协同配合中借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我国当前社会建设的主旋律，也是当前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强音。政府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构，其行政管理方法必然是刚性的，在处理社会事务与解决社会冲突中，管制手段必不可少，但往往忽视了社会问题的差异性和政策对象的个别性，从而造成了公众与政府间的隔阂与信任危机。专业社会工作具有柔性化管理、人性化服务、社会化运作的优势，能够及时为民众提供均等化、系统化、个性化的社会服务，能够把生硬的、刻板的、粗放的、居高临下的管理服务，转变为灵活的、个性的、细致的、以人为本的管理服务，实现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通过这些创新性的管理与服务，社会工作者能够深入大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促进政府与民众间的积极沟通与平等对话，使党委政府获得更多、更大范围、更强有力的群众支持，进一步促进执政基础的巩固与夯实。
(二)社会工作大众化的文化场域。中国的助人传统是社会工作大众化的文化场域。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营造了专业社会工作大众化的外部环境。如果社会工作者不了解和理解服务对象所认同的文化和价值，就不可能选择合适的、受助者可以接受的方法去提供有效的服务，也就不可能获得服务对象的认同[4]。中国社会工作的大众化必须充分包融中国的文化传统。一是要具备较高的文化敏感度。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要想真正发挥社会工作的作用，必须充分考虑传统文化对广大社会工作从业人员和社会工作服务对象在价值选择与行为方式等方面的潜移默化影响。要通过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提升社会工作从业人员修养、通过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丰富社会工作职业化伦理要求、通过整合中国传统文化深化社会工作知识内涵、通过体察中国传统文化优化社会工作服务策略[5]。只有将中国传统文化与普世专业价值伦理内化为一体的社会工作才是专业化的社会工作。二是要具备较强的文化包容性。由于文化、惯习与性格影响，西方社会的求助者有着积极的求助心理。这是西方社会工作从有需要的求助开始的深层原因。但在中国大陆，社会工作难以将被动消极的求助转化为积极主动的帮助。因为人们的求助意愿往往不会主动表达出来，助人者常常要探寻启发有需要者表达出自己的愿望与诉求，继而提供帮助。等人上门主动求助的社会工作模式将会贻误社会工作的服务良机、失去许多潜在与显在的服务对象。三是要具备较好的文化信任感。西方社会工作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之上，是一种程序上的信任关系。与西方不同，中国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实质性的信任关系。中国人的人格特点及信任逻辑是遇到困难首先寻求家庭与家族、邻里与亲友的支持，更多依赖于血缘、地缘、业缘关系的建立与维护。中国社会工作的大众化，必须将专业关系建立于实质性信任关系之上，建立一种沟通理性基础上的合作关系与彼此间的沟通了解。
(三)社会工作大众化的实践场域。中国的具体国情是社会工作大众化的实践场域。历经二十多年的专业发展与变迁，由于传统体制的惯性、原有模式的延续以及新兴理念的输入，社会工作形成了行政性社会工作、专业社会工作和草根社会工作[6]三种实践形式。这三种样态既是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现状，也是社会工作大众化面临的现实格局。一是要充分吸收不同类型社会工作的大众化元素。三种社会工作形式都含有大众化的要素。行政性社会工作延续了政府动员、群众参与的社会主义传统，通过政府、企事业单位和群团组织等，运用行政工作方式开展服务，涉及面广，群众信赖程度高；专业社会工作依靠专业服务网络，深入基层社会、直接面对案主，运用科学的程序和方法开展社会工作，满足个性化的福利需求，专业性强，服务效果明显；草根社会工作是民众自发、资源自主的公益性助人行为，往往围绕某一议题结成临时性、松散性的社会团体，一旦任务结束，即行解散，针对性强，行动效率高。行政性社会工作的动员优势、资源优势；专业社会工作的理念优势、服务优势；草根社会工作的关系优势和实践优势，是中国社会工作大众化发展进程中需要吸收利用的重要元素。二是要积极促进不同社会工作的整体性融合。社会工作的实践分殊容易造成民众的无所适从，不利于社会工作的长足发展。社会工作大众化目标的提出，从某种程度上鼓励超越专业界限与体制藩篱，融合不同社会工作的实践经验，各尽其用、各取所长。社会建设取向下的社会工作带有综融性，融合了行政性社会工作和专业社会工作的优势，超越了体制内社会工作和体制外社会工作的二元对立，既能有效满足居民个性化的服务需求，又能切实解决群体社会化的矛盾问题，代表了社会工作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三是要努力建构中国社会工作的自主性实践。从引进、移植到扎根的三个阶段是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必经之路。在移植过程中，中国社会工作迈出了一条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出场路径，是以国家利益至上的集体主义价值体系为基础和前提的。服务于社会稳定需要和社会建设大局，这是中国的国情，也是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实际。社会工作的大众化同样也要以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为依归，不能为大众化而大众化。明确社会工作的定位和使命，加强党委政府、学者群体与实际工作者的密切配合，实现不同社会工作互为补充、彼此建构的渐进性演化是中国社会工作大众化发展的基本路径与实现方式。
五、当前社会工作大众化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
社会工作大众化的提出，不仅关系到群众工作的延续和发展，也关系到执政党执政能力的提升和增强，更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维护和保障。当前，推进中国社会工作的大众化，要重点抓好三个方面工作：
(一)加大社会工作推广力度、增强大众化辐射力。社会推广是社会工作大众化的首要战略。通过让社会大众了解、知晓社会工作，将党和国家战略决策转变为社会共识和集体行动。一是要着力推进社会工作知识普及。以“社会工作知识普及工程”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训基地和教材建设工程”为抓手，组织专家和实务人员抓紧编著通俗教材，抓紧培训从事社会服务与管理方面的基层工作人员，切实使这些人员掌握社会工作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与基本方法。要以现有社会工作从业人员为主体、以广大干部特别是广大基层干部为重点，加强社会工作知识普及性培训，使他们熟练掌握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理念、方法和技能，成为推动社会工作大众化，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发展的骨干力量。二是要着力推进社会工作宣传推广。要提高广大公民的认识，通过建立宣传平台、凝练宣传主题、树立宣传典型等方式加强社会工作宣传、教育，使广大城乡居民进一步增加对社会工作的了解，提高社会工作在生活质量改进、民主进程推进、稳定与发展问题的解决等方面的功能作用，克服基层百姓对社会工作事不关己的漠然态度，进一步增加对社会工作的亲近感，使百姓需求成为推动社会工作大众化的内在动力。三是要着力推进社会工作研究应用。要加大对本土化社会工作政策和实务的总结提炼，以落实“社会工作教育与研究人才培养引进工程”为契机，加快培养社会工作教育与研究人才，将社会工作教育研究与社会工作实践相结合，提高应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探索适合中国本土特点、符合中国大众需求、服务中国社会的社会工作模式，使社会工作大众化在研究与应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良性互动中辩证发展。
(二)加大社会工作服务力度、增强大众化公信力。社会服务是体现社会工作效果和社会认同程度的重要指标。通过为弱势群体、劣势群体和所有有需要的人群提供广泛多样的社会保护，树立和建构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权威、专业形象和专业声誉。一是要不断壮大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队伍。按照《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1-2020年)》的要求，推动形成以基层组织和社会服务机构为平台，以专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骨干，以社会工作从业人员为依托、以社会志愿者为补充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格局，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社会服务需求对专业社会工作人才日益紧迫的需要。二是要不断扩大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领域。要以加快实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计划”、“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边远贫困地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计划”为抓手，将服务范围从少数地区、重点对象、局部领域向更广范围、更宽领域和更多对象拓展。要以“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孵化基地建设工程”和“社会工作服务标准化建设示范工程”为引导，推动社会工作服务向更高标准、更高质量发展，不断扩大社会工作覆盖面。三是要不断增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效果。要以“社会工作人才职业服务能力建设工程”、“社会工作管理人才综合素质提升工程”、“社会工作服务标准化示范建设工程”为载体，建立和完善社会工作体系，提升社会工作人才素养，制定、优化社会工作服务标准，规范、监督社会工作服务过程，确保社会工作服务效果不断提升，真正把社会工作打造为“民心工程”，以优质的专业服务扩展社会工作大众化的效果。
(三)加大社会工作创新力度、增强大众化发展力。社会创新是社会工作大众化的深厚动力。要坚持同群众工作、基层工作与制度建设相结合，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体制，使社会工作发挥最大效用，是大众化的重要目标。一是要与群众工作创新相结合。评判社会工作大众化的标准、角度众多，但唯一或者终极的标准只有一个，这就是人民群众受益程度、受益范围、受益质量以及受益的可持续性。要充分汲取群众工作的有益经验、深入挖掘群众工作有效形式、创新社会工作掌握群众的方式方法，切实改变社会工作由少数人从事、为少数人服务、只有少数人理解和支持的困境，让社会工作走出象牙塔，走入普通民众的生活、融入普通民众的工作，为广大民众接纳、支持、承受、关心与需要，使社会工作从抽象的理论逻辑转化为生动形象的实践逻辑，转化为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物质”力量。二是要与基层工作创新相结合。要突出基层实践在当代中国社会工作制度建设和事业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党的执政基础在基层，党的各项政策落实在基层，社会工作的服务群体也在基层，做好基层工作是加强党的建设和社会工作大众化的关键所在。基层基础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基、立政之本。要深入体察党委政府在基层基础工作方面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创造，不断丰富发展社会工作在基层的实现方式。发展社会工作、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必须充分依托基层党组织。要将社会工作事业发展与创新党的基层工作方式、扩大党在基层群众中的影响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密切党和群众血肉联系[12]，夯实社会工作大众化的群众基础。三是要与制度建设创新相结合。制度建设是当前中国推进各项社会事业的紧要任务。对社会工作来说，也不例外。搞好制度建设是事关社会工作长远持续发展以及社会工作大众化能否真正实现的关键所在。要充分吸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政策制度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与做法，突出社会工作政策创制、政策落实的针对性与可操作性，统筹考虑人民群众需求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尽早颁布、尽快落实与大多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正常生产生活、家庭和谐稳定密切相关的社会工作政策法规；同时，要加快研究建立保障个别化、特殊性的服务需求，尤其是普适性政策覆盖不到的领域、群体需求的介入与供给政策制度，使社会工作大众化真正健康运行在制度化的轨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