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子女城市文化适应:现实困境和学校支持*
舒 惠 徐正黄
摘要: 在城镇化逐渐加快的进程中,乡村文化的衰落、城市文化的藩篱、家庭文化的缺位、学校文化的漠视使流动人口子女在城市文化适应中面临困境。基于南京师范大学附属苏州石湖中学的办学实践分析,学校应走出二元对立,在民族文化沃土中培育“文化之根”;回归教育本源,重建人全面发展的“文化生态”;加强家校合育,修复原生家庭“文化自信”;捍卫教育公平,创设平等融合的“文化空间”,以促进教育均衡充分地发展。
关键词: 流动人口子女;城市文化;学校支持;文化适应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迅速推进,城市不断通过空间扩张来实现“土地的城镇化”。大量外来务工和失地农民流入城市或聚集在城市的边缘,成为“流动人口”。近几年,由于交通便利程度提升、城市对流动人口政策的改善等因素,流动人口数量不仅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而且还表现出一些集中的特征,比如“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时间延长、子女随迁增多、融入城市愿望强烈”[1]等等。因为城镇化推进速度过快而呈现教育“不均衡、不充分”的问题也越来越多。究其原因,一方面,城市在学校布局、教育设施、教学资源等方面规划措施不足,有待完善。另一方面,依附土地生存的农民及其子女被“市民化”后,原本与土地共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受到挑战,出现了城市文化适应问题。有研究表明,流动人口子女的“社会疏离感、社会孤立感、人际疏离感要显著高于城市儿童”[2]。在学校场域内,表现为“较少参与课堂发言、注意力易分散、交往障碍、性格及价值观的差异”[3],流动人口子女在学习融入、心理融入、人际融入等方面与城市子女存在差异。学校是流动人口子女的主要社会化场所,因此,要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城市文化适应困境,学校应成为主要支持力量。
二、文化适应的概念内涵
在20世纪末,人们基于移民潮和留学潮的出现开始关注文化适应问题,研究视野主要集中在移民或者留学生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跨文化适应问题。近几年,随着我国流动人口的持续增多,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同一国家、同种民族,不同地域比如沿海与内地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流动人群存在的文化适应问题。1936年,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edfield)、林顿(Linton)和赫斯科维茨(Herskovits)等人对于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概念给出了经典定义:文化适应是“由个体所组成,且具有不同的文化的两个群体之间,发生持续的、直接的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4]。约翰贝瑞(John Berry)作为跨文化学者,指出文化适应是移民和所处的社会在互动过程中的相互改变,“不仅包括社会文化适应,还包括心理适应”[5]。Berry还根据个体“对原文化身份的维持”和与“异文化群体关系的维持”两个维度发展程度的不同将文化适应分为“隔离、整合、同化以及自我的边缘化”[6]等几种不同的方式。
(2)传说中的牛郎织女最后被王母娘娘用天河阻断了相聚之路,天各一方,每年只能相聚一次。可本诗中,诗人却赋予牛郎织女崭新的幸福生活,诗人为什么这样写?(可结合诗歌的创作背景来思考。)
处于边缘化的文化适应者面临的“文化适应压力”[7]是最高的。这时的文化适应者既脱离了自己原来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特征,又无法融入主流社会成员。处于边缘化的文化适应者,在两种文化世界中不属于任何一种文化,在心理上存在着不确定性,成了所谓“边缘人”[8]。文化适应者的“文化适应经历”“压力源”“文化适应压力”除了受到自身个体因素影响以外,还受到所移入的社会性质的影响。在Berry看来,文化适应不会必然给文化适应者带来压力,“文化适应压力”只是一种文化适应的“可能伴生状态”,降低“文化适应压力”的有效办法就是鼓励文化适应者在保持自身的文化传统的同时积极参与所移入社会的实践。
规范的临床案例包括主诉、现病史、既往史、实验室检查、临床处理过程5个部分,将大纲要求的各知识点整合起来,同时整合学生所学专业、人文、社会、伦理等知识,教师引导学生剖析案例,将习得的纵向知识进行横向联系、融会贯通,学会解决临床实际问题,既巩固已学知识,又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定基础。
三、流动人口子女城市文化适应的现实困境
(一)乡村文化的衰落
费孝通曾经描述过乡土社会的特征:乡土社会的生活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在区域间接触较少,呈现出明显的“地方性”。因此,乡土社会内部是一个“熟人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9]。乡村文化以历史记忆、故事典故、家风民俗等形式在代际中传袭,保留着乡村文化特有的精神内涵和文化魅力。约翰贝瑞也认为,村庄人口拥有着“地域身份”,这种地域身份受到村庄的规模、形状、房屋类型等特质的影响,与城市身份形成了对比。在城镇化进程中,随着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不断扩大,一些青壮年农民开始放弃了乡村生活,到城市打工。他们本该成为乡村文化传承的重要中坚力量。由于人口结构的改变,乡村文化延续性受到挑战。乡村家庭文化传递功能的削弱、乡村生机与活力的缺乏、邻里关系陌生化等继发性问题削弱了乡村社区场域对乡村儿童的养育功能,乡村儿童失去了成长的根基。城乡之间的二元对立,更加重了流动人口子女的“自卑感”。对乡村文化持排斥态度的“空心”儿童,在城市中一旦遭遇不同文化的侵袭就容易成为“问题学生”。
(二)城市文化的藩篱
来到城市之前,学生有自己稳定的同学圈、邻居圈、亲戚圈,通过与他们之间的互动建立自己的文化圈,依托共同喜欢的游戏、运动、书籍等等建立起儿童独特的文化记忆。到了一个新的城市,儿童离开了原本和谐、熟悉、稳定的环境,由于生活习惯地域差异大、文化背景的不同,外地学生与本地学生的各种生活习俗、饮食爱好甚至语言习惯、交友方式都有所差别,流动人口子女彼此之间也分属于不同地域,相互了解甚少。学生在这种陌生的状态中表现出了迷茫、孤独、自卑等负面情绪。以城市文化为主体的学校文化,往往忽视流动人口子女的城市融入问题。主要体现在:第一,以城市文明传承为核心的“城市文化”宣传城市文明,对乡村文化视而不见,使流动人口子女缺乏文化自信,感觉低人一等;第二,唯教材论的“本本文化”,缺乏对儿童生活世界、心理适应的关注,统一的教材,统一的教学内容,忽视学情差异;第三,应试导向的“分数文化”,将考试成绩作为评价学生学业水平的唯一标准,没有及时对流动儿童学业困境做出积极的反应并制定措施;第四,强调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和运用方式的“炫技文化”,与流动儿童原有学习基础形成反差,更加重了流动人口子女的自卑心理。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苏州石湖中学创建于2014年9月,学校所在区域原本属于两县交界,2001年撤县建市后逐步形成开发区。学校周边工厂林立,是外来务工人员的主要集聚地。建校伊始,学校通过调查发现,“新市民”子女占了80%,离异家庭子女、留守儿童约占12%,家长的文化层次不高,家庭教养方式离学校要求有很大的差距。南京师范大学附属苏州石湖中学直面现实困境,在学生文化适应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
(三)家庭文化的缺位
综上分析,流动儿童一方面离开了原来的城市与乡村,与固有的乡土文化隔绝,另一方面在新城市中融合不畅,居于城市的边缘,对迁入地城市的文化了解甚少或者理解不同。流动儿童成了没有文化支撑的边缘群体,成了“无根”的一族。文化的缺失又会反作用于居民的生活方式、教育观念、人际交往、文明素养,形成恶性循环。
(四)学校文化的漠视
在进入城市之前,流动人口子女处于这样几种状态:一是居于农村与父母一起居住;二是居于农村成为留守儿童,父母在外地打工,与祖辈一起居住;三是随父母一起流动在城市乡村之间或者城市之间。近几年,第三种情况逐渐增多,越来越多的打工者愿意拖家带口来到城市。但是城市的“玻璃围墙”对于他们来说一方面充满了诱惑,同时也难以逾越。人们在城市中获取住房、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资源的权利和户籍管理制度紧紧连接在一起,没有户籍的流动人口及其子女被隔离在外。再加上城市的高房价、高物价等因素,流动人口只能更多地聚集在城市和乡村的边缘地带。因此,在许多城市中的“城乡接合部”“城中村”成为流动人口集中区。由于人口来源复杂、流动性强、管理归属权模糊等原因,城乡接合部环境卫生差、治安状况不好、基础设施不完善。流动人口名义上成了新市民,但却不能享受与市民完全一样的教育资源和生活方式。比如每年教育行政部门实施“积分入学”政策,对外来流动人口只提供有限的学额,根据孩子父母的个人基本素质、工作经历、居住情况设指标,评出基础分、附加分和扣减分,最终根据得分高低确定入学资格。由于生活与就学空间的限制,充满现代气息的城市文化难以进入流动人口子女的内心世界,他们归属感淡漠、缺乏自我认同。
家庭教育的缺失也是流动人口子女文化适应的困境之一。家庭是流动人口子女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社会化场所,早期家庭环境因素对子女的观念、心理和行为习惯会产生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家庭中父母的示范引领对流动人口子女的社会化具有重要意义。在离异家庭和留守儿童家庭中,家庭结构的不完整、家庭教育的缺失、家庭社会化的不完善,会对儿童的成长产生深刻的影响。流动人口的家庭经常出现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学生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较低,文化资本匮乏,教育观念落后,难以对孩子的学业进行适时地辅导和指导;二是由于家庭中多子女的出现,家长难以顾及每一位孩子的成长教育,有时家长索性将年龄较大的子女送至寄宿制学校;三是家长的工作不稳定,工作环境的持续改变、就业压力的增大都使得家长对孩子缺少陪伴、疏于管教。家庭文化的缺失使流动人口子女城市文化适应问题的解决失去了重要的一支力量。
学校所在的区域位于以范成大而闻名的石湖旁边。学校筹建初期,学校管理者在市、区领导、高校专家的共同协作指导下确立了“传承石湖千年文脉”的思路,从苏州两千多年的教育文化中体会苏式教育的“崇文重教”“包容开放”“时代责任”。学校在组织专家、老师、同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以“石湖”为基本文化形象出发点,挖掘出“石为底、水为形”的文化意象,并将育人目标与这种意象有机融合,提炼出“精一执中,砥砺以恒”的学校精神,努力打造“滴水穿石”的校风。作为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学校,石湖中学还将“传承南师精神”“培养石湖新人”作为自己的办学使命,将南师大“正德厚生、笃学敏行”的校训融入育人理念。
一直以来,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处于二元对立的格局。为了解决作为“边缘人”的流动人口子女城市文化问题,学校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强制性地推行城市文化,褪去流动儿童的乡村印记,把他们改造成城市市民;二是对流动人口子女区别对待,以减少文化冲突,比如有些学校将流动人口子女单独编班,以区分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教育。显然,这两种“非此即彼”的方式都不是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城市文化适应的最佳办法。中国要实现新型城镇化,必须要实现两个转型,即从“以工业文明导向的城镇化转向以生态文明为目标导向的城镇化,从文化与主体缺失的盲目跟随西方的城镇化转向立足中国文明之根、传承民族文化之魂的中国特色城镇化”[10]。其实,无论是城市文化还是乡村文化都生长在中华文明的大地上,从更大的范围内来说,都是民族文化一脉相承的产物,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随着我国城镇化的进程,城乡边界也变得越来越模糊。这时候,作为学校,不必纠结于是重拾乡村文化还是强推城市文化,而应该从更深层次的文化底蕴中寻找教育契机。学校应该不断发掘中国传统文化、区域文化、大学文化的内在本质、精神内核、文化基因,准确把握传统文化的来龙去脉、基本特征、优势及不足,赋予学校文化崭新的时代价值。
四、流动人口子女城市文化适应的学校支持
借助教学方法渗透德育。心理健康教育有别于语文、数学等以讲授为主的学科,采用讨论、角色扮演、心理疏导等方法。这些方法不是由教育者简单地讲授,而是以学生为主体,尽可能让学生担任主角。这种新型的教学方法将重心放在学生主动参与、积极贡献、相互合作和互惠共享中,学生养成和不断发展的将是民主生活的意识和习惯。心理健康教育使学生在教学中受到了潜移默化的道德影响。
(一)“植根”:走出二元对立,在广袤文化沃土中培育“文化之根”
《普通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提出核心素养的课程宗旨,借助生物课程帮助学生树立生命观念,形成科学思维的习惯,掌握科学探究的思路和方法,培养社会责任感。如何将核心素养在课堂中落实,是值得教师共同探讨的问题。
造成空驶的不合理运输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①没有充分利用社会化的运输体系,只依靠自备车送货提货,这往往会出现单程重车,单程空驶的不合理运输方式。②企业由于工作计划不周,造成货源数量不真实,车辆空去接近空回,形成几乎双程空驶。③由于车辆过分专用,无法搭运其他回程货,只能单程满载车,单程回空周转运输[8]。
(二)“固本”:回归教育本源,重建人全面发展的“文化生态”
在当前的初中与高中教育中,以考试为核心的应试文化充斥校园,课程科目过多,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是走以提升分数为核心的功利化办学之路,还是面向未来注重人的发展,学校要根据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主动做出选择。石湖中学以培养“阳光、自信、有梦想、善表达”的初中生为目标,以培养初中生的“习惯、兴趣、方法、价值观”为突破点,着眼于学生的可持续发展,为城市适应、未来成长打好基础。学校努力营造人全面发展的健康文化生态,科学规划学校活动,尤其是班会活动、社会实践、节日活动、志愿者活动、阅读活动、生态环保活动等,寻求多种途径,从不同角度帮助学生认识自我。秉持“尊重多元、关注发展、鼓励自主、倡导合作”的教育理念,引导师生“认识自己,做更好的自己”。学校开设了书法、绘画、健美操、机器人、足球等30余个社团,深受学生喜爱。其中“神采飞扬”啦啦操社团不仅被评为苏州市十佳社团,还获得了日本啦啦操公开赛团体特等奖。
学校是维系现代社会的重要文化场域。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学校不仅具有教育功能,还具有文化续构功能、文化形塑功能、文化分配功能、文化感统功能[11]。学校被赋予了广泛的社会合法性和强大的社会公信力。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要重点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让人“记得住乡愁,看得见山,望得见水”。因此,人的城镇化不仅是人口的城镇化,更是人的文化的城镇化,学校应该积极摒弃功利化教育方向,回归教育本源,重建流动人口子女全面发展的“文化生态”,使其在健康、全面的文化中成长,并将这种文化素养体现在生活中,传递给下一代。
(三)“塑形”:加强家校合育,修复原生家庭“文化自信”
家庭是新市民子女成长的重要环境,学校的文化建设离不开家校合作。石湖中学积极探索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教育的新模式、新方法。按照一定的民主程序,组织建立班级、年级、校级三级家长委员会,建立与家长委员的联席会议制度,通报学校发展规划及其进展、教育教学工作情况,听取家长委员会的意见和建议,取得支持和帮助。同时,学校以各班家长委员会为基础形成了“三人行”家校协作组,促进家长自治工作、家校合育工作的深入开展。提出了学生家庭教育基本的学习与成长环境的建议标准,明确家校合育主要活动体系,梳理出家校合育“应知、应会”体系,注重实效,简化程序,推进“学习型”家庭评选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石湖中学起始年级家庭教育培训课程。石湖中学现为苏州市首批中小学家庭教育课程化项目拓展学校。2016年,学校被评为苏州市中小学家庭教育优秀项目学校。
流动人口文化教育程度不高,在社会上经济地位较低,自身的文化适应能力较弱,造成了他们对于自身原有文化强烈的自卑感、挫败感,这种情绪会沿袭给子女。因此要想改变新市民子女的文化自卑,必须要从他们的原生家庭开始着手。第一,要转变家长认识,改变不当教养方式。学校要通过家长学校、网站平台、家访、家委会等平台和形式,不断向家长传输家教知识、传递家庭教育理念,让家长参与“再学习”“二次成长”。第二,引导家长主动参与学校文化建设。学校的办学理念、文化建设举措要主动与家长沟通,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邀请家长一起参与到文化建设活动中,让他们成为学校文化的共同设计者和见证人。第三,树优良家风。家长与孩子共同总结提炼原生家庭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家族故事,找寻乡村故事中蕴含的优秀品德。家长观念的形成离不开其所生活的时代和地区的“自在的文化”,通过学校教育形成“自觉的文化”,使家长的观念更加理性,更加接近于社会发展规律,更加符合人性的追求。
(四)“共生”:捍卫教育公平,创设平等融合的“文化空间”
流动儿童的健康成长也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学校应与教育行政部门、社区一起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共同促进流动人口子女享受优质、平等、高效的基础教育。第一,在思想上要树立平等观念。通过教师培训引导全体教师树立尊重关爱的思想,要求教师对教育公平、以人为本、立德树人等理念具有深刻认识,教师要做到不带有偏见,不因流动儿童家庭背景、经济情况而区别对待,不对流动儿童歧视、排挤甚至驱赶。第二,积极保障流动儿童享有优质的教育条件。学校要努力改善办学条件,确保教学设施无差别,创造适宜的校园环境熏陶学生身心成长。第三,完善育人机制,注重因材施教。根据流动儿童特点,开发特色课程,开发校本教材,通过选修课弥补流动儿童的知识和能力的不足。有效整合校区、家庭等多方力量,优化育人队伍,完善育人机制。第四,关注心理成长。围绕流动儿童成长中的热点问题适时加以个体心理疏导、团体心理辅导,创设温馨和谐的成长环境,促进城市子女和流动人口子女的互相包容、互相学习,共同成长、共同进步。
参考文献:
[1]刘静,张锦华,沈亚芳.迁移特征与农村劳动力子女教育决策: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分析[J].复旦教育论坛,2017(2):87-93.
[2]雷鹏,陈旭,王雪平,谢德光.流动儿童疏离感的现状、成因及干预对策:基于城市儿童的比较研究[J].教育导刊,2011(10):25-28.
[3]刘国飞,董陈琦岚,陈晓鸿,冯虹.课堂流动人口随迁子女“边缘人”研究[J].教育导刊, 2016(8):30-33.
[4][7]孙进.文化适应问题研究:西方的理论与模型[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5):45-51.
[5]常亚慧,王苏平.协作培养:新市民子女城市文化适应的学校支持[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8):79-87.
[6] 邱珊,肖书成.跨文化适应研究:国外重要研究理论与模型[J].大学教育, 2018(3):102.
[8]肖珺,李加莉.跨文化适应研究的解读、进展与趋势:访文化适应理论奠基人约翰贝瑞教授[J].国外社会科学, 2015(5):148-152.
[9]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7:9.
[10]黄锟.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的选择[N].中国经济时报,2013-01-15(6).
[11]李令永.学校的文化功能:一种社会学的视角[J].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0(4):22-25.
Urban Acculturation for Childre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Realistic Dilemma and School Support
SHU Hui & XU Zhenghuang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accelerating urbanization, the childre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re facing dilemmas in urban acculturation for reasons of rural cultural decline, urban cultural hedges, family cultural loss and school cultural indifference. Analysis of our school-running practice reveals that schools should step out of binary opposition to cultivate the root of culture in the fertile soil of national culture, that schools should return to the origin of education to reconstruct the cultural ecology for human’s all-round development, that schools should strengthen family-school cooperation to restore the cultural confidence of the native family,and that schools should safeguard the equity of education to create the cultural space of equality and harmony,eventually promoting the full development of balanced education.
Key words: childre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urban culture; school support; acculturation
中图分类号: G4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9094(2019)07A-0009-05
*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6年度重点课题“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研究”(AHA160006)的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 2019-06-15
作者简介: 舒惠,南京师范大学(江苏南京,210000)教育科学学院教育博士,江苏省特级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基础教育管理;徐正黄,南京师范大学附属苏州石湖中学(江苏苏州,215168)校长。
责任编辑:赵赟
标签:流动人口子女论文; 城市文化论文; 学校支持论文; 文化适应论文;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论文;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苏州石湖中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