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情说与现代情绪心理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心理学论文,说与论文,情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情绪是心理学中较为复杂然而又日渐升温的研究课题，本文立足于东西方文化比较的基础，分析中国古代最典型的情绪学说——七情说与西方现代情绪心理学的差异，发现：注重对情绪的整体认识是七情说突出的特点；缺恨多忧是对古代中国人情绪生活的直觉把握；忽视强度区别则反映了东方思维方式在数量把握上的不足。
七情学说是中医学科的重要基础理论之一，它的发端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在诸子百家的典籍中多有各种不同的情绪提法和表述。秦、汉时期形成的《黄帝内经》是中医的经典著作，其《素问·举痛论》说：“余知百病生于气……”，《灵枢·百病始生篇》中又说：“夫百病之始生，皆生于风雨寒暑，清湿喜怒，喜怒不节则伤藏。”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情态致病的大概雏形。十二世纪中叶的南宋医学家陈无择，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发展了情志学说。他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明确指出：“夫五脏六腑，阴胆升降，非气不升。神静则宁，情动则乱，故有喜、怒、忧、思、悲、恐、惊。”又说：“七情为之常性，动之则先自脏腑郁发，外形于肢体，为内所因。”陈无择推崇“百病生于气”的观点，并加以发挥：“七者不同，各随本脏所生所伤而为病。故喜伤心其气散；怒伤肝其气击；忧伤肺其气紧；思伤脾其气结；悲伤心胞其气急；恐伤肾其气怯；惊伤胆其气乱。虽七诊自殊，无踰于气。”明确而概括地勾画出七情学说的清晰轮廓，这对中医病因学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贡献。此后，中医史上著名的金元四大家从不同的认识方面发展了情志致病学说。寒凉派的刘完素把惊、惑、悲、笑、谵、妄等情志异常归纳入火热病机，强调辛凉解表，泻热养阴的原则。攻下派的张子和不仅在用汗、吐、下法时对不同情志的病人区别对待，而且对情志相胜的心理疗法技高一筹；对此，他在《九气感疾更相为治衍》中作了透彻而全面的发挥：“悲可以治怒，以怆恻苦楚之言感之；喜可治悲，以谑浪亵狎之言误之；恐可治喜，以祸起仓卒之言怖之；怒可以治思，以污辱期罔之言触之；思可以治恐，以虑彼志此之言夺之”。补士派医学家李东坦虽强调人以脾胃为本，但在他的《脾胃论·脾胃虚实传变论》中仍强调“饮食失节，寒温不适，脾胃乃伤。此因喜、怒、忧、恐损耗元气，资助心火，火与元气不两立，火胜则乘其土位，此所以病也。”滋阴派医学家朱丹溪亦认从七情学说，他强调情志过激而动心火，火盛伤阴，阴常不足，必致病，须节喜怒，戒色欲，养阴精。
七情学说在明清两代已为众多医家广为接纳，明代著名医家李时珍在《濒湖脉学》中就有七情诊断，清代名医家叶天士在其《临床指南医案》中对情志病作了详尽的分类记载及典型分析，表现了这类病症的广泛性及普遍性，七情成为中医三因（六淫、七情、不内外因）致病的重要方面和原因。
那么，站在心理学的角度应如何认识七情说呢？它与现代情绪心理学理论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它们的比较对我们认识东西方不同的文化渊源，认识人类心理的共同特质有什么积极作用呢？经过探索，我们有如下看法：
一、七情说对情绪是一种宏观的整体认识
现代心理学把情绪看成一种心理过程，一般定义为人对客观事物与主体需要之间关系的反映。对情绪、情感这两个概念，中国、前苏联主张区别的心理学家强调情绪发生中主体需要的生物性质，而对情感则强调主体需要中更多的社会性质。西方心理学家往往不大注意这两者的差异，笼统地使用情绪（emotion）这个概念，许多西方心理学家在研究情绪时看重实验工作，有人用动物实验结果类比人类，也有人专门研究病人和儿童……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充分表现出情绪问题研究的多维性及复杂性。尽管现代心理学对情绪看法各异，定义也有许多不同，但从共识的角度讲目前一般都包括生理机制、表情行为和主观体验三个方面。
与现代情绪心理学特别是西方情绪心理学相比较，我们认为，七情说中的情是在强调整体，兼顾形神的基础上对情绪的总体把握。在七情中列入人思，更是把认识过程中的理性认识——思维纳入其中。情志一词充分体现了这种强调理念的东方式整体观。我们认为，这里的志，除了著名医学家张志聪所说的“志者，精神、魂魄、志意”以外，用现代心理学的观点看，还有包含显意识、意志的意思。它明确地表现了理性对人类情绪的制约、限定及导向作用，这一点比西方情绪心理学中因受弗洛伊德学说影响强调潜意识，人兽混淆的倾向更体现出人的心理现象的特点。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赞同模糊情绪与思维的界限，作为现代科学概念，区别是很重要的。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我们也不能以此去要求几百年前形成的七情说。但是，客观分析这个我国历史上出现的中医理论，指出它所表达的情绪、思维、显意识的关系，无疑对中医心理学以及当前情绪的研究是大有裨益的。
纵观中医学说及临床医案中对七情的描述及表达，我们认为，情志一词其内涵多有情感成分，更具人格因素的特点，这与当代医学心理学中不少学者强调的长期情绪困扰造成的人格变态，继而适应不良导致心身疾病发生的观点是吻合的。当前西方的情绪理论，较多强调情绪过程，强调动机、驱力以及认知作用，而对情绪、情感及人格特质的归转注意不足。分析情志的内涵，使我们在复杂而多维度的情绪研究中，更加注意各种水平情绪之间的作用及演化，其意义是积极而明显的。
二、缺恨多忧是七情说对古代中国人情绪心理生活的直觉把握
从实验心理学的奠基人德国心理学家冯特（Wundt）开始，就注意在分类的同时对各种情绪的普遍性质进行概括。1896年冯特提出情绪三维学说，他认为：感情过程由三对元素构成，它们是愉快——不愉快（快乐度）、兴奋——沉静（冲动度）、紧张——松驰三种维度。每一维度都有两极性的强弱变化，每一具体的情绪发生时，就处在每一维度两极之中的某一位置上。冯特之后，美国心理学家吴伟士（Woodworth）继续研究情绪的分类工作。本世纪五十年代初，他的学生施洛伯格（Schlosherg）对情绪提出新的三维认识，他根据愉快——不愉快（A）、注意——拒绝（B）以及激活（C）水平三维特征构成一个倒立的椭圆锥。这是西方心理学界提出的第一个维度情绪量表，根据这个量表。任何情绪都可以在椭圆锥上找到符合自己的合适位置。当今西方心理学界最典型的多维量表是1962年普拉奇克（Plutchlk）提出的以两极性、相似性、强度三维构成的情绪倒立圆锥，普拉奇克运用情绪词分析法，用大学生作被试进行实验，对情绪词的平均分数用相关方阵作因素分析，以前两个因素的负载量计算为根据决定每一情绪的位置，根据计算，情绪方阵相关成环形图式。在该圆锥中，每一截面代表一种原始情绪，垂直方向表示强度变化，越上，越分化，越强；越下，越不分化，越弱。位置邻近表示情绪性质接近，其中心区域表示动机冲突。
以七情说的情绪分类与普拉奇克的情绪圆锥相比较，除多了思的成分外，我们还发现：
1.缺恨有明显的社会、文化原因
恨是一复合的负性情绪，它包含厌恶、愤怒、轻蔑、拒绝、敌对等情绪成分，更包含较多的认知评价的内容，与人的社会性及自我意识发展密切相关。愤怒在婴儿期就有所表现，尽管厌恶这种复杂情绪在儿童期也有所表现，但真正的包括明显敌意的恨的固定情绪模式则一般都要到少年期才能有稳定的表现。中国文化背景中的中庸之道以及中国两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造成一种忍为上，和为贵，习惯限制，压缩自我，不敢蔑视王权，不敢表达愤懑的否定确立的倾向，造成中国人较西方人内向、含蓄的个性情绪特征，久而久之，成为一种传统，不敢恨，不敢反抗，导致中国人情绪上较大的压抑。
2.多忧是悲、恐情绪的扩大
被压抑的情绪是不可能自动消失的，按情绪相互作用的理论它首先向邻近雷同的部分转化，强烈的不能压抑的恨往往失去自我意识控制转化为愤怒，往往通过较多的外部表情（言语和动作）而渲泄；被压抑又未失控的恨则往往转向另一侧的悲哀、恐惧；越是自我意识控制得严主体就越表现出内部紧张度高而外部表情强度降低，相当多的由恨转移的情绪以忧虑、忧郁、忧伤等情绪缓慢释放出来，表现出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七情说把隶属于悲哀，恐惧的忧作为一种独立情绪单列出来，充分表现出这种由转移造成悲、恐情绪的突出与扩大，我们认为这是源于中医学者对当时社会现象及医学实践的直觉把握，因为中医学史及古代医案的多种记载也表明：古代情志致病是怒、忧、悲、恐为高的。
七情说中缺恨多忧的现象，反映了东方封建社会压抑人性的严酷现实，表现了古代中国人情绪心理生活中的特殊问题，这与西方文艺复兴人道主义兴起后几百年形成的情绪心理学确实有很大的不同。
三、七情说中忽视强度区别反映了东方思维在数量把握问题上的不足
按照普拉奇克的情绪圆锥模式，忧只是悲痛、恐惧的水平较低又较接近的成分，它们与悲痛、恐惧之间在强度上是有很大差别的，西方现有的情绪理论都强调这一点，这与现实生活中人的心理实际状况也是一致的。忧郁和忧虑是中低强度悲、恐情绪，忧虑中总包含着对危险威胁的预料，忧郁中总包含着自身的失落与行为无助，它们都含有明显的认知因素，都具有长时间作用主体心理的特点。七情说将忧作为一种独立情绪与悲、恐、愤等并列，表现出不注意强度差别的缺陷，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历史条件限制外，我们认为还有如下几点：
1.忧郁、忧虑都具有心境特点：渲染、弥漫而长期，加之内容上有明显的思维成分参与，从直觉把握上，很容易当作情绪的一种特殊维度。
2.整个中医理论的思维方式是典型的东方思维方式，即注意抽象把握，哲学似的总体概括；注意宏观，忽视微观；强调质的差异而忽略量的差别；强调直觉判断，强调思辨，而忽视分析比较，忽视事实归纳。因此，在情绪问题上，七情说注意到大的情绪类别的归转，看到情绪与思维的关系，却忽视了具体情绪理论中某一方面更深入更细致的量的联系，忽视了各种情绪在强度水平上的差别，表现出简单化的缺点，在今天兴起的中医心理学的学科建设中，这是应该引以为鉴的。
四、未能涉及情绪心理的社会因素是七情说不能深入的重要原因
现代情绪心理学十分重视社会因素对情绪发生、发展、演变的影响，即使是儿童情绪的研究也十分强调社会性参照的作用，学习理论、认知理论是如此，人性学理论与心理分析理论就更不用说。在现代医学心理学中，社会生活事件往往是引起抑郁、焦虑等变态情绪导致许多疾病的原因之一，当代的医学模式已由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的转换就充分说明这一点。人的高级情感，如美感、理智感、道德感更是受社会条件和标准的影响。相较之下，七情说是很少涉及情绪的社会因素。七情说是中医学说的一个分支，它主要是从疾病的角度来认识情绪，它的主要构建者陈无择在《三因极一病症方论》中讲病因也谈到疾病“如欲救疗，就中寻其类例，别其三因，或内外兼并，淫情交错，推其深浅，断其所因为病源”，虽然他也认识到六淫、七情、不内外因的相互影响，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是难能可贵的了。但是，基于中国哲学史上对情的看法不外是“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荀子《礼论篇》）。“本体是性，动是情”，“性安然不动，情则因物而感”（朱熹《朱子语类》卷101.98）等等，强调的都是生物属性的影响，七情说不可能超越时代，充分认识到社会因素在人的情绪、情感中的重要作用，不可能认识到从动物到人类的进化过程中，情绪心理发生质的飞跃的主要原因，因而影响了对人类情绪心理认识的进一步深化，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尽管如此，七情说在人类认识自己的艰难历程中闪烁出耀眼光辉，包括七情说在内的中医学说，以其独特的认识方式法象宇宙，辨论阴阳，着眼整体，立足调控，以独到的哲理性的目光审视着自然与人及其联结，这对当今的心理学研究有整体意义上的特殊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