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资本与中国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资本论文,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外资以港台商为主时，中国内地现行体制的基本面可以不做大的变更
◆大规模地引进西方资本，就需要在观念和制度变革上取得重大进展
迄今为止，中国很少有人认真比较引进港台资本和引进西方国家资本之异同。这两种资本的差别首先是在制度层面。港台资本和西方资本对于资本输入国有截然不同的制度要求。
当进入中国的外资以港台商为主时，中国内地现行体制的基本面可以不做大的变更；不是港台商的经营管理方式推动中国内地的整体变革，而是港台商很快适应了内地的官场文化。上一轮港台资本的引进高潮，为中国内地创造出了许许多多餐厅、歌厅里的就业机会，但并没有给中国内地的制度进步增添多少光彩。
要大规模地引进西方国家的资本，就需要在观念和制度变革上取得重大进展，不仅仅是多开放一些国内市场、减少一些垄断，更重要的是，要减少各级政府的种种干预，规范政府官员的个人行为，强化法制，这就需要经济改革之外的行政和政治层面的改革。许多人天真地以为，只要打出中国庞大的潜在市场这张“王牌”，增加一些优惠条件，外资就会像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一样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这种看法很成问题。这首先表现为混淆了港台资本和西方资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从而夸大了中国这个市场的真实购买力。如此则不仅可能误导西方投资者，也同样会误导中国的各级政府和企业。以往中国引进的外资中有大约2/3是港台中小资本，这些企业多为使用劳动密集型技术的中小企业，雇用廉价劳工，从事面向国际市场的出口加工，基本上不与内地的企业竞争，大进大出，两头在外。港台中小企业扩大了中国的出口，改善了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雇用了大批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增加了国内民众的就业和收入。这些廉价劳动力的消费需求面向中低档产品，此类产品的市场常常是由国有企业占领，所以国有企业的产品市场正好得以扩大，生存机会也相应增加。因此，引进港台中小资本对国内经济是有百利而无一弊。
而发达国家的大企业多是技术、资本密集型的。它们把生产线转移到中国去，可能的合作对象主要是国有企业。但绝大多数国有企业的体制并未改变，一时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所以无法成为跨国公司的紧密成员。因此，发达国家大企业到中国去投资的主要目的，不是为自己设立卫星厂，以降低制造成本到海外销售，而是看中了中国潜在的市场，准备在中国站稳脚跟长期发展。这些西方大企业若到中国设厂，其多数产品是国际知名品牌，销售上必然走中高价位路线，瞄准的是购买力强的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市场，竞争对手主要是生产国内名牌的国有企业。一旦外资企业在中国投产，立刻就会与国有企业争夺市场，对国有企业来说是雪上加霜。那种只想买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不愿让出市场的想法，是一厢情愿。外资大企业在中国开拓市场是消费者的福音，但必然会挤占国有企业的国内市场，使国有企业面临越来越大的生存压力。一家国有企业通过合资完成技术升级、产品换代之日，就是同行业多家国有企业产品滞销、面临破产之时。这样的竞争基本上是公平的市场竞争，国有企业在竞争中的失利来源于其运营机制的失败，但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陷入困境，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向国有部门这个压力集团让步，设法多保护国有部门呢，还是向国际资本这个压力集团让步，将国有企业放在与外资完全公平竞争的位置？这是关系到社会安定的头等大事，令人颇费思量。
◆西方的技术与资金能否迁就中国特色
◆中国是否会为维护国情在经济发展上付出代价
21世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能否成功地加入经济全球化、建立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现代经济结构。在竞争中，决定性的因素包括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资源条件和制度条件等。在地理位置上接近发达或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地区，有较多的机会参与经济全球化，比如墨西哥就因拥有美国这样的邻居而得益。拥有丰富劳动力、特别是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也是一个有利条件，但最重要的，则是一个国家的制度条件是否适应于经济全球化。发达国家根据长期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经验，越来越要求制度条件，这就是这些国家做投资评估时特别要估其项目政治风险的原因。因为在前两个条件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比比皆是，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建设却差别很大，而正是后者决定了政治风险的大小。所以，越到后来，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方面的竞争，越来越取决于制度建设上的竞争，这场制度竞争的参照系数不是某国的“特色”，而是经济全球化所需要的制度条件。一种制度即使十分符合某国的国情，但如果它阻碍该国加入经济全球化，也应当变革这种制度，否则，这个国家必然会为维护这种制度在经济发展上付出惨重的代价。
而中国一些人恰好忽视了制度竞争，总是强调要考虑“国情”，只要西方的技术与资金，并要求西方的技术与资金迁就中国特色。这种观念过分强调资本和技术在各国经济发展竞争中的独立性，而忽视和回避制度性竞争的重要意义。
前些年中国的“外资热”表明，中国在地理位置、资源条件上占有优势，但在制度建设方面，市场机制不能正常运转，法制建设尚未走上轨道，这确实已成了许多外商对中国裹足不前的原因。不少有来华投资意愿的西方企业和企业家很不适应，不喜欢那种酒场谈生意、请“小姐”陪客、送礼拿回扣的“红包文化”，更不喜欢与“红包文化”相伴生的黑箱操作。如此，即使有一些西方资本进入了中国，也很难生根立足，甚至可能中途撤资。目前已经在中国的西方企业不少是赔钱的，把初期投进去的资本赔光后，之所以还在观望，而没有撤退，是希望看到中国的环境真能变得适合西方企业的生存。他们已经观望等待了10多年了，中国若让他们继续等下去，吃亏的其实是中国。西方企业不来中国投资，仍有其他可去之处，而中国等不来外资，经济困难只会日益加重。
◆更希望从引进外资中获益
◆还是更害怕本地没有竞争力的国有企业被拼垮
我们并不了解自己的市场到底有多大，一向外面谈，就说是13亿人口的市场，事实上，这13亿人口中，到底有多少人具有外资企业产品的购买力还真是个问题。这当中需要进行市场细分，消费群体细分。可以说，从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开始，中国就面临着引进外资上的两难困境：既需要发达国家的大量外资来推动新的经济繁荣，又害怕国有工业被挤垮。如果多保护国有工业、限制外资的投资方向，就会减少外资引进数量，无疑会打击开发区和房地产业的前景，阻滞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堵住可能的经济繁荣之门；如果设法推动一轮新的引进外资高潮，中国有可能迎来一次短暂的经济繁荣，但随着外资大企业逼垮国有企业，不仅造成政治社会压力，而且使城市居民的购买力和消费需求相对收缩，结果减少中国市场对外资大企业的吸引力。在这个两难困境面前，中国的东部地区会是扩大引进外资的得益者，所以这些地区的地方政府满怀希望地盼望又一轮外资引进高潮，维持当地的经济繁荣；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是既希望能从引进外资中获益，又害怕本地没有竞争力的国有企业被拼垮：中央政府则更担心国有部门颓败之势引起不良后果。这个困境无疑会滞缓中国吸引外资的进度。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引进外资大企业可以增加供给，但也会抑制需求，因此本身具有自我抑制效应。因为，在一个时期内外国大企业资本进入得越多，国有部门的萎缩就会越快，而这最终会导致城市消费市场的相对萧条，结果减少下一个阶段进入的外国大企业资本。在这种收缩小的、而不是发散的过程中，外资大企业的引进不会越来越快。因此可以预见，今后再出现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那种大规模的外商直接投资高潮的可能性较小，也很难指望再依靠这样的投资高潮产生又一轮经济繁荣。
我们面临的任务
中国所面临的任务，首先应是改变陈旧的经济发展观念，改变政府和企业对经济全球化不甚了解的状况，建立国际化的发展观，由企业和企业家为主导，而不是以官员为主导。第二，应以企业的成长为目标，而不是以政府拟定的增长率为目标，要能够把长期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建立国际通行的制度规范、遵守国际社会认可的经济行为准则视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手段，而不能把国内流行的不当竞争手段推到国际竞争中。第三，与其他国家的经济交往应建立在互信互利、共同繁荣的基础上，而不宜以利用对方、或拉一方打一方为常用策略。在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各国经济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种“一方压倒另一方”的思维既脱离经济全球化的现实，也有碍本国的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