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邓小平的“适度”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十分重视分析事物的质与量，重视把握事物的度，对“适度”问题进行了很多论述和探讨。无论在处理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还是处理改革开放的力度以及经济发展的速度等重大问题上，都特别强调“恰如其分”，体现了他把握“度”的高超艺术。
一
唯物辩证法认为，所谓适度，就是主体根据自己实践的需要，合理控制度的范围，适时地稳定或者打破事物的度，使主观的努力与客观事物的度相符合，从而掌握分寸，把握火候，防止“过”和“不及”，达到主体的目的。
在毛泽东那里，适度的原则又被称为“胸中有数”，它要求人们对情况的了解、形势的估计、问题的分析，要注意基本的数量方面，进行客观的质与量的分析，时时处处注意把握决定事物质的数量界限，以对事物施加适当的影响，调控事物的发展进程。
邓小平十分重视“适度”问题，在我国提前实现“三步走”的第一步战略目标后，邓小平提出：“要力争在治理整顿中早一点取得适度的发展。”并说：“什么叫适度？适度的要求就是确实保证这十年能够再翻一番。要按一九八○年的固定价格，没有水分的，还要把人口增长的因素计算在内。这样算，究竟每年增长速度要达到多少？我们现在的算法究竟准不准确，可不可靠？年增百分之六的速度是不是真正能实现第二个翻番？这个要老老实实地计算，要最终体现到人民生活水平上。”〔1〕这里，邓小平虽然是对经济发展适度问题的论述， 但同样揭示了他适度原则的基本思想：其一，适度要有多方面的数量分析，要有明确的数量界限，不仅计算要准，而且算法要科学。数量“不及”就达不到目标；“过度”则欲速而不达。其二，适度是客观的，要没有水分，老老实实地计算，虚假的数量分析不是真正的适度。其三，适度最终要通过事实表现出来，经济发展适度就要最终体现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停留在口头和笔头上的适度，还只是头脑中的适度。
在实际工作中，如何才能坚持适度原则，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在邓小平看来，应着重把握如下几个方面：
1、把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
度是事物质和量的统一。坚持适度原则，就既要进行质的分析，即定性分析：也要进行量的分析，即定量分析。对事物要有明确的认识，就必须对事物的质和量的规定性有清晰的了解和把握，特别要注意把握不同质态事物存在的数量界限，把握度的关节点。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工作符合适度原则。
认识和把握事物的质，就要进行定性分析。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邓小平和我们党对当代中国基本国情的科学判断，是进行定性分析以后所作出的科学结论。这一论断说明，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还处在不发达的初级阶段。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必须正视而不能超越初级阶段。这样才正确地把握了我国社会发展阶段质的规定性。为了使认识精确化，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还要进行定量分析。邓小平在1979年就分析道，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一个是底子薄”，“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几十美元”，“科学技术水平从总体上看要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二三十年”。“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百分之八十是农民”，“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2〕可见， 我们只有把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做到“胸中有数”，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实际出发，采取正确的决策和方针。
2、注意火候，掌握时机。
掌握适度原则是一个能动的过程，在实际工作中，要特别注意把握火候，掌握时机，根据客观实际和主体的需要，把握和控制事物发展的最佳度。
邓小平非常重视把握事物发展的“火候”或“时机”，强调保持适度，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比如，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共同富裕，路子是要通过先富带动、帮助后富。但对先富地区帮助、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3〕不宜过早或过晚。 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也不能搞两极分化。同样，我们主张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但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因为“自治不能没有限度，既有限度就不能‘完全’。‘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而不是一个中国”。〔4〕所以，在实践中，我们要牢牢把握事物的度，否则， 事情的性质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同时，只有深刻认识和掌握事物发展的度，方能把握时机，不丧失时机。在我国经济发展速度问题上，邓小平认为，不能追求太高的速度，但速度低了也不行，凡是能积极争取的发展速度还是要积极争取，能快就不要阻挡。强调稳是对的，但强调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时机是一定事物发展的良好境遇和有利态势，也就是事物发展的最佳度。认识和把握了这个最佳度，作出正确的决策，就能迅速推动事物的发展。失去这个最佳度，也就会丧失时机。邓小平强调，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要善于掌握火候开展工作。
3、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坚持适度原则，在实际工作中，还要注意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正确开展反倾向的斗争。
邓小平从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入手，深刻地阐明了坚持适度原则，反对“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的极端重要性。他在1987年10月会见外国朋友时说：我国“建国后的头八年，也就是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上半年，我们的发展是健康的，政策是恰当的。一九五七年下半年，我们在政治上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当时反右是必要的，但扩大化了，打击面太大了，这是错误的。接着就是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完全违背客观实际情况，头脑发热，想超高速发展。……‘左’的极端是‘文化大革命’。不过，这些事情也给我们带来经验教训。”〔5〕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实践都告诉我们， 政治上和经济建设上的“过度”和“不及”，都不仅给我们留下深刻的教训，而且这也是影响和决定我们事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左”和右是党内和革命队伍内两种主要的错误倾向，危害都极大。“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6 〕“左”和右是一对孪生兄弟，往往同时存在，但发展是不平衡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有时“左”是主要的，有时右是主要的，而主要的可能掩盖非主要的。当对一种主要错误倾向的清算失“度”时，另一种错误倾向就会隐蔽地滋长起来。因此，邓小平强调指出：“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在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左”、右两种错误倾向都必须反对，但“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7 〕错误到什么程度就反到什么程度，不要不及，也不要过头。不及，达不到纠正错误的目的，会留下后遗症；过头，不该反的反掉了，就会从一种倾向走向另一种倾向。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常有反“左”反过了头就出现右，反右反过了头就出现“左”的历史教训。掌握适度原则，才能正确开展反倾向的斗争。
二
邓小平不仅深刻地论述了“适度”思想，提出了一系列操作性的措施，而且在实践中运用适度原则，成功地解决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为我们及时地指出了前进的方向。
1、科学评价毛泽东，维护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主持起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为了写好决议，邓小平强调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要掌握“分寸”，做到“恰如其分”。他说：“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原来讲要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要恰如其分”。〔8 〕“恰如其分”就是要适度，既要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肯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又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指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但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党和人民都不会答应。因此，“批评不能过分，不能出格”，〔9〕总结宜粗不宜细。由于决议写得恰到好处，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同和拥护，并经受了历史的考验。邓小平运用适度原则，科学地掌握评价的“分寸”，既区分开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坚决顶住了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为党和国家的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2、坚持改革的适度性，推动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邓小平说，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没有出路。他多次强调改革的胆子要大一些，步子要迈得更大一些。同时，他又告诫人们，改革会有一定的风险，步子要稳，发现问题赶快改，要坚持适度的原则和方法。他说：“问题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改革到什么程度，如何改革，如何开放。”〔10〕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决策，具有紧迫性、广泛性、深刻性，同时也具有适度性，而适度性是渗透于其他每一特性之中的。邓小平强调改革的紧迫性，鼓励人们大胆地试、闯、“冒”，改革不能因循守旧，四平八稳；但同时又强调“看准”，不能不顾条件，急于求成，改革一定要适应我国生产力的现实水平和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能够承载社会的有限度的承受能力。改革是全方位的改革，胆子一定要大，要坚定不移地搞下去；但它又是一个由农村到城市，由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改革逐步推开的过程，不能期求“一步到位”。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问题是要搞得比较稳妥一些，选择的方式和时机要恰当。改革是深刻性的革命性变革，它不是原有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对旧体制的根本性变革；但改革却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那种原来意义上的革命，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益，每走一步都会影响千家万户，关系成亿的人，这就要求在处理具体事情时要谨慎小心，避免犯大的错误。可见，在改革问题上，坚持适度原则，渐进式地推进改革，而不是采取前苏联的“休克疗法”搞改革，这毫无疑问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奥秘之一。
3、抓住机遇加快经济发展，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
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始终是邓小平关注的焦点。邓小平以其丰富的政治经验和独特的务实风格，立足中国大地而面向世界，正视国情现实而又放眼末来，尊重客观规律而又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为我们勾划和设计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蓝图和思路。为了更好地实现我国“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邓小平提出了“台阶式”发展的思想。他认为，各国经济的发展并不是直线上升的，而是波浪式前进的，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并且认为这是一种规律性的现象。他说：“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11〕“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12〕这就是说，国民经济发展是绝对的，其形式是“台阶式”的增长，但这种发展不是经济危机中的大起大伏，而是稳定、协调基础上实现一次又一次的飞跃；不单是数量上的增长，而且是整个国民经济素质和效益的提高。“快”是必要的，但必须“适度”，经济过热容易出毛病。邓小平强调的“快”是有条件的，就是要讲效益、讲质量；“快”是有区别的，就是要量力而行，各地发展速度可以有所不同；“快”是实实在在的，必然是没有水分的、扎扎实实的速度；“快”不是一味地追求高速度，毫无喘息地、不间断地直线上升，而是有起有伏地、波浪式地前进。只有坚持“适度”，才能保证国家经济的健康运行。
4、掌握分寸，在国际舞台上展示有理、有利、 有节的斗争艺术。
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斗争错综复杂，中国要争取有利的发展环境，就必须掌握分寸，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邓小平认为：我国在国际舞台上，一方面，“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另一方面，我们也“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我们要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一切国家友好往来，处理好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但中国决不当第三世界的“头”。“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但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14〕“不当头”又有所作为，这既是基于自己的力量，也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和把握好“度”的斗争艺术。对于处理我国与一些周边国家的领海、领土的争议问题，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新思路，得到了周边国家的积极响应。因为好多国际争端，处理不好就会成为战争的爆发点。
总之，邓小平掌握适度原则，进行全局运筹和正确决策是多方面的。反“左”防右，不“过”也无“不及”，这是他得心应手地处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各种问题的重要思想方法。
注释：
〔1〕〔3〕〔4〕〔5〕〔6〕〔9〕〔10〕〔11〕〔12〕〔13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4—355、374、30、253—254、375、284、265、368、375、320、363页。
〔2〕〔7〕〔8〕《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3—164、379、3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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