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贾耽的地理(地图)著述及其地图学成绩再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图学论文,著述论文,唐代论文,地理论文,成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205(2011)03-146-11
唐代贾耽(730－805年，沧州南皮人)是中国古代地理学史(尤其是地图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人物，其《海内华夷图》及“古墨今朱”绘图原则地位同样也很重要。近人王国维称“魏公地理之学，为有唐一代之冠”，而《海内华夷图》则是“地理上瑰宝”①。故此，自王庸《中国地理学史》(1938年)和《中国地图史纲》(1958年)、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1962年)梓行以来，举凡通论性的地理学史及地图学史著作，几无不辟有专门文字对之加以论述。
所遗憾者，从上世纪30年代日本人内藤虎次郎的《贾魏公年谱》②对贾耽生平及其著述做系统梳理以来，基于问题意识出发的专论迄今尚不多见③。本文着眼于系统整理贾耽的地理学、地图学著作名目，厘清各著作之间的逻辑关系及内在联系，进而对贾耽的地理学、地图学成就做一重新评价，以期纠正若干认识不清之处。
一 贾耽地理(地图)著述名目辨析
需要事先说明一点：贾耽所处时代并未对地图与地理著作做明确区分，在地理著述中有地图，或在名为“(地)图”的著述中包含大量文字记注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故在此以地理(地图)著述概括贾耽的相关著述。史籍所载贾耽的地理(地图)著述名目及卷次颇多舛误，有必要整理出贾耽相关著述的准确名目，这也是客观评述贾耽地理学、地图学成绩的基本依据。
关于贾耽地理(地图)著述的名目，主要有两种说法。其一，55篇地图及地理书说，此说本源于贾耽墓志铭等史籍。唐人权德舆在贾耽墓志铭中说：“［贾耽］撰《海内华夷图》及论次地理之书凡五十有五编，贡在中禁，传于域内。言方志者以公名家。”④又，宋人王应麟《玉海》也认为：“贾耽撰《海内华夷图》及论次地理之书凡五十有五编，言方志者以为名家。”⑤至于这55编的名目，上述两处文献均未详加说明。辛德勇认为这55篇地理书应为《地图》10卷、《皇华四达记》1卷、《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40卷和《贞元十道录》4卷⑥。其二，7种79卷地理书说，该说系据《新唐书》所载贾耽地理著作篇目归纳而成。《新唐书·艺文志》的“地理类”著录了贾耽的6种74卷地理(地图)著作，亦即《地图》10卷、《皇华四达记》10卷、《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40卷、《关中陇右山南九州别录》6卷、《贞元十道录》4卷、《吐蕃黄河录》4卷⑦。另外，“职官类”著录了贾耽《大唐国要图》5卷，以上合计7种79卷。前引研究认为《新唐书·艺文志》所载《皇华四达记》“十卷”应是“一卷”之讹⑧，在没有有力证据佐证之前，恐怕只能是一种推测，况且《玉海》载：
《志》：贾耽地图十卷，又《皇华四达记》十卷(贞元十四年上，载驿程远近，《中兴目》亦同，《崇文目》同)。……贞元宰相贾耽考方域道里之数最详，从边州入西夷通译于鸿胪者，莫不毕纪。其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七……其山川聚落，封略远近，皆概举其目，州县有名而前所不录者，或夷狄所自名。⑨
可见，《玉海》及《中兴书目》、《崇文总目》均称《皇华四达记》有10卷，宋人郑樵《通志》也著录“《皇华四达记》十卷，贾耽撰”⑩。再者，既然贾耽“考方域道里之数最详”，且将山川聚落、封略远近等地理信息“皆概举其目”，则《皇华四达记》的内容就不可能过于简略，仅有1卷篇幅恐难以容纳。不惟《玉海》说该书内容丰富，在宋人洪迈看来，“唐贾耽《皇华四达记》所纪中都至外国尤为详备”(11)。内容的详备必然导致篇幅的扩展，《皇华四达记》有10卷之多不足为奇。既然《皇华四达记》有10卷，则贾耽撰有55篇地图及地理书的说法及今人的考证未免值得商榷，毕竟《新唐书》罗列的书目和卷次远非墓志铭中“《海内华夷图》及论次地理之书凡五十有五编”所能涵盖的(12)。
当然，《新唐书》的说法也有其不确定因素，在该书中还有另一套不同的记载。据《新唐书·贾耽传》载：
耽乃绘布陇右、山南九州，且载河所经受为图，又以洮湟甘凉屯镇额籍、道里广狭、山险水原为《别录》六篇、《河西戎之录》四篇，上之。……又图《海内华夷》，广三丈，从三丈三尺，以寸为百里。并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又著《贞元十道录》。(13)
显然，《新唐书》的《艺文志》和《贾耽传》对贾耽地理(地图)著作的名目记载并不尽一致。《贾耽传》中的《别录》和《河西戎之录》这10篇，从数量上看，或可对应《艺文志》中的“《地图》十卷”。不过，《艺文志》中“《地图》十卷”的说法并不准确。首先，所谓“《地图》”不应是贾耽地理(地图)著作的具体名称；其次，“《地图》十卷”应该是地图1轴和文字记注10卷的笼统合称，其中应包括《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关中陇右山南九州别录》6卷(14)，二者不宜并列。之所以下此结论，则基于如下辨析：
1.“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与《九州图》之关系
据《旧唐书·贾耽传》载，贾耽“画陇右、山南图，兼黄河经界远近，聚其说为书十卷”，而贾耽的这10卷陇右、山南图，不出意外就是《新唐书·艺文志》中的“《地图》十卷”。贾耽在进献陇右、山南图表中讲到：
其大图外薄四海，内别九州，必藉精详，乃可摹写，见更缵集，续冀毕功。然而陇右一隅，久沦蕃寇，职方失其图记，境土难以区分。辄扣课虚微，采掇舆议，画《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一轴。(15)
清人辑录《全唐文》亦收录上表，题为《进〈九州图〉并别录、通录表》(16)。通过上表可知，“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虽然集中装裱为1轴，但这并非地图的准确名称。就性质而言，它是为应对当务之急而择要完成的“大图”的阶段性成果。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认为“表中之大图，即谓海内华夷图，此时尚在缵集中”(17)。笔者认为，虽然“大图”和《海内华夷图》在性质上是同一回事，但此时恐怕尚无《海内华夷图》之具体名称，该“大图”理应就是《九州图》。《全唐文》将该图称为《九州图》并非孤证，另据宋人王钦若《册府元龟》载：
贾耽为宰相。贞元十四年，耽献《九州图》并别录、通录十卷。……十七［事］(年)，耽又上《海内华夷图》及《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18)
该书又载：
贾耽，德宗时为左仆射平章事。贞元十四年十月，进《九州图》并别录六卷，通录四卷，共十卷。(19)
上引文中的《九州图》并别录、通录共10卷，理应就是《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地图》十卷”，而其中的“别录六卷”具体说来就是《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关中陇右山南九州别录》6卷。
此外，唐人郑馀庆在《左仆射贾耽神道碑》中讲到：
兴元元年，诏公撰国图。贞元十四年，先献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又撰《别录》六卷，《吐蕃黄河录》共四卷……十四年冬，撰《海内华夷图》成，并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贞元十道录》四卷。(20)
该神道碑将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与《海内华夷图》的完成年代均定为贞元十四年(798年)。那么，《册府元龟》所载同样完成于贞元十四年(798年)的《九州图》与此二者又有何关联？本文认为，《九州图》可与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等量齐观。
贾耽神道碑所称《海内华夷图》完成于“十四年冬”，实为“十七年”之误。《旧唐书·贾耽传》称《海内华夷图》撰成于贞元十七年(801年)。《旧唐书·德宗纪》亦载：“(贞元十七年冬十月)辛未，宰相贾耽上《海内华夷图》及《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21)另，《唐会要》亦载：“十四年十月，左仆射平章事贾耽撰郡国别录六卷，通录四卷，上之。……(十七年)十月，宰臣贾耽撰海内华夷图一轴并序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上之。”(22)如此看来，《海内华夷图》完成于贞元十七年(801年)当属不诬。贾耽在贞元十四年(798年)完成的地理著作只能是《九州图》(或具体称为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贾耽不可能在贞元十四年这一年之内完成《九州图》和《海内华夷图》两种地图。实际上，《册府元龟》所载“《九州图》”与《旧唐书》所载“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实为同一事物。具体说来，“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是《九州图》撰修总体工程的一部分或阶段性成果。需要说明的是，“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一句或系“关中陇右及山南等《九州图》”在史料传抄中脱讹致误。《旧唐书·贾耽传》中只是说“耽乃画陇右、山南图，兼黄河经界远近”，并未提及“九州图”。同时，权德舆在《代贾相公谢赐马及银器锦彩等表》中也只是提到“以臣所进关内陇右并图录十卷”(23)，也未提及“九州图”。《册府元龟》只讲《九州图》而不提“陇右、山南图”等名称，也从侧面证明了《九州图》与“陇右、山南图”、“关内陇右并图录”等称呼是一个可以在不同场合使用，但不能同时并称的同一事物。
《旧唐书·贾耽传》中“外薄四海，内别九州”大图，也就是《九州图》。当然，这幅图工程量巨大，必须凭借精详的资料，投入大量时间精力才能完工。在贞元十四年，该图只能“见更缵集，续冀毕功”，也就是说：《九州图》这幅大图正在编纂过程中，其全部完工只能冀望将来。当然，前引《册府元龟》称“贞元十四年，耽献《九州图》并别录、通录十卷”，这并不意味着《九州图》业已完工，将该图的阶段性成果以总体工程《九州图》之名献上，也在情理之中。
可是，新的问题随之而来，贞元十四年提及的《九州图》和日后完工的《海内华夷图》又是何种关系呢？
2.《九州图》与《海内华夷图》之关系
贾耽《进〈九州图〉表》中仍在编纂中的“大图”是《九州图》，而《九州图》的定稿理应是贞元十七年(801年)完成的《海内华夷图》，《九州图》和《海内华夷图》实际上是贾耽主持的国图编修工程在不同时期的阶段性名称。何以下此结论，理由如下：
其一，地域范围的一致性。“大图”的地域范围是“外薄四海，内别九州”。在“四海”地理观念中，九州之外，就是四海。而四海围合的内部地域空间则是“海内”。人们对海内地域空间的细化就是九州，也就是见诸《尚书·禹贡》等史籍记载的青州、冀州等。所以，无论是《九州图》还是《海内华夷图》，在地域范围上均等同于“外薄四海，内别九州”的“大图”，而所谓“大图”也就是“国图”系列成果之一部分。贾耽自称“令臣修撰国图”，其神道碑中也称“诏公撰国图”，“国图”的性质应是全国地图，其覆盖范围则应涵盖全国。
其二，编纂工作的连续性。《旧唐书·贾耽传》称“去兴元元年，伏奉进止，令臣修撰国图”，《左仆射贾耽神道碑》亦载“兴元元年，诏公撰国图”，由此可知贾耽受命编纂国图是在兴元元年(784年)。但受命不久，贾耽就充使、出镇于各地，忙于政务，导致“不遂专门，绩用尚亏”，延缓了国图的编纂进程。贞元十四年贾耽进献《九州图》时，覆盖全国地域的国图并未编纂完毕，而“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及别录、通录等，则是国图编纂总体工程中的阶段性成果。当然，这一阶段性成果的取得，与当时的国家军事政治需要有着密切关系，毕竟该图的涉及的地域“自吐蕃陷陇右积年，国家守于内地，旧时镇戍，不可复知”(24)。首先绘制并进献该图，既能满足中央政府经营陇右地区的迫切需要，又不违背绘制全国性国图的总体目标。完成于贞元十七年的《海内华夷图》及《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则是为时16年的国图撰修工作的最终成果。
其三，唐代的政区制度，析置州县颇多，前期为州(郡)—县二级制，后期为道—州—县三级制。贾耽所处时代为唐后期，此间关内、陇右和山南等地理区域内州的设置数量众多。据谭其骧统计，开元末天宝初仅山南东道有18州，山南西道有17州，陇右道有22府州。在元和十五年(820年)，仅山南道就有29州(25)。关中、陇右、山南三地地域毗邻，府州众多，远远不止9个。倘若贾耽所进“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仅仅涵盖9个州，恐怕据此难以收到通观全局之效。《册府元龟》将该图径称为《九州图》，更是将《九州图》作为“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的总称，如果《九州图》仅指唐代的9个州，何以覆盖关中、陇右、山南如此广阔的地理区域？新近有观点认为“大禹治水成功而有九州，大唐混一天下而有十道，都包含奉天承运的重要意义(九和十都是有特定内涵之数……)。此后十道和九州一样成为天下的同义词，全国地理志或称十道志，或称九域志”(26)，那么将全国地图称为“九州图”则是合乎情理的。也正是基于这种观念，才会有《九州图》的称谓。该称谓在新旧唐书中未得以彰显，恐怕只能归咎于文字错讹。而后人以《九州图》称呼贞元十四年(798年)所进图籍，或有所凭依，但至少在地图性质上是认为该图是涵盖全国的国家地图，而不是仅有9个州的小区域地图。
至于此后完成的《贞元十道录》4卷，则是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对《海内华夷图》及《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进行的提炼和精简，也就是权德舆《魏国公〈贞元十道录〉序》所说的“撮其要会切于今者，为《贞元十道录》四卷”(27)。权德舆所做序完成于“贞元壬午岁夏四月”，亦即贞元十八年(802年)。据此推想《贞元十道录》也应完成于贞元十八年。
3.别录与通录之关系
贾耽地理(地图)著述成果中有别录、通录之别。据《旧唐书·贾耽传》载：
耽乃画陇右、山南图，兼黄河经界远近，聚其说为书十卷，表献曰：……画《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一轴……诸州诸军，须论里数人额；诸山诸水，须言首尾源流。图上不可备书，凭据必资记注，谨撰《别录》六卷。又黄河为四渎之宗，西戎乃群羌之帅，臣并研寻史牒，翦弃浮词，罄所闻知，编为四卷，通录都成十卷。文义鄙朴，伏增惭悚。(28)
显然，别录6卷和记载黄河经界远近的4卷是“图上不可备书”，需要另行详细记载的文字内容。后者亦即《新唐书》所载《吐蕃黄河录》4卷或《河西戎之录》4篇，二者理应名异实同，只不过《吐蕃黄河录》之名侧重于“黄河为四渎之宗”一点，《河西戎之录》之名侧重于“西戎乃群羌之帅”一点。
有研究者误将“……通录都成十卷”理解为“《通录》十卷”(29)，或误以为“《关中陇右山南九州别录》六卷和《吐蕃黄河录》四卷，统称为《别录》十卷”(30)。实际上，“别录”与“通录”均为通名而非专名，贾耽并无专名为《别录》、《通录》的著作。正确的理解是，别录为6卷，通录为4卷，总共10卷。具体论据如下：
据前引宋人王溥《唐会要》载：“(贞元)十四年十月，左仆射平章事贾耽撰郡国别录六卷，通录四卷，上之。”又，前引郑馀庆《左仆射贾耽神道碑》载：“贞元十四年，先献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又撰别录六卷，《吐蕃黄河录》共四卷。”显然，通录是别录的对称。具体而言，通录在此特指《吐蕃黄河录》4卷。
有“正”才会有“别”。所谓别录，自然是针对“正图”而言，也就是说，6卷别录是为了配合关中陇右及山南等图而设立的文字注记。而通录则不同，它自成一体，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完整性。
今人认为“《旧唐书》‘通录’上当加书名号……”，作‘罄所闻知，编为四卷《通录》，都成十卷’，校点本断句亦误”(31)，这种断句大体允当。只不过，“通录”二字上不加书名号似更为稳妥，这毕竟不是专名。上引文认为“《别录》以外，探讨黄河及西戎地区的四卷著作名目不清”。实际上，这4卷著作无疑当为《吐蕃黄河录》(或《河西戎之录》)，它是贾耽“研寻史牒，翦弃浮词，罄所闻知”编纂而成，其内容或纯为文字，没有地图。《旧唐书·贾耽传》中“文义鄙朴，伏增惭悚”实际上是针对通录的自谦之词。这里只评价“文义”，不涉及地图，也印证了本文对通录的纯文字性质的判断。
综上可知，贾耽地理(地图)著述有如下诸端：《九州图》、《海内华夷图》是贾耽主持国图撰修工程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总称。而“陇右关中山南九州等图”一轴则是先期成果的组成部分之一，其文字注记包括别录6卷，另有纯文字性质的通录《吐蕃黄河录》(或《河西戎之录》)4卷。国图的最终成果由《海内华夷图》1轴和《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40卷组成。《海内华夷图》与《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的精简与糅合，便是《贞元十道录》4卷。
此外，《大唐国要图》5卷则有可能是在4卷本《贞元十道录》的基础上改编而成。据《新唐书·艺文志》载：“《大唐国要图》五卷，左仆射贾耽纂，监察御史褚璆重修。”(32)《贞元十道录》为4卷，而《大唐国要图》为5卷，二者规模相当，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稍加增益，便可成书(当然，这是笔者的大胆推测)。再者，《大唐国要图》在《新唐书·艺文志》中归并为“职官类”，可见其性质当为指导政府行政的实用性著述，这与“撮其要会切于今者”的《贞元十道录》一样，都应是以实用为旨归(当然，这只是本文基于一般情理的推测)。无独有偶，地理学史家王庸也认为“《国要图》或许不仅是地图，可能还附有政治意义的说明和表解，作为行政上参考之用的手册”(33)。
至于《皇华四达记》10卷，虽然确为贾耽著作且有若干残缺文字流传，但其中是否有地图要素则无从得知，暂付之阙如。但有一点可以确认，即便是它仅有文字内容，也可视为贾耽地理(地图)著述的衍生品，毕竟在贾耽时代的地理著述中并没有图与文的明确区分。
二 从学术源流看贾耽地理(地图)著述的性质
贾耽主持的地理(地图)著述所取得的地理学、地图学成就，有赖于其对既有学术传统的传承和扬弃。通过对学术源流的梳理，有助于认清贾耽地理(地图)著述的性质及其在中国地理学史(地图学史)上的定位。
贾耽在进陇右、山南图表(即《进〈九州图〉并别录、通录表》)中自称：
臣闻楚左史倚相能读《九丘》，晋司空裴秀创为六体；《九丘》乃成赋之古经，六体则为图之新意。臣虽愚昧，夙尝师范。(34)
这段文字实际上蕴含着丰富的信息，值得深加玩味。据此可见，贾耽“夙尝师范”的学术榜样有两个：其一《九丘》，其二为裴秀的制图六体。何谓《九丘》？孔颖达疏引孔安国《尚书序》称：“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35)故此，方志学家傅振伦将《九丘》视为“地理之书”，而“地理书是方志起源之一”(36)。至于裴秀制图六体，更是中国地图学史上的常识，不劳饶舌。这也就是说，贾耽的地理(地图)著述秉承的学术传统实际上有两条线索，一条是以文字为主要表现手段的地理学、方志学传统，一条是以图形为表现手段的地图学传统。遗憾的是，学界论及贾耽的学术源流，多侧重于其对裴秀制图六体的效法，而忽视了其对《九丘》代表的方志传统的继承。
贾耽秉承的上述两种传统，在《进〈海内华夷图〉及〈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表》中表述更为明确：
臣学谢小成，才非博物。伏波之聚米，开示众军；酂侯之图书，方知厄塞。企慕前哲，尝所寄心。(37)
其中，“谢”即“谢灵运”。谢灵运虽然是诗人，但也是方志学史上的重要人物，著有《山居赋》、《永嘉记》等有影响的地方志书(38)。“博物”应为西晋张华《博物志》的简称。该书虽然多记载奇说异闻、殊俗异物，但已有研究表明，“《博物志》成书的目的是为了补充《山海经》、《禹贡》、《尔雅》、《说文》和《地志》等的阙漏”(39)，可以说，《博物志》可纳入“地理书”、方志典籍行列。“伏波之聚米”典出《后汉书·马援传》。马援曾任伏波将军，征伐交趾，“又于帝前聚米为山谷，指画形势，开示众军所从道径往来，分析曲折，昭然可晓”(40)，这是中国地图学史上的著名事件。“酂侯之图书”则典出《史记·萧相国世家》。酂侯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41)，这里的图书是记载“天下阸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的地图和书籍的合称。
经过上述梳理，我们更能清晰地发现贾耽所继承的学术传统，既有发端于《九丘》，继之以谢灵运、张华的方志学传统，又有马援、裴秀为代表人物的地图学传统。对于贾耽的地理(地图)著述而言，这两种传统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可以说，贾耽的《九州图》、《海内华夷图》继承了地图学传统，而别录、通录及《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则继承了方志学传统。至于《贞元十道录》(甚至可能包括《唐国要图》)则是地志与地图的融合。据晚唐人司空图《〈华夷图〉记》载：
……煨烬所残，尚存贾仆射耽方域之志，披图校验，成败可知。以是恳恳未能默已。千载之下，必有知吾言不昧者。司空氏寮鹤亭记。(42)
这里就明确告诉我们，贾耽的《华夷图》(全称当是《海内华夷图》)被时人视为“方域之志”，其中有大篇幅的文字注记，当属情理之中。而该志可供“披图校验”，则地图必定是《海内华夷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文字与地图二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海内华夷图》的整体。
传统观点认为“如果李吉甫是以书为主以图为附的话，贾耽则是以图为主，以书为附。而贾耽之享有地理学家的称号，也正是因为他的图，而不是他的书”(43)，或认为“贾耽在地图学上的贡献可能比他的地理学贡献更大”(44)。上述观点过于强调贾耽的地图学贡献，以至于出现割裂其地图、地志之间有机联系的倾向。甚至有观点认为“《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形式上是‘海内华夷图’的文字说明，但其图、说各自独立成篇，视它为总地志性质的地理著述亦不为过”(45)。实际上图说均无法独立成篇，二者合一，方可称得上总地志性质的地理著述。本文进而认为，无论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还是贾耽的《海内华夷图》和《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就其全体而言，无疑当属方志。就其个体而言，《海内华夷图》无疑应属王庸指出的“方志图”。
单就《海内华夷图》或《九州图》而论，或可称之为地图，但这种地图是缺少必备文字注记的“残品”。贾耽从来就没打算画一幅没有文字注记别册，可以单独使用的纯粹地图。当时的地图学发展水平，也不足以使地图与地志并驾齐驱。所以，在贾耽的地理(地图)著述中，“纪诸文字，缋以丹青。上尘圣聪，庶备方志”(46)，显然，文字注记和丹青绘画的最终成果就是可供皇帝御览的“方志”，这是当时绘图者业已声明的。有学者认为“没有文字注记在传统中国地图学上是例外，这是许多中国地图学史学者都相信的事实”(47)。显然，贾耽的地理(地图)著述并不是传统中国地图学的例外。
上述探讨侧重于对贾耽地理(地图)著述“源”的梳理，而对“流”(即后世影响)的梳理同样可以发现贾耽著述的方志性质。本文开篇所引权德舆所撰贾耽墓志铭及王应麟《玉海》均称“言方志者以公名家”，足见贾耽对后世方志发展的影响。而宋代方志《景德会计录》则更是例证之一，该书“仿李吉甫《国计簿》，贾耽《国要图》，总其目得四十，列为六卷，一户赋，二郡县，三课入，四岁用，五禄食，六杂记”(48)，其间的学术传承关系不言自明。
三 贾耽地理(地图)著述地图学成绩的再评价
对于贾耽地理(地图)著述的地图学评价，王庸《中国地图史纲》归纳出了《海内华夷图》六点值得注意之处，涉及图的面积、比例尺、绘制者、性质、颜色分注等(49)。这为后世加深对贾耽地理(地图)著述的地图学成绩奠定了基础。当然，学界对上述问题的既有认识仍存在可资商榷之处，有必要重新加以考虑。
对中国古代地图学(乃至整个地学史)的评价，首先涉及评价标准问题。从整个中国地图学发展历程看，本土传统地图学观念与技巧在西方地图学引介中国之后就节节败退，如今打开任何一部中国地图(集)，除了汉字以外，在地图表现手法上几乎找不到中国本土因素。这一事实恰恰证明了西方地图学基本理念和技术手段的普适性。地图虽有中外之别，古今之分，但都是主要用图形而非文字表达地理要素。摒弃这些具有普适性的地图学基本原则不用，则无以呈现出中国古代地图学在世界地图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用今天成熟的地图学去品评唐代贾耽的地图学成就，固然是一种“关公战秦琼”的做法。但离开了前后呼应的比较，何以确认贾耽的地图学成就之优劣。我们固然可以最大限度地进入历史场景，还原贾耽地图学贡献之本真面目，这看似是一种事实判断，实际上却离不开价值判断。既然提及“贡献”，则不可避免有大小优劣之分，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采用地图学的基本理念进行前后呼应的对比。唐代贾耽的地图学著述，是基于当时的地图学理念和表现手法而完成的。在没有地图实物传世的情况下，我们只能依靠文字史料加以还原。但即便是原原本本的还原，我们也只能得知贾耽在地图学上“做到了什么”，而无从得知“做得怎么样”。用贾耽地图学著述中体现出的地图学理念反过来评价这些著述，在逻辑上行不通。
按照现代地图学的观念，地图的基本性质是公式化(数学基础)、抽象化(地图概括)和符号化(符号系统)(50)。地图无论古今，均有其共性。实际上，中国古代地图也是朝着这三个方向前进，譬如计里画方就包含有公式化的意味，而抽象化和符号化在中国早期地图中也有体现。故此，判断贾耽地理(地图)著述的地图学水平，也可从上述三个方面加以衡量。《海内华夷图》“率以一寸折成百里”，等同于裴秀制图六体中的“分率”，也就是该图的公式化(数学基础)。当然，单从数学基础看，“贾耽的绘图方法，在原则上不过继承裴秀，没有新的创造，但在中国地图史上，还是杰出的、划时代的”(51)。那么，贾耽在地图的抽象化、符号化方面是否有新的创造呢？
1.从“近意就实，依稀像真”看贾耽地理(地图)著述的滞后性
据《旧唐书·贾耽传》可知，陇右山南图的内容以军事设施、交通路线为主。至于各州军的里数、人额等人文地理状况，山脉、水系等自然地理状况，则“图上不可备书，凭据必资记注”。用现代地图学来衡量，采取地图语言表达上述人文、自然地理状况是很简单的事情。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贾耽地理(地图)著述在地图学(尤其是抽象化、符号化方面)的滞后性。这一滞后性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地图内容的有限性。在绘制《九州图》时，贾耽已经认识到用纯粹的地图图形手段记载上述地理状况是不可能的，只好以文字形式补充记载于别录中。此后，贾耽“思殚所闻见，丛于丹青”(52)，在画工协助下完成《海内华夷图》等。囿于贾耽掌握的地图内容表现手法的原始性，料想贾耽在《海内华夷图》中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将所见所闻都画在地图上，否则《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40卷就不必编纂了。
其二，地图内容表现手法的原始性。《旧唐书·贾耽传》称在陇右山南图中“岐路之侦候交通，军镇之备御冲要，莫不匠意就实，依稀像真”。有研究者指出“‘匠意’，《册府》卷560作‘近意’。当从《册府》，《旧唐书》‘匠’涉形近误”(53)。这一论点极是。“就”与“近”均为接近之意，而“意”与“实”又恰好对仗。“近意就实，依稀像真”表明了贾耽在画工协助下进行地图绘制时，力求使地理事物的形象更加逼真的表现在地图上。此举实际上背离了地图的抽象化、符号化特征，使得地图更接近图画而远离地图。可以说，贾耽在地图绘制时选择了具象化而非抽象化。贾耽引以为荣的“近意就实，依稀像真”恰恰表明了其地图内容表现手法的原始性。孰不知在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地图中就已经有了统一的图例，采用不同符号表示各级居民点、用不同线条表示道路、山脉、水道(54)。也正是因为受地图表现手法原始性的局限，使得地图图幅内不足以容纳足够多的地理信息。如果没有抽象化、符号化的表现手法，即便是“广三丈，从三丈三尺”的《海内华夷图》也会负载不了多少地理信息。《全唐诗》收录的南唐伍乔《观〈华夷图〉》一诗称：“别手应难及此精，须知攒簇自心灵。始于毫末分诸国，渐见图中列四溟。关路欲伸通楚势，蜀山俄耸入秦青。笔端尽现寰区事，堪把长悬在户庭。”(55)从诗中“关路欲伸”、“蜀山俄耸”字样不难看出该图采用了形象的图画手法而非抽象的地图符号。虽然我们不能断定这幅《华夷图》必定是贾耽《海内华夷图》，但该诗无疑有助于我们理解与之差不多同时代的《海内华夷图》的地图绘制水平。
在中国地图学发展史上，直到明代，罗洪先在《〈广舆图〉序》才明确做出地图学向符号化、抽象化发展的努力。在其《广舆图》中，“山川城邑，名状交错，书不尽言，易以省文二十有四”(56)。“省文”亦即图例符号，用符号代表山、水、界、路、府、州、县、驿、卫、所、屯、堡、城、隘、营、站、关、寨、墩、台、宣慰司、宣抚、安抚、长官等24种人文、自然地理要素。显然，这才是一种趋向于现代地图性质的进步。而贾耽地理(地图)著述中的地图绘制手法则恰恰与之背道而驰。
2.“古墨今朱”绘图原则的另一种可能
传统观点认为，贾耽《海内华夷图》“以颜色区别古、今地名，开创了我国地图史上以朱、墨分注古今地名的先例”(57)。近世学者倡导此说者，以内藤湖南为著。他据《新唐书·贾耽传》认为“贾耽所撰除计里画方法外，其朱墨题字更为后世如王光鲁之《阅史约书》，六严之《历代地图》等朱套本地图之祖”(58)。其实，王光鲁在《〈历代地理直音地图〉序》中只是讲到“因悟古今为地图者数十家，其计里画方，图绘精密者，以唐人杜佑、贾耽，元人朱思本，国朝罗洪先为最，今贾、杜本无传者，余本所在俗儒转相謄写，离其故方，以有图无注，记叙不详故也”(59)。可见，王光鲁并没有看到贾耽所绘地图，而他对贾耽地图的理解则仅限于“计里画方，图绘精密”，并不涉及“古墨今朱”。即便王光鲁在《读史约书》中“以国朝舆图附记各代，竟纸所容，朱墨异字，殊便简阅”(60)，但这在地图学传承上是否与贾耽有直接关联是值得怀疑的。
那么，贾耽是否创造了“古墨今朱”的地图绘制方法呢？兹将新旧唐书中关于此事的记载择要胪列如下，其一，《新唐书·贾耽传》载：
又图《海内华夷》，广三丈，从三丈三尺，以寸为百里。并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其中国本之《禹贡》，外夷本班固《汉书》，古郡国题以墨，今州县以朱，刊落疏舛，多所厘正。
又，《旧唐书·贾耽传》载：
谨令工人画《海内华夷图》一轴……并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中国以《禹贡》为首，外夷以《班史》发源，郡县纪其增减，蕃落叙其衰盛……其古郡国题以墨，今州县题以朱，今古殊文，执习简易。
从行文逻辑和语义的连贯性不难看出，“古郡国题以墨，今州县题以朱”更有可能是针对《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而言，用墨色和朱色这两种颜色的文字区分古今郡国州县的差别。《新唐书》所载“刊落疏舛，多所厘正”以及《旧唐书》中的“执习简易”，均应针对文字内容而言。这里的“今古殊文”也提示我们古墨今朱并未应用到“今古殊图”中。况且，目前尚无直接证据表明《海内华夷图》中采用了“古墨今朱”的绘图技术。
那么，贾耽在编绘地理(地图)著述时“丛于丹青”、“缋以丹青”，是否指在图上用丹(朱)色、青色区分古今地名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丹青”只是各种色彩的代称，并不专指墨色、朱色两种。“丛于丹青”和“缋以丹青”只是说明贾耽绘制的地图是彩绘的，而非黑白的。施以彩绘是中国古代地图的惯用手法，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驻军图就是用红、黑、田青三色彩绘的古地图(61)。可以说，在唐代，彩绘地图并不是多么先进的地图绘制技术。据与贾耽同时代的吕温《〈地志图〉序》载：“观其(案：即《地志图》)粉散百川，黛凝群山。……五色相宣，万邦错峙”(62)可见，即便是地图彩绘技术，“五色相宣”的《地志图》也不会与贾耽所制地图相去甚远。
关于贾耽地图的“古墨今朱”问题，王庸在1938年就曾精辟指出：“所谓‘今古殊文’当只于文字上分朱墨，其图绘则恐未必分别，且若所分朱墨，为指《郡国道县四夷述》而言，则与图又不相干矣。”(63)遗憾的是，王庸后来放弃了这一卓识，转而在《中国地图史纲》中认为贾耽“以颜色分注古今地名，这是沿革地图以朱、墨分注古、今地名的最初记载；如果在以前没有人这样做过，那就不能不说是贾耽的一种新创造”(64)。本文不敢掠前人之美，之所以辟有专节“旧事重提”，只是为了还原贾耽地理(地图)著述的本来面目，并给其地图学贡献做一合适定位。
四 图与说——“分道扬镳”还是“附庸”？
“前修未密，后出转精”是学术研究的一般规律。然而，学界对贾耽地理(地图)著述的某些认识，似乎不如五十余年前的王庸的认识那样深刻。正如王庸指出的，“在唐代，像贾耽那样的地图，见于著录的不多。那时代的地图大概是一图一说的图经体裁”(65)。现在可以肯定的说，贾耽的地理(地图)著述是一图一经的图经体裁。而“所谓图经就是指这类著作卷首都冠以各种地图，并不是说都要以地图为主”(66)。所以，与其将贾耽地理(地图)著述“破格提拔”进中国古代地图学发展史的先进行列，倒不如正本清源，将之纳入图经范畴。王庸认为“裴图(案即裴秀《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可能是一图一说的图经体制；而贾图(案即《海内华夷图》)却是一幅大图，外加记述四十卷，图与说虽并行，而大体已成‘分道扬镳’之局，记述考证亦加详了。这是隋以后的地图一般多蜕化为地志的共同趋势”(67)。经过本文梳理则发现，贾耽地理(地图)著述中地图与图说并没有“分道扬镳”，而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没有地图，单纯的文字注记无法达到形象直观性的效果。没有文字注记，地图受当时地图绘制水平的限制，在地理信息负载量上肯定大打折扣。遗憾的是，王庸既然认定从隋代《区宇图志》以后“图少记多的地方志与总地志就成为定型，而图经亦成为地方志的别名，地图变为地志的‘附庸’了”(68)，何以又认为地图与图说“分道扬镳”呢？在贾耽地理(地图)著述中，地图并未变成地志的附庸，而是主动利用了地志的长处，弥补自身的短处。而这些地图的短处，也就是前文所论述的地图学滞后性。
唐宋之际正是雕版印刷从萌芽到成熟的历史时期，这一技术在文字复制方面的优越性，助推了方志的编绘和传播。而此间地图绘制和复制技术则无飞跃性的发展，裴秀“制图六体”在公元3世纪固然可被视为划时代意义的创举，但到了9世纪仍被贾耽当作“为图之新意”。此后，宋代沈括也没有发展创新裴秀的制图理论(69)，甚至清代考据名家仍津津乐道于“制图六体”，中国古代地图绘制理论与技术之滞后与保守由此可见一斑。面对如此反差，地图纵使不甘被视为“附庸”，又有何资本“当家作主”呢？
［收稿日期］2010-06-25
注释：
①王国维：《伪齐所刊〈禹迹〉〈华夷〉两图跋》，赵万里校辑：《观堂别集》卷3，(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68页。
②［日］内藤虎次郎，张其春译：《贾魏公年谱》，《方志月刊》，1933年第1期，第66－76页。
③主要论著有郑锡煌《贾耽》(杜石然主编《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上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389－394页)、张广达《贾耽》(谭其骧主编《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第一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257－267页)等。
④［唐］权德舆：《贾公墓志铭并序》，《权载之文集》卷22《墓志铭》，《续修四库全书》据民国八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清嘉庆十一年刻本影印，第165页。
⑤［宋］王应麟：《玉海》卷14《地理·地理图》，(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1987年，第267页。
⑥辛德勇：《古地理书辨证续札》，《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286－289页。
⑦［宋］欧阳修：《新唐书》卷58《艺文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1506页。引文中标点不妥之处，间或有之。引用中姑存其旧，行文中如有必要，则加以订正。
⑧辛德勇：《古地理书辨证续札》，《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第288页。
⑨［宋］王应麟：《玉海》卷15《地理·地理书》，第289－290页。
⑩［宋］郑樵：《通志》卷66《艺文略第四》，(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
(11)［宋］洪迈，孔凡礼点校：《容斋续笔》卷10“舆地道里误”条，(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47页。
(12)当然，“篇”和“卷”是不同的文献书目统计口径，以不同数量单位统计贾耽的著述，未免出现不一致的结果。
(13)《新唐书》卷166《贾耽传》，第5084页。
(14)［宋］郑樵：《通志》卷66《艺文略第四》著录“唐关中陇右山南九州别录六十卷”，(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未注明作者，疑为贾耽所进，卷数“六十卷”中“十”或为衍文。
(15)［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38《贾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3784页。
(16)［清］董诰：《全唐文》卷394《贾耽》，(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006页。
(17)［日］内藤虎次郎，张其春译：《贾魏公年谱》，《方志月刊》，1993年第1期，第71页。
(18)［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554《国史部·恩奖》，(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影宋本，第1558页。
(19)《册府元龟》卷第560《国史部·地理》，第1602页。
(20)［宋］李昉等纂：《文苑英华》卷887《左仆射贾耽神道碑》，(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宋刻本配明刊本，第4674页。
(21)《旧唐书》卷13《德宗本纪》，第395页。
(22)［宋］王溥：《唐会要》卷36《修撰》，(北京)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55年，第659页。
(23)［唐］权德舆：《代贾相公谢赐马及银器锦彩等表》，《全唐文》卷485《权德舆》，第4956页。
(24)《旧唐书》卷138《贾耽传》，第3784页。
(25)谭其骧主编：《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
(26)周振鹤：《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70－171页
(27)［唐］权德舆：《魏国公〈贞元十道录〉序》，《全唐文》卷493《权德舆》，第5030页。
(28)《旧唐书》卷138《贾耽传》，第3784页。
(29)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先秦至明代)》，(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80页。
(30)卢良志：《中国地图学史》，(北京)测绘出版社，1984年，第65页；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81页，亦持相同看法。
(31)吴玉贵：《〈旧唐书〉勘误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4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82页。
(32)《新唐书》卷58《艺文志二》，第1478页。
(33)王庸：《中国地图史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第48页。
(34)《旧唐书》卷138《贾耽传》，第3784页。
(35)［汉］孔安国，［唐］孔颖达疏，廖名春、陈明整理：《尚书正义》卷1《尚书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页。
(36)傅振伦：《论方志的起源和演变》，《傅振伦方志论著选》，(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68页。
(37)《旧唐书》卷138《贾耽传》，第3786页。
(38)黄苇主编：《中国地方志词典》，(合肥)黄山书社，1986年，第227页。
(39)王媛：《〈博物志〉的成书、体例与流传》，《中国典籍与文化》，2006年第4期，第60页。
(40)［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24《马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834页。
(41)［西汉］司马迁：《史记》卷53《萧相国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014页。
(42)［唐］司空图：《〈华夷图〉记》，《全唐文》卷808《司空图》，第8493页。
(43)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62年，第26页。
(44)张广达：《贾耽》，第265页。
(45)郑锡煌：《贾耽》，第392页。
(46)［唐］权德舆：《代贾相公谢赐马及银器锦彩等表》，《全唐文》卷485《权德舆》，第4956页。
(47)［美］余定国，姜道章译：《中国地图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6页。
(48)［宋］陈振孙，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5《典故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64页。
(49)王庸：《中国地图史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第46页。
(50)廖克：《现代地图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页。
(51)王庸：《中国地图史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第46页。
(52)《旧唐书》卷138《贾耽传》，第3786页。
(53)吴玉贵：《〈旧唐书〉勘误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4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82页。
(54)谭其骧：《二千一百多年前的一幅地图》，《长水集》(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37页。
(55)陈贻焮主编：《增订注释全唐诗》卷738《伍乔》，(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第1606页。
(56)无名者撰：《〈广舆图〉序》，［元］朱思本撰，［明］罗洪先增补：《广舆图》卷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七年(1579年)刻本。
(57)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299页。
(58)［日］内藤虎次郎，吴晗译：《地理学家朱思本》，《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7卷第2号，1933年3－4月，第17－18页。
(59)［明］王光鲁：《阅史约书》卷首《〈历代地理直音地图〉序》，《四库存目丛书》影印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明崇祯刻本。
(60)［明］王光鲁：《阅史约书》卷首《〈读史约书〉序》，《四库存目丛书》影印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明崇祯刻本。
(61)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驻军图整理简报》，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马王堆汉墓帛书古地图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77年，第42页。
(62)［唐］吕温：《吕衡州集》卷3《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3)王庸：《中国地理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影印第1版，第69页。
(64)王庸：《中国地图史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第47页。
(65)王庸：《中国地图史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第50页。
(66)仓修良：《中国古代史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4页。
(67)王庸：《中国地图史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第47页。
(68)王庸：《中国地图史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第32页。
(69)辛德勇：《准望释义——兼谈裴秀制图诸体之间的关系以及所谓沈括制图六体问题》，唐晓峰主编：《九州》(第四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