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两种〈水浒〉说”与“两截〈水浒〉说”究竟谁是谁非？》——兼论在学术争鸣中绝不可说假话或无中生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水浒论文,谁是谁非论文,两种论文,无中生有论文,可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C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01)03-0058-07
这里所评的文章是指发表于《零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21卷第2期（2000年5月出版）张国光的《“两种〈水浒〉说”与“两截〈水浒〉说”究竟谁是谁非？》一文，其副标题是“回顾我和罗尔纲先生之间历20年之久的一场论争”（以下简称“张文”）。《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0年第5期转载了“张文”，转载时作了一些删节。
一、这一场“论争”实际上并不存在
“张文”言之凿凿，认为确有这场“论争”，“张文”的副标题就说明了这一点。同时，“张文”还说：“从80年代初起，我和太平天国史家罗尔纲一级研究员之间，就掀起了一场历时十余年的关于《水浒》和金圣叹问题的论战，颇引起学术界注目。”又说：“人们对于20世纪一些复杂的学术论争，都希望进行总结、综述之时，我更感到自己和罗氏之间的那场论争的谁是谁非，确有尽快予以澄清的必要。”
事实上，被“张文”说得煞有介事的这场“论争”纯属子虚乌有，并无其事。李万寿先生在《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0年第11期发表的《读“两种〈水浒〉说与两截〈水浒〉说”》一文中说：“据我所知，这十余年间，张先生的确写过不少文章，对罗尔纲先生的《水浒真义考》发表了一些不同看法，但罗尔纲先生却置之不理，从未发表过一篇文章与张先生论争过。张先生所说的十余年论争实际上并不存在。”
据我所知，罗尔纲先生在这“十余年间”对这些希望挑起争论的文章所抱的态度一直是认为不值一驳，所以一律置之不理。为了慎重起见，我又打电话去问罗尔纲先生的助手罗文起女士，请她查一查，罗尔纲先生究竟是否写过这一类“论争”的文章。她的答复是“没有，从来没有写过与张国光论争的文章”。可见，所谓“20年的论争”，“十余年的论争”完全是虚构出来的。
既然“张文”言之凿凿，认为确有其事，那我们就不妨查寻罗尔纲先生在哪些报刊上发表了与之“论争”的文章，既然“论争”了“20年”，“十余年”，这样的文章至少也应该有十篇八篇。可惜的是，这样的文章连一篇也找不到，那只能证明“张文”所言为无中生有，故意捏造。一个人患了健忘症，只会把某些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忘怀，不可能说出一些这个世界上从未发生过的事。那么，张氏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可以达到什么目的？对此，安庆市博物馆胡寄樵馆长对“张文”作了一针见血的评语：“借骂名人来抬高自己。”我们再看看“张文”中所说的“我和太平天国史家罗尔纲一级研究员之间……掀起了一场……论战”，就会觉得此语意味深长。众所周知，在论争中，各说各的道理就行了，要写对方的头衔、级别干什么？这样的写法恐怕是少有的，令人觉得奇怪。其目的昭然若揭，无待言宣，就是为了抬高自己。做学问是老老实实的事，来不得半点虚假。如果在学术论文中故意说假话，说假话者应该对此负完全责任。
二、说罗尔纲先生研究《水浒》只有6个月是欺人之谈
“张文”说：“迟到80年代才染指《水浒》的罗尔纲氏……”（“染指”一词用得是否妥当，暂置不论，请注意“迟到80年代”这个有关时间的断语。）并说：“1980年6月，《武汉师院学报》编辑部把我的《水浒》论文汇为《金圣叹与七十回本〈水浒〉问题》一书出版后，我立即寄赠与罗先生一本，以表谢意，不料却因此引起罗氏对《水浒》研究的很大兴趣。”“张文”的言下之意，是说罗尔纲先生过去从未研究过《水浒》，只是在1980年下半年收到他寄赠的一本书之后才产生研究《水浒》的兴趣的。“张文”又说：“罗氏第一篇《水浒》论文《水浒真义考》长4万字，估计是1980年底执笔，于1981年‘五一’节前完成。”“罗氏实际用来研究《水浒传》的时间不到6个月，怎能说是60年呢？”这就是说：罗尔纲先生是看到了他的书才开始研究《水浒》，“估计”从1980年底动笔到次年“五一”节完成了“第一篇《水浒》论文《水浒真义考》”。这“不到6个月”的时间就是罗先生一生研究《水浒》的“实际”时间，以前的时间不能算，以后的时间也不能算。这种说法是否合乎情理，读者稍作考虑，都会哑然失笑。
“张文”所说的罗尔纲先生从80年代起才开始研究《水浒》，绝非事实。
罗尔纲先生是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胡适的学生，1930年在中国公学毕业后留在胡适家中抄录整理胡父遗作《胡铁花遗集》，从胡适学考证，当时所考证的大都是古典文学作品，包括《水浒传》在内。在史学方面，罗先生原想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族史，后来接受了胡适的劝告，才改为研究史料比较丰富的中国近代史，逐渐走上专攻太平天国史的道路。虽然后来他在太平天国史研究方面贡献更大，但是他研究古典文学作品起步甚早这一历史事实历历可考。
1942年，罗尔纲先生到了桂林，我作为一个报社记者特地去访问了他，既向他请教了有关太平天国史的问题，也请教了有关《水浒》的问题，由此相识。罗先生于1934年发表了他第一篇研究《水浒》的文章《水浒传与天地会》，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从此，他既是一位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专家，也是一位研究《水浒》的专家，在抗日战争时期有名的文化城——桂林，很多人都知道这种情况，包括现在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的钟文典教授。
其实，我只要再引“张文”中的一段话，真相即可大白。这段话是：“尽管1964年是在全国开展大批判之年，尽管罗尔纲氏因为李秀成问题被戚本禹揪住大批特批，我还是在这篇为金圣叹翻案的文章中引用过罗氏《水浒传与天地会》一文中的几句话。”既然张氏在1964年就引用过罗尔纲先生发表于1934年的重要论文《水浒传与天地会》中的几句话，就应该知道罗先生从事《水浒》研究的时间之早，为什么还要说罗先生是在80年代受他的影响才开始研究《水浒》的？既然张氏早就看到了罗先生真正的第一篇有关《水浒》的论文《水浒传与天地会》，为什么还说罗先生撰于1980年底的《水浒真义考》是他第一篇有关《水浒》的论文？
说得客气一点，这是自相矛盾；说得直率一点，这是自打嘴巴。这绝不是无心的疏忽，而是又一次的故意说假话。目的是贬低罗尔纲先生，抬高自己。幸而史实具在，有案可查，揭穿假话，易如反掌。
三、究竟是在讨论学术还是在玩弄权术
从“张文”的标题看来，似乎研究《水浒》的学者真有一场不同学派的论争：张氏主张“两种《水浒》说”（也就是“两种水浒、两个宋江”的“双两说”），罗尔纲先生主张“两截《水浒》说”。因此，“张文”希望在罗先生已逝世多年，无法进行反驳的情况下赢得这场“论争”。
虽然张氏至今坚持他的“双两说”，但是罗尔纲先生从未提出什么“两截《水浒》说”，对于别人把他《水浒真义考》一文戴上“两截《水浒》说”的帽子，他非常反感，从未认可。在1987年，他两次对我说过：“《水浒》只有一部，是从宋元的水浒故事、话本、杂剧、到明清的小说，逐渐发展变化而来，哪有什么两部《水浒》，哪有什么两截《水浒》？什么两部说、两截说，都是荒唐的。”
从李万寿先生《读“两种〈水浒〉说与两截〈水浒〉说”》一文中的一段话，也可以看出罗尔纲先生对这些“说法”的反感。这一段话是：
罗先生只承认《水浒传》原本是七十回，它是一部“替天行道动天兵”，反抗封建统治，宣扬农民起义的不朽名著，其它的说法他均不予理会。而把罗先生的《水浒传考证》冠以“两截”说的不是别人，正是张国光先生。
1983年3月24日，张国光先生在给罗先生写的一封信中说：
接奉大函并大作《水浒真义考》。先生高年硕学，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大作的发表必将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窃以为大作的中心观点可概括为“两截水浒”四个字，这种看法与拙见“两种水浒”是很不同的。
同年4月30日，张又给罗先生写信说：
而今先生则提出了又一新观点，似可名之曰“两截《水浒》论”。我以为这种“两截《水浒》论”的发表，对于历来占统治地位的一种《水浒》也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从张国光先生的信里，可以看出对《水浒真义考》冠以“两截《水浒》”纯系张先生的个人见解。
由此可见，“两截《水浒》说”从来就不是罗尔纲先生的学说，是别人强加给他的。
我觉得只要是在真正讨论学术，为了有利于解决问题，在讨论中涉及老一辈学者，或者是对老一辈学者的学说加以批评，皆无不可。只要是真正的学者，都会具有能够接受意见的广阔胸怀。但是有个前提，即你所批评的确实是他的学说，没有误解，没有“搞错了”的情况，也就是说并非冤错假案。你说得对，人家才会心服口服。如果你别有用心，故意张冠李戴，或者别人从未说过某些话，你强加于人，然后加上罪名，大打棍子，这就不是讨论学术而是玩弄权术了。张氏批评罗尔纲先生的“两截《水浒》说”的情况，正是如此。
张氏在初读罗先生《水浒真义考》一文之时，倒还沉得住气，写信给罗先生对此文大大称赞一番，接着就别有用心地奉上一顶所谓“两截《水浒》说”的帽子。虽然这顶帽子对方从未认可，而在多年之后，罗先生逝世之后，他却双手抡起大棒，狠狠地对着他亲自制作而强加给罗先生的大帽子打下去，希望把罗先生的一切学说一棍子打死。暂不论他这样的做法能否达到目的，只就他整个表演过程而言——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生前一套，死后一套——已经足够说明这不是在讨论学术，而是在玩弄权术；是预设陷阱，陷害前辈学者。
在罗先生生前，张氏写信给他说：“先生高年硕学，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在他逝世以后，张氏竟说他是盗用了“双两说”的“核心奥妙”的窃贼。试问他还是不是张氏“学习的榜样”？“张文”说，在罗先生生前，“我的一些批评罗氏的文章，就只好写得委婉曲折，半吞半吐”（一幅生动的自画像）。在张氏看来，在罗先生逝世以后，他就可以大张挞伐，直斥罗先生“其论文也好，专书也好，不仅逻辑混乱，引据不实，而其颠倒是非，常常袭用他人的观点、论据而不注明出处”。把罗先生说得一文不值。请问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翻脸比翻书还快的言行，究竟是君子风度还是小人行径？彼此明白，读者也会明白，何须多言。
“张文”是一篇“论文”，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两种《水浒》说”与“两截《水浒》说”在争论谁是谁非。其实这种“争论”是虚构的。其中的“两种《水浒》说”是张氏的主张，但“两截《水浒》说”并非任何学者的主张，完全是张氏杜撰出来，强加给罗尔纲先生，在这篇论文中，作为一个靶子而抛出来的。也就是说，张氏先做了一只布老虎，然后当众表演武松打虎，使自己成为打虎英雄。因为是假戏假做，这种文章只能在罗先生去世之后才敢抛出来。这种假戏假做的“论文”，不仅让一般读者上了当，也让中国学术界上了一个大当。张氏要想反驳我的说法也很容易，请他马上提出证据——罗尔纲先生在什么时候，在哪一本书上，在哪一份报刊上提出过“两截《水浒》说”？张氏的分析，张氏的看法都不算数，必须是罗先生自己说的才行。如果提不出这样的证据，张氏就必须承认自己是在捏造事情，打击别人，抬高自己。
其实，学者之间探讨学术问题，都是为了追求真理，并非争名夺利，应该光明磊落，有话直说，完全用不着遮遮掩掩，“半吞半吐”，特别是对罗尔纲先生那样胸无城府，真诚对人的长者。据我所知，1984年，安徽的徐传益先生曾经在《安徽史学》上撰文指出罗先生文章中的失误。罗先生欣然接受，并去信表示感谢。此事实为百家争鸣提倡了一种可喜的学风，当时《光明日报》和《文汇报》都加以报道，大家传为佳话。
再举一例，即我与罗尔纲先生交往中的真人真事。1992年10月1日的《社会科学报》“学人春秋”栏发表一文，题目是《学苑华度五十年——记罗尔纲教授与史式教授的师生情谊》，作者为四川文史研究馆副馆长邓卫中。文中说：
据我所知，史式教授自1942年作为报社记者在广西桂林拜识罗尔纲……成为罗尔纲的私淑弟子，遍读他的著作，从中汲取营养，得到启发。一般说来，学生从老师那里得到勉励，这是不成问题的；难能可贵的是，老师也能从学生的艰苦奋斗中得到鼓舞……他们师生似有不少共同之处，性格都是外向型，开朗乐观；工作都是实干型，埋头苦干，乐此不疲，讲求时效，不计名利……太平天国史料多有伪作，罗尔纲考证出《江南春梦庵笔记》是一部大伪书；史式（与祁龙威教授不谋而合）考证出了《燐血丛钞》是又一部大伪书。如以有关的文章对照，可以看出，两人乃同一考证方法，可谓亦步亦趋。但在具体研究中，史式先生却常常大胆提出自己的新见解。例如：罗尔纲认为“长毛”是清方对太平军污蔑性的称呼；史先生则举出实例证明“长毛”并非贬称，因为太平军也常自称“长毛”。又如：罗尔纲认为杨秀清自恃功高，“逼封万岁”；史先生则认为并无其事，指出“逼封万岁”是来自天王府的“小道消息”，政治谣言。这种类似唱对台戏的情况，也不影响他们师生之间的深厚情谊。
其实，学人论学，是人生一大乐事。大家以诚相见，畅所欲言，如有不同意见，尽管展开争论，争论得愈激烈，说明探讨得愈深入，从中得到的收获也愈大，有什么不好！又何必心胸狭窄，患得患失，处心积虑，勾心斗角，即或能够欺人于一时，所得究竟有限，未免活得太苦太累；如果出师不利，假相被人揭穿，就不免鸡飞蛋打，得不偿失，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了。打开天窗说亮话，“张文”是一篇假论文，“论争”是假，借“论争”之名吹嘘自己的“双两说”，批判无中生有的“两截《水浒》说”，以贬低罗尔纲先生的学术地位是真。可以说，“张文”第一层次的目的是贬低罗先生的学术地位。这个目的达到了没有？简言之：没有。因为真相已经揭开——无中生有的“两截《水浒》说”并不是罗先生的学说——“张文”的目的当然也就难以达到。
四、罗尔纲先生有抄袭、剽窃他人成果的行为吗？
“张文”之攻击罗尔纲先生，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经过长期的谋划才有计划、有步骤、分层次进行的。具体说来，是从低到高，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通过批判无中生有的“两截《水浒》说”来贬低罗尔纲先生的学术地位。
第二层次，通过诬陷罗尔纲先生有抄袭、剽窃他人成果的行为来贬低其人品。
第三层次，通过彻底否定罗尔纲先生在史学方面的一切成就，说明罗先生既无文品、又无人品，必须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请看“张文”如何发起“第二层次”的攻击。在发表于2000年5月的“张文”中，张氏大喊大叫，说罗尔纲先生抄袭、剽窃了他的研究成果。其根据并不是什么新发现的事物，而是罗先生发表于1982年的《水浒真义考》一文。张氏先是通过自己的“分析”，“认定”《水浒真义考》一文的内容是一种“两截《水浒》说”，然后再下断语，认定“两截《水浒》说”是抄袭、剽窃了他的“双两说”。
“张文”说：“罗尔纲先生的‘两截《水浒》说’本是从‘两种《水浒》说’蜕化而出，并非什么独树一帜的新说。”
“张文”说：“我认为‘两截说’的内核系‘双两说’的翻版。”
“张文”说：“必须指出罗氏把《水浒》70回本说得好上加好，完全是对‘双两说’的重复。”
看了“张文”中的这些话，人们不禁要问一问张氏：罗尔纲先生抄袭、剽窃了你的“双两说”，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罗先生的《水浒真义考》发表于1982年，“张文”发表于2000年，中间相隔18年之久。这18年你干什么去了？你也许会说：“我的工作奇忙，我的事情特多，在这18年中我没有看到《水浒真义考》这篇文章，是到现在才发现的。”
张氏是无法推脱的，现在我手中有他的亲笔信（他于1983年3月24日写给罗先生的）为据（必要时将影印出来，公之于世），从李万寿先生《读“两种〈水浒〉说与两截〈水浒〉说”》一文所引该信的内容（见前文）来看，在他这封白纸黑字的亲笔信中，他不仅承认在1983年3月24日之前就读过了《水浒真义考》一文，而且还读得很仔细，能够把此文的内容概括为“两截水浒”四个字。如果罗先生的文章抄袭、剽窃了他的“双两说”，他这时候就应该发现，就应该提出，为什么早不说，要等到18年后才说？事情还不止于此，他在1983年3月24日的来信中不仅没有提到罗先生抄袭、剽窃他的“双两说”，而且还说了一句话，足以证明罗先生不可能抄袭、剽窃他的“双两说”。这句话就是“这种看法（即罗先生的看法）与拙见‘两种水浒’是很不同的”。
姑不论张氏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科研成果值得别人来抄袭、剽窃，姑不论道德高尚众望所归的罗尔纲先生会不会去“抄袭”、“剽窃”别人的研究成果，我只想指出一点：一个人要去“抄袭”、“剽窃”别人的成果，被“抄袭”、“剽窃”的成果一定要与自己的主张、看法一致。这样，抄来的东西、偷来的东西才有用处。如果与自己的主张、看法不同的成果，抄来、偷来没有用处，那又何必去抄、去偷。因此，张氏在信中说罗先生的看法“与拙见‘两种水浒’是很不同的”这一句话，就足够说明所谓罗先生剽窃他的“双两说”一事，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他说别人抄袭、剽窃了他的科研成果，就必须拿得出真凭实据，指出别人在哪一本书上，哪一份报刊上，多少页，哪几行是抄自他的著作、文章。光凭他自己的主观估计、分析、看法、推测是不行的。如果拿不出，那就犯了破坏名誉罪，有可能被推到被告席上，为自己的信口胡说承担刑事责任。
一个学者是否抄袭、剽窃他人的研究成果，总应该有个界限，不能随便给他戴上这顶帽子。举例说：胡适很早就有否定金圣叹“腰斩”《水浒》之说。我们不能说凡是赞成此说者都是剽窃了胡适的研究成果，除非他抄袭了胡适所举的论据不加说明或据为己有，这才有抄袭的嫌疑。“张文”为了攻击罗尔纲先生，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程度，他居然指责罗先生“全部”抄袭周村先生的说法和侵犯了其师胡适的“发明权”，其唯一的根据就是罗先生不赞成金圣叹“腰斩”《水浒》说。
“张文”说：“罗氏作为资深研究员，竟全部‘借’用周村于1962年在《江海学刊》发表的所谓金圣叹并未腰斩《水浒》说，而从不提周氏之名，岂非太不公平？还有，最早否定金圣叹腰斩《水浒》之说的，本是罗氏尊敬的他的老师胡适，罗氏既然认为此说正确，为何不把此说的‘发明权’归之于其师却据为己有呢？”
碰上这种胡搅蛮缠的事，只好被逼得多说几句话。从20世纪20年代郑振铎提出金圣叹腰斩《水浒》的说法以来，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据我所知，反对者绝不止周村一人。如果包括那些不大知名的报刊、不大知名的作者在内，少说也有十篇八篇文章。根据张氏的说法，如果我不赞成金圣叹腰斩《水浒》说，在我的发言中，必须把七八十年来反对此说的作者与文章一一加以介绍。如不介绍，或介绍得不完全，那就有掠人之美和抢夺别人发明权之嫌。要求如此荒唐，令人叹为观止！
“张文”居然说罗先生把其师（胡适）的“发明权”据为己有。为了攻击罗先生，张氏实在是选错了材料。胡、罗之间的师生情谊之厚，一部《师门五年记》的感人之深，早已在海内外千百万学人之中传为佳话。今竟有人为胡适打抱不平，说是罗尔纲偷了胡适的研究成果，听到的人真要笑掉大牙。
按照张氏的荒唐逻辑，世界上一切学术讨论必须从此中止。对于一个问题如果产生了两种说法，对赞成甲说的人就指责他抄袭甲说；对赞成乙说的人就指责他剽窃乙说，只有信口开河，胡说一通才不算是抄袭和剽窃。荒唐至此，请问学术讨论将如何进行？
倘若按照张氏所谓“发明权”的理论，正如李万寿先生在《读“两种〈水浒〉说与两截〈水浒〉说”》一文中所说的：“如果说‘双两说’的观点能被世人接受，其发明权恐怕应归属冯雪峰，张先生又为何只字不提冯雪峰的研究成果呢？”如此看来，他自诩为“自己经历多年探索才取得的成果”“双两说”是不是也剽窃了他人的研究成果呢？稍加注意，就已发现了不少的线索，在此姑置不论，在另一篇《评“双两说”》的文章中，我们将加以详细论证。
“张文”中还有奇谈。他说：“我很希望读者把‘两截说’和早在罗文发表以前笔者提出的‘双两说’加以比较，就会看到罗氏所有赞扬罗贯中创作70回本《水浒》的语句，都和拙著中赞扬金批70回本《水浒》的言论如出一辙。”这就是张氏指责罗先生抄袭、剽窃了他的文章的立论依据。
张氏这种说法真是无理到了极点。他可以信口开河地说罗先生抄袭、剽窃了他的许多文章。如果人们问他：“究竟哪些地方是抄袭、剽窃了你的文章？”他可能会不耐烦地回答：“多得很，你自己找去！”也许出他意料之外，罗尔纲先生的助手罗文起女士真的去找了，结果如下：“我们仍根据张氏的指引，对罗尔纲所有赞扬70回本《水浒》的语句与张氏的‘双两说’加以比较。在两人共约数十万字的著作中，除‘歌颂农民起义’这几个字外，还真的没有发现什么一样的语句。”（引自罗文起《驳张国光〈关于水浒的论争〉》一文，刊于《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0年第1期）
世界上竟有如此怪事，一个人用过了“歌颂农民起义”这六个字，别人都不能再用。谁敢再用，那就是抄袭、剽窃。我不禁想提醒世人：罗尔纲比张氏大20多岁，胡适比张氏大30多岁。张氏刚刚出世的时候，他们已在讨论《水浒》问题，写下不少文章。张氏后来写的有关《水浒》的文章，势必要用到他们用过了的词、语，那不都成了抄袭、剽窃行为吗？
五、要全盘否定罗尔纲先生亦非易事
“张文”打着“论文”的幌子，其内容本来是应该对事的——应该讨论“两种《水浒》说”与“两截《水浒》说”的谁是谁非，可是张氏为了诬陷罗尔纲先生剽窃他的“双两说”，竟然认为“两截《水浒》说”是从“两种《水浒》说”蜕化而出，并非新说；两者不过是“翻版”，是“重复”，并没有什么不同。既然如此，还有什么“谁是谁非”之可言？这篇文章要探讨的问题转眼之间就烟消云散，不复存在了。
“张文”对事既已无话可谈，说来说去，自然就会转移到真正的目标上来——对人，对谁？对罗尔纲先生。要想全盘否定像罗尔纲先生这样的一代宗师，史学泰斗，恐非易事。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有计划分步骤地进行，岂可一蹴而就。可惜张氏缺少耐性，急于求成，很想毕其功于一役，希望以一篇文章彻底打垮罗先生，一泄胸中之恨。无奈心慌喝不得热粥，欲速反而不达，过于性急，不讲策略，赤膊上阵，暴露目标，使得自己内心不可告人的阴暗面竟在无意中曝光，让读者一览无遗。请看“张文”中画龙点睛、直奔主题的一段话：
至于李氏（指贵州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主任李万寿先生）极口赞扬罗氏的史学、史识与史德之高尚，这只能引起人们（其实只是张氏本人）的反感。试问罗氏在《水浒》研究中提出过哪些观点？发掘过哪些新的资料？批评过哪些不正的学风？其（指罗先生）论文也好，专书也好，不仅逻辑混乱，引据不实，而且颠倒是非，常常袭用他人的观点、论据而不注明出处。有高尚的史德、史识和史才者，竟如是乎！中国史学会衮衮诸公对于此类的学风问题能视而不见么？
这一段文字极为精彩，又最能说明问题，所以需要加以必要的剖析，以供读者参考：
（一）这一段话充分说明“张文”根本不是一篇研究《水浒》问题的论文，因为此文从头到尾，没有接触到《水浒》研究中任何一个具体问题。而是一篇对人（对罗尔纲先生）的“大批判书”。“批判”的不是研究《水浒》的学者罗尔纲，而是史学家罗尔纲。
（二）这段话整个都是在谈史学家罗尔纲的事，谈中国史学界的事，与《水浒》研究无关，更与张氏无关。（因为张氏从未自称为史学界的人，从未自称为史学家。）在这段话中“试问罗氏在《水浒》研究中提出过哪些观点？发掘过哪些新的资料？批评过哪些不正的学风？”这几句话是勉强地嵌进去的，上不接天，下不着地，与上下文都无关系。罗先生对《水浒》是否提过新观点、是否发掘过新资料，都无损于他作为著名史学家的声望。张氏之所以勉强加进这几句话，是为了掩人耳目，制造一个假相，让人觉得“张文”还是谈了一点《水浒》问题的，并非百分之百地为了攻击罗尔纲。可是勉强加进这几句话，实在是太突兀，太露骨，太引人注目了，弄巧成拙，欲盖弥彰。真正成了“此地无银三百两”。
（三）“张文”在前面攻击罗先生，说罗先生剽窃他的成果时，还有点“半吞半吐”，欲说还休，“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味道。但是到了文章快要结束之时，大概觉得机会难得，岂能轻易放过，于是打开闸门，让胸中积压很久的话，像流水般地一泄而下，说个痛快。殊不知痛快不过一时，而祸从口出，却要永远承担破坏别人名誉的罪责。罗先生全无史德、史识与史才乎？张氏这个在史学方面闹了不少笑话（例如在两个赤壁问题上开的黄腔）的门外汉，有何资格下此断语？罗先生的论文、专书他全部读过吗？何以知道全是“逻辑混乱，引据不实，而且颠倒是非”！一个人只要不是在精神病发作之时，不是在酒醉时说的话，都要负完全责任。张氏说罗先生论文也好，专书也好，都是“逻辑混乱”，请举实例，拿出真凭实据；说他“引据不实”，请举实例，拿出真凭实据；说他“颠倒是非”，请举实例，拿出真凭实据；说他“袭用他人的观点、论据而不注明出处”，请举实例，拿出真凭实据。如果根本拿不出真凭实据，或者拿出一些不真不实，不伦不类，经不起调查核实的乱七八糟的材料来，那么，张氏就应当承担破坏别人名誉的罪责。
（四）罗尔纲先生从小体弱多病，他之能够活到97岁，几乎与20世纪同步，正说明了“仁者寿”这个简单的道理。他布衣素食，自奉甚薄，埋头工作，不计名利，爱护青年，奖掖后进，见过他的人，都觉得与他交往，如沐春风，不仅在学术上得到教诲，更大的收获是感受到他崇高的人格力量。他桃李满天下，遗爱永在人间，第一个原因是他的人品高尚，第二个原因才是他的学力深厚。这样的仁者、长者会是骗子么？（张氏却认为他全无史德、史识和史才。）这样的仁者、长者会是小偷么？（张氏却认为他剽窃了他的“双两说”。）张氏骂得越凶，听的人越有反感。罗先生以他既平凡又伟大的一生，在千万人心中所树立起来的形象，岂是个别人所能骂得倒的！“张文”说罗先生“常常袭用他人的观点、论据而不注明出处”，听到的人真会笑掉大牙。罗先生凡是在做学问中采纳了学生、后辈的意见，总是一再加以说明，并向对方表示感谢。数十年来，学术界传为美谈。试举我个人的亲身感受为例。20世纪50年代，我发表了一篇文章，论证梁山泊中聚义厅前杏黄旗上“替天行道”四个大字语出《道德经》，足以代表梁山英雄反对压迫反对剥削的信念，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柱。此说为罗先生所采纳，他认为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内证。1993年1月，罗老把他的新著《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研究》一书寄赠给我，在封面内页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史式同志教正
罗尔纲敬赠 1993年1月16日
纲研究水浒传始于一九二九年。发表《水浒传与天地会》系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大公报》。一九三五年一月陈望道编的《太白》新年号转载此文。据说五十年代初冯雪峰任人民文学社长即根据该文出版水浒传七十回本，而不从时人所主张的百回本。关于此书所提天地会倡立于康熙年间，其宗旨为反清复明，近年已为台湾学者所证实。关于水浒传最主要问题为性质问题。本书多得史式教授的指教、提示。其最主要论据即史式教授所提梁山泊“替天行道”系出自老子《道德经》“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此真可谓“独具慧眼”矣！今拙著全书出版，敬以奉呈，以表铭感于万一！
对于这样一位虚怀若谷、谦谦君子的老学者，竟有人信口开河，破口大骂，实在令人震惊，令人气愤！
（五）“张文”的攻击对象，转瞬之间就从罗尔纲先生蔓延到了整个中国史学界。罗先生再有不是，也不能“祸延”考妣，“祸延”子孙，“祸延”整个中国史学界人士。张氏谈的是《水浒》，怎么一下骂到中国史学界头上来了？真是牛头不对马嘴。张氏有什么资格质问“中国史学会衮衮诸公”“视而不见”？史学会是学术团体，是讲道理的地方，是进行学术活动的场所，不是司法机构，不是专政机关，史学会能把去世多年的罗先生怎么办？是追加一次大批判，还是进行张氏所津津乐道的“封杀”，抑或是宣布对罗先生“鞭尸”、“碎尸万段”？张氏说这一段话，主观愿望是希望奋力一击，一举打倒罗尔纲。但是操之过急，引起反弹，所造成的客观效果是：激起公愤，到处树敌；更糟糕的是：完全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内心的阴暗面，给自己的学术生命划上了一个句号。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张文”时，作了删节，这一段画龙点睛、直奔主题的话被删掉了。因此没有看到零陵师专学报原文的人，想不到原文中还有这么精彩的部分。为了能让未见到零陵师专学报原文的读者得窥全豹，今特引用这一段话，并加上必要的说明，让读者进一步了解这一事件的真相。
六、是学霸作风还是恶霸作风？
也许读者觉得奇怪，像罗尔纲先生这样一位慈祥的老人，对人彬彬有礼，连猫狗也不会得罪，怎么会有人对他如此切齿痛恨？说来问题也很简单，在“张文”中就能轻而易举地找到答案。罗先生首先错在他不该研究《水浒》，更不该研究出成绩来，害得一向以《水浒》研究权威自居的张氏“读罗文后，我在感情上很不平静”（“张文”中语）。更使张氏痛彻心肺的是“在80年代后期，罗氏几乎已成为《水浒》研究领域之‘新权威’”（“张文”中语）。各地报刊纷纷报道罗先生对《水浒》研究所取得之重大收获，“其影响视听之大可以想见”（“张文”中语）。他就不得不跳出来到处活动，进行“遏制”和“封杀”了。
一位真正的学者，对于自己研究领域内出现了新的成果，本来应该感到高兴，表示欢迎，因为这正是大好事。新的成果不一定尽善尽美，其中即或有错误与不足之处，那也无妨，大家可以互相切磋，共同探讨，以期逐步完善，完全用不着气急败坏地去进行“遏制”，唯恐新成果“扩散”开来，占领了自己的地盘。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张氏在得到罗先生校订的《水浒传原本》出版的消息之后，“不禁大吃一惊”（“张文”中语），就活画出他自己的心态。这究竟是君子心态还是小人心态，不言可知。
罗先生去世之前，张氏虽然由妒生恨，但在写文章进行攻击之时，还不能肆无忌惮，公开说假话，还得策略一些，“委婉曲折，半吞半吐”（“张文”中语）。罗先生既已去世，他就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觉得死无对证，可以随心所欲，畅所欲言了。殊不知罗先生虽已仙逝，其家属、其晚辈，熟知事情经过的大有人在。大家打的是笔墨官司，白纸黑字，有案可查。作为史学家，有能耐破解千秋疑案，洗雪百代沉冤，区区数十年间事，岂有查不清之理！
窃以为许多学科领域，应该是学人们神圣的精神家园，绝不能沾染官场、商场中的某些恶习。“权威”是很自然地形成的，既不需要投票通过，也不需要谁来任命。权威的形成，首先靠的是自己埋头苦干，不断拿出有价值的科研成果，而且不断更新，不断前进，能够永葆学术上的青春。其次是要有高尚的品德，广阔的胸怀，能够接受不同的意见，互相切磋，探求真理，团结学人，奖掖后进，共同努力，建立起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的学派，承先启后，继往开来。这样的权威，才能青山不老，绿水长存，其贡献存于青史，遗爱则永在人间。
与这些真正的学者不同，另有一批假“学者”真小人，假学术之名，行谋私之实。这些人也有一些小聪明，但不把聪明用在研究学术上，却用在人事斗争上。他们成天忙于蝇营狗苟，勾心斗角，拉拢一批，打击一批，吹嘘自己，贬损别人，希望由此而登上“权威”地位，却每每事与愿违。道理非常简单，他们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人事斗争上，哪有时间去研究学问，又哪能不断出新成果。在学术上登不上高峰，却又想高攀权威地位，不亦难乎！
在没有攀上权威地位之前，不择手段地想要攀上去，在似乎攀上（并非真正攀上）权威地位之后又怕摔下来。一旦看到在自己活动的这个领域内有了新观点、新成果，不是乐观其成，而是唯恐其出现，唯恐其立足，自己乍惊乍寒，疑神疑鬼，惶惶不可终日。一旦“新权威”被人承认了，我这个“老权威”将何以自处？除了舍命一搏，可以说是别无选择。张氏对罗尔纲先生的深仇大恨，不因罗先生的仙逝而淡化，反而与日俱增，真正原因在此。一篇“张文”，不是一篇学术论文，而是一篇申讨罗先生的檄文。是他不顾后果舍命一搏的真实记录，这篇奇文，将永远作为反面教材而记载在中国学术史上。
张氏自居为《水浒》权威，几十年来，并未看到他拿出什么新成果。他所津津乐道的所谓“双两说”，不过是拾了老一辈学者冯雪峰、宋云彬、金兆梓等人所说的话拼凑起来的。是“摹仿毛主席《两个（中国之命运）》、《两种宇宙观》、《两种方针、两套办法、两个前途》等标题……概括为‘双两说’”（“张文”中语）。严格地说，“双两说”不是什么研究成果，只是一种文字游戏。请看，张氏在大事吹嘘“双两说”的同时，又提出了“两种《红楼梦》，两个薛宝钗”的说法（“张文”中语）。如果他仅仅提出了“两种《水浒》，两个宋江”的“双两说”就可以成为《水浒》权威，那么，我也可以提出“两种《西游记》，两个孙悟空”的说法，认为一个是“大闹天空的孙悟空”，一个是“皈依佛法的孙悟空”，不也可以自居为《西游记》的权威么！这个权威也太容易当了。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源、流、演变，都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总不能说人的思想言行永远不变，只要一变，就成了两个人、三个人……孙悟空能够七十二变，还是一个孙悟空，并非真有七十二个孙悟空。我们说某人的言行前后“判若两人”，是说他的变化太大，好像是两个人，并非说他真正成了两种人。抱着这种可笑的“双两说”40年不放，还唯恐别人偷了他的伟大发明，岂不可笑！试问“双两说”能算发明么？如果“三三两两说”、“七七八八说”都算发明，学术界岂不全乱了套。
学者在研究中提出一种看法，一种说法，应该提供给大家参考，用来共同解决问题，岂能据为“私产”，不许别人“染指”！只有共同研究，才能提高一步，产生更新更正确的看法、说法来。新说既出，旧说也就成为历史。这就是百家争鸣，这就是新陈代谢。只有这样，历史才能前进。如果死抱着自己几十年前的旧说，视为禁脔，不许批评，不许议论，如有人敢于提出不同看法，就要奔走呼号，加以“封杀”，加以“遏制”，这就是学霸作风。学霸不许百家争鸣，只许一家独鸣；学霸不许推陈出新，只许保陈拒新。学霸的出现，是学术界的一种灾难，哪个学科领域出现了学霸，哪里的研究工作就止步不前。学霸的出现，也是一些文质彬彬的学人过分宽容所造成的恶果。一个人有流气有霸气，胆小怕事者为了息事宁人，往往让他三分，不与他一般见识。结果却是纵容了他，让他得意忘形，变本加厉，更加横行霸道。
恕我直言，过去张氏本不出名，近年来他的名气忽然大起来，是由于他不断奔走呼号，提出要“封杀”中央电视台所拍的电视剧《水浒传》。这本来是多管闲事。他是研究《水浒》的学者，要能拿出有分量的科研成果，让人信服，让人接受，那才是他的贡献，才能受到别人尊重。《水浒》本是文学作品，现在拍成电视剧，成了艺术作品。进行艺术加工在所难免，加得不好，他可以提意见。提不提在他，听不听在中央电视台，他大声疾呼要“封杀”，岂不好笑！他有这个权力吗？能封得了谁？杀得了谁？靠这种学霸作风出名，自己觉得光彩吗？
张氏的学霸作风，由来已久，从各种形式上都表现了出来。例如开会时只许他说话，不许别人说话，大闹会场，被“请”出场。例如不满意某些报刊发了罗尔纲先生的文章，到编辑部去无理取闹。不过这些都是道路传闻，没有录音带、录相带可以作证。若是想在“张文”中举一个白纸黑字的例子，也很方便。1985年8月，第三次全国《水浒》讨论会在秦皇岛举行。“张文”中说：“与会专家阅拙文后，均认为罗氏之说，一无足取。”这个“均”字实在用得太武断了。只要能称专家，自己总有头脑，要全盘否定罗尔纲先生这样的老专家，总要思考一下，不可能看了张氏的文章，立刻下此结论。除非他的文章是“最高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他说大家“均认为”如何如何，请问有无大家的签名，当时是否作为一个议案在会议上通过？如果没有，那就是盗用“与会专家”的名义来吓人，是典型的强奸民意。
如果一个人在自己所研究的学科领域内横行霸道，叫作学霸；若超出了这个范围，把脚插到别的领域里去，也去横行霸道，那就不能还叫学霸，因为他超越了“学”的范围，只能叫作恶霸了。“张文”中质问“中国史学会衮衮诸公”为何“视而不见”罗尔纲先生的所作所为（请问罗先生做错了什么），又居高临下地指挥全国各报刊，认为发了罗先生文章的就是犯了错误，指《学术月刊》在发了罗文之后又报道了他张氏的文章是“有错必纠”。还指责《文史》、《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两刊在发了介绍罗著的文章之后“迄至今日，该两刊均未发表文章对罗文提出批评”而深表不满。真不知张氏凭什么如此颐指气使，他的这些权力是谁给的？
为了保障社会安定，近来全国各地都在打击黑恶势力、车匪路霸、地方恶霸；为了保持学术界的安宁，维护学人们的精神不受打击，名誉不被破坏，似乎也有必要拿起法律武器对少数学霸、恶霸加以严厉打击。
[收稿日期]2001-0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