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失衡风险的社会放大与政府危机应对：一个分析模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模型论文,性别论文,危机论文,风险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863(2010)12-0108-06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性别失衡成为当代和未来中国的基本社会人口特征。同时，中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期，具有突出的风险社会特征，性别失衡问题通过参与当代社会的风险积聚和放大，直接冲击中国社会的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许多研究者致力于分析当前中国社会的内部风险因素，探索各类风险的成因与扩散机制，研究政府风险治理对策；也有学者为识别性别失衡产生的可能风险做出了很大努力，回答了“是否”影响和影响“什么”的问题。[1][2]但是对性别失衡风险如何从个体风险放大为社会风险，如何从人口风险放大为安全风险的路径与机制缺乏研究，更少有研究将性别失衡风险放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立体化地分析社会转型风险和性别失衡风险如何在积聚、互动中实现风险的加剧和放大。根本原因可能在于迄今相关的指导理论和风险模型仍然缺失。
卡斯帕森等人曾将风险的技术评估、风险感知和风险相关行为的心理学、社会学研究以及文化视角系统地联系起来，提出了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Theory for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试图解释“为什么有些相对较小的风险或风险事件，却会引起公众广泛的关注，并对社会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3]该理论从建构主义层面描述自然灾害风险放大的社会系统，巧妙地结合了社会风险扩散的主观与客观要素、微观与宏观环境变量，对危机风险放大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为研究社会风险的放大奠定了很好地起点，因此在该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但该理论更关注对构成要素的描述，强调信息传递和公众反应在风险放大中的关键作用，忽视对风险放大深层因素和机制的挖掘，无法形成有预测力的假设。[4]
作者曾基于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结合中国社会、人口转型特点，构建了性别失衡背景下的社会风险放大框架，以更好地解释中国社会人口转型时期，群体性暴力事件的频频爆发和规模升级现象。[5]但该框架从信息强化、公众反应、政府危机应对、性别结构失衡强化分析了社会风险的四级放大机制，侧重转型社会风险如何在性别结构失衡的背景下，从个体风险放大为群体性风险的过程，忽视了性别结构失衡本身也存在一个风险放大的过程，而且该框架也无法解释在社会转型和性别失衡并轨的社会环境中，两类风险如何在互动中从个体放大到社会，从人口领域放大到公共安全领域。为此，有必要将性别失衡背景下的社会风险放大框架深化为机制模型，并从转型社会的单边风险放大扩展为社会转型和性别失衡的多维风险放大，探讨两类风险如何在互动中实现风险放大的独特路径与机理，为研究转型社会性别失衡风险的社会放大路径和治理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一、社会转型与性别失衡互动中的风险形态与放大
在一个常态的社会，性别结构失衡所带来的男性人口过剩问题，分解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风险更多地集中在个体和人口领域；但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人口的大规模迁移和社会转型的利益矛盾，将可能使性别失衡的风险进一步加剧和放大，而性别结构失衡的存在，恰恰为转型期各种社会风险的爆发和放大提供了导火线和丰富的土壤。因此，需要从动态系统的视角，分析性别失衡与社会转型互动中的风险形态与放大。
1.性别失衡的风险形态与社会放大
首先，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流动将进一步加剧性别失衡的态势，导致婚姻挤压现象高度集中在少数贫困、落后、偏远的农村地区。根据婚姻梯度理论，家庭经济贫困与落后地区的男性青年，在婚姻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产业结构调整促使人口大规模流动，农村女性随着人口迁移进入城市或富裕地区婚姻市场后，使得地域性失婚的不利局面进一步恶化，导致一些贫困地区甚至出现一批光棍村。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步伐的情况下，农村的婚姻家庭承担着教育、医疗、养老和传宗接代的社会功能，也满足了个体的情感归属和性生活的需求。稳定的婚姻生活作为减压阀，在个体和社会压力间构筑了一道缓冲带和防护林，缓解了社会对立情绪和矛盾冲突的激化。一旦家庭这个最后的保护屏障丧失，将引发失婚男性的生存危机，长期的性需求得不到满足，又会激发失婚男性的性压抑和心理扭曲等生理和心理危机。
其次，社会转型中的矛盾激化与风险预期，将性别结构失衡的风险进一步加剧和放大，使其呈现出由失婚男性向其他社会群体、由人口领域向公共安全领域扩散与放大的效应。根据“压力-状态-响应”理论和社会冲突理论，男女比例严重失衡所引发的婚姻挤压，将给失婚男性本身带来压力，使之陷入家庭养老困难、性需求不能满足等状态。在社会转型期，收入差距的拉大和利益矛盾的激化，特别是在高风险社会，对未来社会不确定性的风险预期，可能促使他们倾向于选择性暴力、性交易、拐卖妇女、买婚骗婚、团体犯罪、性行为错乱、自杀等状态响应手段，造成社会治安、刑事案件或风险频发，严重影响公共安全秩序，也将加速性病/艾滋病等传播性疾病的传播，引发公共健康危机。甚至有舆论认为“中国光棍”未来将威胁到国际安全、乃至引发战争。[6]
2.社会转型的风险形态与放大
首先，性别结构的失衡将进一步加剧社会弱势群体的脆弱性，并产生新的弱势群体，为转型期各种社会风险事件的爆发和放大提供丰富的土壤。在性别失衡的非正常人口状态下，社会分化中形成的弱势群体往往成为被婚姻挤压的对象，生存危机与长期的性压抑很容易激化这些群体的被剥夺感和失衡心理，为风险事件的放大提供群众基础。[7]而且，面对自然灾害和社会危机事件，社会支持网络将发挥决定性的帮扶作用，但是由于失婚男性的网络规模偏小，往往难于获得有效支援。性别结构失衡增长了家庭和社会的不稳定风险系数，导致社会环境与弱势群体应对突发灾难或紧急事态的长期能力被削弱，更易受各类事故危害侵袭。这将会进一步放大公共安全事件的伤害性后果，使之更具破坏力。
其次，性别结构失衡作为其他风险和矛盾积聚和爆发的整体外部环境，具有致命的风险催化剂功能，往往成为社会群体性事件爆发的导火线。性别比失衡作为一种非正常的人口状态，将在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深刻影响和调整着人的思想和行为，通过参与现代社会的风险积聚和风险放大，直接冲击中国社会的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首先，大量失婚男性的性生活需求，作为一种市场驱动力，可能导致买婚市场扩张，激发社会上买婚骗婚、跨境非法婚姻，以及拐卖妇女及女性儿童等案件的发案率上升，加大人们对转型社会风险的敏感性和想象空间，容易作为导火线，引发转型社会中酝酿的恐慌或不满情绪。而且，在性别失衡社会，此类社会治安案件往往具有极高的社会敏感度，又表现出较好的社会情感认同基础，容易成为爆发危害性较大的社会群体性事件的风险催化剂。如在现实生活中，公安干警解救被拐卖妇女经常遭遇群众阻挠，这种情况一旦处置不当极易酿成群体性事件。
二、性别失衡风险的多维交叉社会放大模型
为更好地阐述中国性别失衡下的社会风险和社会转型背景下的性别失衡风险积聚、升级和爆发的内在机制及其互动机制，我们在性别失衡背景下的社会风险放大框架基础上，结合以上分析的中国社会人口转型的情景特点，围绕性别失衡引发的社会问题和风险，进一步提出一个中国性别失衡风险的多维交叉社会放大模型，见图1。
相比于性别失衡背景下的社会风险放大框架，性别失衡风险的多维交叉社会放大模型不仅突破了社会风险从个体风险放大为群体风险的单维局限，将性别失衡风险从人口领域到公共安全领域、从个体风险到群体风险放大的维度纳入其中，而且系统地描述了两种风险的互动机制。如图1所示，新模型主要呈三维四级推进的特点。
1.风险放大的三个维度
(1)第一个维度的风险放大：性别结构失衡所导致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人口领域男性过剩。在社会制度性保障严重滞后的情况下，经济社会转型所加剧的社会分化，会产生大批的社会弱势群体，而这些人往往容易成为婚姻挤压的对象，并作为社会问题经过信息强化、风险感知，与转型社会的心理、制度、文化发生交互作用，促使他们以个体或集团行动的方式，选择性暴力、性交易、拐卖妇女、买婚、团体犯罪、性行为错乱、自杀等状态响应手段做出反应，也促使逐利人以个体行动或集团行动的方式，从事骗婚、拐卖妇女、性交易等行为，从而加剧了这些社会风险，将性别失衡的风险从人口领域放大到公共安全领域。
(2)第二个维度的风险放大：这些性暴力、性交易、拐卖妇女、买婚骗婚等社会风险事件，在性别失衡的社会环境下，因具有高度的社会敏感性和情感认同基础，在信息传递中很容易被强化和加工，并在转型社会高脆弱性的心理、制度和文化环境下，产生偏高的风险预期，并作为导火线激发社会中长期酝酿的恐慌和不满，将局部范围的个体事件放大为更大范围的群体性事件。
(3)第三个维度的风险放大：在经济社会转型期，新的社会问题与历史长期积累的社会隐患、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与社会利益的高度分化相互交织在一起，加大了社会的脆弱性和系统性风险。导致生产事故、交通事故、食品安全、病毒传播等社会突发事件此起彼伏。而经过信息传递中的信息加工和风险感知，这些风险事件的危害被人为夸大，增加人们恐慌和非理智选择的可能。这种可能性，一旦与性别失衡背景下容易成为婚姻挤压对象的弱势群体更易受各类危害侵袭的现实相结合，就会恶化突发事件的后果，将风险放大到其他领域，也将点燃社会中被压抑的情绪和失衡的心理，推动事件的升级。
2.风险放大的四级推进
(1)第一级风险放大：性别失衡下一些社区与人群的脆弱性，扩大了社会突发事件的破坏性后果。由于性别失衡滋生的一些弱势群体具有社会支持网络规模偏小、家庭养老支持能力低下、生理与心理健康较差等脆弱性特征，此类群体在社会突发事件发生时，更易受到侵害。
(2)第二级风险放大：信息系统与信息渠道的运作，改变了风险信息的应有程度或内涵，放大了突发事件的风险源信息。此级风险的放大程度，取决于政府和媒体等的事件参与深度。性别失衡下的弱势群体本身抵御风险的基础就比较弱，由于在社会上居于不利地位，更容易产生负面价值判断，怀疑政府的处置能力或手段，因而将产生更高的社会风险预期。
(3)第三级风险放大：社会网络或公众反应系统的运作，使个体、群体、机构或政府采取反应行动，放大了社会风险。根据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社会公众的反应状况受到制度、经济、文化和心理因素的影响和制约。[8]由于性别失衡社会系统更具敏感性，在发生相关社会风险事件时，围观群众或社区居民对弱势群体的同情，以及出于“扶弱”意识而形成的共同心理，可能导致失范行为升级为社会群体性事件。
(4)第四级风险放大：局部地区大龄未婚男性群体的规模化，因人口流动形成的独身男性的聚居现象，以及以上人群在接触过程中组成各类团伙等，易形成集体对抗情绪，组织产生更有破坏力的反社会对抗行动。当社会突发事件发生时，大龄未婚男性成规模化地区或聚居区域，由于集体对抗情绪的存在，以及共同心理的作用，推波助澜或趁机作乱的情况将增多，因此可能进一步放大风险。
三、模型的验证与应用
性别失衡下社会风险的放大机制既服从一般突发事件社会风险放大的共性，又具有独特性。为验证所构建的性别失衡风险的多维交叉社会放大模型，需要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进行资料的系统收集。但由于中国性别结构失衡所引发的各种风险形态才刚刚显现，欠缺足够丰富的二手数据，一手数据也不能够立刻得到，因此还无法对三个维度的风险放大进行完整的验证。而且，二手数据更多地体现为对某时点现象的静态描述，缺乏对事件来龙去脉、深层信息的阐述，因此，在框架的应用中也暂时无法分别展示各类风险事件何以升级放大为全局性风险的动态演化机制。以下将利用包括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框架在内的一系列公共安全理论，辅之于一些已有研究结论与典型案例，对我们提出的模型进行局部验证；并应用该模型，侧重对社会转型下性别失衡风险逐级放大的路径特征进行分析和解释。
1.婚姻挤压下的特定风险爆发与周围环境的脆弱性，导致社会风险的第一级放大
一方面，性别失衡所导致的失婚问题使大龄未婚男性成为重要的社会风险源。性别失衡社会中买婚和商业性服务市场需求强烈，与之相对应，社会上拐骗妇女的犯罪活动也明显增多，买婚骗婚案件的发案频率也有所提高，导致了一些贫困地区的妇女、女童，以及一些失婚男性及其家庭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群体。根据2009年5月公安部《全国公安机关“打拐”专项行动简要情况》，近年来在不少地方拐卖儿童、妇女又沉渣泛起、发展蔓延，组织化程度提高，手段升级，成为当前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9]如广西博白县2002年就破获重特大拐卖妇女儿童案件，该案被拐卖妇女儿童共213人；2003年10月，博白又发生拐卖妇女大案。根据新华社报道，近几年，有很多来自云南、贵州等地的女子远“嫁”到辽宁西部的贫困山区，她们都是当地农民用1万元到3万元不等的“彩礼”钱买来的“新娘”。然而，结婚后短则三五天，长不过一两年，这些外来的媳妇又都纷纷逃离，“买婚”的农民家庭不仅空欢喜一场，往往还要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有的甚至因此倾家荡产、家破人亡。[10]这种情况在福建、浙江等地农村也时有发生。
另一方面，在性别失衡社会，失婚男性及其家庭所居住的社区环境具有明显的脆弱性，会使人们更易受到公共安全事故的影响。Winchester很早就将性别比例与家庭类型、年龄、技能/教育和职业等级并列，作为划分不同层次脆弱群体的重要指标。[11]性别失衡下失婚人群及其家庭的脆弱性最为突出，首先他们所居住社区具有明显的经济贫困特征，而这些人及其家庭尤其贫困。根据Downing & Bakker的理论，乡村的脆弱群体包括佃农、没有土地的劳动力和贫困户，这部分人显然属于脆弱群体。[12]研究表明，社会支持网络的规模，家庭养老支持能力等因素，可以提升人们应对危机的承受力与恢复力，但是根据费孝通的乡土格局理论，失婚人群的亲属圈子与规模要小得多，在公共危机发生时能获取的外部援助也相对有限。Covan等人的研究发现，居家特征会极大地影响老龄群体在突发灾难事故中的伤亡比例，婚姻的家庭养老功能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失婚人群进入老龄阶段，面对灾难脆弱性要远高于其他老龄人群。[13]
综上，可以发现性别失衡造就了几类典型的弱势群体，也提高了一些社区、个体和家庭的脆弱性，这些地区和人群由于不利特征属性的存续，在灾难事故发生时会受到更大的侵害。
2.整体风险信息传播系统和处理过程，包括个人的经验感受、技术专家的评价、政府的风险诊断与消息发布，新闻媒体的参与报道，以及非正式渠道的风险信息传递等，导致社会风险的第二级放大
关于这一点，性别失衡下的社会风险放大机制与普通情况是一致的。卡斯帕森的团队通过对上百例灾难事故的归纳验证，证实了在突发事件风险放大过程中，信息系统和信息渠道各构成要素对风险放大有较好的解释力。正式渠道与非正式渠道的信息传递单位和信息处理过程，会不断地复制、解读、编译和传播风险相关信息，使公共安全事件风险产生涟漪效应，在个人、群体、单位、社区和社会之间扩散、导致风险放大。其中许多关键因素和社会关系会影响到信息传递，但卡斯帕森提及，媒体或交流渠道的覆盖面积并不一定就会产生对应的效果，它们还与信任模式和信任程度存在关联。社会群体的流动，与传媒的信息覆盖面和突发事件的社会经济后果相互作用密切。风险的信号与群众抱怨对风险放大存在重要影响。这些特征在性别失衡环境下对突发事件信息的影响，并无太大差异，同样与官方信息处理系统和社会传播网络密切相关，如果说有所差异只能是性别失衡下各类社会关系的组合方式会发生变化，但这种情况对突发事件社会风险放大的影响仍属未知范畴。
3.公众反应系统导致改变风险损害后果的各类行动，性别失衡下的社会公众更具敏感性，存在同情失婚群体及相关群体的共同心理，特别是失婚群体及其家庭更倾向于支持或参与相关风险事件，导致社会风险的第三级放大
关于这一点，性别失衡下的社会风险放大机制与普通情况也是一致的。但是，性别失衡社会下的社会风险放大机制有其特殊性。失婚人群属于社会弱势群体，当发生拐卖妇女、非法买婚骗婚、非法跨国婚姻事件时，出于扶贫济困、乡土共识以及英雄情结，周边群众容易形成共同心理，阻挠警方解救被拐骗卖，以及参与跨国非法婚姻的妇女，甚至引发群体性对抗事件。如在河南新蔡，对这些办案警员“老百姓管他们叫多管闲事的‘法海’”。[14]在性别失衡下贫困地区或贫困家庭男性娶不上本地新娘，只好将目光转向缅甸、越南、老挝等中国周边国家，也正因为如此来自这些国家的非法跨国婚姻、非法组织入境案件并不鲜见。[15]在侦办和解救涉案当事人的过程中，干扰办案、藏匿当事人的情况非常普遍，如果公安干警一时处置不当，还可能遭到围攻，甚至酿成大规模群体性事件。
4.地理性的性别比失衡造成村、镇和县等局域空间内失婚男性的规模化，同时，人口流动强化了这些群体地域性群聚现象，规模与集团化特征增长了这些人群体失范的风险，导致社会风险的第四级放大
对于性别失衡这种危害性后果是国内外研究者和媒体讨论最多的，虽然还没有直接有力的证据足以证明这种危害可能达到的程度，但是大家的共识是这种威胁是存在的，国外一些学者和媒体认为还可能会发生超越国境的战争，由此立据渲染中国威胁论。现代社会跨地域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日益频繁，暂时性的地域性别失衡已能够说明类似规模化和群聚行为的危害。以移民城市深圳为例，深圳外来流动人口总量多、密度大、成分复杂，是人口流动形成暂时性地域性别失衡的典型代表。深圳市流动人口为了降低成本他们往往按地缘或血缘关系多人结成一伙，居住在工棚或出租屋内，在这些聚居点，失婚男性或已婚分居男性具有明显的规模化特征，一些人群还呈现出团伙特征，这些人发生失范行为的概率远远高出普通人群。根据2008年4月8日《深圳商报》报道，2003年前公安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深圳95％以上刑事案件为外来人口所为，出租屋中所发刑事案件约占全市刑事案件的30％，个别地方更高达50％。主要失范行为除抢劫、抢夺、偷窃外，还有性暴力、性交易、伤害等。[16]
四、基于风险放大途径的政府危机应对
由以上研究可见，性别失衡社会的突发事故的风险放大，具有独特的途径、机制与效应，应区别于一般社会风险实施干预和阻断。模型所揭示的风险放大路径，也启示性别失衡风险的治理，应该围绕转型社会高脆弱性的风险催化、信息传导机制的价值阐释、公共反应机制的心理共鸣和基于人口流动和弱势地位的规模化四级放大途径开展。
1.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为相关地区的反贫困工作提供项目支持、资金帮助，提高性别失衡地区社会抵御风险能力
性别比失衡所产生的社会风险，部分是可以通过制度建设有效抵御的，如失婚人群的家庭养老问题、贫困农村地区女性的婚姻市场转移问题、失婚人员及其家庭的心理压抑等，需要政府加强相关制度保障、改进相关政策、提供相关法律依据。具体建议一是照顾差异，当前的社会保障政策采取同步推进方式，并未考虑地区性的性别比差异，造成局部地区的养老和医疗制度保障乏力。建议在性别失衡严重区域，加速推进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转型，如有必要，可定位由后者发挥在养老中的主导作用，优先将大龄未婚群体的医疗纳入国家保障范围。二是改善条件，加大政府支持力度，为贫困农村地区创造走向富裕的各类条件，以希望和现实留住本地的金凤凰，阻止性别失衡区域婚姻市场的持续恶化。同时，政府的资源是有限的，还应动员社会力量，为相关地区的反贫困、降低脆弱性工作提供项目支持、资金帮助，或做其他辅助性工作，帮助性别失衡地区提高社会抵御风险能力。
2.畅通信息网络，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实现政府信息的透明与快速流通
突发事件的风险放大往往与信息传递中的信息加工和政府、媒体等的事件参与深度有关。实现信息的透明和快速流通是及时遏制风险放大，有效处理突发事件的关键。因此，首先要畅通信息网络。在信息自下而上传递的过程中，信息的不透明势必使得政府的信息发布捉襟见肘，信息的虚报和瞒报也往往导致耽搁处理危机的最佳时机。在网络时代，各种信息传播越来越快，官方信息缺位反而激发民间信息的泛滥。政府有必要主动利用现代化的网络平台，畅通信息网络，以引导舆论导向。其次要建立信息披露制度。信息披露机制是危机管理中的重要机制之一。由于危机乃至危机管理的特点，决定了非常时期的信息公开需要建立不同于平常时期的信息发布制度。既要及时公布信息，以增强民众的公信力度，政府与民间相互信任，又要掌握分寸，注意信息公开的时期、地点、方式和方法等的制约。
3.构建一套深入社会各层面的网络传感机制，高效、快捷地捕捉社会中酝酿的各种风险信息，及时施加以预防、预警、预控为主的外部阻断
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回避现代化进程及其带来的社会风险，但可以利用这些先进的信息技术与网络平台，构建一套深入社会各层面的网络传感机制，高效、快捷地捕捉社会中酝酿的各种风险信息，及时施加以预防、预警、预控为主的外部阻断。因此，建议一是加强沟通互动，发挥公共服务型政府优势，充分了解弱势群体的处境和需求，重视与社会各弱势群体的良性互动，积极消除误解和矛盾，创造出相互信任的良好氛围；做好群联群防工作，为群众参与风险治理提供合作平台，并推进合作平台的应急信息流动和知识共享，提高包括失婚男性在内的弱势群体抵御风险的能力和积极性，扎实做好政府危机应对行动中的群众工作。二是实施重点监测，在突发事故应急处置过程中的监测工作，应包括对政府和传媒信息处理过程、对社会公众反应行为的监测和控制。要求基于应急预警的视角，早一步发现这上两个环节存在的问题，以便调整或强化应急救援行动，防范应急中的重大纰漏出现，争取以适度的规模、快速的反应和有针对性的行动，将风险事件的危害降到最低。三是科学处置危机，在制订应急预案时，应区分不同公众反应行为制订应急计划方略，以便相关应急组织能够灵活处置风险失控下的各类突发情况。同时，利用好现有应急资源和治理工具，采取有针对性的风险控制手段，特别要防止由于政府行为失当，加深原有风险事件的破坏性后果。
4.针对人口流动导致的局域性社会风险积聚现象，对聚居地社会安全情况实施动态监测，及时整治各类违法犯罪，促进流动人口与迁入地城市的社会融合
与农村社会相比，城市的农村流动人口聚居地大龄未婚男性与已婚分居人口较多，性别结构的暂时性失衡严重，社会矛盾冲突较为激烈，但社会自发的内部矛盾容纳机制运行效果差，因此，局域性社会风险积聚现象突出。建议一要加强登记、走访和群联工作，摸清大龄未婚对象以及已婚分居对象成规模聚居社区情况，对聚居地社会安全情况实施动态监督监测，及时上报违法犯罪活动或者犯罪嫌疑。早发现、早处理不良苗头，避免相关风险事件的发生，最大限度地降低这些事件危害后果的扩大。二要实施专项清理，整治各类违法犯罪，特别是对团伙犯罪应予以充分重视，坚决打击。流动人口聚居地(如出租屋)一直是各市案件多发区域，非常需要加强重点预防、清理和监控。三要提供贴近务实的服务，设法为已婚分居流动人口提供租金低廉的鸳鸯屋，为其来访亲属提供方便临时招待宿屋。提高流动人口居住地街道服务质量，改善流动人口生活质量，促进流动人口与迁入地城市融合。
标签：社会风险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家庭结构论文; 社会网络论文; 人群特征论文; 贫困问题论文; 婚姻与家庭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