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化是外资对中国企业技术积累悖论的最有效的解——兼论中国对外投资与跨国化的战略定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悖论论文,中国企业论文,最有效论文,中国论文,外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外资（FDI）对中国经济、尤其是对本土企业技术积累带来的是正效应还是负效应，以及孰大孰小的辩论从未停止过；自92年特别是新世纪以来，这一争论日益深入且日趋激烈。但是，在探究由FDI正、负效应构成的悖论，特别是其中负效应的解决之道时，绝大多数的学者却都比较一致地从FDI本身中去寻找。比如通过控制外资流入的数量和存量来控制FDI的悖论；政府和企业采取各种制度安排和措施，通过横向的市场竞争、纵向建立与外资企业产业链环节（供筹）的联系、增加外企或国外留学人员的流动这三种方式，最大限度地获取技术溢出。本文认为，这些措施仅仅是缓解了FDI悖论中的负面效应，但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因为FDI对本土企业创新能力的抑制或挤出效应、本土企业在外资技术依赖下的提升所导致的技术发展独立性的丧失、追赶陷阱、飞地经济以及产品市场的高度垄断等，均与FDI本身具有本质的关联。 本文试图从引进外资与通过对外投资的企业跨国化之间的关系和互相作用，尝试探寻可能的解。
一、FDI悖论根源的古典理论分析
根据古典理论，FDI对东道国企业技术积累的正、负双重效应，即悖论形成的假设前提，是基于FDI的存在。这一论点可以从两个方面归纳分析。
1.FDI的存在并达到一定的数量是悖论形成的必要条件
根据古典理论的假设，悖论是随着FDI的出现而产生的，没有接受FDI的国家是不存在悖论的。同时，东道国FDI的流入量和存量必须达到一定数量。尽管19世纪60年代被比较一致地认为是FDI产生的开始；但是悖论真正产生、被列入研究对象并开始形成理论的是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二战后，随着FDI数量的激增，这一问题最先在发达国家中产生，后来广泛而突出地存在于发展中国家。战后美国对欧洲大举投资，导致欧洲普遍担忧，Servan.Schreiber（1967）认为，由于存在技术差距，欧洲的产业是否会被取代（Cantwell1989）。凯夫斯（R.E.Caves1974 ）就澳大利亚大量引进外资对本土企业技术水平及产业结构的影响做了研究、以及Globerman （1979）对加拿大和Blomstrom&Presson（1983）对墨西哥进行了研究。然而，大规模对这一问题开展研究的是坎特威尔（Cantwell.J1989）。他对二战后，美国企业对刚成立的欧洲共同体成员国进行大规模的直接投资，以及后来日本企业对欧、美投资对本土企业技术能力的影响做了系统的研究。Haddad & Harrison（1991）对摩洛哥、Aitken& Harrison（1991）对委内瑞拉、Kokko.A（1994）对墨西哥、由Lall（2003）主持的对“亚洲四小龙”等国、以及Axele Giround（2003 ）对“亚洲四小虎（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FDI的正、负效应作比较全面系统的实证研究等。目前，在主要以FDI为载体推动下的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作为技术溢出连带下的悖论问题，已不在成为由西方学者主导下研究的中心问题；但发展中国家则相反。虽然FDI会对东道产生悖论，但FDI本身并未说明其中的原因。因此，本文认为，FDI及其一定的数量仅仅是悖论形成的必要条件。
2.所有权优势是FDI悖论形成的充分条件
根据古典跨国化理论（S.Hymer1960、C.P.Kindleberge1969、J.H.Dunning1981），“垄断优势”或“所有权优势”是企业（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悖论形成的充分条件。基于FDI的跨国企业所拥有的技术和创新能力高于本土企业，因此对本土企业会同时产生技术溢出和技术抑制的双重效应，邓宁和坎特威尔（Dunning.J&Cantwell.J1986）称之为Virtuous Circle和Vicious Circles。关于FDI究竟对东道国经济和企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至今未能取得共识。西方大部分经济学家持正面的观点（R.E.Caves1974、Findlay1978、Blomstrom1989、等）。但部分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持不同的观点（S.Hymer（1970）、Aitken& Harrison（1991）、A.Kokko（1994）、Axele Giround（2003）等），甚至Haddad& Harrison （1991）认为在摩洛哥几乎不存在技术溢出的现象。此外，Blomstrom& Presson （1983）和A.Kokko（1994）对墨西哥的FDI的正、负效应的研究，但得出的却是矛盾（contradictory）的结论。邓宁和坎特威尔则认为FDI对东道国同时具有Virtuous&Vicious作用，但谁占主导则取决于不同的条件。世界银行的权威报告认为，“总之，FDI对当地企业技术发展的影响尚无定论”（UNCTAD1999）。
根据上述不同的观点，FDI对东道国产生的悖论的根源可归纳为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外资带来的技术与本土企业技术差距（Technological Gap）的大小是最直接的原因。尽管对此存在争论（Findlay1978、Cantwell1989），但实证分析得出，FDI悖论中的负效应与最初的技术差距的程度成正比（Cantwell.J1989）；因为，它与企业消化、吸收能力（Firm's Absorptive Capacity）并获得技术溢出的大小成反比。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国家及企业的FDI的负面效应比较小而发展中国家则非常鲜明。最近研究表明，跨国企业为防止赖以生存的所有权优势的侵蚀，主观上对技术特别是核心技术溢出的范围做出控制，客观上导致本土企业技术是在依赖下的提升。第二，基于技术优势，外资企业的产品往往在东道国市场上占据垄断地位，并随技术层级上升而集中度提高。这种不合理的本土市场结构，在客观上不但制约了本土企业对外来技术通过“地方化”（S.Lall1983），进行消化吸收的市场空间；同时也抑制企业技术提升的市场空间。因为，没有足够的市场份额，则没有足够的技术消化吸收甚至提升的利润基础。其结果或者是部分原本技术水平较高的本土企业被逐出市场，或者在低端技术产品市场上进行非技术要素的竞争。这是西方学者比较一致的认为是深层次的根本原因。第三，东道国市场经济体制发育水平、创新及教育、培训制度的健全程度等，是FDI负效应的深层次普遍原因。其中，Lall（2001、2003）特别指出，发展中国家应选择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FDI战略与相应制度安排最为关键。作为吸收外资最多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几乎完整地吸引了基于绝对技术优势的世界500强企业的发展中国家，FDI悖论及其负面效应最完整、典型地出现在中国。
二、FDI悖论根源的解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
由于悖论的假设前提是FDI本身。因此，关于悖论及负面效应的解几乎都从FDI内部中去寻找。本文认为，FDI的悖论程度，以及其中的正、负效应的转换，不单单与FDI这一变量有关，而且还与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这一变量有关，更是与两者的相互作用有着内在本质的联系。本文依然从这两个相关的方面加以论述。
1.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是降低FDI悖论和负效应的必要条件
纵观西方学者，邓宁是唯一将同一个国家吸收外国直接投资（Inward-FDI I-FDI）与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FDI O-FDI）联系起来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他提出著名的投资发展轨迹理论（Investment Development-Path IDP）。虽然其本意并不在于研究I-FDI悖论的问题；但是该理论却隐含具有价值的I-FDI悖论的新的假设前提及其可能存在的理论上的解。
基于最初对56个不同类型的国家在1967—1975年人均O-FDI和I-FDI的实证分析，邓宁于1979年提出了IDP理论，将一国的净对外投资（NOI Net Outward Investment NOI＝O－FDI—I－FDI）与该国经济发展阶段最基本的指标人均GNP联系起来（调整后的理论淡化两者之间的关联），形成了NOI发展的四个阶段。经过多次修改补充（1981、1986、1988、1993；Narula1993、1995），根据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最新投资发展趋势，于1996年提出了NOI发展五阶段，成为分析一国对外投资变迁的一般框架理论。见图1和表2.
图1一国对外净投资（NOI）发展轨迹
注：为传统路径，90年代以后的线路即V阶段线路
资料来源：John.H.Dunning & Rajneesh Narula (1996):“The 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 Revisited Some Emerging Issues”in John.H.Dunning& Rajneesh Narula (ed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Goverments:Catalysts for Economic Restructuring,Chapter I,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
表1 净对外投资（NOI）发展五阶段简况
阶人均GNPI-FDIO-FDI NOI 原 因
段(美元)
Ⅰ 400 略有
缺乏区位优势，贸易进口的I-FDI出现；教育、培训水平
少量
无 负值低，无创新，因此本土企业无所有权优势，则无O-FDI。
负值， I-FDI凭技术、品牌、管理优势获本土上市场；或利用东道国
Ⅱ 400— 产生 速度区位优势进行效率型的I-FDI。本土企业在政府推动下，在
—1500
上升 少量 快，至 资源劳动密集型产业获部分所有权优势，出现最初的对临
底部。 近国家或地区的市场寻求型的O-FDI和少量的对发达国家
战略资产型的O-FDI。
Ⅲ 2000—
速度 速度 负值I-FDI建立在跨国化形成的所有权优势基础上，并集中于技
—4750
相对 相对 减少， 术优势的制造业和高附加值产业，属效率寻求型投资。本
慢快
甚至土企业对Ⅰ、Ⅱ阶段国家O-FDI，也对Ⅲ、Ⅳ阶段国家市
消失。 场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型的O-FDI。
Ⅳ 4750 以 超过O-FDI存量超过I-FDI。随本土区位优势转为创新资产，来
上
慢 快 零值， 自于Ⅳ阶段国家的I-FDI动机转为效率型和战略资产型；
转为本土企业继续向低于所有权优势的国家投资，和向Ⅳ、Ⅴ
正值， 阶段国家进行效率型和战略资产型O-FDI；通过投资，将
达顶。 国际市场内部化。
Ⅴ ------有可
有可始降预测在21世纪出现两个显著的特征：一、跨国交易不通过
能快
能快低，围 市场而通过跨国企业的内部，这一趋势在增强；二、当这些
绕零国家区位资产结构收敛（或趋同）时，跨国直接投资可能
值波变得更加互为平衡。
动。
资料来源：同上。从横截面看，这一框架理论中NOI演变的五个阶段，可以对应着目前所处不同发展阶段和NOI阶段的世界上的各个国家。按照该理论的图和表，处于Ⅰ阶段的绝大多数是不发达国家。比如，非洲大部分国家、东南亚的缅甸、柬埔寨和斯里兰卡等国家。处于Ⅱ阶段的绝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比如亚洲的越南、蒙古等、非洲的摩洛哥、利比里亚等以及少数的中美洲国家。处于Ⅲ阶段是发展中国家中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比如亚洲“四小龙”处于该阶段的末期；亚洲“四小虎”以及墨西哥、委内瑞拉、智利等拉美等国家均处于这一阶段的不同时期。处于Ⅳ阶段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比如英、法、德、日、瑞士以及北欧国家等。邓宁（1996）认为早在80年代中后期，美国就明显地处Ⅴ阶段。
我们发现，从静态角度看，处于NOI发展不同的五个阶段上的国家，他们的FDI的悖论程度，和构成悖论的正、负效应的大小，是具有按规律排列的特点。从动态角度看，处于各个国的FDI的悖论的程度和正、负效应，是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化而相应地出现转化的，见图2。
图2 NOI发展的五阶段与FDI悖论程度与正 、负效应对应变化
如果NOI的变化，与FDI悖论程度的变化及其正、负效应转变之间确实存在联系，至少在形式上的确是存在的，这就说明了古典理论中的FDI对东道国产生的悖论仅仅是基于FDI本身及一定数量的假设前提，是不完全的；它还与该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及其不同的数量，特别是与NOI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联，从而构成悖论的新的假设。
基于O-FDI和I-FDI两个变量的NOI的新的假设，蕴含了FDI悖论及其正、负效应转化的解。如果将IDP理论纵向地、并且动态地视作为一个国家NOI所要经历的完整的五个发展阶段，这样一个结论至少可以从理论上得出，即，只要一国加强O-FDI，并达到一定的数量，该国的FDI的悖论程度就会降低，构成悖论的正、负效应也会随之转化。因此，O-FDI的数量是该国FDI悖论的解。然而，本文认为，NOI的数量也仅仅是必要条件。因为，为什么一国对NOI达到一定的数量能够成为该国FDI悖论的解，并促使正、负效应发生转化？是否所有的投资都能起到相同的作用？
2.企业跨国化是FDI悖论解的充分条件
如果，I-FDI悖论的古典假设中的必要条件被突破了，那么，基于所有权优势才能产生I-FDI悖论的充分条件还能继续有效吗？本文从FDI悖论的充分条件的新的假设的确立；及它对I-FDI的作用这两个方面，论证跨国化及相关的O-FDI是I-FDI悖论的解。
第一，企业跨国化与技术积累之间存在正相关性。根据古典跨国化理论的假设，“垄断优势”或“所有权优势”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原因。然而，从实践至理论表明，跨国化的同时就存在着对企业技术有着积累或提升的作用；随着企业跨国化地理范围的不断扩大以及层次的不断深入，技术积累逐渐上升为具有战略性的，并构成跨国企业国际竞争的核心（M.G.Serapio&Takabumi Hayashi 2004）。
根据企业跨国化历史的逻辑的演变过程，不同时期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均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及跨国化对本国及企业技术提升具有积极的作用。Coe.D.T&E.Helpman（1995）认为，以国际贸易商品作为技术知识的载体，通过对外贸易能够对进出口国及企业带来技术提升的效用。邓宁（1981）“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已经认识到，实施跨国化的企业具有集所有权、内部化和区位优势于一身的综合优势；表现在通过市场寻求型的投资主要提升企业营销、品牌的技术；通过将企业生产运行的各个环节分布在具有不同区位优势的国家和地区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这类被称之为效率寻求型的投资，主要是提升经营管理的技术等等。然而，首先对古典跨国化的假设从理论上进行突破的是坎特威尔，他（1989）根据区位理论，通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实践的研究中发现，国家的技术性能够吸引跨国公司去投资，这被认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Warner,Malcolm1995）。因为，随着生产跨国化的深入，分离出了与之具有强烈协同效应的研发（R&D）跨国化及相应的FDI。学者们（Pearce,R.D.&Singh,S.（1992）、Kuemmerle（1997、1999）、Dotlon.D.H.&M.G.Serapio（1999）等）通过研究进一步发现，R&D的跨国化分为利用现有知识存量满足于海外市场的需求；和以旨从海外为母国获得新的技术与知识信息，增加母公司技术存量，从而提高跨国公司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国际竞争力的两种功能。它具体地表现为通过FDI，在海外建立市场支持型的研发机构和技术获取型的研发机构、或者同时拥有这两种功能海外实验室（Pearce,R.D.,& Singh,S.1992）。因此，东道国公共部门和私有机构的R&D投资量，国内人力资源质量，有关科技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等，就成为影响建立技术获取型的R&D分支机构的海外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Kuemmerle1997）。与此同时，技术获取型投资的另一个越来越多的表现方式就是，通过FDI，并购拥有技术专利、研发强的企业。SusanE.,Finberg（2004）进一步认为，企业技术的获取和积累不再仅仅依靠投资并建立研发分支机构于某些拥有科技资源丰裕的区位，而是对基于对分布全球的研发体系的分工合作，是对全球科研资源的整体的综合的运用。
由于技术获取性的重要性不断提高，因此这类FDI的数量和比例也在提高，这种情况不但出现在技术创新能力强大的发达国家见表2；而且还出现在发展中国家见表3。
表2 1960—1995年世界最大公司来自国外研究而在美国注册的专利占比重 单位：％
母国公司
1969—1972 1973—1977 1978—1982 1983—19861987—1990 1991—1995
美国 5.0 5.9 6.47.5
7.98.6
英国 43.1 41.240.5
47.1 50.4
55.8
德国 12.8 11.112.1
14.5 17.1
20.1
法国 8.2 7.7 7.29.2
18.2
33.2
意大利
13.4 16.013.1
12.6 11.1
16.5
瑞典 17.8 19.926.2
28.9 30.6
42.4
何兰 50.4 47.447.7
54.0 54.0
55.7
日本 1.6 1.9 1.21.3
0.91.1
合计 28.0 25.224.5
27.0 30.0
34.8
总计 10.0 10.510.5
11.0 11.3
11.3
资料来源：UNCTC 《世界投资报告》1999。欧洲国家合计：澳大利亚、比利时、卢森堡、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
表2显示三点：其一，发达国家跨国企业海外技术专利在整体上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从10％上升到11.3％。其二，不同的发达国家企业跨国化带来的企业技术和能力的积累的幅度不同。企业在海外获得专利的比例，是与本国创新能力的强弱存在一定程度的关联，即创新能力相对较弱的国家，欧洲国家、特别英国、瑞典、荷兰依靠海外科技资源获取的专利比例相对较高。其三，美国是全球技术获取的最重要区位之一。
表3 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美国R&D支出及增长数比较 单位：百万美元
国家或地区 1992年 1997年
年增长比例(%)
巴西 92 437 49.9
墨西哥
76 132 14.7
台湾 54 87 12.2
香港 13 84 109.2
新加坡
11273 -7.0
阿根廷
15 43 37.3
韩国 14 42 40.0
中国 3 35 213.3
马来西亚 12 32 33.3
南非 16 22 7.5
印度 3 22 126.7
总计 434121836.1
资料来源：Dotlon.D.H.and M.G.Serapio Globalizing Industri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U.S Departmentof Commerence,Technology Administration,Office of Technology Policy,September 1999。
表3说明，尽管FDI数量有限，但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由于自身创新能力薄弱，需要通过FDI获取技术，并且增长的幅度普遍较快。
总之，基于所有权优势产生企业跨国化的同时，跨国化也提升了企业的综合竞争优势，特别是深层次的跨国化导致了技术获取型的FDI的产生，促使企业技术及能力的有效积累。因此，目前，FDI的产生不仅是由于所有权的优势，同时也存在着为技术获取的FDI。所有权优势的运用和技术获取是跨国化及其FDI不可分割并相互作用的两个方面。企业跨国化及程度的不断提高必然促进并导致技术呈高效率的积累或提升；同时技术提升又进一步推动企业跨国化向纵深推进，并衍生分离出各种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合理配置，产生跨国企业复合一体化。因此，提升企业竞争力，特别是加速企业技术积累，成为企业跨国化及其相关FDI产生的另一个更具战略性的因素或动力。这就是为什么跨国企业是世界上技术创新的最主要的组织，同时也是技术传播的主要源头。
第二，基于新假设下的企业跨国化与引进外资的相互作用，对FDI的悖论程度的变化与正、负效应转化的影响。根据IDP理论，对NOI处于Ⅰ、Ⅱ阶段的国家，I-FDI在这些国家中占据主导地位。同时，I-FDI带来的技术水平在这些国家中是最高的，是获得技术溢出的主要的源泉。因此，I-FDI悖论程度是最大的，负效应占据主导地位。因此，“FDI被认为可能是比外部化方式成本更高的转让方式”（《世界投资报告》2000）。作为FDI的正效应的体现，虽然，技术溢出的效果各国是有差异的，并且也难以衡量；但不可否认的是，I-FDI确实构成本土企业技术积累，形成相对技术优势的前提；也是基于相对技术优势，通过O-FDI实现跨国化的基础。这就是I-FDI，除货币效应以外的最重要的作用。
根据新的假设，当本土企业通过O-FDI实现跨国化时，本土企业的技术积累机制就发生了质的变化，从而对I-FDI的作用产生根本性的改变。首先，跨国化使企业的技术积累机制建立在包括本国在内的不同国家和地区资源（包括科技）基础上，它突破了一个国家或地区资源的约束；相反，一国和地区成为跨国企业技术积累的来源之一。这就使I-FDI由最初作为本土企业技术积累的，具有垄断性或强制性的最主要的源泉，转变为技术溢出的来源之一，其作用开始降低。随着企业跨国化程度提高，I-FDI对东道国跨国企业技术积累来源的比例就越小，其悖论程度就越低。其次，通过跨国化及程度的提高，随着企业技术积累效率的提升，企业消化、吸收和创新的能力就会增强。作为技术溢出的来源之一，实现了跨国化的东道国的企业这不仅会缩小与由投资本国的I-FDI所带来的技术差距，而且实现技术溢出的效益会更大，从而，I-FDI悖论中的负效应向正效应转化。最后，跨国企业作为技术知识的转换器，可以从海外为母国获得新的技术与知识信息的存量，有利于建立母国的创新机制，普遍提高研发水准（Kuemmerle.Walter1999）。当母国及企业的科技创新水平达到新的高度时，I-FDI将会转为技术获取型投资，或者技术合作时，并形成技术研发的积聚效应时，I-FDI将主要带来的是正面效应，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国家之间的创新资产出现收敛（邓宁1996）。同时，这也是为什么悖论是发展中国家的主要问题，并成为研究的主题；而发达国家则相反。
总之，引进外资的根本目的，不是仅仅停留在永无止境的对I-FDI带来技术的消化吸收之中；而是在积累的基础上，尽快达到本土企业实现跨国化的技术门槛，推动具有相对技术优势的本土企业向跨国化的转变。运用企业跨国化与技术积累之间正相关的特性，改变I-FDI对东道国技术积累的主导与垄断的作用。Cantwell（1989）对战后美国对欧洲大举投资及其对策研究后认为，之所以在技术上迅速赶上美国企业，最终在技术能力及创新资产上开始与美国企业趋同，就是因为欧洲企业、及以后日本企业就是通过对美国反向直接投资，建立强大的跨国企业所致。
三、中国FDI的悖论分析、企业跨国化对FDI悖论的作用及政策启示
1.中国FDI悖论的分析
对中国FDI悖论的程度和构成悖论的正负效应的判断，可以借用邓宁的投资发展轨迹理论（IDP）的分析框架。根据中国引进外资（I-IDI）和对外投资（I-FDI）的数据，作NOI变化的示意图3。
图3 1981—2004年中国投资发展轨迹
资料来源：1、 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公布的历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1981—2004年）。O-FDI是选取我国在外直接投资的借方，表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汇出的资本金，母子公司资金往来的国内资金流出。I-FDI是选取外国在华直接投资的贷方，表示外国直接投资者在我国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包括股本金、收益、再投资和其他资本。NOI是ODI与IDI之间的差值。
根据数据生成的图3显示，中国NOI的变化具有两个特征：其一，自有统计数据以来，我国的NOI虽有波动；但从1982年的－3.86亿美元，至2004年的－531.35亿美元，负值不断扩大，至今未显示到达谷底。然而，NOI每年环比的速率却显示，NOI负值的递减速度呈现出波动中放慢的趋势①，似乎预示了我国NOI处于探底的过程中。同时，中国的I-FDI与O-FDI存量差值巨大。截至2005年1月底中国吸收外资存量为5661.96亿美元；而截至2004年底，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总额370亿美元（中国商务部网站），两者相差15.3倍。同时，2003年，中国I-FDI累计存量占GDP的比重达35.6％，在发展中的大国名列前茅，超过除英国（37.4％）以外的发达国家的大国；而O-FDI则占2.6％，位列发展中国家的下游。（UNCTAD2004）。其二，2003年我国人均GDP为1087美元。根据上述两个特征，并参照邓宁的IDP理论，我们可以初步地做出判断，目前我国处于NOI第Ⅱ阶段的后期。
根据新的假设，NOI处于此阶段中国FDI的悖论程度大，并接近最强；同时构成悖论的正、负效应也接近最大；同时，正效应存在，但程度低并难以衡量，因此，负效应占主导地位。虽然，I-FDI悖论的存在具有阶段性，但它将在中国长期存在。
1.国企业跨国化投资与FDI悖论程度初露减弱的趋势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NOI处于Ⅱ阶段末期，因此，中国企业技术优势相对较小。这不但决定了中国对外投资的总量②，见表4；而且也决定了对外投资质量即结构比例，见表5。
表4 2001—2003 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占固定资产形成总额的比例
经济体
新加坡 香港 台湾 智利 马来西亚 印度 中国 巴西
比例(%)
36.3
28.2 10.5 7.4
5.3
1.0
0.8 0.2
资料来源：UNCTAD《世界投资报告》2004
表5 生产加工或制造业的海外投资比例 单位：％
贸易
资源开发 生产加工 交通运输 批发、零售
其他
截止1998年境外 61%19.4% 11.5% 1.8%
-- 6.31%
投资的结构(*)
2004年(**) 26.5% 52.8% 13.5% -- 3% 4.2%
资料来源：(*)鲁桐《WTO与中国企业国际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商务部网站
表5显示，中国企业生产加工跨国化的投资比例一直是非常低的，仅占投资总额的11.5％到13.5％。而市场寻求型的海外贸易、销售网络、资源获取型投资所占比例较高，三者合计占到80％。因此，我国海外投资和生产企业跨国化处于起步阶段。
尽管如此，包括跨国化在内的对外投资对FDI的悖论程度的减弱已初露端倪。它不仅表现在整体上，更显著地体现在一些企业的个案上。
首先，中国企业绩效与跨国化程度之间初步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根据对1996年前中国1684个企业的国际年报数据发现，企业的绩效和贸易跨国化程度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两者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见图4。
图4 中国企业绩效与贸易跨国化程度之间的关系
资料来源：Ming fang Li：“Firm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A conceptual synthesis and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n 2001Axinn,C.N.& Matthyssens,P:Reassessing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Firm.JAI,2001.pp180—196
其次，中国企业跨国化已显现出处于NOI第Ⅱ阶段的特征，即存在两种分离性的O-FDI。一是中国企业出现了比自身对技术水平低的国家或地区进行市场寻求型和初级的效率型的生产性跨国化投资；二是中国企业对主要对发达国家进行技术获取型的投资。中国企业对外生产性加工的投资，则严格地呈现出按Peck Order原则选择区位，见表6。以非洲为一极，以发达国家为另一极，中国企业境外的生产性投资由最多连续过度到最少。同时，中国企业已经存在对外技术获取型的投资，并且投资于比中国自身创新水平高的国家和地区，见表7。
表6 中国企业境外加工贸易的区位选择的比例
地区 非洲 东南亚
拉美中东 东欧 中亚其他
分布比例
32%
20%
18%9.3%
8.7% 8% 4%
资料来源：李钢《企业跨国经营实务—境外加工贸易》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1年6月版
同时，中国企业已经存在对外技术获取型的投资，并且投资于比中国自身创新水平高的国家和地区，见表7。
表7 样本企业R&D跨国化的分布表
国家与地区
美国 欧洲 日本 东南亚 其他地区
样本企业比例 40%
13% 13%
10.7% 27%
资料来源：陈劲《创新全球化—企业技术创新国际化范式》，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
此外，以获取技术甚至是核心技术的带有获取战略资产（技术专利、技术能力为目的）兼并收购的案例有增多的趋势，并且FDI的资金也越来越大③。
最后，企业跨国化与技术提升与积累的正相关性在中国初步显现。2003年的中国企业国家级技术中心的评比时，在获得前10名的企业中，有6家跨国化及其程度名列前茅的中国企业。其中有海尔（第1）、万向（第2），此外还有华为、宝钢等。
因此，存在着中国跨国企业的行业领域里，如机电、信息产业、家电、五金等，最近增加的I-FDI所带来的技术水平越来越高，从一个侧面显示，中国企业经过了基于I-FDI的溢出并实施跨国化以后，I-FDI的作用在相对降低。最明显地是在电信设备领域里。由于基于跨国技术积累华为、中兴的存在，明显地降低了该领域外资跨国企业在中国的技术以及市场份额的高度的垄断。虽然这种现象初露端倪，但是，它却显示了跨国化及相关的O-FDI是促使I-FDI正、负效应转化的方向。
3.政府政策的启示
根据上述的研究，本文认为要降低中国FDI的悖论，和其中的负面效应，应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通过动态地控制NOI的差值来控制FDI悖论的程度。即既要控制I-FDI的流入量和存量，更重要的是要促进ODI的流出量以及海外的存量；将两者之差的负值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改变过去将两者分离，并仅仅只根据按I-FDI一个变量来考虑。是否增加I-FDI流入量和存量要取决于ODI的流量与存量，即，既要量入为出，也要量出为入。
其次，目前中国处于NOI的第Ⅱ阶段，O-FDI与I-FDI高度失衡。因此，该阶段的重点调整和制定各种措施，将因政策束缚的O-FDI潜力发挥出来，促进和鼓励中国企业对外投资。
最后，政府的战略重心应长期定位于对外投资和企业跨国化的推动上，处理好引资与对外投资的相互作用与互相转化。具体表现为政府政策的重点，由以获取货币效应转为获取技术溢出效应，积极推动对I-FDI本土企业对技术的溢出效应。更加重要的是，对各类已达到跨国化技术能力门槛的企业，采取相应的政策，促进向生产制造的跨国化的转变，加速与之有协同效应的R&D跨国化的产生。同时，政府应大力促进中国企业进行技术获取型的投资，实现海外的技术溢出。对已投资或即将投资中国的国家，政府应通过投资对等的原则，为中国企业进入东道国进行的生产跨国化、特别是建立海外实验室以及并购创造条件。
注释：
① 环比速率2000年1.3、2001年3.2、2002年25.5、2003年3.4、2004年2.8。
② 截止2000年根据世界投资报告，我国海外累计投资额相当于日本的百分之一，美国的千分之一。2003年我国海外投资额即使按每年50亿美元计，也只大致相当于英法19世纪末的水平。《环球时报》，2004年2月25日。
③ 比如我国企业最早采取跨国参股、并购的海外直接投资方式是首钢并购了斯塔德曼设计所。后为万向收购控股舍勒公司、UAI上市公司；三九并购日本的东亚。华立收购飞利浦在美国的欧洲设计和研究中心，包括在美国的达拉斯和加拿大温哥华的研发部门，从而，华立获得了手机芯片的整套技术，以及在CDMA无线通信方面的全部知识产权。上海汽车参股韩国双龙汽车以获得相关核心技术；TCL参股并购德国的施耐德公司；联想整体收购IBM的PC部门等等。200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我国跨国并购的金额快速上升，达到8.34亿美元，占当年中方协议的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