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历史的误会还是历史的创举——略论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胜利的必然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论文,必然性论文,创举论文,落后论文,误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历史问题的重新提起
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能否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这本来是由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早就解决了的问题，但是，历史发展到21世纪的前夜，问题却被重新提了出来。
十月革命胜利后，第二国际的考茨基、普列汉诺夫、苏汉诺夫等人就曾对其进行了恶毒地攻击，诽谤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用暴力夺取政权，就像一个怀孕的妇女疯狂万分地猛跳而引起早产，并且诅咒“这样生下来的孩子，通常是活不成的。”对此，列宁认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没有“越出世界发展的共同路线。”针对考茨基之流的指责，列宁反问道：“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些书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改变的呢？”（注：《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372页。）
列宁去世后，斯大林肩负起了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任，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留下了辉煌的篇章。30年代苏联人民经过两个五年计划的奋战，把苏联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工业产值超过了法国、英国、德国，跃居欧洲第一位，成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工业强国，为它后来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在苏联人民创造着经济飞跃发展的奇迹时，西方国家却陷于一场空前规模的经济危机中。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一书中也不得不承认斯大林时代是一个“飞跃前进的时代”，“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的确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工业大国。”（注：布热津斯基：《大失败》中译本，第34页。）
新中国40余年取得的伟大成就更是举世公认的。从只能生产王二麻子剪刀到在世界航空航天事业占有一席之地，实现了跨世纪的飞跃。在中国大地上，人们现在看到的是：政局稳定，市场繁荣，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国人民正满怀信心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道上阔步前进！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迄今为止社会主义制度都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立的，这些国家又长期处于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因而它所取得的成就更加具有深刻的历史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然而不幸的是，由于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及东欧的一些国家领导人逐渐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以致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停滞，政治崩溃，导致了东欧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
苏东事件以后，这些地区的一些共产党人对此进行了反思，有的人从失败中得到了清醒，他们抛弃了错误的路线，重新组织起来，准备东山再起。但是也有这么一部分人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他们认为：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有其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客观原因是十月革命后，苏联并不具备建成社会主义的条件，经济文化太落后，考茨基、普列汉诺夫、苏汉诺夫都指出过这一点。但列宁认为可以先夺取政权，利用苏维埃政权发展经济文化，创造建成社会主义的条件。”就连东欧某国前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在反思苏东剧变时也说：“为什么看起来十分强大和可靠的社会主义制度一下子就崩溃了呢？这首先是因为忘记了马列主义奠基者的结论，即只有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才能取得胜利。各个阶段都是不可逾越的。”（注：参见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1213期，第5～6页。）发果这个论断成立，人们自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付出那么多无谓的代价和牺牲呢？
在中国，也有这么一部分人，他们竭力鼓吹“社会主义早产论”，说什么：“按照马克思对社会发展的阶段的分析，整个社会发展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而资本主义世界各国有一二百年的历史，估计还要走一百年到二百年，而我们打了十年游击战争，就在天安门宣布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了，行吗？”（注：转引自《大众日报》1991年3月26日第3版。）1989年的政治动乱中，张贴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篇署名“博士生”的文章中，则直接攻击中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超前了历史发展规律”，是“贪污腐化的温床”，“集权专制的摇篮”，鼓吹要“早日敲响公有制的丧钟，去迎接共和国的明天。”
究竟实践中的社会主义是历史的误会还是历史的创举？在新形势下，对于我们明确中国和世界的历史走向，坚定走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有着重要意义。
二、世纪之交的回顾
资本主义向更高社会形态转化是一条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规律。但是，将要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应该从哪里首先爆发呢？在新的21世纪即将到来之际，回顾20世纪社会主义的成长和发展，对于理解这一问题，有着十分的必要。
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曾经作出了社会主义将首先在欧美发生并取得胜利的论断。应该说这一论断是有其历史根据的。当时，欧美社会化的大工业生产已经开始超出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范围，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了束缚生产力的桎梏。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造成了工人阶级的贫困和他们有限的消费，使社会的有效需求总是与生产的无限扩大的趋势相矛盾，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不断高涨的无产阶级斗争浪潮。由于这种矛盾在欧美发达国家表现最为突出，因此，那时看来，这些国家首先进入社会主义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它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政治、军事实力对比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这时世界上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已经瓜分完毕，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要求按实力重新瓜分势力范围。当时的德国首相皮洛夫就公开在国会中宣称：“别的国家彼此分割大陆和海洋，而我们德国只能欣赏蔚蓝色的天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也要求日光下的地盘。”这样，必然要爆发帝国主义之间重新争夺势力范围和世界霸权的战争，从而造成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正是根据于此，列宁得出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取得胜利的科学论断，并且认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从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突破。当然这里的“薄弱环节”，是指具备了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条件的国家，而不是指最落后的国家。1920年，列宁对这个问题曾作了明确的阐述，他指出，世界资本主义的崩溃既不可能从资本主义发展程度最高的地方开始，也不可能从资本主义发展程度最低的地方开始，只能从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是最高的”，而是“比较弱的”地方开始。（注：参见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单行本第60页。）20世纪初的俄国正是这样一个国家。在经济上，当时的俄国已经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但比美、英、法、德等国家说，要落后得多。在政治上，沙皇俄国作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堵塞了资产阶级民主发展的道路，在对内对外的政策上，表现得特别专横、暴戾、腐朽，成了资本主义世界各种矛盾的集中点。同时，当时的俄国也具备了革命的客观条件：俄国无产阶级的组织程度和成熟程度要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高得多。它有自己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并且经历了几次革命风暴的锻炼和考验，力量比较强大，不仅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站在了革命一边，而且有“一半”的军队和“十分之九”的农民群众“马上”和“在几星期之内”也转向革命。列宁在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曾经骄傲地说：“现在的形势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期的不同了，它把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先锋队的光荣使命交给了我们——俄国的被剥削劳动阶级了”。（注：《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版，第279页。）
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开创，使社会主义由科学理论、群众运动发展为崭新的社会制度，开辟了世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伟大时代，这是划时代的里程碑。继十月革命以后，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在一系列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使社会主义由一国实践发展为多国实践，树立了又一座引人注目的里程碑。尽管近年发生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大曲折，但这块里程碑的历史存在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回顾20世纪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胜利，乃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三、是历史的反常还是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胜利是否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常规呢？分析这个问题，不能只着眼于这些国家本身的情况，而应当从整个世界历史时代来考察。
列宁曾经说过：如果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尚未成熟，任何起义也创造不出社会主义来。所谓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成熟，不仅是指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而且首先是指整个资本主义的体系。因此，考察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的历史必然性，应当包含这样两个问题：一、历史发展到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帝国主义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导致了互相残杀的世界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成熟了没有？二、如果说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那么，革命将从哪里开始？帝国主义战线将从哪里被突破呢？
帝国主义体系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把全世界的国家分为资本主义宗主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以后，世界经济进一步一体化，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的作用自然就会超越国家界限，而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起作用。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造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两极分化，而且导致全球范围内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的两极分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择手段地把自身的矛盾和危机转嫁给落后国家，他们为了摆脱自身矛盾和危机造成的损失，疯狂地向外扩张，实行民族压迫和剥削政策，把被压迫民族和落后国家变成自己的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加紧对这些地区人民的掠夺和奴役。资本主义的富有是建筑在对落后国家人民的残酷剥削基础之上的。这样，就使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受到多重压迫，给他们带来极端的贫困和苦难。落后国家成了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各种矛盾的集合点，从而也就成了革命风暴的泉源。因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把危机转嫁给落后国家的同时，也把革命转嫁给了落后国家。伴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重心也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移到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这是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是什么历史的反常。
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替代效应”，俄国和中国的社会变革就是这种“替代效应”的结果。也就是说，本来应在欧美首先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却被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所代替。拿中国来说，旧中国长期停滞在封建社会，根本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但是，帝国主义的入侵，国际资本的涌入，却使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化，产生了相当规模的买办资本主义和力量微弱的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受压迫最深、受剥削最重、革命性最强而又比较集中的中国工人阶级。同时，旧中国作为帝国主义势力争夺的主要对象，统治秩序最不稳固，最容易垮台。这就使得中国进入社会主义，不仅有可能性，而且有现实性。因此，帝国主义和国际资本主义充当了社会主义在中国迅速产生的“不自觉的工具”。没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转移，中国就不可能较早地进入社会主义。资本及其剥削的大规模流动在空间上改变了各个民族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的先后顺序。如果说这种替代过程带有一定的偶然性，那么，恰恰是这种偶然性生动地表现了社会主义一定要发生的客观必然性。
四、历史前进的跳跃性和曲折性
有人总喜欢教条地理解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认为各个民族国家都必须经历五种社会形态充分发展的过程，不允许有任何的偏离和超越。否则，就是“历史的误会”。其实，社会形态的发展同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不可能是直线的，它是一个跳跃式地和曲折式地前进过程。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发展的总方向、总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然而，事物发展的具体道路又是曲折的、迂回的。因此，设想社会历史会一帆风顺、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也是不正确的。如果我们追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就可以看到，一种新社会制度取代旧社会制度不一定是从旧制度最发达的地方开始。相反，却往往出现这种情形：一种社会制度在某个国家里发展得越充分、越成熟、越完善、越典型，突破旧制度的外壳也就越艰难，历史的变革也就越不容易实现。
历史上，古希腊和古罗马曾经是奴隶制发展程度最高和最典型的国家。政治上，古希腊和古罗马，已经有各种不同的国家形式，那时已经有君主制和共和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区别。如在古希腊的伯里克利时代（公元前443年～公元前429年），形式上已承认公民一律平等，公民都有平等的权利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公民大会成为最高权力机关，每隔10天召开一次大会，凡年满20岁的男性公民都有权参加。在经济上，出现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大规模分工。古希腊已经能造宽6米，长40多米，高3层的大型兵舰。在文化上，古希腊的文学艺术直至今天还在继续给我们提供丰富的艺术享受。如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哲学、几何学、伊索寓言、奥林匹克运动会等。还有古罗马的城市建筑，如各种神殿、大会堂、大剧院、竞技场等，至今每年都吸引着大批各国人士去旅游观光。应当说，奴隶制的历史光彩是从希腊、罗马那里充分放射出来的。相比之下，奴隶制度在中国的发展却没有达到这样高的水平。但是，奴隶制度不发达的中国却远远先于古希腊、古罗马过渡到封建社会。
中国进入封建社会以后，逐步地把封建制度推向了它的鼎盛时代，创造了汉唐盛世。在政治上，形成了高度统一的封建大帝国。在经济上，形成了“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典型化的封建经济。在文化上，形成了系统完整的“男尊女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思想体系。至于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则更是对世界文明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总之，封建制度的历史光彩是从中国等东方国家里放射出来的。但是，封建制度发展不如中国的西欧诸国却率先实现了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美国也是如此。当15世纪哥伦布到达北美大陆时，当地还处在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阶段。自16世纪起由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殖民者在当地建立起来的殖民地社会，一开始就建立在资产阶级基础之上。特别是经过1775年的独立战争和1865年的南北战争，北方的资本主义经济战胜了南方黑人奴隶制的庄园经济，使美国跨越了奴隶制、封建制两种社会形态，直接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当欧美国家已经跨上火车和汽车高歌猛进的时候，中国的封建制度却还在那里苟延残喘并继续拖延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光彩是从西欧、北美放射出来的。当人类社会进入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伟大时代，我们又看到了这种“后来者居上”的历史现象的重演。
恩格斯指出：“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2页。）列宁也说过：“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0页。）由于人类社会生活中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现象，各国历史发展的具体进程又有各自的特殊性，因而实际发展过程也就呈现出多样性。各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不一定总是按同一个顺序，在一定条件下历史发展会出现跳跃式前进。马克思主义只能指出历史发展的大方向，不可能给各个国家、各个民族规定统一的轨道，更不可能安排好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实现历史变革的时间表。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的胜利，正是反映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那种把社会主义首先在比较落后国家的胜利看作是“历史的误会”，不承认有些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把现实社会主义看成是“畸形的早产儿”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这件事实本身也就说明它具有客观的必然性，是历史的伟大创举。我们每一个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应当明确中国和世界历史的走向，坚定社会主义的必胜信念，高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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