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坊刊小说稿源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代论文,稿源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代坊刊小说的稿源，主要指书坊主刊印的小说文本来源。稿源问题涉及到小说创作与传播的很多层面，从稿件的形成来看，它与作家队伍、小说观念、文学思潮等关系密切；从稿件来源渠道考察，又与抄本市场、读者阶层、宋元话本以及书坊主群体之间联系紧密；从明代不同刊刻中心的稿源来看，又体现很强的地域特征。
明代是坊刊小说的鼎盛时代，古典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得到迅速而广泛的传播，正如明代何良俊所撰、初刊于隆庆三年（1569年）的《四友斋丛说》卷三《经三》所云：“今小说杂家，无处不刻。”①正因为不同阶层小说读者队伍的壮大、小说刊刻业的迅猛发展，所以对小说作品尤其是通俗小说作品稿源的需求急剧增加，书坊主们千方百计地寻找稿源，多方拓展稿源渠道，甚至不惜翻刻、盗版。明刊小说的稿源是丰富多样的，也是纷繁复杂的。本文所讨论的明代坊刊小说的稿源是指在当时比较规范、与其他时代相比较为独特的小说文稿来源。
一 明代坊刊小说的稿源渠道
明代坊刊小说的稿件来源，笔者认为主要有购刻小说、征稿、组织编写、书坊主自编等四种渠道。下面分别加以论述：
（一）购刻小说
自明代嘉靖、万历时期到明朝末年，小说刊刻业相当兴盛，刊印小说可以获得很好的社会效应和经济利益，为书坊主带来巨额利润。精明的书坊主充分意识到这一现象，为了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他们想方设法地寻找优秀的小说文稿，甚至不惜以重金购买稿件，以此吸引读者，扩大发行量，凌濛初“二拍”的编撰及其刊刻、发行的过程就颇能说明当时书坊主敏锐的市场洞察力、购买小说的热情以及急于刊刻小说的心态。当明末冯梦龙的“三言”刊行以后，迅速传播，深受读者欢迎，“肆中人见其行世颇捷，意余当别有秘本，图出而衡之。不知一二遗者，皆其沟中之断，芜略不足陈已。因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得若干卷。”②可见，《拍案惊奇》正是在苏州书坊安少云尚友堂的催促下成篇的，一旦成书，尚友堂立即“购求，不啻拱璧”③。《拍案惊奇》的刊刻获得成功以后，“贾人一试之而效，谋再试之。余笑谓一之已甚。顾逸事新语可佐谈资者，乃先是所罗而未及付之于墨，其为柏梁馀材，武昌剩竹，颇亦不少，意不能恝，聊复缀为四十则。”④这样又促成了《二刻拍案惊奇》的面世。
尚友堂购刻“二拍”的经历在明代小说刊刻中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笔者经过统计，书坊主以购买的方式获取稿源的主要有以下几种，现列表如下：
以上表格是根据有明确文献记载的材料而统计的。因为资料散佚等原因，我们无法得知明代到底有多少小说文稿是书坊主通过购买的形式取得并刊刻的，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⑤另外，明代坊刊小说假托现象较为普遍，如舒载阳刊《封神演义》即假托为钟伯敬批评。书坊主在叙及小说稿源时，也不排除存在假托之举，不过由上表可知，谈及购刻小说这一稿源渠道者，除书坊主以外，还有小说的作者和传播者；从坊刊小说的时间来看，自小说刊刻开始崛起并兴盛的嘉靖、万历时期，到明末天启、崇祯年间，购买文稿的现象广泛存在，由此我们认为，购刻小说之辞并非全为书坊主之假托。书坊主熟悉市场需求，了解市场动向，他们凭借自己对小说书稿的判断力和鉴别力，或从民间，或自“内府”，寻找并购买文稿，尽管他们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求利，但是客观上推动了古典小说的发展，促进了古典小说的广泛传播，象《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三言二拍等名著都是通过书坊主购刻面世的。同时，文人通过编撰、出售小说文稿，获得相当丰厚的报酬，改变自身的经济状况，从而激发了小说作家创作热情，促使他们将更多的时间和经历投入到小说创作之中，包括新作的撰写以及对小说旧本的改造，这也是导致明代中后期小说创作与传播持续兴盛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书坊主所购买的小说文稿中，以抄本为多。明代盛行抄书，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一方面，明代中期以前出版业发展较为缓慢，印刷成本高，所以书价高，有些读者尤其是生活于社会底层的读者如“农工商贩”之辈，因自身财力所限，无法购买，所以靠抄写去满足阅读需要，如明人叶盛的《水东日记》卷二十一《小说戏文》篇云：“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农工商贩，钞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⑥另一方面，明代文人喜欢抄书，如《静志居诗话》卷八“朱存理（字性父）”条附录云：“愚山云：性父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忘学，闻人有异书，必往访求，以必得为志。手自缮录前辈诗文积百馀家。”同卷“吴宽”条云：“余尝见公（按：指生活于景泰至弘治年间的著名苏州文人吴宽）家遗书偶有流传者，悉公手录，以私印记之。”⑦这就为当时抄本的存在、流行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明代刊刻的小说不少经历了从抄本流传到雕版刊刻的阶段，李昌祺《剪灯馀话》自序声称，《馀话》成书以后，“稍稍人知，竞求抄录。”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云：“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⑧《金瓶梅》的传播也是如此，谢肇淛《金瓶梅跋》云：“此书向无镂版，钞写流传，参差散失。唯弇州（按：即王世贞）家藏者最为完好。余于袁中郎得其十三，于丘诸城得其十五，稍为厘正，而阙所未备，以俟他日。”⑨（西汉通俗演义）的流传也经历了从抄本到刻本的过程：“书成，识者争相传录，不便观览，先辈乃命工锓梓，以与四方好事者共之。”⑩抄本与刊本的关系相当密切，也很微妙，一方面，抄本是坊刻重要的文本基础，它为坊刻提供了版本，同时，抄本的流传检验了该小说是否受读者欢迎，是否经受得住市场考验，从而产生优胜劣汰效应，使一些优秀的小说作品得以刻印传世；另一方面，刊本的流传在一定程度上又导致抄本价值的下降，甚至使其逐步走向衰亡，明代胡应麟在分析当时图书市场时就指出：“凡书市之中，无刻本则钞本价十倍，刻本一出则钞本咸废不售矣。”(11)
明代抄书成风，抄本广泛流传，才为书坊主购买并刊刻抄本提供了可能。在小说文本从抄本走向刊刻的过程中，书坊主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征稿
征稿的形式是伴随着出版业的崛兴而出现的。宋代洪迈编撰《夷坚乙志》，虽然没有刊登征文，征集稿件，但其成书方式却类似于征稿而获取的效果：“《夷坚初志》成，士大夫或传之，今镂板于闽、于蜀、于婺、于临安，盖家有其书。人以予好奇尚异也，每得一说，或千里寄声，于是五年间又得卷帙多寡与前编等，乃以乙志名之。”(12)
根据现有文献记载，征稿的做法最早出现于元末，李氏建安书堂至元二年(1336)刻印孙存吾编、虞集校选的《元诗》，刊登征稿广告：“本堂今求名公诗篇，随得即刊，难以人品齿爵为序。四方吟坛多友，幸勿责其错综之编。倘有佳章，毋惜附示，庶无沧海遗珠之叹云。李氏建安书堂谨咨。”明代书坊借鉴这种方法，如天启三年苏州酉酉堂刊《明文欣赏》四十卷，卷首登征文云：“愿与征者或封寄、或面授，须至苏州阊门问的书坊酉酉堂陈龙山，当面交付。”征集《明文欣赏》的续篇。崇祯年间苏州坊刻本《皇明今文定》附录云：“此刻据予十余年来藏本，增以近科，然嘉、隆以来，先辈未见全稿者尚多。近科房书藏稿，经选手漏遗者，又未及见，而海内岂无湛思坚忍不好浮名者。倘嘉惠后学，邮寄阊门徐氏书室，共成补刻，此不佞所厚祈也。”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明代小说征稿广告，以崇祯六年 (1633)陆云龙峥霄馆刊《皇明十六家小品》所附征稿启事最为有名：“见惠瑶章，在杭付花市陆雨侯家中；在金陵付承恩寺中林季芳、汪复初寓。”征集拟刻文稿具体内容如下：
一、刊《行笈二集》，征名公制诰、奏疏、诗文、词启、小札。
一、刊《广舆续集》，征各直省昭代名宦人物。
一、刊《续西湖志》，征游客咏题，嘉、隆后杭郡名宦人物。
一、刊《明文归》，征名公、逸士、方外、闺秀散逸诗文。
一、刊《皇明百家诗文选》，征名公、逸士、方外、闺阁成集者。
一、刊《行笈别集》，征名公新剧，骚人时曲。
一、刊《型世言二集》，征海内奇闻。
陆氏峥霄馆征集文稿的第七项就是征集小说，他征稿的做法是：先刊登拟刻文稿标题，再征集具体内容。我们从他的征稿启事不难看出，陆云龙征稿呈现几个特点：首先他征集文稿的内容相当广泛，涉及到诗文、词启、制诰、奏疏、戏曲等多种文体；其次，他注重名家之作，包括“名宦”、“名公”等等；第三，他注重新奇之作，所以陆云龙拟刊《型世言二集》，“征海内奇闻”。
明末时，除陆云龙以外，苏州、杭州等地的其他书坊有的也采用这种刊登广告征集文稿的手法，征集的范围很广。清初李渔、吕留良、张潮等人都用此方法征稿(13)。
（三）组织编写
明代书坊与文人之间的结合，按文人身份的不同，笔者认为，可以划分为四种形式：一是书坊主与文人合二为一，可以称之为儒商，他们不仅刊印小说，而且兼任创作、校勘、评点等工作，如余象斗、周之标、陆云龙等人；二是有一定的文学修养，科场失意的下层文人，因生活所需或因个人兴趣等原因受雇于书坊主，在书坊主的组织下编撰小说等作品，即使不是受雇于书坊主，也与书坊关系非常密切，如邓志谟；三是具有很高的文学修养，有一定的文名、社会地位，甚至考中举人、进士，担任过知县一类官职者，他们介于下层文人和达官贵族之间，笔者称之为中层文人，如冯梦龙、李贽、汤显祖等人；四是高级官僚，如曾为《岳鄂武穆王精忠传》作序、担任过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的李春芳，他们较少参与小说创作，主要是为坊刊小说撰写序跋，或作评点。
笔者在此要讨论的主要是以上第二种形式，也就是以受雇或以塾师的身份为书坊服务或与书坊关系非常密切的下层文人，他们为书坊编撰书稿、校勘、评点、撰写序跋等等。小说作为商品，从策划、创作、编辑，到刊刻、发行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前半段，凝聚着这些文人的大量心血。书坊主组织编写，如余象斗在万历十九年所刊《新锓朱状元芸窗汇辑百大家评注史记品萃》中声称：“辛卯之秋，不佞斗始辍儒家业，家世书坊，锓笈为事，遂广聘缙绅诸先生，凡讲说，文笈之神业举者，悉付之梓。……余重刻金陵等板及诸书杂传，无关于举业者，不敢赘录。”在这里，余氏对自己刊刻的数十种小说杂传等，因其“无关于举业”，所以未列出目录，不过，通过这条材料可以看出，余象斗曾经“广聘缙绅诸先生”参与书坊的编刻工作。有些书坊主在其刊刻的小说中宣称“敦请名士”进行创作，如：万历十九年周曰校刻印《三国志传通俗演义》，其识语云：“敦请名士按鉴参考”，(14)万历十六年建阳书坊克勤斋组织编写《西汉志传》，也声称：“遂请名公修辑《西汉志传》一书，加之以相，刊传四方。”(15)实际上这些小说很多都是书坊主为适应社会、读者需要，组织周围的文人进行编写的，所谓“名公”编撰，不过是出于广告宣传的需要而作的假托之言。
关于明代书坊主与下层文人结合从事小说刊刻的问题，笔者根据当时几大刊刻中心的书坊情况简要分析如下：
首先，建阳地区，为建阳书坊所雇请或者与建阳书坊关系十分密切的文人，以江西籍者为多，如邓志谟、朱星祚、黄化宇。福建、江西两省相邻，建阳刻书业发达，所以对江西文人尤其是失意文人颇具有吸引力，如江西人周尚文“因屡试不达，遂忿志游闽书市，日以著述为事。”(16)又如邓志谟，江西饶安府安仁县人，万历中期入闽，担任建阳余氏塾师，并为萃庆堂编写小说，他在《答饶君陆轩》中指出：“仆穷愁著书雕虫技尔，然不能藏之名山，徒为梨枣也者。”(17)梨枣代指书板，即刊刻之意。邓氏编有《铁树记》、《飞剑记》、《咒枣记》各二卷等，均由萃庆堂刊出。
关于建阳书坊主余成章所刊《新民公案》、熊龙峰忠正堂所刊《天妃娘妈传》的编撰者吴还初的籍贯，黄永年《〈天妃娘妈传〉校点前言》（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9年第4期）推测他是建阳当地人，至少是福建人，官桂铨《〈天妃娘妈传〉作者吴还初小考》（载《学术研究》1995年第6期）认为是福建漳州人，刘福铸《〈天妃娘妈传〉作者初探》（载《莆田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认为是福建莆田人，李忠明《17世纪中国通俗小说编年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一章《1601——1619》认为是江苏常州人，笔者根据邓志谟所撰《得愚集》卷二《答余君养谦》、《与吴君还初》两封书信，结合其小说创作考证为江西南昌人(18)。
除了与江西籍的文人合作以外，建阳书坊也组织其他地区的下层文人从事通俗小说的创作，如广州庠生朱鼎臣等。
其次，金陵地区。金陵是明朝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之一，人员流动频繁，受雇于书坊主或者与书坊关系密切的下层文人不限于一地，如江西抚州金溪人吴敬所编辑《新刻京台公余胜览国色天香》十卷，金陵周曰校万卷楼万历十五年刊；编撰《杨家府演义》与《续英烈传》的纪振伦，字春华，号秦淮墨客、空谷老人，从其号来看，当为南京人。袁世硕先生推测为“（金陵）唐氏书坊之编书先生”(19)。
再次，苏州地区。冯梦龙与书坊天许斋、嘉会堂等关系非常密切，在小说编刊领域的合作也很成功，然而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苏州书坊与下层文人之间关系较为密切的如罗懋登，字登之，号二南里人，撰《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二十卷，苏州步月楼万历二十五年刊，曾为书坊刻印的《西厢记》、《拜月亭》、《琵琶记》等作过音释。
最后，杭州地区。书坊主与下层文人的结合在这一地区呈现明显的地区特色，那就是在组织编写、合作刊刻的过程中，亲情或乡情的色彩相当浓厚，书坊主与聚集在其周围的文人之间或为兄弟，或为挚友、同乡。峥霄馆主人陆云龙创作《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获得巨大成功以后，其弟陆人龙也加入了时事小说创作队伍，创作出版《辽海丹忠录》。后来，兄弟俩又合创、评点、刊刻了《型世言》，成为小说传播史上的一段佳话。
在书坊笔耕山房周围，应当也聚集着一批志趣、爱好颇为相同的文人，以西湖渔隐主人、醉西湖心月主人等与“西湖”相关的字眼为名号，编撰出版《宜春香质》、《弁而钗》、《醋葫芦》等小说作品。
以上我们就明代不同刊刻中心书坊主组织编写小说文稿、书坊与下层文人密切相关的情况作简要论述，除已列举的作家以外，还有很多作家包括化名、佚名者受雇于书坊，如神魔小说作家杨致和、朱名世、朱开泰等人，陈大康推测：“观其作品之简陋粗率以及刊行之迅速，可以推测他们也是为书坊服务的下层文人。”(20)
以邓志谟为代表的下层文人群体具有较好的文学素养，有些参加过科举，朱鼎臣曾获庠生身份，但是大多科场蹭蹬，博学多才，邓志谟的族兄、曾于万历三十二年考中进士、担任过国子监祭酒的邓士龙称赞邓志谟云：“族季明甫 （按：即邓志谟）幼称颖敏，长擅博物，综今昔已类胥臣，披图牒已媲袁豹，丁年屈首，暂戢翼于云程；壮志雄心，益游神于艺圃。”(21)这些下层文人在书坊主的组织下进行创作，换言之，书坊与下层文人的结合，具有很强的小说史意义：就小说的题材内容而言，由于邓志谟辈长期生活于社会底层，熟悉市民生活和民间故事传说，并带入小说的编创之中，丰富了小说的题材内容；就小说艺术和编创方式而言，提高了小说的艺术水平，扩大了小说的社会影响，促使小说由民间走上案头，由世代累积型编创方式向文人独立创作、向雅俗共赏的道路迈进一步；从小说流派的角度来看，邓志谟辈在书坊主有意识地组织下进行小说编撰，推动了小说流派的形成与发展。
笔者认为，以邓志谟为代表的下层文人，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创作史上最早的专业作家队伍的形成。陈美林先生等人的《章回小说史》认为，专业作家队伍出现于清初，以天花藏主人、烟水散人等为代表，(22)笔者认为此说有商榷的余地。所谓小说专业作家，是指具有一定的文学修养、以小说编撰作为谋生手段(23)、创作小说数量较多、与书坊联系比较紧密的文人，从这些因素来看，邓志谟、吴还初等人是符合上述条件的，邓氏一人就编撰《铁树记》等神魔小说3种，“争奇”类小说6种，与建阳萃庆堂一样，建阳书坊余象斗、余成章、清白堂、忠正堂、金陵书坊万卷楼、世德堂、大业堂等也组织下层文人编写小说，正如余象斗在万历十九年所刊《新锓朱状元芸窗汇辑百大家评注史记品萃》中所声称的那样“广聘缙绅诸先生”参与小说的编撰，所以笔者倾向于认为，中国古代最早的专业小说作家 队伍就是明代中后期围绕在书坊周围进行小说编撰的下层文人群体，而不是清初以天花藏主人为代表的才子佳人小说作家。当然，作为书坊聘请的文人，他们以编书为生，不可能仅仅从事小说的编撰，而是按照书坊主和市场的需要，既投身于小说的创作，又从事于编辑工作；既编撰小说，又编撰类书、诗文集等等，这种情形并不影响其专业小说作家的身份。
（四）书坊主自编小说
关于明代书坊主，以往我们予以较多关注的是他们作为商人的身份，是他们在小说刊刻、传播中所做出的贡献，而忽视了他们文人化的特性，忽视了他们的小说创作。事实上，明代中后期，书坊主群体参与到小说创作队伍之中，自编小说，从嘉靖到崇祯年间，这种状况持续不绝，在中国小说创作与传播史上，这是非常奇特的现象，也是值得研究的。有的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现象，并从宏观的角度、从小说传播的层面加以阐发，(24)然而，关于明代书坊主创作的题材选择、文体特征、艺术特点、有明一代书坊主小说创作的演进特点诸问题，学术界极少有人作全面、细致的分析。(25)明代的书坊主以其小说创作的亲身实践，丰富了古代小说的题材内容，尤其是熊大木等人在明代中期的创作，弥补了自元末明初以来直到嘉靖年间通俗小说创作的空白，促进了小说文体尤其是演义体的发展，推动了明代小说流派的产生与成熟，引发了明代通俗小说创作高潮的到来，其意义不言自明。
明代参与小说创作的书坊主主要有熊大木、余邵鱼、余象斗、洪楩、杨尔曾、凌濛初、陆云龙、陆人龙兄弟、袁于令等人。他们编撰的小说，有的自刊，有的则由其他书坊刊印。笔者试将他们的创作与刊刻状况列表如下：
以上小说作品共有21种，笔者将它们大致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为嘉靖、万历中前期，共有14种，后期为万历末、天启至崇祯年间，共7种。概而言之，从嘉、万时期到明末，明代书坊主自编小说，经历了从演述历史到着眼现实、从讲史、写幻到写实的转变；由杂采多种文体、采取类书体写作方式到注意增删，强化小说特性；由按鉴演义、以编年体为主逐步过渡到以纪传体为主，可以说，明代书坊主的小说创作也经历了一个动态演进的历程。
二 明代坊刊小说的稿源特点
以上从四个方面论述明代坊刊小说的稿源渠道，即：购刻小说、征稿、组织编写、书坊主自编。根据对稿源渠道的考察，并结合明代坊刊小说的整体状况，笔者试图归纳明代坊刊小说的稿源特点。应该指出的是，笔者在此探讨的重点不是稿件自身的特征，而是在明代坊刊小说稿件形成过程中所呈现的特点与规律。
（一）书坊主体现很强的参与意识
无论是购刻小说、征稿还是组织编写、或者书坊主自编小说，都体现了明代书坊主强烈的参与意识。这一特定的社会群体由于身份、职业、爱好等缘故，对书籍出版市场有着非常敏锐的把握能力，对读者阶层的需求相当了解，嘉靖后期，建阳书商杨涌泉发现武穆王《精忠录》一书，他预感到此书可能畅销，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所以约请同为书商的熊大木加以编写：
近因眷连杨子素号涌泉者，挟是书谒于愚曰：“敢劳代吾演出辞话，庶使愚夫愚妇亦识其意。”思之一二，余自以才不及班、马之万一，顾奚能用广发挥哉？既而恳致再三，义弗获辞，于是不吝臆见，以本王传行状之实迹，按《通鉴纲目》而取义。(26)
明代不同时期，在稿源的寻找、发现、拓展方面，书坊主都积极地参与，然而他们参与的方式却不尽相同。嘉靖、万历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繁荣，不同层次的读者群体对小说等通俗文学的需求急剧增加，书坊们大量刊印通俗小说以满足市场之需，不过，明中叶以前，文人的传统小说观念尚未开放，他们虽然参与文言小说的创作与传播，但对小说往往存在矛盾复杂的心态，这种复杂的心态在明代进士出身、曾任河南左布政使的李时勉(1376-1442)身上体现得较为明显，他在永乐年间曾为李昌祺的《剪灯余话》作序，但在正统七年又请禁小说(27)，在明代中期以前的中上层文人中间，李时勉的复杂心态是颇具代表性的。即使到了商品经济十分繁荣、社会风气急剧变化、传统小说观念受到挑战的情况下，还是有不少文人对通俗小说持相当谨慎的态度，万历十七年，进士及第、曾任兵部左侍郎的汪道昆(1525-1593)为《水浒传》作叙，不愿意或者不方便用真名，还用了“天都外臣”的化名。一方面是文人的小说观念不够开放，很少参与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的创作与传播，市场上新创的作品不多，另一方面是社会对小说的需求急剧增加，这两者之间构成矛盾，为解决这一矛盾，书坊主除四处寻找、拓展稿源、组织下层文人进行编写以外，还自己亲自动手创作，在满足市场的同时，也获取高额的利润。
到了明代后期，由于小说观念的改变，小说地位得到很大的提高，以李贽、冯梦龙为代表的中上层文人参与小说的现象日益普遍，稿源市场较为充足，书坊主可以从容地购买稿件，或采取征稿的方式寻求优秀文稿。这一时期尽管凌濛初、陆云龙、袁于令等书坊主也进入小说作者队伍，但从小说创作和传播的整体来看，书商与文人之间的分工更为细致、明确，书商更多地承担起小说传播的职能，或购买小说、或征稿、或组织编写，但很少参与小说的创作，此职能则由文人群体来承担，书坊主与小说作者身份混杂的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
（二）对旧本的依赖较多
在明代坊刊小说的序、跋、识语、正文中间，不少作品标明源于旧本。与旧本相关的概念还有原本、秘本、古本、古板、旧传、旧文等等。我们虽然不排除有的书坊假托旧本以抬高身价的可能性，但是笔者认为，在明代小说刊刻中，旧本的大量存在是很有可能的，正如明人郎瑛《七修类稿》所言： “我朝太平日久，旧书多出，此大幸也。”(28)另外，我们从具体的小说文本也可以推断，当时的旧本是普遍存在的，并非全为书坊托言，例如，嘉靖三十二年杨氏清江堂刊本《唐书志传通俗演义》标明“金陵薛居士的本鳌峰熊钟谷编集”，明确指出旧本作者为“薛居士”；万历三十三年西清堂詹秀闽刊《两汉开国中兴传志》卷一注云：“旧本说此蛇众人看时，其大如山；汉祖视之，小如一带。未知的否？但此亦不必论。”崇祯六年杭州名山聚所刊袁于令《隋史遗文》卷之一第三回《齐州城豪杰奋身楂树岗唐公遇盗》回末总评云：“旧本有太子自扮盗魁阻劫唐公，为唐公所识。”(29)这些注文、回评涉及到旧本的具体内容，显然是有旧本作为依据，另外，小说作品以外的其他书籍的刊刻也出现依赖原本的现象，如弘治八年钟德堂刻《中庸章句大全》云：“本堂敬求颁降原本。”以此观之，旧本之说应该不是书坊妄言。
明代坊刊小说的稿源对旧本的依赖较多，尤其是历史题材的作品，嘉靖、万历时期比较明显，明末这种状况虽得到改善，但是还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依赖旧本的情况，如《隋史遗文》的创作便是如此。明代坊刊小说稿源所依赖的旧本主要包括哪些内涵？笔者以为主要由四个层面构成：一，宋元旧刊小说，二，嘉靖以前刊印的说唱结合的词话本；三，明代社会上流传的小说抄本；四，明末所云旧本、旧传亦指嘉靖、万历时所刊小说。明代坊刊小说稿源与旧本之间关系相当密切，如天启二年建阳黄正甫刊罗贯中编《新刻京本按鉴考订通俗演义全像三国志传》，明人博古生《三国志叙》云：“第坊刻不遵原本，妄为增损者有之。”对书坊不遵旧本的情况予以批评。
从旧本到明刊小说稿源的形成，期间发生质的飞跃，突出地表现在“义”与“理”的掺入，促进了演义体的发展与成熟，熊大木改编旧本《精忠传》就是较为典型的事例：“武穆王《精忠录》，原有小说，未及于全文。今得浙之刊本，著述王之事实，甚得其悉。然而意寓文墨，纲由大纪，士大夫以下遽尔未明乎理者，或有之矣。”(30)于是熊大木在“眷连”杨涌泉的恳求下，“以王（按：指岳飞）本传行状之实迹，按《通鉴纲目》而取义。”(31)这样就完成了从旧本到演义体的过渡。
到了明末，对旧本的依赖程度有所减弱，一方面是经嘉靖到明末，各地书坊的大量刊印，小说旧本市场被发掘殆尽，另一方面，到了明末，小说观念、小说的编创手法都发生巨大的变化，文人独立创作的成分逐步增强，反映现实的题材愈来愈受到读者、作者以及书坊主的重视。时事小说的创作，虽然多依塘报、邸报、奏疏而作，且快速成篇，小说的艺术性受到影响，但是它的创作与刊刻标志着古典小说创作从对旧本的依赖、改编到文人逐步独创的质的飞跃。学术界一般认为《金瓶梅》是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小说，(32)就明末文人创作、供案头阅读的拟话本而言，冯梦龙“三言”对宋元旧本的依赖和改造，是人所皆知的事实，凌氏“二拍”与笔记等也有很多联系（参见其序），可以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时事小说才是真正意义上摆脱对旧本的依赖、由文人独立创作的、反映现实内容的小说，而这种局面的形成，与熊大木、余象斗、杨尔曾等书坊主的小说创作实践和经验积累、与书坊主陆云龙兄弟的创作及其影响、与小说传统观念的变革都是密切相关的。
（三）不同刊刻中心的稿源呈现明显的地域特征
在明代有限的刊刻中心之间，因为当地提供稿源的市场不同，所以引发刊刻形态的差异。吴越之地如南京、苏州、杭州地区，文人群体活跃，稿源充足，所以书坊主可以比较从容地选择既具有较高艺术水平、又适合市场的稿件，他们重视小说刊刻质量，正如明代胡应麟评价金陵、苏州所刊书籍“书多精整”(33)；建阳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发展远远不及吴越地区，它以刊刻中心的地位出现，但是经济、文化的发展落后于吴越地区，虽然也有不少下层文人在书坊主周围进行小说的创作与刊印，但是具有较高文学修养、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有一定文名的中上层文人参与小说编撰刊刻的较少，所以，在稿源方面比不上南京、苏州和杭州，缺少优秀的稿源，于是只好想尽办法弥补其不足：
一是标明“京本”，这在建阳所刊小说中是相当普遍的。“京本”一词并非明人发明，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即有《京本太平广记》一书，明代建阳书坊在小说刊刻中使用“京本”则有其独特的意义，正如郑振铎先生所言：“闽中书贾为什么要加上‘京本’二字于其所刊书之上呢？其作用大约不外表明这部书并不是乡土的产物，而是‘京国’传来的善本名作，以期广引顾客的罢。”(34)万历十六年余世腾克勤斋刻熊大木编《全汉志传》、万历十六年杨先春刻熊大木《全汉志传》、万历杨先春刻吴承恩撰、华阳洞天主人校《西游记》、万历二十二年余象斗双峰堂刻《忠义水浒志传评林》、建阳杨起元（闽斋）万历三十一年刻吴承恩《西游记》等等，均标注“京本”。明代书坊所言“京本”之“京”指两京（北京、南京），就小说而言，应主要指南京。作为明代小说、戏曲的刊刻中心之一，南京以其稿源丰富、刊刻书籍质量精美而著称，难怪建阳人要冒其名了，建阳人余季岳明末刊《盘古至唐虞传》，在封面即直接声称“金陵原梓”。建阳郑以桢宝善堂万历刻《新镌校正京本大字音释圈点三国志演义》，封面题“李卓吾先生评释圈点《三国志》，金陵国学原板，宝善堂梓。”标注“京本”，突出其稿件来源地，显示小说的正宗地位并藉此扩大小说的影响，这与元杂剧在曲目上标明“古杭新刊”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妙。(35)
二是注重插图等广告促销手段，大多数的建本小说采取上图下文的形式，甚至每页一图，重视评点，最早的小说评点就是由建阳书坊主余象斗所创设的；重视小说的广告促销手段；同时，注重压缩刊刻成本，以压低书价，从而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稿源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小说刊刻形态、刊刻质量。
在小说稿件的选择及刊印上，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小说刊刻体现较为显著的地域性。
以情色小说为例，在苏州、杭州、金陵等地刊印较多，《如意君传》、《浪史》、《昭阳趣史》、《玉妃媚史》、《玉闺红》、《宜春香质》、《弁而钗》、《醋葫芦》等基本上在上述地区流传或刊刻，建阳书坊刊刻情色小说唯一的一本应该是种德堂所刊《绣榻野史》，齐裕焜先生认为：“建阳是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的故乡，是深受理学影响的地方，他们出版书籍时，还有一条道德的底线……不敢去刊印那些有露骨的色情描写的作品。”(36)民国十八年所修《建阳县志》卷八坛：“建阳自朱子倡道，彬彬然道义之乡。”(37)南京、苏杭则不同，“正、嘉以前，南都风尚最为醇厚。”(38)嘉靖以后，风俗顿变，“南京俗尚侈靡”(39)，“吴中自（祝）枝山辈以放诞不羁为世所指目，而文才轻艳，倾动流辈，传说者增益而附丽之，往往出名教外。”(40)明代谢肇淛评姑苏风习云：“其人儇巧而俗侈靡。”(41)相比之下，明代中后期南京、苏杭地区世俗奢靡，士风浮艳，所以在稿件的选择上，出现大量情色小说也就不足为奇了。
以上我们分析了明代坊刊小说的稿源渠道，并阐述明代坊小说稿源所体现的特点，得出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明代坊刊小说稿源主要有购刻小说、征稿、组织编写、书坊主自编等四种渠道。书坊主积极参与拓展稿源，在早期，小说稿件不足的情况下，他们亲自参与小说创作，明后期由于文人小说观念的逐步开放，投入到小说的创作与传播之中，小说稿源日渐丰富，书坊主与文人之间的分野愈来愈清晰；
第二，明代书坊主以雇佣或聘请为塾师的形式，在其周围聚集了一批象邓志谟这样的下层文人，这批文人与书坊的结合，有着重要的小说史意义，标志着中国小说创作史上最早的专业作家队伍的形成；
第三，明代坊刊小说尤其是早期的历史题材小说，对旧本依赖较大，到了明代后期这种依赖性才逐步减弱。时事小说的创作与刊刻标志着古典小说创作从对旧本的依赖、改编到文人逐步独创的质的飞跃；
第四，不同刊刻中心的稿源呈现明显的地域特征。南京、苏杭地区稿源丰富，所以重视稿件的艺术水平，重视刊刻的质量，建阳地区的稿源不及南京、苏杭，所以标注“京本”、注重插图等广告手段；在小说稿件的选择及刊印上，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小说刊刻体现较为显著的地域性。
本文获以下基金资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04年度项目《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编号：04BZW027）、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明代小说刊刻研究》 （编号：NEET-04-0827）
注释：
①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三《经三》，P25，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②明·即空观主人《拍案惊奇自序》，《古本小说丛刊》第十三辑据崇祯元年尚友堂本影印本《拍案惊奇》卷首。
③《拍案惊奇》识语。
④明·即空观主人《二刻拍案惊奇小引》，《古本小说丛刊》第十三辑据崇祯五年尚友堂本影印本《二刻拍案惊奇》卷首。
⑤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⑥明·叶盛《水东日记》卷二十一《小说戏文》，中华书局 1980年版。
⑦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八，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⑧明·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古本小说集成》据嘉靖本影印《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
⑨明·谢肇淛《金瓶梅跋》，《小草斋文集》卷二十四，转引自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⑩明·甄伟《西汉通俗演义序》，万历四十年金陵大业堂刊《西汉通俗演义》卷首。
(11)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经籍会通四》，P44，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12)宋·洪迈《夷坚乙志序》，P185，中华书局1981年版。
(13)参照张秀民撰《中国印刷史》第一章《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明代部分，P519-520，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4)周曰校《三国志通俗演义识语》，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万历刊本。
(15)《叙西汉志传首》，《古本小说集成》据万历克勤斋刊本影印《全汉志传》卷首。
(16)《皇明人文》“周尚文小传”，转引自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第36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17)邓志谟《答饶君陆轩》，《得愚集》卷一，台湾：天一出版社1985年版《锲注释得愚集》本。
(18)参见拙文《明代小说作家吴还初生平与籍贯新考》，《文学遗产》即刊。
(19)袁世硕《杨家府世代忠勇演义志传·前言》，《古本小说集成》据万历三十四年卧松阁本影印《杨家府世代忠勇演义志传》卷首。
(20)陈大康《明代小说史》第四编《繁华与危机的双重刺激》第十二章《〈西游记〉与神魔小说》第三节《神魔小说的崛起及其意义》，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31页。
(21)邓士龙《事类捷录序》，邓志谟《锲旁注事类捷录》，海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2)《章回小说史》第五章《清代初中期的章回小说》第一节《章回小说创作形成鼎盛局面》第二部分《专业作家队伍的形成》，P137-139，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23)邓志谟虽曾任塾师，但主要是以为书坊服务而谋生的，正如《得愚集》卷一《答饶君降轩》所云：“仆穷愁著书，虽雕虫技尔，然不能藏之名山，徒为梨枣也者。”《续得愚集》卷二《与张淳心丈》：“不佞谫谫学，糊口书林，所刻帙，不知殃梨枣、污剡藤几许。”《锲注释得愚集》、《锲旁注续得愚集》，台湾：天一出版社1985年版。
(24)如陈大康《熊大木现象：古代通俗小说传播模式及意义》，载《文学遗产》2000年第2期。
(25)有鉴于此，拙著《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中《明代坊刊小说的稿源》一章第二节《明代书坊主的小说创作》对此加以探讨，因本文篇幅所限，此处不再赘述。
(26)熊大木《大宋武穆王演义序》，嘉靖三十一年清白堂刊本《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卷首。
(27)参见清·顾炎武《日知录之馀》卷四《禁小说》，《续修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据宣统二年吴中刻本影印。
(28)明·郎瑛《七修类稿》卷四十五事物类《书册》篇，P478，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29)袁于令《隋史遗文》卷之一第三回《齐州城豪杰奋身楂树岗唐公遇盗》，P85，《古本小说集成》据崇祯六年杭州名山聚本影印。
(30)(31)熊大木《大宋武穆王演义序》，嘉靖三十一年杨涌泉清白堂刊，收入《古本小说集成》。
(32)也有学者提出异议，如徐朔方先生，参见其《小说考信编》中《金瓶梅成书新探》、《再论〈水浒传〉和〈金瓶梅〉不是个人创作》诸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33)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经籍会通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34)郑振铎：《西谛书话·京本通俗小说》，P10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版。
(35)如关汉卿《古杭新刊的本关大王单刀会》、尚仲贤《古杭新刊尉迟恭三夺槊》、石君宝《古杭新刊关目风月紫云庭》、王伯成《古杭新刊关目李太白贬夜郎》、杨梓《古杭新刊霍光鬼谏》、郑光祖《古杭新刊关目辅成王周公摄政》等。
(36)齐裕焜《明代建阳坊刻通俗小说评析》，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37)民国十八年所修《建阳县志》卷八第二十二条《礼俗志》，P903，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版。
(38)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正嘉以前醇厚》篇，P25，中华书局1987年版。
(39)《明史》卷二八三《湛若水传》，P7267，中华书局1974年版。
(40)《明史》卷二八六《文苑传·唐寅传》，P7353，中华书局1974年版。
(41)明·谢肇淛《五杂俎》卷三，P50，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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