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高管薪酬与社会稳定——高管薪酬必须体现社会公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管论文,薪酬论文,社会稳定论文,国企论文,公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欧美发达国家掀起限制高管高薪的浪潮。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公布一系列对高管薪酬的限制措施，其中规定凡接受7000亿美元救援计划援助的公司高管们的薪酬上限为50万美元。而德国对接受救市计划援助的公司高管则限定薪酬最高为50万欧元。2009年2月1日《纽约时报》刊载专栏文章《肥猫，吐出你的不义之财》，这是美国主流媒体向华尔街那些边吃救济，边给自己大发奖金的金融高管们轰出的开头炮。为什么在市场经济至上、金融资本横行的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敢对金融巨鳄们下达“限薪令”？理由很简单：既然美国政府出资救助了金融企业，美国政府就有责任和权力代表纳税人和民众限制其高管们的薪酬！
长期以来，中国垄断行业工资和公司高管薪酬问题是公众舆论关心的一个焦点。网上“晒工资”不仅受到了人们的空前关注与激烈争论，而且充分暴露了分配不公和收入“两极分化”的社会问题。垄断性行业工资畸高，激起了人们的质疑和愤怒情绪。2006年初起新闻媒体就不断报道“电力企业掀起减薪风暴”，结果发现却是一场闹剧。2007年4月5日全国五大发电集团之一的华能国际电力公布：2006年该公司人均工资竟高达12.28万元，而同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仅21001元，相差6倍之多！2007年北京朝阳区统计局调查显示，金融业职工工资平均为213391元，而一些服务业平均工资仅为20194元，差距竟达10.6倍！相比之下，2008年国泰君安证券公司职工“人均年薪过百万”，简直令人难以接受。工资增长既要用数字说话，更应有具体分析。2007年中国劳动学会主办的论坛发布“好消息”：中国职工工资总额和职工平均工资连续4年实现两位数增长，扣除物价因素年平均增长12％，为改革开放以来职工工资增长最快时期。对此有社会调查机构通过网络进行全国性民意调查，结果显示85.4％的人自认为工资涨幅不到12％，甚至有7.1％的人称4年来工资“不涨反跌”。这说明，这种涨幅就算完全真实，那也是极少数人拉动了大多数人。调查还显示了几组更有意义的数字：50.6％的人认为，平均工资上涨主要是由“垄断行业涨工资”拉动；41.3％的人则认为主要是由“企业高层管理者涨工资”拉动；只有8.1％的人认为是普通员工涨工资所拉动。另据统计显示，目前我国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等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因此，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这样几种现象：一是普通职工工资增长缓慢，是分配严重不均衡的结果；二是垄断行业、企业高管工资涨幅过大以及“只涨老总不涨员工”的现象，是非市场因素所致，是行政权力、体制性因素导致收入分配关系的扭曲；三是这种不均衡即意味着社会不公正，势必引起人们质疑和心理失衡，从而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当前，社会公众对金融高管以及企业高管限薪的呼声日益高涨。实际上，从1992年以来中央劳动部、国资委、经贸委等已多次发布对企业经营者薪制的政策意见，全国人大常委也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涉及到国资企业管理者的薪酬标准。然而2007年中国平安董事长马明哲年薪竟高达6616.1万元(其下两高管分别为4813万元和4770.4万元)！这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一是“日进斗金”，每天收入18.12万元；二是2007年中国城镇单位职工平均工资为24932元、城镇居民年平均收入13786.2元、农民年平均收入4140元，马明哲一年收入竟等于15980名农民的年收入！在这里我们暂且还没有追问企业高管的股票红利、公务消费和隐性收入。
众所周知，中国的金融业作为国有控股或国家独资企业，是以行业垄断为支柱、国家信用为支撑的，其高管皆由政府任命。他们身兼企业家和高级别行政官员的双重身份，具有进退自如的“两栖”角色之特色。他们承担的责任、风险以及创造的价值均不能同西方国家同行相比。中国金融业不仅非利率收入对利润的贡献比例畸低，而且在欧美市场占有份额很少；银行不是以中间业务为主，而是在管制利率下，以存款利率低、贷款利率高的利差收入为主，在现有政策和制度状况下很容易赚钱。同时，中国政府还不断对金融业进行援助，如近年来给四大国有银行巨额注资补充资本金和剥离不良贷款；2006年国家拿出680亿元给证券公司恶意占用股民保证金和自营理财业务巨亏买单等等。事实上金融业以及航运、能源等国资企业，都享受着“业务不够靠牌照抢，资金不够靠A股圈”的市场保护。然而这些企业的高管们，一边在享受国家买单、注资、资金援助的保护，一边却在薪酬上“自肥”，进行“驴打滚”式的翻番，这必然要激起社会民众的愤怒情绪。很显然，这不仅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表现，而且可以说是对于纳税人税款与民众资产的一种不正当的侵占。因此，从所有权结构、市场风险控制和股民利益、收入分配应该体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等中国国情出发，政府部门都必须约束高管们的过高薪酬，以切实防止一个与社会民众对立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
政府有责任对市场失灵进行纠正、调控和监督。我们已注意到去年底以来政府有关部门发出对高管的“降薪令”。如国资委通知设定国企高管股权收益原则上不得超过薪酬总水平的40％；2009年4月10日财政部发出了《关于国有金融机构2008年度高管人员薪酬分配有关问题的通知》等等。然而这些“降薪令”只是一项临时性措施，出台匆忙，问题多多。首先这是“降薪”不是“限薪”，如财政部规定2008年度高管薪酬以不高于2007年度薪酬的90％来确定，这也是一个滑稽的说法。2007年度已是天价高薪，难道2008年只降10％就可以了？显而易见，这样的薪酬标准不符合我国国情。因此，高管薪酬既不能以董事会、薪酬委员会自定“自肥”，不能指望依赖高管们自觉自律自我醒悟，也不能只是一些临时性的措施“通知”。这应该在制度法规层面上建立健全完善、切实可行的制约机制。对高管薪酬制度的制定，要加强规范化、制度化的程度。制度既要关注激励功能，同绩效、价值、贡献紧密结合；又要注重公平、公正，消除平均主义，更要切合中国国情实际；同时还要考虑到公开化和透明化，以及弹性化、动态化分配等方面。
当前我国社会处于贫富差距拉大、各种矛盾与冲突凸显时期，改革也进入复杂的利益关系调整阶段，其中收入分配是最敏感的问题。目前政府对高收入监控不力，对低收入者救助不足，而社会对高管薪酬争论的白热化程度，却再次验证了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共赢关系，是建立在企业和社会互相信赖基础上的一个原则。同时，任何经济制度都是嵌入在社会基础之上的，没有一个好的社会，即使是一种完善的市场经济，也很难正常运作。胡锦涛同志曾指出：“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涉及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温家宝同志也强调：“让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因此，利益均衡应是和谐社会的基本含义，倡导“共享”、共赢的基本价值取向则体现社会公正对制度建设的重要意义。所以，对薪酬问题，要构建一种符合国情的制度伦理与制度正义，薪酬制度必须反映社会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