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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2006）06—0131—07
西晋一朝中央和地方的权力配置，在惠帝前后期发生了重大变化。贾后废杀愍怀太子，赵王伦又废后自立，使中央政令的权威性严重受损。于是有“三王并起，迭总天权”[1](P329)，宗王方镇在国家权力架构中位置急剧上升①。永嘉之乱发生，中原朝廷风雨飘摇，“海内大乱，独江东差安”[2](P2766)，晋之政治中心逐渐转移到建邺（康），司马睿以其扬州都督区为地理依托，以其都督府佐为政治班底，乘时势之便，终得建立东晋王朝。关于司马睿府幕佐的情况，我们已有过简要考述[3]，本文在此基础上试做进一步讨论。
一、司马睿府幕佐的里贯门地情况简汇
琅邪王睿的方镇仕历，始于西晋永兴二年（305）以辅国将军旋加平东将军监徐州（镇下邳），永嘉元年（307）迁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镇建邺），五年加镇东大将军都督扬江湘交广五州，建兴元年后为左丞相、丞相，兼都督陕东或中外诸军事，但并未入朝居职，“霸府”根基仍是扬州都督区，今将史籍所载其安（平）东、镇东、（左）丞相三期府佐汇总列表如下②。
以上表列睿府佑吏87人（包括辟而来就者2人，加括号为识），其中安东府所辟22人（含辟而未就的任旭），镇东府新辟24人（含辟而未就的卞敦），左丞相、丞相府新辟41人。
睿府佐吏里籍可考者83人，分属扬州会稽（6人）、丹阳、吴、义兴（各4人）、吴兴（3人）、庐江、临海（各1人）等七郡，豫州颍川（6人）、谯（3人）、汝南、陈、鲁（各2人）等五郡国，徐州琅邪（10人）、广陵（4人）、彭城、临淮（各2人）等四郡国，兖州泰山（3人）、陈留、济阳（各2人）等三郡，青州东莱（2人）、乐安（1人）二郡，冀州勃海（1人）、高阳（1人）二郡，江州寻阳（2人）、豫章（1人）二郡，及幽州范阳（4人），司州河东（3人），并州太原（2人），雍州北地，益州蜀郡，荆州长沙（各1人），计十三州三十一郡国（以上所涉诸人皆以现籍为断。其中北方籍51人，南方籍（含广陵郡籍）32人，大致各占61％与39％。
诚如田余庆先生所说，“昔日司马越府隽异陆续归于司马睿府，成为司马睿府‘百六掾’的主干”[4](P16)。那么，要深入认识睿府的构成特点，就应当时了解越府佐吏的情况。
二、司马越府佐吏里贯门地情况简汇
司马越于元康元年（291）受封东海王，太安元年（302）五月官至司空，永兴二年（305）兼领徐州都督，光熙元年（306）八月拜太傅，录尚书事，永嘉元年（307）十二月自为丞相，领兖州牧，都督兖豫司冀幽并六州诸军事，四年改领豫州牧，五年三月病死。现将史籍所载越诸府佐吏汇总列表如下③。
以上表列越府佐吏92人（包括辟而未就者12人，加括号为识），其中里籍可考者85人，分属司州河东（4人）、河内（3人）、河南（2人）、荥阳、弘农、平阳、汲（各1人）等七郡，扬州丹阳、吴（各3人）、义兴（2人）、庐江、吴兴、会稽（各1人）等六郡，兖州陈留（5人）、高平、泰山（各2人）、济阳、济北（各1人）等五郡，冀州中山（3人）、赵国、平原、勃海、博陵（各1人）等五郡国。徐州琅邪（8人）、东海（6人）、广陵（3人）、彭城（1人）等四郡国，豫州颍川（4人）、汝南、陈（各1人）等三郡国，荆州南阳（3人）、襄阳（1人）二郡国，雍州北地（2人）、京兆（1人）二郡，青州东莱（2人）、乐安（1人）二郡，益州蜀、犍为（各1人）二郡，及并州太原（3人），幽州范阳（2人），泰州天水、梁州巴西、江州鄱阳（各1人），计十五州四十三郡国。其中，北方籍67人，南方籍（含徐州广陵，但不包括荆州南阳）18人，大致各占79％和21％。
二、略释司马睿府对越府的继承性
比照上列二表可以看好出，越、睿二府确实有很强的继承性。总的说来，在可考的睿府佐吏87人中，来自越府已辟者32人（含辟而未就任者10人），约占37％。如果考虑到越府佐吏未投司马睿旗号下的，有88％为永嘉之乱前后已死及生平事迹无考者，尤其是如果只计长史、司马、军司三项核心幕职，睿安东府长史裴邵，司马王导，军司顾荣；镇东府右长史纪瞻，左右司马王导、王廙、戴渊，军司顾荣；丞相府右长史薛兼、周顗，司马王导，八人皆已先仕越府，只有镇东府迁丞相府左长史刁协未仕越府[5]，那么，越、睿二府传接的密切程度，就更加凸显了。
析而言之，睿府对越府的继承，呈现出若值得留意的特点。
首先，府佐的南北比例有了较大幅度的变化。如本文第一、二节所述，越府佐吏南、北方之比约为二、八相分，睿府则约为四、六相分。越府任过长史、司马、军司的上佐计11人，籍录徐州琅邪、东海者3人（王衍、王澄、刘洽），兖州2人（闾丘冲、胡毋辅之），司、雍、冀州各1人（裴邈、傅宣、刘舆），曹馥、冯嵩、王斌的里贯、本事不详。但以姓望推，也都在北方诸州（《元和姓纂》载王姓十六望中，有一望为新野，新野虽属荆州，其地仍在今湖南）。睿府长史、司马、军司三职八人，则南方人占了一半（顾荣、纪瞻、薛兼、戴渊）。这从一个特定角度表明，司马睿出镇江南，大大加强了对土著精英的笼络和使用，也基本适应了当地士族豪强、拥主自立的政治要求。
其次，南渡入幕的北方士人以徐、充、豫三州为核心。睿府佐吏来自越府已辟者，徐州7人（王导、王澄、王廙、王舒、颜含、戴渊、华谭），兖州5人（阮孚、蔡谟、胡毋辅之、羊曼、卞敦④），豫州4人（荀闿、庾亮、锺雅、周顗），合计16人。越府徐兖豫籍佐吏35人，永嘉前后11人（徐州王衍、王玄、王敞、刘畴、缪播、何伦，兖州阮瞻、阮脩、江统、闾丘冲，豫州庾敳）已死，6人（徐州刘洽、何遂、王景、糜晃、雷思进，兖州程收）下落无考，2人（豫州谢锟、兖州郗鉴）为东晋初名臣，其余都直接入了睿府。徐、兖、豫是司马越执政的根基所在，他当过这三州的都督或州牧，与这里的地方势力有比较密切的联系。三州士人乐于转归睿幕，是二府具有深厚渊源的一个重要例证。而且，这三州又是魏晋新学孕育、流行之地，越府92人中三州佐吏占了38％；睿府佐87人，徐州籍18人，豫州籍15人，兖州籍7人，合占全府的46％，在睿府中北人的比例大大下降的情况下，三州佐吏所占比重却不降反升，这对睿府乃至东晋政权的文化面貌有很大的影响。
再次，入幕的南方士人以扬州为核心。越府扬州籍佐吏11人中，9人（纪瞻、薛兼、顾荣、陆玩、周玘、周札、贺循、杜夷、沈陵）转入睿府；1人（甘卓）西晋末为司马睿扬威将军、历阳内史，迁豫章太守；1人（孙惠）系司马越的安丰郡守，配合睿将甘卓击败原扬州刺史周馥，后与睿所命新任安丰郡守发生冲突，但司马睿尚能“明其本心”。越府佐吏布及15州，转入睿府的人数以此州为最多。孙吴以来，扬州成为江南的政治核心地带。司马睿经营江左霸业，也是以扬州为地理基点而逐步推进的。睿府中的南方人士，扬州23人，徐州广陵4人，江州3人，荆州1人，益州1人，其员数众寡大致正是以扬州为中心点由近而远地分布的。 而在扬州内部，西晋末有12郡，睿府佐隶籍丹阳、吴、吴兴、义兴、会稽五郡者计21人，占到总数的九成以上。这里是旧时所谓三吴地区⑤ 的中心，世家大族的发肓程度最高。睿府的地理构成提示我们，旧史称“江左大镇，莫过荆扬”[6](P274)，至少在两晋之交，荆州土著人士之染指朝政是远远逊于扬州的；司马睿初到江南，所言“寄人国土，心常怀惭”⑥，国土云云，固然以孙吴国土为言，但实质指的是扬州尤其是三吴之地；王导在两晋之交标榜，“以清静为政，抚绥新旧”，这里的南方“旧”人，主要指的是扬州三吴的士人，故以顾荣、纪瞻为“此土之望”[7](P2730—2731)，后来东晋的用人政策，在睿府佐吏的阵容中已轮廓粗具。
最后，睿府幕职之设，以“军咨祭酒”一目最可留意。这是本节想要着重说明的。
惠帝永宁、太安之交（301～302），齐王冏辟并州新兴人刘殷为大司马军咨祭酒，这可能是执政的公府设置此员之开始。至东海王越，先后有军咨祭酒六人：顾荣、戴渊、华谭、卢志、庾敳、刘乔⑦。卢、庾、刘俱署太傅府，戴、华供职时间与此比较相近。顾荣应命于司马越聚兵徐州之际（305年，时越以司空领徐州都督），当为宗王督府设置此员最早者。永嘉中，越府旧将华轶镇江州，也曾用杜夷为军咨祭酒。但大致说来，此项幕职在中朝尚不普遍，司马越倚为股肱者更不在上述说六人之中。
到了江左督镇司马睿手上，情形已有很大不同。
其一，是员额激增。睿府军咨祭酒先后合计达二十一二人，约为越府的3.7倍，且南北、士庶、文武、儒玄兼而有之。
其二，此职之设一开始即以江左为基地。司马越从徐州起兵西上，睿奉命以平东将军监徐州军事，留守下邳，尚未设置此职。永嘉元年（307）七月，睿迁安东将军，改督扬州江南诸军事，移镇建业，在一定程度上不再做司马越的附庸，睿于此时辟王敦、纪瞻、薛兼、胡毋辅之为安东将军咨祭酒⑧，当与他开始独立经营江左的政治课题有关。永嘉五年月，睿迁镇东大将军，都督扬、江、湘、交、广五州，又增辟刁协、王澄、周顗、华谭、司马承、司马祐、光逸为镇东军咨祭酒，仍与应对司马越新死的严峻局势有关。
其三，此职之设，尤其集中在司马睿丞相任上。据《晋书》、《资治通鉴》所载，王导、王廙、王彬、祖逖、祖纳、荀闿、荀邃、庾琛、戴邈、虞潭、贺循等11人都曾为丞相府军咨祭酒，加上前举周顗、华谭和纪瞻，睿居相职才四、五年，相府军咨祭酒先后意有14人之多。在草创江左政权的紧锣鼓中，这一街号成了安置名士、树结腹心的最重要的职位。
其四，军咨祭酒在司马睿预拟未来政权机构中的地位，远远超出了它作为越府清贵闲职所能具有的功用。后来所谓的晋王江东“百六椽”，其领袖班头，大抵都在这一士人群体的圈子中。《晋典》卷21有“晋元帝以镇东大将军为丞相”，“江左初置（相府）军咨祭酒”之语[8](P543)。“初置”云云，如前所述，并不符合史实，但此职的确列了晋元帝手上才具有开府储备人才以谋更始王业的非同寻常的政治意味，从而引起典章史家的瞩目。
四、结语：东晋初年高层政要之构成分析
东晋朝廷的政治性格，不仅较之西晋武惠时期，便是较司马越主政的永嘉霸朝，也已发生相当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以及促成这些变化的历史机理，都有很丰富的内容，前贤时俊对此作过很好的论列揭示。本节仅就与越、睿二府人才承转密切相关的东晋初年政要之构成问题略作分析。
检读秦锡圭《补晋执政表》和吴廷燮《东晋为镇年表》，东晋初十年间（317—326）中书临、令和领、护将军以上的中央官员凡31人（不含遥加车骑将军号的辽东鲜卑慕容廆），扬、荆、徐、豫、江、益、广、会稽八大都督区的方镇统帅26人，两者合计，扣减重复者12人，得东晋初政要45人，其中1人（广州都督刘顗）里贯不详。今试列出东晋初政要的分州人数及所占比重，并与本文表1所得睿府分州人数及所占比重进行对照，制成表3。
表3 东晋初政要与睿府的分州人数及比重
类别 徐豫
兖
幽并江荆雍 益 扬
司
冀 青 总数
政 人数 10652 1 2 1 0
0
584
0
44
要 比重 23%
14% 11% 4.5% 2.5% 4.5% 2.5% 0
0
11% 18% 9% 0
100%
睿 人数 1815
74 2 3 1 1
1
23
32
3
83
府 比重 22%
18% 8%
5%2%4%1%1% 1% 28% 4%
2% 4% 100%
从表3可以看出，东晋初年政要的里贯属徐、豫、兖、幽、并、江六州者，与睿府中这六州佐吏的比重大致相合；荆、雍、益三州的睿府佐吏各仅1人，睿府总人数与朝廷政要总人数又相差甚大，单州所占权数畸轻畸重是很自然的，若合观这三州的总权数，就也很接近了；只有扬、青、司、冀、四州，两者之间无论人数还是所占比重，都相距领远。种种来耦合或歧异，都有自己的形成机理，以下仍就第三节所关注的两个地区，稍作说明。
从表3可知，东晋初年政要，21人出自徐、豫、兖三州，占总数的48％（更准确些，是47.7％）；而睿府中40人出自这三州，也占总数的48％（更准确些，是48.2％），两者高度一致，是对越府的一个重要传统的继承（三州35人，占总数85人的41.2％）也适应了江左新朝廷把玄学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
从文化类型上说，魏晋学风有沉潜章句与喜树新义之别，大抵河北和江南的士人都比较保守，擅长传统经学；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乃至山东地区的士人比较旷达，擅长玄学清读[9](P361～364)。这个分野也反映到永嘉之乱中南渡与否的选择上。即河北、吴中一带朴质、持重，遭逢乱世仍不愿远走他乡，新起炉灶；河南、山东一带不拘常轨，容易应时而趋，作变通处置。这与南、北宗族势力发育程度有关，也是南、北士风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玄学士人的新思想运用于政治，便萌育出种种改革的擘划和论议，自曹魏正始之时庙堂名士的“变易朝典，政令数改”[10](P759)。到嘉平前后林下名士对当政礼法之士的愤激批判，都显示了这一传统。西晋末的越府，虽是一个玄学化程度最高的权臣幕府，但在兵氛嚣然、晋鼎濒危的形势下，玄学名士主张“治之由乎不治，为之出乎无为”，“无行而不与百姓共者，亦无往而不为天下下之君”[11](P24)，其义未免与现实环境凿枘难合。东晋初，玄学士人获得一块比较安定的新环境，远离名教政治根基深厚的中原地区，宗室凋零不振，皇权削弱，原来在中朝不易贯彻的君主拱默无为、优容放纵士族的“清静之政”，首先在王导主持之下得到一定程度的实行，玄学凭借中枢新贵的倡导，上升为全国性主流政治文化，与东汉不同，玄谈成为新的入仕的标准，谁能玄谈，就能成为名士，出任清官，迅速升迁，最后获取高官要职的资格[12](P163)。而西晋一代玄风虽盛，谈玄并未也为士人登仕显宦的槛限。
从表3中还可以看到，东晋初年扬州籍政要才5人，只占总数的11％；与睿府中扬州籍佐占28％形成鲜明的反差。也就是说，司马睿大量辟引扬州士人入幕，主要是为了巩固江左政权的基础，而这个政权的最上端对于吴士的开放却非常有限。查检万斯同《东晋将相大臣年表》和吴廷燮《东晋方镇年表》可得咸和二年至咸康八年（327—342）16年间，中书监、令和领、护将军以上及八大都督区方镇统帅计42人，其中属扬州籍者仍只有7人，约占总数的17％。可是终元、明、 成三帝之世，这种情势并没有很大改变。事实上，东晋朝廷一直是个由侨寓玄学名士高门（包括皇族）把持国家主要职位的政权。
当然，王导、司马氏的实际政治动作，也离不开儒学和礼法。扬州士人于玄风并非全无沾染，只是相对而言，他们的旧学素养甚高，正好可与偏重玄学的南度士人构成互补。会稽贺循世传庆氏礼学，元帝时“朝廷疑滞，皆咨之于循，循辄依经礼而对，为当时儒宗”[13](P1830)，便是突出的例证。也因此，江左政权草创之初，顾荣向司马睿荐会稽扬彦明、谢行言，尚有“伏膺儒教，足为公望”[14](P1814) 之说；成帝时尚书令陆玩上书，还以“总括宪台，豫闻政道，竟不能敷融玄风，清一朝序”[15](P2025) 而自谦自责。那么，与过江侨姓的仕宦标准有所不同，扬州士人是单凭“儒教”也可以养得“公望”，疏离玄风也可以入主台省。这里有侨姓士人在联合“吴士”时对南方学风的容忍和妥协，也有清谈之政在现实操作中对儒家学理的有限吸纳。旧史累称江左大畅玄风，儒术不振，固然是不争的事实，但玄、儒之间的冲突、调适和互补，一直是江左政治领域的重要课题。由王马开启的“抚绥新旧”、兼用南北的方针，人亡而其政不息，这不仅是在地域上北方流族必得争取南方士人的让渡和支持，而且在政治上也不能不兼采南士儒学资源以弥缝其缺，而后者较之前者更是长期性的政治需要。另一方面，扬州士人的宦途虽然不畅，但较之西晋毕竟有了显著的改善，达到可以接受的底限。这样东晋朝廷高层职位向扬州士人的低度开放的政策，东晋初年高层政要的结构化特征，也就必然要比较长期地延续下去。
最后仍然应当说明，本文对文献材料中的有关信息，作了些量化处理，但岁月久远，能留下的历史记载很不完整，缺环甚多，从中推算出来的数据只具有同口径比较或者说“示意图”的作用。这是笔者在相关文章中多次强调过的。
收稿日期：2006—03—16
注释：
① 西晋中央和地方权力配置的变化，拙作《成都王颖都督区幕佐和文化倾向之考释》（载《国学研究》第1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有简要论述，事涉宗王都督的数量和驻区，这方面的情况，也请参阅拙作《西晋宗王都督执政年表》（收入拙著《“八王之乱”丛稿》附录，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② 府主已辟而佐吏未应者，加括号为识。表2同。
③ 越府佐吏情况，详参拙著《“八王之乱”丛稿·八王幕佐分府考录》，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④ 卞敦实未应司马睿镇东将军府之辟，而依司马越系荆州都督山简幕下，杜弢被平定后，转投王敦幕，东晋朝廷正式建立，就任太子左卫率。
⑤ “三吴”所指，郦道元《水经注》以为是吴郡、吴兴和会稽，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以为是丹阳、吴郡和吴兴，本文兼用二义，以“三吴地区”指称上述四郡（义兴、晋永嘉时始自丹阳、吴兴二郡分立）。
⑥ 语见《世说新语·言语篇》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对次语具体实指有所诠解，可以并参。
⑦ 此外，越府尚有祭酒薛兼；西閤祭酒卫玠．按晋代公府西閤、东閤祭酒各一人，分主閤内之事；而祭酒，当是祭酒从事的简称，为州府分曹主事之吏，他们的职业皆与掌参议军事的军咨祭酒大异，此处并不置论。又，睿府也要丞相西閤祭酒丁潭，东閤祭酒颜含，祭酒陆晔。
⑧ 《晋书》卷《胡毋辅之转》记胡毋氏“为安东将军军咨议祭酒”，此幕职之名不见其他军府，疑“将咨议”当为“将军军咨”之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