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小说对苏维埃历史的书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维埃论文,后现代主义论文,俄罗斯论文,说对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到1991年苏联解体，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国家走过了74年历史。针对俄罗斯民族经历的74年苏维埃历史，有人充满惋惜和留恋之情，有人不乏贬损之词。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小说以颠覆和否定的话语对苏维埃历史进行了全新的书写，这引发了人们对74年历史的重新审视，也给人们留下了无限想象和争论的空间。
1917年发生在俄国大地上的革命，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伟大事件，因为社会主义在一个占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兴起并延至世界各个角落。但苏联解体后，对“红色十月”的反思不仅是俄罗斯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一大热点，而且成为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大写作主题。
俄罗斯外省作家马克·哈里托诺夫(Mарк Xаритонов，1937-)的长篇小说《命运线，或米拉舍维奇的小箱子》(Лuнuu Су
ьбы，uлu Сунучок Muлащевuча，1992)不仅摘取了首届俄语布克奖桂冠，而且被评论界誉为后现代主义的经典之作。在小说中，十月革命前后的社会生活通过主人公米拉舍维奇记录在糖果纸上的个人经历反映出来。作为一名出生于1886年的俄国知识分子，米拉舍维奇在青年时代呼唤革命的到来，冒着生命危险为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学送小箱子而遭到警察逮捕并被流放。从流放地归来，妻子不见了，只有儿子被留给了父母。米拉舍维奇相信妻子一定会回来，于是他执意在那里等她回来。然而天意弄人，期待已久的夫妻相逢竟然是在她羁押他的途中。原来，妻子在他流放后不久去了法国，十月革命前夕回国，寻找儿子和丈夫的同时她参加了革命，随后被派往斯托尔别涅兹小城开展革命工作。革命之火燃烧到小城的那一夜，时任参议会文牍员的米拉舍维奇经历了荒谬的一切：包括他在内的很多“反革命分子”被羁押，失去指挥官的残余士兵四处流窜，与当地居民喝酒狂欢，并引发大火、死伤无数。以后，昔日宁静的小城处处骚动不安：群众集会、爆炸枪杀、物价飞涨、物质匮乏。米拉舍维奇也被关押在狱中9年，直到1926年才与妻子团圆，但妻子得知儿子在暴乱中失踪后卧床不起。经历了一连串人生变故后，他认识到革命的破坏性和欺骗性，便带着生病的妻子过起了隐居生活。与动荡不安的社会现状和悲惨炎凉相比，米拉舍维奇在外省为妻子和自己营造了没有风雨、战争和纷扰的乐园。小说通过夸张、狂欢等手法描写了发生在外省小城的革命，而且通过米拉舍维奇革命前后心态的巨大变化，表达了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的反思。
维克多·佩列文(Bиктор Пелевин，1962-)的后现代主义长篇小说《夏伯阳与普斯托塔》(Чаnаев u Пусmоmа，1996)曾轰动文坛，使他成为俄罗斯当代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小说主要以主人公彼得找寻现实、探询人生意义的心路历程为线索，在20世纪初期和末期两大时空展开情节，既有对当代俄罗斯现实的种种隐喻，也表达了俄国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的重新审视。在世纪初，彼得是一位后现代诗人，他爱思考并追问人生和现实的意义。十月革命胜利后，他因诗歌涉嫌反新政权遭追捕，从彼得堡逃到莫斯科。小说开篇用夸张的手法描写他逃亡途中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正在庆祝革命胜利一周年的大街小巷混乱不堪、鱼龙混杂。这里有像彼得一样诚惶诚恐生怕警察盘查而谨小慎微的人，也有为革命胜利激昂演讲的人群，还有醉醺醺的士兵，更有精神失常的人。每个人对待革命和新政权的态度迥异，他们的情绪和生活方式也迥然不同。彼得一类旧俄时代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并不清楚革命到底带来了什么，只是感到背后“隐藏着一张恶魔般的面孔”(Пелевин 11)，甚至时刻感到死亡的威胁。与彼得尴尬紧张的生存境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儿时伙伴埃尔年。这位革命前的吸毒狂，革命后摇身一变成为契卡工作人员，过着富足的生活。彼得将自己的遭遇无所忌讳地向老相识倾诉，却引来杀身之祸。结果，在两人的搏斗中埃尔年被彼得杀死。没有任何证件的彼得为了生存下去，冒充埃尔年的身份开始了真真假假的双重生活，也更多地了解了他前所未知的世界。他和党内工作者巴尔博林、热尔布诺夫到酒吧宣传党的路线，目睹了混乱怪诞的狂欢场景：舞台上，怀有复仇心理的人扮成演员借刀杀人；舞台下，各色人种麻痹自我逃避现实。整个世界善恶不分、一片混沌，红军战士趁机打劫，抢占女戏子。这里作者用夸张、怪诞的方式描绘了混乱无序、荒唐可笑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图景，揭示“红色革命”为少数投机分子带来洋车洋房、为所欲为的权力和资格，而给大多数人制造了混乱与迷惘。
侨居瑞士的当代俄罗斯作家米哈伊尔·希什金(Mихаил Шишкин，1961-)的《爱神草》(Bенерuн Bолос，2002)是一部神话与现实交织，现实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手法结合，多时空、多风格杂糅的作品，小说于2005年获俄罗斯“国家畅销书”奖。我们通过女主人公——百岁老人伊萨贝拉的日记，透视普通人在20世纪初各种社会变革中的命运。伊萨贝拉出生于贵族之家，1905年革命破坏了她天真烂漫的童年；一战使情窦初开的她永远地失去了初恋爱人阿廖沙；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不仅使她家破人亡，而且将周围的人分成“红的”和“白的”两大类，世界充满了无休止的战争和不尽的仇恨。与革命和仇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伊萨贝拉坚持用歌声和爱去感化生命，她说：“如果美和爱对于这个时代来说并不和谐，那么应该去爱，去成为美的，故意和这时代对着干”。(希什金334)小说正是通过伊萨贝拉充满爱和美的心，反衬出20世纪初发生在俄国大地上的种种破坏和悲剧。
十月革命在上述后现代主义小说中呈现出混乱、无序的特征。暴力、流血、牺牲和死亡是各位作家描写十月革命的通用词，夸张、狂欢、反讽等手法成为多数作家书写十月革命的惯用方式。显然，后现代主义小说的作家否认十月革命是俄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而将其视为给人带来无限灾难的悲剧性事件。
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是一元意识形态化的国家，这导致了极权主义，极权主义反过来又加强了一元意识形态，两者的紧密结合使彼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威慑力，并渗透到政治、思想、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在一元意识形态的控制和极权主义的高压下，整个苏维埃国家获得了一种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力量，人发生了全面异化：自我意识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被异化了的意识形态和对苏维埃国家无条件的依附；自由和丰富多彩的个性丧失了，甚至人的生命也成了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动力燃料。一元意识形态和极权主义体制首先表现在苏维埃国家政治和思想领域。苏维埃国家不仅确立了领导个人专政的政治模式，而且对全民进行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和灌输，甚至发动从党内到全社会的阶级斗争。关于这些，当代俄罗斯作家弗拉基米尔·索罗金(Bладимир Cорокин，1955-)、维克多·佩列文和弗拉基米尔·马卡宁等都在其后现代主义小说中揭露和讽刺此事。
长篇小说《蓝油脂》(Голубое Cало，1999)是索罗金90年代的顶峰之作。小说将斯大林等苏维埃极权主义代言人进行了异化，表达了作家“对俄罗斯民族文化乃至人类专制历史的探究……”(张建华7)斯大林曾经是苏联人民心目中承载国家和民族希望的伟人、与众不同的领袖、天才的预言家和国家之父。(格奥尔吉耶娃579)但在小说中，斯大林被塑造成与法西斯头目希特勒一样的独裁者。两人狼狈为奸，用原子弹打败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后统治整个世界，并准备划分对世界的霸权。在那时，一种可以给人以无限能量、使人长生不老的物质“蓝油脂”落入斯大林手中。希特勒与斯大林开始抢夺蓝油脂，后者把蓝油脂注射进自己的脑髓中，于是天才的能量异变为一种恶的意志，导致了人类巨大的灾难。这个情节还有很多延伸情节，比如，希特勒与斯大林女儿发生性行为，而斯大林本人也与有自虐倾向、喜欢吃美少年肉的赫鲁晓夫搞同性恋。整部小说通过一系列荒唐怪诞的故事将斯大林、赫鲁晓夫等政治领袖和历史人物进行了全新的改写，将英雄崇高的降格为猥琐卑俗的，颠覆了他们代表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极权主义制度。
国家意识形态宣传和灌输是极权主义政治运动不可或缺的手段之一。佩列文的另一部后现代主义小说《奥蒙·拉》(Oмон Pа，1992)，通过描写苏维埃官方对儿童进行宇航神话的意识形态灌输，“试图揭露苏联的极权体制”(Губанов)。主人公奥蒙从小受到官方对宇航业的鼓吹宣传和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灌输的影响，向往以后能成为一名航天英雄。奥蒙考上飞行学校后，才发现官方的宣传都是骗局。但一切为时已晚，官方从生理上和心理上都将奥蒙等学员完全控制，迫使他们为宇航业牺牲；不仅截去学员的双肢断绝他们逃跑的想法，而且秘密杀害不听从指挥的学员。最后，奥蒙等人没有登上月球，而是按照官方设定的骗局在地下废弃的地铁线路上进行登月表演秀。小说尽管以荒诞的手法拟写了发生在苏联宇航业中的故事，但其本意“不是抹煞苏联的宇航成就，而是用夸张和荒诞来抨击苏联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浮夸、弄虚作假和将一切政治化的错误做法”。(宋秀梅359)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和灌输对人的影响还体现在奥蒙和其他人物的名字上。“奥蒙”是主人公刚出生时当警察的父亲给他取的名字，是“特警”的意思，①“拥有这个名字的人，其所有行为都按照既定的纲领计划进行”。(Жаринова 120)深受官方意识形态影响的父亲将此毒瘤毫无知觉地传给了下一代。飞行员乌尔察金(Урчагин)和政委布尔察金(Бурчагин)的姓与红色经典文学形象保尔·柯察金(Павел Корчагин)的姓发音相似，而且两人毕业的军事政治学校也以保尔·柯察金命名，充满了意识形态的隐喻。佩列文通过互文手法嘲讽了苏维埃“保尔们”代表的官方意识形态。
为了实现极权统治和一元意识形态的控制，恐吓甚至暴力成为苏维埃国家监控百姓思想、行动的重要方式。苏联时期不仅建立了诸如契卡、克格勃一类的专业情报机构，还建立了多体系、多层次的审问机制。马卡宁的中篇小说《审讯桌》(或《铺着呢子、中间放着长颈玻璃瓶的桌子》)(Cmол，Покрыmыǔ Сукном u с Графuном Посереuне，1993)对此进行了夸张的摹写，小说曾获第二届俄语布克奖。主人公是生活在苏维埃时代的一位老人。他一生老实规矩，但内心未曾有过片刻的安宁，因为他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传唤受审。长期以来莫名其妙的审问摧毁了他的正常生活，他开始血压升高、心脏衰竭。小说开始采用倒叙手法，描写老人半夜时分接到电话，通知他翌日接受第148次审问。接着采用意识流手法，老人回忆了以前经历的数次审问的场景。最后，老人从回忆中苏醒，决定提前赶往那个早已习以为常的受审室，作为一个普通人而不是受审者在审讯桌旁坐坐。但是，第一次以这样的身份坐在桌旁，老人心情激动导致心脏病发作，半夜猝死在审讯桌旁。小说的主要篇幅用于描写老人回忆受审时的心理和审问者，小说看似写的是审问者和被审者，但按照俄罗斯评论家凯德罗夫(Констaнтин Кедров)的观点，小说反映的是苏维埃时期“没完没了的审判和审问的生活”。(转引自张捷26)审问作为苏维埃统治者消灭“异己”和“阶级敌人”的惯用手法，对所有阶层的人都构成了严重的身心摧残和精神压制。马卡宁的小说正是通过苏维埃老人荒诞的命运，反映出极权主义对人性的迫害、对生命的摧残的本质。
苏维埃一元意识形态和极权主义不仅直接体现在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上，而且渗透到经济领域。早在20年代末，斯大林提出在工业化过程中采取行政手段管理工业和“指令性计划经济”等思想。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不仅从根本上忽视经济发展规律，而且使个人与集体和国家的关系长期处于极度不正常的状态。在长篇小说《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Mосква-Пеmушкu，1970)中，作家维涅季克特·叶罗菲耶夫(Bенедикт Eрофеев，1938-1990)通过酒鬼维尼奇卡酒后的“胡言乱语”，讥讽了苏维埃经济体制中的不正常现象。维尼奇卡曾是莫斯科国企的线缆工，嗜好喝酒。当上生产组长后，他没有指挥大伙赶生产进度，而是领导大家集体酗酒、赌博，甚至模仿苏维埃生产进度表制作了大家每月的饮酒进度表。表格不经意间落入上级领导手中，维尼奇卡被解雇。解雇后，他乘火车从莫斯科回到鸟语花香的故乡彼图什基。在火车上，他喝得烂醉如泥，时而自言自语，时而审视其他乘客。“酗酒、醉酒使维尼奇卡取得了普通人在正常情况下所没有的超出常规的、‘胡说八道’的话语权利”。(余一中156)小说通过维尼奇卡的酒后真言，揭露了苏联工业化建设中采用强制性行政命令开展生产竞赛的丑陋事实，讽刺了共产主义乌托邦，也嘲笑了受官方意识形态愚弄的群众。
国家意识形态不仅决定着苏维埃国家的政治、经济政策，还粗暴地干预文化艺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方向。最直接的体现是1934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Cоцреализм)被官方确立为唯一正确的文艺创作方法和审美标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主要歌颂苏维埃政党的正确领导、革命和战争的胜利、共产主义目标以及“辉煌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主人公多是政治领袖、战争英雄及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充满乐观主义、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气氛。针对这种浓烈的英雄主义和乌托邦精神，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小说表现出明显的反英雄倾向，不仅通过改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中的英雄形象来颠覆其代表的意识形态，而且让苏维埃各个时期的“小人物”、“多余人”充当主人公来反抗一元意识形态和极权主义体制。
佩列文的《夏伯阳与普斯托塔》不仅通过彼得的视角表达了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的反思，而且通过全新的夏伯阳的形象颠覆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代表作家富尔曼诺夫(Дмитрий фурманов，1891-1926)的红色经典《夏伯阳》②(Чаnаев，1923)中的英雄形象。富氏笔下的夏伯阳是国内战争期间的红军将领，他英勇、大胆、无畏和果敢，后来在与白军的作战中牺牲于乌拉尔河。在佩氏的小说中，夏伯阳被改写成集红军将领、精神导师、佛祖等多重身份于一身的人，他的主要任务不是带领红军作战，而是用佛教“虚空”的思想教导学生彼得、安娜和科托夫斯基认识现实的虚假性和生活的无意义。小说的反英雄倾向还表现在，通过一系列滑稽的游戏将英雄的庄严和崇高降格为荒谬与低俗。比如，由于乌合之众对英雄的盲目崇拜，夏伯阳所到之处受到虔诚而热烈的欢迎。滑稽的是，他的演讲即使毫无意义，也照样赢得阵阵掌声。最后，平日拥戴夏伯阳的士兵和群众突然变成了造反者，在富尔曼诺夫的带领下将夏伯阳追堵到乌拉尔河边，夏伯阳不得不跳入河中获得“永生”。
但与英雄真正对立的不是这些中立的、政治上无动于衷的群众，而是满腹牢骚的“小人物”和抑郁寡欢的“多余人”。我们惊喜地发现，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小说中涌现出苏维埃各个时期的“多余人”和“小人物”，他们成为反极权主义和一元意识形态斗争中最具反抗精神的“当代英雄”。安德烈·比托夫(Aндрей Битов，1937-)的《普希金之家》(Пушкuнскuй Дом，1964)是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最早的三部经典之一，其中塑造了一个典型的“多余人”形象廖瓦·奥多耶夫采夫(Лёва Одоевцев)。廖瓦是苏联科学院普希金文学研究所一名研究人员，从小接受的是一元意识形态模式的学校教育，他失去个性和独立思想的能力。“解冻”时期，曾被当局流放多年的祖父突然回到家中。祖父自由的个性，对僵化的极权主义体制的抨击让廖瓦意识到以前接受的一切的虚伪性，开始尝试寻找真实的自我和生活的真谛，但现实与幻想的巨大反差让他无所适从。(赵丹116-17)诸如廖瓦一类的“多余人”在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小说中还有很多，比如佩列文笔下的彼得、哈里托诺夫笔下的米拉舍维奇等等。他们大都是知识分子，继承了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优秀品质，但面对苏维埃一元意识形态和极权主义体制，都显得无奈和无能为力。
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小说塑造的苏维埃“小人物”多是酒鬼、疯子、妓女、小偷、囚犯等社会边缘人，由于各种原因他们沦落到社会底层，精神卑微、性格残缺而且生存困难。比如在维克多·叶罗菲耶夫(Bиктор Eрофеев，1947-)的长篇小说《俄罗斯美女》(Pусская Красавu
а，1990)中，主人公伊琳娜(Ирина)是一个妓女。她从偏远的外省逃到首都莫斯科，凭美貌结交了各种男女情人，沉湎于性爱和烟酒中，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小说中的性描写长篇累牍，乍看有点淫秽小说的嫌疑，但正如译者刘文飞所言，性描写“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叶罗菲耶夫7)作者以伊琳娜近乎罪孽的性与爱将苏维埃社会庸俗和丑陋的现实反衬出来：在冷漠近乎荒诞的社会中，男女之间并没有爱，只有性；丈夫和妻子之间没有温情，只有物质和利益的关系；单位的同事甚至情人之间没有同情和互助，只有无休止的审问和批判。
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小说将苏维埃国家在政治、思想、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中的体制和政策进行了否定，将社会主义工业建设、文化建设、思想建设等方方面面的成就化为乌有，将苏维埃国家领袖和英雄、普通群众都进行了异化和嘲笑，目的是为了否定这些领域里和这些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一元意识形态和极权主义体制，但全面否定和不加区别的态度也导致了历史虚无主义。
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小说的作家们通过丰富的想象模拟苏维埃时空，采用夸张、怪诞、反讽、狂欢和互文等多种手法，对十月革命以来的苏维埃历史进行了全新的书写，其总体特点是怀疑和否定。
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小说对苏维埃历史的怀疑和否定是我们以新的方式思考74年苏维埃历史的原因和契机。但是，思考并不意味着彻底否定。我们重新评价这段历史时应该采取客观公正的态度。审视十月革命，我们既不能拔高它对俄罗斯和世界的影响与意义，也不能忘记革命者的功绩以及他们具有的革命浪漫主义、革命热情和想象力，尤其不能否认人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对于苏维埃国家，我们既不能把它看成人类的救世主，也不能对其采取虚无主义态度。苏维埃国家过分强调国家和集体利益，甚至采用一元意识形态和极权主义体制压制个性、剥夺个人的自由甚至生存的权利等做法在任何时代都是不可取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苏维埃政权的确曾将一个落后的国家带到世界前列，使一个饱受战争和侵略的民族获得尊严和生存的权利，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注释：
①奥蒙(Омон)由俄语专有名词“特警”(отряд милиции особого назначения)中的每个单词首字母大写缩写而成。
②该小说在中国有两个译本：石国雄翻译成《夏伯阳》，郑泽生翻译成《恰巴耶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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